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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宏的博客

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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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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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秦晓发起组织的西纠才是老舍先生自尽的元凶  

2014-11-20 22:48:15|  分类: 文化大革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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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发起组织的西纠才是老舍先生自尽的元凶

资料1:秦晓口述:参与发起、组织了西纠

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一)

采写: 唐欣、米鹤都

编辑:墨诞、米鹤都

(选举网声明:该系列口述史由编写人之一米鹤都先生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编者的话

在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历程中,共和国同龄人的蹉跎岁月,始终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跌宕起伏。古人云:“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当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今天,回头看,他们有太多的倾诉和感慨。
  可以说,这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扮演了试验品角色的一代,也是为改革事业做了铺垫和牺牲的一代。前者,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憧憬中奉献出了青春,结果是除了“试错”之外几乎一无所获;后者,他们的大多数也和三十年改革的丰厚“红利”无缘,而在社会利益的洗牌过程中被彻底边缘化。现实的社会需要稳定、和谐,在某种意义上需要遗忘掉他们,同时也在遗忘掉与他们血肉相连的那一段段无人理清、也无人承担责任的历史。然而,从文明传承的角度,历史难以割裂。他们青春的惨痛教训尚未理清,更重要的是当年那场“大革命”产生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矫枉,甚至被作为了“中国特色”在继续发扬光大。当今天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时候,我们依稀记得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不仅有责任率先正视自己的历史,也有义务把自已的反思留给社会。
  参与本丛书创意、策划、采访、编辑、资料整理的同仁们,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那些丰富历史素材的承载者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寻找他们依稀的足迹,聆听他们内心的独白。大家期冀以一种担当的精神,以一己绵薄之力,从这些个体的视角去了解:他们是谁?他们怎样长大?他们如何走过动荡的六十年?他们青春换取的教训是什么?以及他们今天对生命的反思。或许从他们各异的人生角度和思索中,可以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从而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失忆弥补于万一。这就是《回忆与反思》丛书的由来和同仁们的心愿。
  《回忆与反思》丛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六十年,丛书以这代人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三段主要经历为线索,以“老三届”为主要代表并兼顾上下,以北京为主要采访地亦涵盖各地,以那些深度参与历史事件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具体的访谈对象。
  《回忆与反思》丛书采取口述史的基本形式。为保持文体的连贯性,丛书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裁,需要强调的是,其中显然包含着众多采访者研究的成果和思想的结晶。目前,学术界对于口述历史这种形式的认识尚不一致,编者所做的也只能是一种探索。由于无法拉开与历史的距离,当代人完全客观地撰写当代史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口述历史。古罗马哲人马克·奥利略这样说过:“我们之所闻,仅仅是一种观念而非事实本身;我们之所见,只能是一个视角并不代表真理。”编者认为,用这句话为口述史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不等同于“信史”,即便通过研究者的加工整理,也只能是受访者认识水平上的个人观察。相对于历史全貌和真实,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口述,都难免有“瞎子摸象”般的片面和“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因此,敬请读者留意该种历史读物的特点。
  《回忆与反思》丛书在对口述史的采写、编辑过程中,编者参照当年周恩来先生在人民政协征集编辑《文史资料选集》的“三亲”原则,即以访谈对象“亲闻、亲历、亲见”的历史片段为依据。同时在访谈过程中,倡导传统治史的直笔精神,倡导不溢美、不掩恶,实事求是地陈述所闻、所历、所见。另外,丛书也参照《文史资料选集》当年“百花齐放”的方针,尊重不同个人的立场视角、思想水平和意识形态,可以“各存其是”,可以“百家争鸣”,不求全求同。需要特别声明,我们在编辑工作中采取“言无不尽、文责自负”的原则。受访者口述的内容,除文字修饰整理外,编者对其观点、认识不做修正,对庞杂的史实原则上不考据订正,最后定稿均经过受访者本人的修改和认可,其内容由受访者“文责自负”。难以避免的是,受访者的某些表述可能与事实存在着出入,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更可能存在着偏激、错误的观点。但这些并不代表得到编者的认同。正因为如此,读者对某些史实和观点产生异议均属正常,作为丛书编者,欢迎争鸣和投稿,也有义务、有选择地刊登不同意见,以求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
  我们深知,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丛书所能做的只是沧海之一粟,但是我们将尽力而为之。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历史素材的收集、整理,将有助于人们未来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口述史,能够使更多的人对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发展进行反省和思考;我们还希望,通过本丛书,使我们的子女对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父母一代有更真实和更深刻的了解。

米鹤都
  走出烏托邦
  秦晓口述
  采写:唐欣、米鹤都
  编辑:墨诞、米鹤都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中农+中农
  我家祖上是山西吕梁人,原来不姓秦,姓侯。我曾祖家里穷,把我爷爷给了姓秦的人家。秦家日子好过些,但也欠了不少钱,赶上国民党时期通胀,票子不值钱,把欠的账都还了,土改时就划为了中农。我爸爸说,如果当年不到秦家,如果没有通胀,我家肯定比贫农还贫,连孩子都养活不起嘛。我妈妈家相反,是陕北佳县一个世家,孩子们都受过教育,不过到了我姥爷那一代开始衰落。我几个舅舅都是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三舅阎揆要〔1〕就是黄埔一期的。他们认为知识重要,所以包括女孩子都要上学,我妈妈也就去勤工俭学。虽然我妈妈出身大户人家,到土改时也破落成了中农,最后父母两家在中农那里划等号了。
  我爸爸叫秦力生,早年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在学校里呆不住了,就跑到杨虎城的一个军校躲了两天,1936年经组织介绍到了陕北苏区。我妈妈叫阎佑西,1937年“七七事变”前去陕北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去的路上曾遇到国民党军队检查,查出地下党给中共陕甘宁边区书记郭洪涛的一封介绍信。他们说,郭洪涛可是大共产党啊,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妈妈还是个小孩,特老实。他们又一翻,翻出一封给我舅舅的信。我舅舅当时由组织安排在杨虎城部队里当团长,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到延安的革命青年。检查的人见是阎揆要的妹子,赶快停止了搜查,还给我妈敬了个礼。我舅舅知道后就派了辆汽车把我妈接走了,住在他家里。我妈老是心急,要走。我舅舅说,天下雨,你根本走不了,多住两天。那次下了足有一个月的雨,我妈最后还是坚决走了。这样到延安的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了。所以,我妈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没算上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后来,我们和她开玩笑,是老天爷没让你参加土地革命。
  我爸爸虽然是山西人,参加革命后,他的经历、共事的人都不在山西圈子里,像薄一波他们搞的决死纵队、牺盟会等,他都没有参与过。他主要在陕北苏区的圈子里,陕北的领导人如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我爸爸都特别熟。我爸爸到陕北时,正赶上朱理治他们来了,把刘志丹抓起来了,我爸爸也被抓起来了。把坑都挖好了,要活埋他们,恰好中央红军到了,给制止了。
  我妈跟我爸是在延安认识的,这与马文瑞有点关系。有个周末,马文瑞叫我爸爸跟他去走走。我爸问,去哪啊?他说,去陕北公学。我爸问,去陕北公学干什么?马文瑞是找邵式平〔2〕有事,却对我爸说,讨老婆去嘛。我爸说,你不有老婆了吗(马文瑞和孙铭是经我爸爸撮合成婚的)?马文瑞说,你不是还没老婆嘛。我爸爸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就跟着去了。我妈当时是陕北公学一期的学生,周末没上课,正站在院子里。马文瑞与我妈很熟,就招呼我妈说,你带我们去找邵式平。这就是他们的初次见面。我妈妈后来说,她当时看见我爸了,但印象不深。我们后来也没问过我爸爸,是不是那时候就有化学反映了。等我爸爸后来到富县当县委书记时候,我妈妈也分配到富县工作,才算真正认识。他们是1938年在富县结的婚,结婚时送了尤香斋(曾先后与谢子长、阎红彦结婚)一张结婚照。1993年我父亲去世时她把这张一直保存着的照片送还给了我妈妈。
  我哥和我姐都是在延安生的。我是1947年胡宗南攻打延安时,在妈妈肚子里撤到了山西,4月出生在山西离石359旅的医院。当时我爸爸是晋绥三地委书记,跟359旅旅部驻地在一起。生我的时候,王震夫人王季青阿姨还给我妈妈送来一百个鸡蛋。我跟山西有缘,不仅老家是山西,我也出生在山西,上工农兵大学时又跑到了山西,后来还在山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其实,我自己在山西并没怎么呆过。
  我是吃我妈奶长大的。我哥是吃保姆的奶长大的,那保姆长得黑黑的,我哥哥脸也黑黑的。高岗就开玩笑,说他是吃保姆的奶吃黑的。我姐比我大一岁半,没吃两天我妈的奶,就让给我吃了。那时拴了只羊,给我姐喂羊奶吃。1949年父母先随部队南下进川。那时,西康是一个省,我爸爸到西康后,整个晋绥三分区地委就变成西康省委、省政府的班子,只有书记廖志高是中央派来的,我爸爸任省委副书记。我妹妹就生在雅安,后来弟弟生在北京。我们兄妹一共五个。人家说我妈会生,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我就更幸运了,哥、姐、弟、妹一样一个,全齐了。
  我是1950年初到西康雅安的,在那里呆了两年。我那时已经记事了,记得那时爱吃麻糖、醪糟。印象最深的是,我爸爸牵着我和我姐姐的手,一进省委大院的门,哨兵咔嚓一个立正敬礼。当时,我和我姐不肯去幼儿园,廖志高家的孩子和刘忠司令员的孩子也不肯去,怎么办呢,就在省委机关大院搞了个幼儿园,还布置有玩具、小桌子、小椅子之类的,幼儿园园长还专门来给我们指导,吃饭也打个铃什么的。
  寄宿中的少年时光
  1952年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西康到了北京。我被送到位于西山的六一幼儿园。那是个干部子弟幼儿园,条件很好,寄宿制。幼儿园出来后,上了培英小学。那时候,北京有几个干部子弟学校:培英、华北育才、育英、育才等。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华北育才和培英被撤销了,我被并入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延安保小,解放战争时期从延安行军2000里走到北京。对育才学校的生活,有几件事至今记忆还很清楚。
  那时学校里有个小动物园,养的有猴子。有学生淘气,给猴子喂马蜂,结果猴子的腮帮子都肿了,当时只是觉得个别同学太调皮,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约束,人性中恶和丑的那一面就会冒出来。猴子有时乘管理员不注意就跑出来,爬到树上不下来。我们都在那看着,那老师傅也真有办法,他就在树下喝小酒,吃苹果。猴子在树上看着,一会儿忍不住就下来了,也去喝酒、吃苹果。它一喝就醉了,耷拉着头,被牵回笼子里。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我们学校的集体宿舍,小的五、六个人住,大的能住二十多人,都是上下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晚上起来撒尿,回去的时候走错门了,迷迷糊糊地躺下来,下面有人叫唤起来,原来躺人家身上了,起来赶紧跑,第二天又过来换鞋子,因为鞋子穿错了。不过,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不在一个院里,不然事就闹大了。晚上,我们经常在宿舍里讲故事。我那时候爱听连阔如说评书,然后我就给同学讲,还得有人放哨,一看老师来了,就赶紧不讲了。我的记忆力和口头表述都得益于小时候爱讲故事。
  我们生活老师姓田,那时大家都怕他,也恨得要命。他整起学生来太狠了。比如,星期六大家要回家了,都很兴奋,但中午还得睡午觉。有时候睡不着,就说说话,或者跑到厕所里去聊天。如果被他逮着了,有两个处罚办法:一个是罚你倒尿盆,他随便说个一百多天,你还没脾气,就得倒尿盆一百多天。还有呢,就是罚你补睡午觉。周六下午四点钟下课,大家准备回家了,他让你再回宿舍去补午觉去,这老师也太坑人了。据说田老师文革自杀了,他可能历史上有些问题,在当时的体制下,长期受到压抑,回想起来他当时的一些做法是和“个人的问题”相关的。
  还有件事,大跃进的时候,教自然课的老师姓黄,是个华侨,在地里撒熟芝麻。我们问,黄老师你干嘛呢?他说,看它长不长?那年代,什么卫星都敢放,什么都敢想。“破除迷信”如果把科学也破除了,其本身就是一个迷信。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我们参加了,是团体操项目。体育老师姓魏,是在朝鲜学的团体操,可棒了,带我们在先农坛体育场练习。1959年的建国十周年大庆,我们也参加了演出,最后举着花叫喊着往天安门冲去。但是,没让我上天安门,上天安门的都是挑那种长着圆脑袋、胖呼呼的“标准儿童”。我们学校经常会有这种活动,我们班有的同学就属于这种“标准儿童”,给毛主席、刘少奇都献过花。
  我到育才上学后,周末坐公交车回家。有时候,我跟同学就走路回家,北京那时的风很大,我们人小,有时能被风吹得走不动,就倒着走。在大风里从天桥一直走到西城我家,省下的路费还可以“逛天桥”,买糖耳朵、艾窝窝等小吃。有时跟家里说这礼拜学校有活动,不回家了,其实是去天桥看耍把式的。那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了,耍把式的在真练以前先是一个劲地说,然后就来要钱了。他要钱的时候你绝对不敢走,不仅不能走就是你当时不给钱,他就能让你脸面下不来。他就有那本事,连损带挖苦的,不光是有身份的人,连我们一个普通小学生都能感觉到难堪。然后,几个“托儿”上来,给弄点大票子,最后他演一下,这样你才能走。我们也得扔点钱,怕他骂你。这就是天桥把式,人家就靠这个混饭。
  政治意识的萌动
  育才的学生分两个不同的群体,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全部是干部子弟,到后来就对周围的居民开放招生了。学校周围是宣武区的居民,这些学生不住校。这时,不同家庭背景的文化冲突就开始显现出来。有一个走读生,梳着个涂了油的分头,他一进学校,就一直被我们这些同学起哄,搞得他最后都没地儿呆了。所有人都认为他这个发型是资产阶级的,跟我们不是一种人。走读生穿衣服也很垮,还有穿缗裆裤的。我们看见了就笑话他们。他们说话也都是北京土话,我们就拿他们的话调侃。后来,老师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们后来才了解,当年满人进京以后,就把汉人都给赶到南城来了。汉人住的地方条件很差,但凡有点本事的汉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底层的贫民。我去过那些同学的家里,胡同里都是非常破的房子,密密麻麻的,就像贫民窟似的,车进不去,外观也很差,但是屋里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说起这些事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育才学校开始办初中部。本来要考四中,经学校动员上了育才第一届初中。上初中以后,逐渐成熟点了,不再按照生活方式、出身去划分人了,学会了按照好学生、差学生;政治上要求进步、不要求进步;是团员、不是团员,这样来划分了。两批出身不同的学生之间隔阂也就越来越小,到后来,我们彼此还成了朋友。
  初中时期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知道实际是“人祸”,死了几千万人),大家都吃不饱饭。那时那个饿呀,至今印象深刻。为了减少体力的消耗,学校也不组织那么多活动了,体育课也取消了,会也开得少了。那时,一斤粮票能买五斤红薯,还觉得挺值。换成五斤红薯就吃红薯粥,觉得挺过瘾,结果五斤红薯真不抵一斤粮食,一会儿就饿了,饿得很难受。当时,给学生发机动粮,比如说一个人定量二十八斤粮食,其中有两、三斤是机动粮。在学校食堂吃完份饭后,只要你愿意,撕张机动粮票给食堂就可以再得到点食物。照现在看,粮食定量也不算少,可是,那时由于没有一点油水,这些粮食就不够吃了。那会儿,我们吃完饭就一件事,算计算计要不要吃点机动粮。不算计的话,机动粮早就吃没了,所以,你得计算好了匀着来吃。我们经常都是买半个馒头。当时觉得世界上没有比馒头再好吃的东西了,那么白、那么暄、那么甜。
  在学校里,我当过少先队中队长,初中二年级就入团了,一个班上大概也就三、五个团员,我是团支部委员。其实,孩子王有两类,像我们这种是尚文的,学习成绩不错,平常为人也可以。我在育才的学习是属于超一流的。初中三年的课程,除了音乐、美术这两科不是优以外,剩下全都是五分或叫优。而尚武的,是另一种人了。虽称“出将入相”,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是文比武高一等。初中时我就看我爸的《参考资料》了,父母也让我看。我从中了解了不少国际和国家大事。当时最爱看的就是外国人说中国如何好。比如中国试验了原子弹,外国如何报道。看那些东西特别过瘾,能滋生民族情绪和国家意识。《参考资料》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就很多。今天看,其实那大多是些非主流媒体的声音,并不具有权威性。我哥哥是北大中文系学古典文学的,受他影响我也看点文学类的书。那时候出版了一批小说,《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等,还有不少苏联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小孩——老鬼,就是我的同学,还有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的小孩,我们学校有好多这种人,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书看得多了,知识面就更广了,这样就在同学中有影响力,大家都愿意围着我。
  学雷锋是初中时的事情,也是属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没有很刻意地上街帮人做好事,好像也干过,但没什么深刻印象。那时,我们也关心政治,记得当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还有一个是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中苏论战。我记得我们全家都坐着静悄悄地听播送《九评》。在我的意识里,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我也有极大的激励。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的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在育才所受的教育,首先是理想主义教育,此外,还灌输一个强烈的意识:你是革命的后代、是接班人。对我来讲,长期住校,学校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没有其它的渠道。育才学校无形中让你有一种压力,那就是所有人都告诉你: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上的切割是很成功的,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那时都以炫耀、显摆自己家怎么怎么样为耻。如果从家里带点吃的到学校,从来都是大家分着吃,不搞特殊化。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将来比别人的责任更重大,我们要接班,接父辈事业的班。

育才的这批学生,今天看,整体上人品都是很好的,没有特别追逐官啊、利啊的,一般人日子过得很平淡,干的是本本分分的事。同学之间现在还有联系,每年我们聚一次,经常是找些很低档的餐馆聚聚。其实,找个高档地方吃顿饭对大家也不是什么事,可他们都说这样挺好。这也是育才朴实的校风培育的结果。
  “红二分白五分”
  我初中毕业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我平时的学习就很好,所以,也没注意我那个成绩可以得“金质奖章”,由此被保送上了四中高中。
  四中的校风和育才有一些差别,就像陈元总结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动不动就想国家大事。
  我到四中报到时,学校就指定我做班里的临时负责人,正式开学后就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孔丹(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长的孔原之子)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到高二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地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在工作中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就提出不当团支书了,要求换换人。于是,团支书就换别人当了。后来搞四清,有天几个同学来找我说,你还得当团支部书记。然后,就跟小政变似的,突然召开支部会,大家又都选我当了团支部书记。于是,我们几个又都回来了,由我们来控制局面。
  1965年北京的四、六、八中发生了学潮,提出学校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当时,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串着的,同时闹。本来,北京市的中学是不搞四清的,学生闹起来直接给中央写信,北京市没办法了,得收拾局面,就派工作组来了。他们怎么写的信,开始也没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是后来被卷进去的。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反修防修。这两件事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而学校的四清,正是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了。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就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还有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所以,学校里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我一开始不大接受这种观点,主观上并不认为教育制度有什么大问题。我们都是致力于学知识,学好了去建设祖国,觉得老师也还是挺胜任的,另外觉得出身不好的子弟怎么说也跟地富反坏右不一样吧。但后来,我也参与了。主导这事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他们当时拿一个其实不怎么求上进的干部子弟学生说事:第一说这个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第二说有些学生开玩笑摸他头,嘲笑他,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恨这些干部子弟。然后,另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就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了那个干部子弟入团。我们当时都觉得那个团支书没条条框框,很正义,真是个英雄。我当时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还写过一篇作文,是评论“抢椅子”这个搞笑的哑剧。剧情是这人往椅子上一坐,另一人把椅子蹬掉,这人就坐空了,互相拆台。我在作文里批判这个表演实际上是宣扬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在四清时被认为是篇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好文章。
  学潮的事越闹越大,那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可能是中央有人在借此整他。所以表现得很强硬,当然也很谨慎。他让万里、张文松牵头,开始时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然后,工作组再进学校,软硬手法都用了。那次到我们班来的工作组长是孙岩,她是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是个延安的老干部。她完全是以一个前辈的口气跟我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里搞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嘛。她还表扬我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里给我们训话,他嘲讽、调侃,话说得很严厉,底气也很足,训得我们没脾气,都静悄悄地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也挨整了。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当时也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学习又特别好。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地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他准备高考的时间很短,不过考试成绩还是非常好。
  学潮结束后,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孔丹和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佘靖是1965年入党的,他们是北京市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党员。我是1966年2月入的党,和李三友同一批。马凯比我们高一届,本来要去留苏,因为得病没去成,留校当了老师,也是最早的学生党员。学生党员和老师一样,晚上也要留下来跟党员老师开支部会学习文件,变成跟老师一样的待遇了。
  参加建设的接班意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学校基本上还是接班人教育,祖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跟苏联的小说《水泥》描写的那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
  在此以前,接班人的概念就是要建设祖国。中国的工业、技术还很落后,我们父辈是职业革命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了,我们就要去做建设的事。即便在讲阶段斗争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也还是这样。所谓的红二分比白五分好只是个极端说法。我们那时候有个明显倾向: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政治课程。当时,我的外文字典被我翻得很破了,可政治教科书却像新的一样。虽然,我们也能把政治考得很好,但是知道那没什么用处,我们绝对不想当职业革命家。我们想的都是考清华学工科。而且,我们前面几届的学生,都是这样。起码,当时我们主观上,没有想当职业革命家的念头,因为,那不是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那时候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从我们的前一届,国家就开始派留学生了,出去都是学外语。当时选的都是一些政治上可靠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想去很容易。可是,我们都不愿去,我们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学科学技术,只有学不了理工科的人才去学文科,出去的都不是最优秀的。而且,我们认为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我们说的接班人,是个大概念,是说我们这第二代人要接国家这个班,和毛主席说的那个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是两个概念。少先队员之歌的歌词不是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不是指要做职业政治家,更不是当领袖,而是泛指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文革前毛主席对教育路线做了批判。他的这些批判,对我们影响很深。文革开始后学生的造反,就是结合了当时的反修防修和主席对教育路线的批评,因为毛主席讲过这个问题。
  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运动刚开始,我们感到是出了问题,彭、罗、陆、杨被点名了,又不断冒出知名的文人。后来,江青在北大的亮相讲话和紧接着的形势,使我越来越觉得事情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当时北大已经闹起来了,江青出席北大的大会,赶上下雨,人家给她送雨伞,她说,我们没那么娇气,不要雨伞。还说,赞同我们的站到这边来,不赞同的就滚开。她讲话运用的那个语调、会场的气氛,就好像在进行战前动员。而且,由江青出面,调子这么高,用词如此激烈,我就觉得中国的政局是不是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或者说是毛主席有什么大想法、有大的动作了?
  文革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于是工作组就来了。接着毛主席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派错了,又宣布撤消工作组。7月底,北京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就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出来接见我们。当时,刘少奇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是坐在那里讲的话,他第一句就说,“和大家平等,坐着讲”。毛主席突然走进会场,在主席台转了两圈就走了,也许是要说话,但底下使劲鼓掌,没法说。没几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传递出很强的信息。那时社会已经开始乱起来了,但是,还没大乱。当时,我们也联想到党内斗争,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意思?可谁也没有意识到文革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顶多认为这些领导跟不上形势。
  四中校文革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
  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后来,我们串联去上海时,付洋还跑来加入我们。不过,我们这些人的父母也很快都出事了,当年,没有几个干部不出事。那时候,大家看报纸,看谁上天安门了,上天安门的就是还在台上,没有名字的就是下台了。
  在海淀区中学成立红卫兵之后很长时间里,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可能是接受了四清的教训,我们几个校文革的人不赞同成立红卫兵,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更不主张武斗。那时候,武斗的概念还不是群众之间的打仗,而是打校长、打老师、打地富反坏右。我记得,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弄去游街,带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后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着手拦着,不让他们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老师泼墨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了,我后来还看到过当时的照片。随后,孔丹主持开了个大会,他试图把秩序给扭过来,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导同学说,认为校领导有严重问题,可以把他入另册嘛,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批判他们。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是一路保护的,但也要有策略。我记得我还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待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了。那两个小孩就听我的,盯着。后来,杨滨一直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她临终前还这么说呢。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都基本上没有挨过打。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是刘辉煊,他是高一的学生,当时算是比较激烈的。他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拙了,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红卫兵运动做了很深刻的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七十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我们就顺势而为成立了四中红卫兵。我记不清红卫兵的领导有谁了,只记得红卫兵的头头也是选出来的,可能也是孔丹我们几个人。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是从校文革转过来的。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而且这些人在学校都是当干部的,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有治理、秩序的意识,不能接受那种混乱的、失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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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阎揆要(1904-1995),陕西佳县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陕北清涧起义,失败后曾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任警卫二团团长。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军委一局局长、第一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
  〔2〕邵式平,时任陕北公学教导主任,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省长。

资料2:老舍之死–令人费解的死因

节选自《联动覆灭记》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面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红八月”大事记 

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红八月”,毛泽东、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愚昧狂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全部印象!给我们这些印象的人是肤浅还是狡诈?其实,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帐即可: 

1、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3、8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打日渐增多。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25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资料3:西纠与文革暴行 

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中间的骨干分子,可以当“红卫兵纠察队”成员。“红卫兵纠察队”中最早成立也最有影响的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在红卫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女十中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起者之一。这个学校初三年级有四个红卫兵当上了“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其中之一曾经告诉她的同班同学说:她打人打得她自己“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文革之后,有人问这个打人太多以致“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的“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队员,她怎么能打人凶到这个程度。她回答了三条原因。第一,一开始也怕,后来认识到这是革命,需要有革命勇气,就努力打。第二,“西纠”别的人都打得很凶,如果自己要在其中待下去,就得一样打。第三,打人打上瘾了。 

资料4: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1966.08.25 

毛主席语录: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宣告成立。 

这个决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区三十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讨论通过的。 

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 

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 

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是我们全体红卫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们的红卫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红色革命组织。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我们的职责和权力: 

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

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 

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7.在其他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 

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北京三中红卫兵 

红大附中(北京女一中)红卫兵 

北京四中红卫兵

北京女三中红卫兵 

北京六中红卫兵 

北京女六中红卫兵 

北京七中红卫兵 

北京女八中红卫兵 

北京八中红卫兵 

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东方红中学(北京二十八中)红卫兵红旗 

北京女十中红卫兵

北京二十九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

东方红四中(华嘉寺中学)“七一”赤卫队 

北京三十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三十一中红卫兵 

红二七中学(铁三中)红卫兵 

北京三十三中红卫兵 

空军红鹰红卫兵 

北京三十五中红卫兵 

北京建筑工程学校红卫兵 

北京三十九中红卫兵、二七战斗队 

抗大附中(北京十三中)红卫兵 

抗大四中 二龙路中学 月坛中学 抗大战校(北京四十一中学)红卫兵 

抗大附中(北京三十四中)红卫兵 

太平桥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四十中红卫兵 

首都井冈山中学(北京九十八中)红卫兵 

北京一百一十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原载《红卫兵报》1966年9月1日,第3版,刊载时未注日期,此处日期根据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编辑:《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通令集(1-10)》1966,9。) 

注:根据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通令集(1-10)》,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成立以后,又有西城区十九个学校的红卫兵及其它红组织陆续参加。这十九个学校是:西四中学、师大二附中、安德路中学、三十八中、七十七中、外贸学院外语专科、丰盛学校、一○六中、社会路中学、外语学校、三十二中、民院附中、铁二中、二十三中、八十六中、北海中学、五十三中、三十七中、二十九中。 

资料5: 

请看《红卫兵档案》一书的如下记载:(1966年8月)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1966年8月、9月,是中国人(主要是北京人)自杀、他杀的又一个高锋期。而“自杀”、“他杀”的罪魁或始作俑者,就是“老红卫兵”! 

另据《大事记》记载: 

1966年11月19日,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同志前往北京六中“劳改所”(西纠私设)查看。“劳改所”实际上是一个地下法西斯集中营,他们私自关押审讯、拷打革命师生,不少人被打得骨折、残废、脑震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王光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王光华同学是六中高三(2)班学生,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因为坚决反对反动血统论,被西纠暴徒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欠下的一笔血债。陈伯达同志严厉指出:“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 

资料6:给清华井岗山的一封恐吓信。 

可“尊敬”的蒯“司令”: 

自总理给您平反以后,您“青云直上”沾沾自喜、不可一世、真可谓“老子天下第三”也! 

殴打解放军、冲击天安门……诸如此事举不胜举、您—-“司令”脸上好不光彩! 

即日登门“拜访”,奉送“清凉剂”一付、望“司令”接受。 

最后予祝第三司令部“岿然不动”!!! 

北京女八中 

《忍无可忍》战斗小组 

于1966年11月15日

资料7:浩然:老舍投湖自杀,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

节选自:《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1966年8月23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到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11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红卫兵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契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1998年12月9日口述) 

资料8: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就制止武斗问题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一说此信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上这封信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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