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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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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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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五.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的观点  

2013-02-04 10:13:00|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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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五.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的观点 - 白若宏 - 白若宏的博客

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的观点来解释

 

——要历史地看待“反右”斗争。但“反右”搞左了,扩大化了。

 

——对待“双百”方针,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二元论”理论来

解释和执行,而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

 

——在“社会属性”方面,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应看重其政治表现,而不应以思想划线。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中,自然属性是“第一性”的,社会属性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

——政策管理和“有为”、“无为”管理。

 

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论十大关系》会议(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专题发言,主席很赞同,并被拍板确定为是党的“双百”方针。主席对“双百”方针,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确希望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能有个蓬勃的发展。但到57年,主席的态度有所变化。“反右”斗争后,虽仍一直提党的“双百”方针,但不能认真贯彻和执行了。

 

对“反右”斗争,要历史地看待。当时,国际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出现,引起了主席高度警觉。国内章伯钧、罗隆基等少数人提出要“轮流坐庄”、胡风等人又说主席的文艺政策是“五把刀子”,直接触及到了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特别是新生政权才刚刚建立,还待稳固。故对是否应发动此次运动,应做出历史客观的分析。毛主席发起了运动反击,但运动却扩大化了,整出了几十万右派。哪能有那麽多反对派呢?而且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主席也认为是少数人,所以他说是(百分之)1、2、3。但是各地把这作为了政治指标,相互攀比,没有也要抓它几个。运动左了,扩大化了。

 

60年代初,中宣部和相关部委,曾专门发了文件(注:指中央[1962]544号等文件),让重新甄别和复查原定的右派,想纠一下偏,但是没什麽效果。而打倒四人帮,(胡)耀邦同志发文给右派摘帽子,发文中仍附上了原来的那个文件,这次却管用了,大家的认识不同了。

 

反右斗争中,我左了,我要给许多同志赔礼道歉。当时我认同了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分析。三大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但资产阶级的思想并没有消灭,主席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说原依附于资产阶级“皮”上的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消灭后,依附到无产阶级(这张“皮”)的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主席认为,他们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故阶级的划分,要以思想来界定。我想,就拿我这个知识分子的老党员来说,虽受党的多年教育,也常有错误思想,也是要不断进行学习和改造的,能不能最终成为共产主义的一份子,也是要最终“盖棺”才能“定论”的。我信服了主席的上述分析,并且是全心全意照他的意见去做的。毛主席的这种分析,后来又被林彪、四人帮扩大化和升级,变成划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依据。它们把凡世界观中带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都当作阶级敌人,把凡不同意它们观点的人,都当作阶级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施法西斯专政。我虽认同主席的分析,但在具体执行中,我认为应把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的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这是思想性的问题,是属于团结、批评、教育和改造的范畴,而不能用阶级斗争和专政的办法去解决。这可能是我与林彪、四人帮不同的地方。章、罗说要“轮流坐庄”,但并没说要打死共产党,是我们硬说他要打死共产党,登在报纸头条。他只是想套用西方民主政治的那一套,而对这些人,我们是完全可以教育改造的。

 

本来我的认识已经左了,但后来众多的政治运动,发展得越来越左,我亦越来越不理解,跟不上了,直至文化大革命,我成了“绊脚石”,被关进了监狱。

在文革被关押的13年中,我对林彪、四人帮批判我的(所谓)《反动鸣放纲领》(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报告)进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来愈意识到:对“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论”的思维来理解。在这一点上,可能我与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个长过程中,如何去看待知识分子,如何去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是个重大的问题。否则,一旦再有个“风吹草动”,可能又会爆发出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双百”方针,从字面上好理解,但要从理论上理解,恐怕首先要分清是用“二元论”来解释还是用“一元论”来理解的问题,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定位,这麽两个问题。

 

对于“双百”方针,我认为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二元论”的观点来进行解释。主席支持百家争鸣,但后来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老人家把“百家”变成了“两家”,把“学术争论”变成了“阶级斗争”,又回到了“社会属性”这“一元论”的观点上。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封建社会的划分是观点不同的,吵得水火不容,你说定哪一家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定哪一家是资产阶级的呢?学术之争嘛,应该允许百家。

同样,在“二元论”的“社会属性”方面,又有个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是以思想(世界观)划线,还是以政治表现划线,这涉及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还是“依靠”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周总理“以政治表现划线”的主张,是正确的。总理的主张,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帮的“以思想划线”并施以专政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例证。

 

就象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和列宁在“企管二重性”(Duality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中所指出的,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和管理都有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两重性一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于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同样存在着“二元论”的概念。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为阶级、为社会服务的,故有它的“社会属性”。但是,任何科学和技术,又有它的“自然属性”——它必须要符合其客观的规律,符合自然规律性。原子弹、氢弹,只要研制它,就要符合聚变、裂变的规律,不遵照这一规律,哪怕你是社会主义,也造不出“两弹”来。对这些属于“自然属性”方面的研究和发展,不能拿意识形态的东西去乱套。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片面地滥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的“自然属性”。

 

我们应该坚持马列“二元论”的观点,不能用阶级性、政治性这种“一元论”的观点,来对待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发展。凡是科学技术的东西,它的正确与否,只能从实验中、从实践中去验证,而不是其它。

而对“自然属性”的问题,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百家争鸣,科学的论证,来鉴别真伪,扣政治帽子是无用的,只能压制了科学、艺术的发展。

 

我提的报告(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报告)中,除了不要随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学术界内部,也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一视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讨论,在学术上不要压制、歧视对方。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部环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是不是说凡对科学和艺术动用政治干预,都是不对的?不是!“社会属性”是它的两大属性之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冲击了社会,社会也必然对它有所反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个干预的“度”和标准。干预的目的,是要促其健康和蓬勃地发展,如果是促其衰退了,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这种干预就错了,就要反思。对科学和学术的问题,轻易动用运动和斗争的手段,是没有长期效果,也达不到目的的。

 

当时,我虽然提出了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的主张,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问题,还理不清,有偏“左”的认识,是周总理教育了我。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表现问题,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把世界观作为评定的标准。这样一来,“双百”方针就完全解释透彻了!(我曾问父亲:“如果改革开放中,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那么对于为之服务的知识分子又如何来界定?”父亲答:“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作为一个执政党,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针,是要去创造出一个适合科学、文化艺术蓬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如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如党的“双百方针”等等,要在这些大的方面能“有所作为”,而对具体的学术、技术性问题,则应提倡“无为而治”,应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个科学家、艺术家和团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有为”和“无为”,是辩证的统一。

 

“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麽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当然,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另一种属性,即它的“社会属性”,科学和技术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没有了属于“自然属性”这第一性的科学和艺术成果,你拿什么去服务于社会?哪还有它的什么“社会属性”?早已不存在了!

 

对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学说,不仅要重视对它二元论的研究,还要认真研究它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研究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转换。没有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哪会产生马克思的辨证唯物论?!有的同志只讲“单元论”,有的同志把“二元论”中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关系倒置,只讲转换,不讲第一性,这些,我都是不同意的。

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出的一切文明成果。如果说以前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这个是封建主义的,那个是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不承认,一切要“从零开始”,没有了基础,哪有社会主义?“一切从零开始”,对体育比赛可以,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不能说“从零开始”,而应说“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融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展”,是在人类文明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古人曰:“不积蛙步,难以进千里”,就是这种道理。社会在不断进步,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

 

所以,我提出允许文化艺术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即“四大自由”,提出 “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提出要把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研究“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主张。
我的这些主张,是严格界定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学术、技术、艺术领域的,不要乱套。如套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等等,有些原则是不完全适用的,不能混淆。

 

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有生之年在科学、艺术领域能创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摘自陆定一为“双百”方针发表3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

 

注:陆定一对“双百”方针“二元论”的解释,以及对其中“有为”、“无为”(管理)和“第一性”、“第二性”的观点等,有详细的论述。请查阅《对父亲陆定一提出“双百”方针中“二元论”思想的回忆和整理》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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