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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宏的博客

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日志

 
 
关于我

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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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一)  

2014-11-22 06:55:34|  分类: 文化大革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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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

2007年06月13日 12:57   来源:新华网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中央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附件: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1964年7月5日)

王光美

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到河北省参加了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经过五个月的革命实践,我才真正理解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次比上地改革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的确是这样,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

我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下乡,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回北京的。地点是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从我所接触到的地方看,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情况大好;其他的好事情也很多。但是,今天我专门讲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

怎样讲呢?我们那里怎么做的,我就怎么讲。碰见什么矛盾,存在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按过程来讲。主要讲一个人队的事,也涉及到公社、区、县的一些干部和那里的某些工作问题。

先说一些基本情况。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在河北,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为了有利于工作,我改了名字,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工作队里作一个普通队员,在桃园大队工作组做副组长。这样办,确实是好。既决心下去,主要是多做直接工作,尽量摆脱领导事务。

卢王庄公社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这个公社有十四个大队,六十九个生产队,二千五百户左右。这个公社的大部分村庄是一九四八年底解放的。因为在铁路沿线,比县城还解放得晚。县城是一九四七年解放的。我们整个工作队,有二百二十多人,其中有一半是省属各机关的干部,另一半是县属各级的干部:有县的、有区的、也有由其他公社调来的公社干部。有少数地委的干部,还有中国青年报的少数同志参加。工作队由省委林铁同志挂帅。队长是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肖风。

我们工作组分配到桃园大队。这个大队有二百一十七户,四个生产队(小的队四十八户,大的队六十五户),一千零八十多人,二千多亩地。当时说有两户地主,两户富农。桃园工作组有二十个人,其中有八个是县属干部,有县委委员,有区一级的宣委,还有四个是附近公社的副书记、社长。另十二个人,包括我,是省级各机关的干部。看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作组,是比较好的,因为熟悉各方面工作情况的人都有,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对工作有利。

我们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在这个公社里有一个蒲蓝大队,去年夏天,省委已经在这个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省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摸索在一个公社范围内,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展开“四清”,上下推动,互相配合的经验。根据蒲蓝大队试点了解的情况,这一带是和平土改区,阶级阵营混乱,干部“四不清”问题很严重,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是比较多的。群众非常欢迎“四清”,非常欢迎“四清”工作队。我们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河北省其他地方的试点也是按这个步骤进行的,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看来这个作法好。因为在敌人的活动不是特别明显的地方,一下子搞不清谁是敌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掩盖着敌我矛盾,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以后,才摸得清真正的敌人是谁。除非那个地方敌我矛盾很突出,很明显,一下子就弄准了谁是敌人,那当然可以也应当先处理敌我矛盾。工作队在秦皇岛订的初步计划是三个月,想用三个月把这个工作搞完。可是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我们搞了五个月,才算基本上搞彻底。

(一)

我们工作队在大批人马进村以前,曾经派了少数人作为先遣组进了村,让他们先了解一些情况,为讲“双十条”时提供一些材料。同时,帮助把一九六三年的分配落实。还有,工作队进村不是要住在贫农家吆,可是住在谁家,一进村进哪个门呢?先遣组的同志,要同支部联系,找好住的地方。他们是管这几个任务的。

进村以前,公社向我们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还好,征购任务完成得也好。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什么,因为他家人口少,生活富余。这个人不识字,很能干。副书记赵树春有工作能力,如果:真5记不在,可以依靠他。公社还提到,去年春天,支部领导搞过一次“四清”,只有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关景东清出大概是二百块钱的问题。当然,也讲了一些迷信、赌博等一般性的问题。他们说群众非常欢迎四清”,现在已经磨了米,砍了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

进村以后,支部书记吴臣给我们介绍情况,他说,“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如果有了,你们就开除我的党籍。”说得干脆得很。这个人不是不识字,也识点字,不会写倒是真的,可是真能讲话,记忆力好极了。他说:“春天我们搞了‘四清’,经过县和公社验收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关景东的二百块钱,到现在只退了一百元,那一百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他总觉着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组长比我们先到一天,他是县委委员,原来曾在这个地方做过工委(现在改称区委)的副书记,来过这个村子,熟悉这里的干部。他说,这个村子的干部和群众,都特别讲人情,这个支部书记听话。只简单地介绍了这两句。,先遣组先进村十来天,也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们讲:这个人队干部团结比较好,没有两派的问题,支部书记吴臣,有一定的威信,他没有什么“四不清”,就是有点用人不当,有点家长式领导。

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有好多人把事情看得比较容易,特别是那几个当社长的同志。进村来一分工,我们二十个人管一个大队,一个社长就管一个小队了,而且还给配一两个人做助手,两三个人管一个小队。刚一分工的时候,有的人就有点闹情绪,说:“我过去一下去就包一个片,一个片就好几个大队,现在分我一个小队,还给我配几个助手,不几天我就把大门数过来啦!”并且说,“咱们定牛皮合同吧!”好象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他们讲这个话,主要是因为把问题看得简单了。我自己当时也没有把“四清”运动看得象后来了解的那么复杂。学文件的时候,虽然也看到讲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呀!比土改更复杂呀!可是没有感性知识,就认识不深刻。进村到底怎么做,我也懵里懵懂。听到介绍的情况,这里基本上是好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到底实际情况怎么样,到底这个工作好做不好做呢?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介绍的情况说没有什么大问题,而蒲蓝试点的实践证明问题不少,到底我们这儿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首先得弄清楚。

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要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不了解那个是扎根对象,谁是真贫农,往谁身上扎?只好跟基层干部要土改时的成分表,人家说早就丢了。这么容易丢!是不是真丢了?这里:上改后期划过一次成分,在高级社的时候,又摸过一次成分,摸过阶级分化的情况。两次不一样。让群众自己说自己的成分吧,他反正就低不就高。问干部,干部就说谁是什么成分,肯定极了。他们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少数几个干部坐在那里一捏估,一合计,就定了谁是什么成分,真假难分。怎么办?我们就自己深入群众去了解。

开始,下去接触群众,群众对我们并不那么热情。同他们说话,他们只说这次“四清”工作队一进村,我们今年就多分了一千块钱,本来说要分八千,现在一下分了九千,要不然,这一千反正是分不下来。好象“四清”就有这么点好处。别的就不多说了。地主、富农的活动,在公社、支部介绍情况时,就没有多讲。同群众接触,他们也没多谈,看起来对地主、富农并不讨厌。一提起干部来,群众可是有一肚子气,却又不讲具体意见。复员军人、下放工人、青年学生,一般说还是比较胆大,敢讲一些。可是,他们又受父母控制,老婆拉后腿。他们家里的人怕事,往回叫,不让接触我们,说“你给我回来,别给我惹事!”有的,一问三不知。问他分多少粮食,吃多少,都说不知道。“我不管家呀!”“我不清楚呀!”有的敢谈一点,也是害怕,“说了你们得给保密呀!”谈了一次,再找他们谈,就躲我们。我们感觉到群众是顾虑重重,情况不对。

再说基层干部的态度。桃园有两个大队长。原来的大队长是个女同志叫袁秀英,我们去以前,请产假休息,由一个男同志卢彦来代替她的工作。我们进村时,她产假已过,这样就有了两个大队长。他俩和支部书记经常来我们这里问寒问暖,表面上很关心我们。来看我最多的是袁秀英,问有没有灯油,烧的送来没有,炕凉不凉,被子够用不够用,一天间好几次。可是要谈问题,就躲躲闪闪,问个人经历,她谈。问她对“四清”的看法,有些什么问题,很慎重,不敢谈。有时候这次来不谈,下次来她就讲一点。这个干部讲了,那个干部也就讲了,他们都象是对过表的,后边好象有指挥棒。该讲不该讲,他们回去汇报,统一了讲哪个,才来讲哪个,就这么个味道。我下去后抱着这样的态度:和群众或干部一认识,就先声明,我是城里人,下乡少,很多农活不会干,这个村子我第一次来,情况不了解。实话说在前头,有好处。否则,人家也看得出来。人家挑水挑一挑,轻飘飘,我挑半挑还吃力。开始时,我挑一次水,要把水桶掉到井里好几次。这个地方提水的方法是很特别的,要学会这样一件具体事,也要摸清它的规律,要经过多少次失败,才能学会。我第一次和支部书记谈话时,也是这样声明的。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地说:“董朴同志你听着,我总是这么说,你们要是依靠我,有两个星期,你们就搞得清清楚楚。你们要是不依靠我,搞上两个月,也摸不清个东南西北。”他瞧不起我们。开始让这样的人瞧不起有好处。他瞧不起我们是两条:第一条我们不了解情况,第二条我们也了解不了情况。他有他的经验,他对付了多少年上面下去的人,他有把握控制住群众不讲,他有一套手法。他讲这个话,实际上是企图引我上钩。你不是城里人吗,到乡下住在贫农家里,难道不苦吗,煤油灯,没暖气,反正总得吃点苦吧,你还不想早点回去?!又想把任务完成,又想早点回去,还不找点窍门,这个窍门就是你要依靠我,有两个星期就解决问题了。他的话,有意引我上钩,倒引起我的警惕,我越琢磨越觉得应当警惕。当时我是这样答复他的:“我们不了解情况,谁反映情况我们都欢迎,可是我们是省委派来的工作队,你作为支部负责人,应该向我们汇报,汇报这里有些什么‘四不清’的问题。有错误不要紧,错了就改,可不要错上加错。现在干部、群众对我们‘四清’工作组,对我们这次‘四清’工作有些什么意见,你要随时向我们汇报。不要再来问寒问暖,都是同志,我们需要什么,会找你们的。”

上面这些说明,我们接触到的情况,和我们所听到的介绍,不一样,有些可疑。

离开北京以前,曾请示少奇同志,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地讲了两句。他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还觉得他讲得很原则,经过这几个月的实践,越琢磨越觉得这几句话重要。就是说,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精神一定要把住不放,可是,不能有别的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定义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或从人家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出发,这是区别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标志之一。出发点根本不同。要从实际出发,可是,桃园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吴臣认为,我们不了解情况,也了解不了情况。他完全估计错了。我们一定要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可是,怎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呢?必须直接到群众中去,认真发动群众。各方面的意见都听,却又不能完全相信。要有调查,有分析。要从不同意见里找差别,从差别里发现问题。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真实情况就能了解清楚。要真正发动群众,真正发动起贫下中农,要在贫下中农中间真正把根子扎正,真正做到“三同”,并不容易,而且是有尖锐斗争的。

我们是怎么发动群众的呢?党中央的政策“双十条”,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我们就大讲“双十条”,先党内后党外,使党中央的政策直接跟广大群众见面。对地、富分子,公安厅的同志还专门给他们讲了一次。我们第一次向群众讲“双十条”,到了三百七十多人,据说是解放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北戴河一带冬天很冷,大北风一刮,两个棉袄都要打透的。人们站在院子里,一直听到底,还有很多抱小孩的妇女也来听了。大家聚精会神地听,把冷都忘了。他们非常重视中央的政策,很愿意听,特别是愿意听“四清”那一段。“双十条”给贫、下中农很大的鼓舞,他们听了以后,非常兴奋地说:“毛主席好象来过咱们村,这里的事他都清楚。”对其他各方面的人,听了以后,起了个安定作用。讲了以后,我们又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补课,以便做到家喻户晓。经过大会、小会动员,一般发动与个别发动相结合等等办法宣传了“双十条”,并且着重地说明了“四清”的决心。开始有人讲话了。说:“盼‘四清’可盼得不得了”,讲了好些顺口溜形容基层干部不好好劳动,却发了财,什么干部“溜溜达达两千七八”(不劳动,反而记二千七、八百工分);“一等劳力门前站,二等劳力笔尖转,三等劳力满头汗”;“飞鸽车,罗马表,缝纫机,大皮袄,再不搞‘四清’,就会有人住楼,有入佳庙!”这几年有些干部盖了新房,而贫下中农住房挤得要命。一说起这些干部发了国家困难的财,群众就非常气愤。群众开始动起来了,不过还是:敢说话的不大了解情况,了解情况的不敢说话。我们就采取分组讨论的办法,把党员、团员、干部分开单独讨论,群众按队分组讨论。这样,我们以为可以谈啦!可是党员、干部主要是谈认识和体会。群众会上,大家还是不吭声。我们分别去问根子:“你们为什么不讲话呀,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一肚子话,象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吐不出来!”为什么呢?:有于部的亲信在场,给干部通风报信。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意见白搭了,空伤了人”;“了不得呀!人家都是上边的红人,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我们怎么敢提呢!”“你们一走,我们是八寸的脚要穿七寸的鞋!”原来如此。怎么突开呢?我们就先组织少数根子开会,逐渐扩大范围,从小到大。每次开会我们都声明,我们是贯彻“双十条”来的,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这是党中央的政策,省委派我们来的,工作不搞彻底,工作组就不出村。鼓励他们提意见,不要怕报复。他们开始揭露了一些人的具体材料。根子开会,一会跑出去一个人,一会又出去一个人,说是解手。我想,这么重要的会为什么他们的精神不集中呢?其实不是解手,是自动出去放哨。真有人偷听。这些情况我们都估计不足。群众要求搞意见箱,我们说好,立刻钉了意见箱,每个队一个,挂在工作组门口。群众说最好挂在公共厕所里,为了便于群众投放,公共厕所也安了意见箱。

这样背靠背开会,基层干部不知道群众提了什么意见,开始感到有了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分头找干部谈话和开会,启发教育和推动他们自我革命。我们的态度是满腔热情地说服他们,要认识到必须彻底革命,不要错上加错,如果破坏“四清”就变成了大错误。因为有了群众压力,谈话有收获,有些干部开始交代问题。这时,发现干部有几类:一类是真正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就属这一类。经过谈话,他谈了不少事情。还有一类,出身也还好,本人上过几年学,好象比较纯洁的,就是不敢讲,讲话躲躲闪闪,明显地是有人控制他们,袁秀英、卢彦来就是这一类。第三类,见了我们满不在乎,说话嘻嘻哈哈,说:“我没什么大问题,检训叫金讨就过去啦!”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也有些慌张,越到后末越慌张,他们对“四清”抵触很大。象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都是这一类。这些人说是贫农,却不是农民出身,根本就沾不上“农”字,也不是工人。有的在东北做生意,有当店员的,也可能还有股金。他们能说会道,都是解放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一般说来,真正劳动者出身的干部,工作好做一些。变坏了,经过教育,可以变回来。有的干部向我们说,这几年就一直往个人生活怎么搞好上使劲,坐在一块就是谈什么样的手表好,什么牌的白行车好,这些东西什么价钱;就是没往把集体经济搞好上使劲。他们是怎么变坏的呢?开始就是不劳动,老琢磨着吃点好的,越吃越馋,想吃又没有,手就长了。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政策就没法贯彻了。人家杀了猪给他送个猪腿吃,他吃了,怎么能说人家私杀猪不对呢!从沾小便宜,多吃多占,逐渐发展到不分敌我界线,谁给吃的谁就是好人。他们变坏的规律,确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是:懒一一馋一一占一贪一一变。开始都是由于不参加劳动,这就使我们更加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再三指示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

问题逐渐暴露,斗争日益尖锐,“四浦”和“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根子能不能扎正?是这场革命能不能搞好的关键。要自己访,要多方了解。选什么人当根子,是有斗争的。开始,得先听支部的介绍。我们把选根子的条件告诉支部,让他们给我们推荐,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安排他们的亲信。他们给我们提了二十六个根子,其中有九个是干部的亲信,还有富裕中农,丧失立场的人,这样的,我们都没有用,只选用了十四个。我们自己又发展了十一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讲话,选他们做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支部说我们找的根子,是“鸡头鱼刺”,挑他们的小毛病。而他们确实有点小毛病,比如偷过几斤玉米之类。这几年干部贪污几百斤,贫下中农偷几斤就不叫他做根子吗?我们党的多年的干部还有毛病,贫下中农在觉悟提高以前哪能一点毛病也没有。我们选定的根子,干部就分配他们“好活”做,把挣工分多的事让他们做。如三队的根子安福海,吴臣让他负责卖挂面,早出晚归,根本使我们和他见不着面。他本人也愿意干,因为一天挣十二分,每天还奖励一斤挂面。在扎根上,支部不是帮一手,共同搞革命,而是同我们唱对台戏。

实行三同,也是有斗争的。先说同住。我住了个贫农家,住了三几天,就发现有个小青年老在我窗前转,再三追问,才知道他是大队长卢彦来的弟弟,而我住的这家原来是大队长的亲叔叔。我就感觉住在这里不对头。接着,就有人向我反映,女主人的亲弟弟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曾在卢王庄当小学教员,搞“博爱党”,扣押在县公安局。支部书记、大队长都知道这个情况,还让我去住,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后来我提出非搬家不可,支部几天也不给我找房子,说难找,贫农家房子很挤,找不出地方。他们还向工作组的一些人讲:“你们是整人的,谁也不愿意让你们去住。”于是我们自己找,搬到一个根子家去。他就是后来的贫协主任刘玉森。他家人很多,还给我们腾出厢房,孩子们出去寄宿。整个工作组住在七个地方,后来我们才逐步了解,这七户中,一户是隐瞒成份的地主,一户是反革命亲属,一户是富裕中农,三户是中农,只有一户是真正的贫农。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支部如果有问题的话,工作组要住到贫下中农家,很难一下就住对。同住,有斗争。

同吃,是不是也有斗争?也有斗争。我们吃的是派饭,除地、富、反、坏和没人做饭的户以外,轮流在社员家吃饭。虽然说是吃一样的,可是他们总想给我们搞点好的,不是象《夺印》里的陈拐子对何文晋,一下子大鱼大肉都拿上来,而是慢慢来,开始加碗蒸鸡蛋,加点肉,如果我们愿意吃就逐渐增加。这里面,确实有好的贫下中农,真想叫我们吃点好的,他们也借机会改善改善生活;可是,也有的是干部授意的,让他们搞好一点。一般的贫下中农愿意搞点好吃的给我们,他们是这样想的:“你们搞运动嘛,总会对我有点好处。”有的直率地说,“你们是省里来的,将来总会有事找到你头上,交你这个朋友嘛!”他们有这么一套习惯势力。给好吃的,实际上带有贿买性质。我们的工作队,对于这个问题很重视。工作队决定:肉、鱼、蛋,一律不许吃。开会讲,个别也谈。可是,工作队里有的人觉得一天交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也差不多,这么规定有点过分。还有的人看起来对决定也遵守,他也通知人家别做好吃的,群众一摆出好菜来,他就说:“不是说过不让你们这么做嘛,下回可不能这么做了。”可是,一吃起来,荣是有荤有素,对荤菜却特别感兴趣。这和《拾玉镯》那出戏里的孙玉姣一样,说是镯子不要不要,实际还是要。也有的社员说:“你吃吧,不要紧,吃了我不给你说去。”这样的,可更吃不得。我们不是怕他说不说出去,而是要真正地坚持三同。所以,我们就坚决顶了。这个顶,有的时候搞得两不得劲,有的贫下中农真是好心好意地想给我们吃,不吃他真难受,他不得劲,我们也不得劲。有时,他还找:工作组来说:“我不是地、富、反、坏,又不是‘四不清’干部,为什么不吃我的呀!我也不是收买你呀!到底有点什么问题呀!”我们给他讲:“你是积极分子,在你家吃了就得在别人家吃,假如天天吃肉,把我们也吃得又馋又懒,我们不是也成了‘四不清’干部吗!”讲了好多次,顶了好多次,后来他们谅解了。有的地方规定,给什么吃什么,不许要。这样规定不解决问题,是没有分析的。问题在于给什么和要什么。如果给细粮要粗粮,不要鱼肉要白菜,就对了。这个地方吃吃喝喝的风很严重,只要贪吃,慢慢地吃下去,就有被“四不清”改造过去的可能性。所以,必须顶住。

同劳动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帮助做些家务事,如:挑挑水,扫扫院子之类,还没有什么大阻力。子集体劳动就有人不赞成了。说什么大冬天,“男人的活都没有,那有你们女人干的,你们就认真搞‘四清’吧!”“四清”工作确实很紧张,日日夜夜,可是不管多紧张,也得挤点时间去劳动,那怕干一个钟点,一千就不同。开始我们和社员一起挖坑泥、打井,大队长、支书揣着手在那儿站一会就走了,不动手,也不提意见。他们就是看我们工作忙,能不能坚持劳动。如果我们说“四清”忙,可以不参加劳动,他们就可以找到借口:“我们平时工作也忙,也可以不参加劳动。”我们干一点,立刻村子里就传遍了,所以,再忙也得挤时间参加一些集体的生产劳动。靠劳动了解情况,开始不行,很多人一起劳动,人太杂,没法问情况。可是只要我们参加劳动,就有人愿意找我们讲情况。

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和“四不清”划清界线,这是个取得发言权的问题。所以,真正做到“三同”不简单,有尖锐的斗争,但一定要做到,也做得到。事实说明,三同是可以做到的。可以住下去,住得很好;可以吃得饱,活得很好,可以工作,而且工作得更好。

自从要支书吴臣来汇报以后,一连几天,他没有露面,他确实不来问寒问暖了,可是也没有来汇报。于是就派人把他找来,我说:“怎么搞的,几天没见你的面?”他说:“唉!我经过多少次运动,我都懂得,你是来发动群众的,我往你这来多了,怕妨碍你发动群众。”他还说:“工作组有人老找我下象棋,我就不跟他下,干什么叫群众一看你们又这么热呼,妨碍你们工作。”不叫他汇报,他天天来问寒问暖,叫他汇报,他就不来了,还讲了一套理由,自以为聪明,却露了马脚。我们查了一下,工作组确实有人同他下过象棋。但是,有许多次是吴臣提议的,有时是工作组的同志找吴臣下棋的,吴臣根本没有拒绝过。本来下下象棋,打打扑克是没什么的,可是对这些事基层干部是怎么想的?值得注意。吴臣比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们的脑子复杂多了。工作组有的同志开始没觉得这是问题,可是吴臣却是有意的,他要在表面上做出同工作组很亲密的样子,让人们看起来工作组同他们搞得很亲热,都听他的,搞成一片了,用这个来迷惑群众,使群众不敢揭露他的问题。他故意当着群众的面称呼工作组姓吴的同志“当家子”,套近乎。还故意当着人送几块热白薯给工作组的一些人。表面上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实质上不向我们说真心话,不说老实话。后来群众告诉我们:“你们刚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讲话,就是看到你们又和他们搞得热热呼呼的,又象是一个链链上的,我们就凉了半截。”

所以,我们一进村有一个了解情况的过程,群众也有一个了解我们的过程。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很注意,他们要看我们是不是与“四不清”干部一样,是不是具有彻底革命的决心,是不是真正贯彻中央“双十条”,是不是真能解决问题,可不可以信赖我们。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过程。有一次我到一个贫农家里吃饭,小伙子叫王洪业,劳动很好。他说:“老董你今天到陈家河沟干什么啦?”我说去看水源。我想,那一天去,没有碰见老乡,没有碰见王洪业,他怎么知道的呢?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去过陈家河沟?”他说:“我看见你的脚印啦!”这个话教育我可深呀。看来小伙子粗里粗气,却粗中有细,连谁的脚印都认识。原来我穿的是塑料底的棉鞋,鞋底花纹和别人的不同。这证明,群众在仔细地观察着我们,看我们是干什么的。因此,坚持“三同”,和“四不清”作风划清界线,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坚持“三同”就更坚决了。

在我们进村以前,这个公社的蒲蓝大队已搞过“四清”试点,群众知道“四清”好,日夜盼“四清”。可是,“四不清”干部也有准备。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在我们进村以前,吴臣对如何对付“四清”工作组早有布置,有分工。支部的几个人,谁管问寒问暖,谁管拉拢工作组,又是下棋,又是送白薯、送被子的。还布置了由哪些人给工作组出难题,出什么难题,他都计划好了。如果我们不搞革命还可以,如果搞到他头上,他就出难题,把队与队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根本不了解那些上地的情况,这不是难题吗?他们计划了在什么时候拿出这一手。他的布置,我们刚进村那晓得呀!为什么我把这一段讲这么细?因为听说你们都有决心去蹲点。我说细些,也许有好处。开始,对一个好支部,不可能怀疑它是不好的,可是一件事一件事教育着我们。这是个什么问题呢?省委派的工作队,来贯彻党中央的“双十条”,支部却对我们采取了这么个态度。从我们碰到的事情来判断,他们硬是有一套影响和抵制我们的办法。先影响我们,影响不了就抵制我们。不是老说斗争尖锐吗,是怎样的尖锐呢?不仅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破坏“四清”运动,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在没有觉悟以前,也是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设法来抵制、抗拒甚至破坏“四清”运动。对于某些人来讲,“四清”是你死我活的问题。

这里有个谁改造谁的问题。我这样的党员,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在解放前又受过长时间的资产阶级教育。所以,我老警惕自己,要改造思想,永远要注意思想改造的问题。我们深入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要不要自觉地改造思想?要,可是要用什么来改造思想,谁改造谁,这里边是有这个问题呀!我们必须用“四清”去改造“四不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同时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也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工作队要在这次运动中受到锻炼,要好好学习农民的勤劳、朴素、老实的思想作风。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提高以后,立场很坚定,这也是应该学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我们的不少基层干部沾染了很多坏毛病,懒呀,馋呀,说谎话呀,……这些毛病是劳动者的本色吗?当然不是,是地主、富农作风,是资产阶级作风,对这些坏作风,千万学不得。又想吃好的,又不劳动,哪来的?就是手长,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所以,如果稍不注意,就有受这些坏作风影响的可能。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做工作,不是常写报告吗,可是,有的同志,会还没有开,报告就写好了。有一次,报告上写着到会人数多少多少,占的百分比多少多少,都算好了,送到我这里来。我说:“这个会咱们还没有开呀!”他说:“是没有开。”我说:“没有开你这人数是从哪来的?”他说:“我估计的。”我说:“这样的报告不能发。要么你就写清楚,这个会还没有开,我估计能到多少人,估计百分比是多少,我同意你往上报。要不,你就开完了会再报。会还没有开,你估计,你知道估计的对不对呀!”多少年来,表报这玩艺多得很,下面的同志有这么一套应付的办法。有时,上面发的表,我就不会填。可是有人就有办法,一估计就填上了。这种作风学得学不得?硬是学不得。如果同意打这样的报告,就等于说谎话。我们党的干部不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其中有一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四清”工作队,首先就应该有彻底革命的精神,应该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训练。工作队应该树立一个勤劳、朴素、廉洁(不收礼)、民主的新作风。既然是“四清”工作队,就是用“四清”来改造“四不清”的工作队,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四不清”的工作队。工作队就应该是一个革命思想和革命作风的传播队,就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队。在“四清”革命的实践中,工作队也锻炼了自己。

怎样对待基层组织,怎么样对待支部呢?我们在入村的第二天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天我们先烧热炕呀,煮开水呀,打扫打扫屋子呀,搞这些事情了。第二天,先遣组的同志向我们介绍情况,同志们陆续到会,因为工作组的同志多数都互不认识,第一次合作共事,所以来一个人我就问一个人的名字,问来问去有一个是桃园大队的大队长卢彦来。奇怪,我们工作组内部汇报,大队长怎么来参加?后来一问,原来县里有个指示,说是工作组的一切工作,都要经过基层组织,一切工作都要经过支部,工作组的会,要请支部书记参加,并且说那怕就是汇报他个人的问题,听听也没有关系。工作组的会要让支部派代表参加,支部书记不在,大队长就来了。这一来,这个会就汇报不下去了。因为当时正在开始摸根,汇报的人要讲根子的心理状态,要讲根子反映的意见,而根子再三叫我们保密。有大队长在场就不好讲。汇报会不能进行下去了,我们就借故停下来。支部是好是坏,还不知道,就决定“一切经过基层组织”,这是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这样的决定明显地是错误的。象我们碰到的这样的支部,我们要依靠它发动群众,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要依靠它扎根,就扎不对,依靠它住房,就住错。中央的指示并没有说一切要经过支部。所以,我们对支部采取的态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又依靠,又要独立思考,全面分析。我们对基层组织,不是一脚踢开,是教育他们自觉革命,由支部领导生产。我们工作组白己直接搞扎根串连,发动群众,也常常听取支部的意见和建议。支:部如果是好的,是不是我们也应该采这个态度呢?我看也应该。因为,支部好,也会有缺点的,发动群众提提意见,改进改进,不就更好了吗!如果真是好支部,它会同我们一起发动群众的。就是好的支部,群众中可能还有些传言传语,其中有对的,有错的。如果是错的,我们帮它查清楚,给它去掉一个包袱,也没有坏处吧!所以,在支部是好是坏还不清楚的时候,就决定“一切经过基层组织”是错误的。

(二)

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各生产队组织了贫协(贫下中农协会的简称)小组,大队建立了贫协筹委会,革命的阶级队伍初步形成了。这时,我们就宣布“四清”正式开始。我们采取边洗澡、边揭发、边查账、边查证的办法。同时和基层干部谈心,指明前途,我们到底还是希望他们能自觉革命:自觉洗澡、放包袱,自觉下楼。为了教育干部,不知道说了多少话。“四清”班子一接账,事就更多了。名堂多得很呀!改账的,丢账的,做假账的,白条子很多,弄虚作假的名堂多得很。我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懂,我们去看账,看不出问题。他们把账都弄好了,收多少,支多少,收支平衡。他们有好多地方走了“天桥”,走了“地沟”,卖了东西不上账,我们那里知道呀!这些事情非依靠群众不行,只要交给群众,群众是知道的。咱们哪一年哪一月卖了什么,怎么没有账呀!那笔账上是多少钱一斤,数不对呀!一车萝卜是多少斤,一车白菜又是多少斤,一筐萝卜是多少斤,一筐白菜又是多少斤,我们是没有这个知识的。可是,群众都知道。有管装车的、管运的、管卖的,有的虽然没有经手,他们也懂得一筐萝卜装多少斤。去年、前年什么东西是什么价钱,他们都知道。所以,完全要依靠群众。一宣布工分账,群众就议论纷纷,气愤得很。有些干部一年挣了五千多分,他们的十几岁的孩子,也记高分。而有些劳动力最强的贫农,一年只挣了三千多分。基层干部多记工分的花样多得很。有不少:工种的工分记得不合理,有一些所谓有点技术的工种,工分都记得很高,有些人故意把这类劳动“神秘化”,由少数干部或他们的亲信,甚至他们信任的地、富、反、坏把持了这类肥差。群众对很多不合理的事情,过去都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公布过账目。不要认为查账是单纯的技术工作,它也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中,也有专业技术工作,专业工作和群众工作互相结合起来就好了。三队查出饲养员支了八百块钱的草钱,是白条子。我们搞不清一个牲口吃多少草,同群众一算就算出来了,根本不可能买八百块钱的草。后来查清是会计偷偷盖了饲养员的戳子。因为他不认字,把戳子交给会计了,会计就利用他的戳子,在白条子上打图章。弄清了这个事,饲养员很感激我们。他说:“要不‘四清’,我那知道背了黑锅,用我的名义出了八百块钱买草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四清’,忘不了阶级斗争。”经过接账和查账,揭出来的事更多了。群众开始揭发具体问题,并且发现有攻守同盟。问题严重的人,硬是不讲,说:“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说!”就是这么坚决,那工作是真不好做呢!

这时候,我们发现桃园人队原来有两股黑风:一股是打骂成风,一股是赌博成风。赌博,在过年时赌一赌,在别处可能是个一般的情况。但是,在这个地方,群众说:“赌出花来了”。大人赌,小孩赌,男人赌,女人赌,屋子里赌,下地也赌。春耕时,扛耠子的在前边做宝,扶耠子的在后边押宝,到地头上看轮赢,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群众玩纸牌,大概是块儿八角的轮赢,干部一赌,就是几十块,上百块。吴臣的弟弟是个搞投机倒把的人,身上带着四千块钱来赌博。据说赌钱是钱归大头,钱多的轮了可以捞回来;结果真正输了的都是贫下中农。赌输了,就卖东西。赌风这么严重,不仅影响了社会秩序,也使投机取巧的心理大大滋长。不是安心搞生产,而是想搞赌博赢钱。为什么赌风这么严重呢?就是干部带头。干部赌的时候,叫党员放哨,请人给做夜餐,吃饱了再赌。白天睡觉,工分照记。听说有一次公社来抓赌,有一个干部跳墙逃跑把腿摔伤了,养了二十八天,这二十八天还记了工分。不仅这个村的干部赌,就是上边的副区长苏长吉也常到这个地方来赌,他还带着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守敬到这里来赌过。上边干部来参加,下面干部赌起来就更有理了,谁也管不了。小孩也赌。有一个小孩叫吴臣抓了赌,吴臣说:“你给我掷个四五六,掷成了,就叫你走。”真巧,一下子就掷了个四五六。吴臣说:“你有运气,走吧!”就放走了。

另一股黑风就是打人骂人的风。有不少生产队的干部打人,骂社员的就更普遍。干部打群众,打贫下中农。小学校的一个教员,是伪职员出身,他打了二十一个学生,多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体罚的形式有十一种。为什么敢这样打呢?我们就追这两股黑风的根,追来追去,就追到支书吴臣身上。群众开始揭露吴臣赌博和打人的事。正当群众运动趋向活跃的时候,又出了问题。一个积极分子来找我们,说:“你们怎么骗我们呀!‘四清’就搞二十天,搞了就走。过去你们不是说过不搞清不走吗!”我们说:“这是谁说的呀?”他说:“有人说‘四清’二十天,熬也熬过去了,‘四清’过后,干部还是干部,社员还是社员。”这一来,群众情绪大受挫伤。我们追查来源,原来是吴臣的老婆放的风,故意给群众泼冷水。吴臣的老婆当然是听吴臣说的。吴臣又怎么知道的?又为什么现在放出这个风?这很值得我们深思。进一步查,原来是公社党委开扩大会议时,把我们原来的工作计划宣读了,支部书记吴臣是从那个会上听来的。按工作队的那个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四清”预计搞二十天。我们进村前吴臣就知道了,可是他一直没有说。单等群众开始要揭露他的时候,他才把这个“法宝”放出来。他是有步骤的,到什么时候拿什么“法宝”。为什么他这时候拿出来呢?就是为了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阻止群众揭露他的问题,他就是同我们这么斗。我们就联想到,在前一个时候,工作组汇报时研究了各个生产队谁的问题严重,第二天吴臣就知道了。他在底下说:“嘿!就看工作组定的那些重点,什么也搞不出来。一队的那样糊里糊涂,二队的关希颜大老粗,三队的赵树同结结巴巴,四队的赵砚臣,盖房时借了点豆子也还上了”。这儿个人都是队长和副队长。他说我们搞不出来,意思是叫我们拿关景东当重点。难道结结巴巴就不贪污了吗?糊里糊涂就没有“四不清”吗?他这些都不成理由,可是他偏偏与我们唱这个对台戏。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内部讨论的事情,他都能很快地就知道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我们工作组的组长同吴臣谈话时告诉他的。这两件事联到一块,就更提起了我们的警惕。

这时,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我们工作组的二十个人,来自各部门,主观上都是想把工作搞好的,但是,在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政策问题上,实际上有不同的意见,看法不一样。再加上群众还不完全信任我们,对敌人的活动,我们又不大摸底。所以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我们“四清”工作组的力量,就不如“四不清”干部的力量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怕我们。他们怕的是敢于贯彻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工作队。可是,恰恰在如何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要不要放手发动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个问题上,工作组的同志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所以,对这些问题,非讨论不可了。

有的同志就觉得这个地方“四不清”问题不多,干部好,似乎是没有必要放手发动群众。有的同志自以为是“四不清”干部的老上级,干部会听他的话。听什么话?叫他们给送二十斤花生,几十斤大米,他们听话,给送来。叫他们“四清”,可不是那么听话啦!叫他们打扫卫生,马上就布置下去,行动可以很快。叫他们自觉革命,就不那么听话了。没有那么高的自觉性。尤其是还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他们就不肯自觉革命。

有的同志唯恐群众提意见会刺激基层干部,影响干部情绪。有的人一开始就强调实事求是,在动员会上讲:“你们提意见,可得要实事求是,要有根有据,不许胡说,不要惹麻烦。”在动员会上这样讲,就是不叫群众说话。群众开始只能提怀疑意见。谁偷东西还叫人看见!

还有的同志怕影响生产。当然,我们要注意运动与生产结合。在冬闲时搞运动,安排好生产,完全可以搞好。因为有严重的“四不清”存在,它本身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群众积极性不高。群众说:“我们劳动,都让干部大吃大喝了”,他们生产就不积极。“四清”搞好了,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生产就会搞得更好。

有的人说,基层干部躺倒不干怎么办?有几个同志向我讲:“过去每次运动完了我们就得‘哄’干部。干部不干,什么事情都玩不转了。”有人向我们工作队长肖风同志说:“过去整风整社时,上面未了一个工作队,整了一家伙就走了,我们‘哄’了一年,才把基层干部‘哄’积极啦!我真担心你们这回来,又要给我们惹乱子,运动搞完了,干部躺倒不干了,怎么办?”因此,就过分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要一切经过基层组织,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团结不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有的人专门抓“双十条”扣字眼,说工作组只能当参谋等等。总之,顾虑重重,束手束脚,老怕犯错误,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把某些具体的政策规定,变成了东缚发动群众的清规戒律。运动还没有搞,就怕干部躺倒,怕平反,怕后遗症。中央政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如何正确地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搞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一条政策就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应该抓住中央“双十条”的主要精神。抓住个别的具体的一条,丢了主要的精神,那不叫正确领会中央的精神,是歪曲了中央的精神。

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不要?要。但是,只有搞好了“四清”,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贫下中农真正站起来了,真正团结起来了,中农就靠拢,把“四清”搞清了,群众高兴,就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只要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干部洗澡就搞得彻底,真正改正错误,我们就有可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是“四清”革命的结果,是检验我们“四清”工作结果的标准。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团结不能并重、不能平列,重点应该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因为,决定的环节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开始时,对“四不清”干部只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四清”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除非是象山西大寨那样的地方,象河北的耿长锁那里,有好的领导核心的地方,可能已经团结了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一般的不是一进村,就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的。开始我们想团结基层下部,他们不跟我们团结,我们想依靠他们,他们不叫我们依靠。象我们这个大队的“四不清”干部,他们也研究政策,也利用这一条来同我们作斗争。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吗,正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搞的,抓一个倒霉的一整,其他的人都没有了事,正合百分之九十五。可是被整的这个人不服气,因为没有实事求是,别人也有问题,为什么不整?真正的敌人,也没有整到。“四不清”的干部,在他们没有觉悟以前,也利用“双十条”中某些规定、某些辞句来抵制我们,反对“四清”。所以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首先还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这是关键。

“四不清”严重的干部,没有上级的正确领导,没有群众的监督,不可能自觉革命。工作组找他们谈话,他们就说妨碍了生产。用种种借口赶我们走。开始我找几个干部谈话,有人就说我妨碍了生产。他们一说,我们对生产就抓得更紧了。但是,不能因为他们这么一说,就把我们吓跑啦!他们是要赶我们的。谁不怕把生产搞坏呀!到哪里一告,这还得了吗!所以有些事情就不能怕,越怕问题越多。毛主席的诗不是讲过“无限风光在险峰”吗!为什么不说无限风光在平坦的大道上呢?作为革命者,就不能怕犯错误。这也怕犯错误,那也怕犯错误,到头来就要犯一个大错误,“四清”搞不彻底。怕后遗症,倒弄了个大后遗症,就是保护了修正主义的根子。过几十年,出个赫鲁晓夫,这是大后遗症,还是小后遗症?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怕这,怕那,结果“四清”搞不彻底,就犯了个大错误。怕一个指头的乱子,结果搞不彻底,走了过场,没有革命,是十个手指头的大乱子。宁左勿右是不对的,宁右勿左也同样是不对的。我有那么点感觉。在我接触到的县、区、社干部里有宁右勿左的情绪。怕犯错误,框框很多。革命又不是绣花,绣花还难免要缝错几针的。革命过程中,总要犯一点错误的,一点不犯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力求少犯错误,发现了立即改正就是啦!

所以,敢不敢革命,首先表现在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四清”就没法搞彻底。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中农就靠拢。问题搞彻底了,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主席不是说要团结大多数吗!只有搞彻底,才能挽救大批干部,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正是由于有人怕干部躺倒,工作没人干。某些基层干部就是拿躺倒当法宝来吓唬我们,抵制“四清”。怕得怕不得?越怕,他就越躺。怕躺倒的原因是什么呢?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没人敢挑担子。群众发动起来,人材多得很,贫下中农扛起大旗来,事情更好办。躺倒是坚持“四不清”,抵抗“四清”的一种办法。他要躺就叫他躺一下,有什么了不起。他躺倒了,不革命,还有别人革命。有些人躺倒了,经过我们教育,是可以起来的。有的人因为不怕他躺倒,他倒起来了。我们桃园大队:首个副书记兼三队队长赵树春,我们一进村,他就装病躺倒了。他说有病,谁知道有什么病。开始我们还是去看他,坐在炕头上给他讲双十条,说服他:“你是支部副书记,要自觉革命,带个头吧!”几个人都去过,好话说尽,他也不起来。后来我们就有点经验了,我们有意不去理他,我们也放风,说:“叫他好好休养,不用急,等其他三个队“四清”搞完了,工作组的人,都搬到三队,帮助搞,叫。他先养病要紧。”这个办法真灵,说了不两天,他就起来了。后来,他说:“我以为你们离开我不行。”他是想用这个办法拿我们一把。事后我们才弄清楚,他原来整天闷在家里“钻研双十条”,专门找可以利用的字句,好来同我们斗争,他是搞合法斗争呀!

我们把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和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讨论以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我们就响亮地提出: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只有领导有决心,又采取了正确的方法,革命形势才能够形成。正如卢王庄有人所总结的那样:“群众看骨干,骨干看核心,核心看工作组,工作组看领导。”看领导上有没有彻底革命的决心。

工作队和工作组的同志们,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认识,会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在革命的实践中,是能够得到统一的。因为,革命群众的革命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桃园大队的“四清”,曾前后掀起了三次放包袱高潮。

第一次放包袱高潮。“四清”开始时我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这次会是三级干部加上贫下中农代表。原计划让公社干部在这个会上放包袱,开个好头,可是,公社书记讲得一般。这个公社,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没有搞出什么来。不过,问题也比较严重,就是吃吃喝喝,糊里糊涂,姑息“四不清”干部,工作飘浮。工作队队部把它们总结为新“五风”(吃喝风,糊涂风,护短风,散漫风,老爷风),的确是这样。公社有个副:书记,叫薛保玉,我们一进村,他就讲了,在这里搞“四清”,搞不出名堂,我们公社没有什么好检查的,搞了,检查了,也不会生动。他在会上检讨得很不好,不疼不痒。大伙给他提了不少意见,说:“你整天骑着新车子,穿着‘多米索’(绸料衣服),到处转,哪里有好吃的就到哪里去,有一壶酒,有一盘菜,就是好人,受了酒肉包围,把我们贫下中农忘到脑后去了”;“上级提倡劳动,你车子后边就带着个锄头,挂了三年还是新的”;“把集体耕地,划成你们的保命田,你们带头分散集体的耕地,说是为了保干部自己的命,社员的命还保不保?”“你是社长,三面红旗,丢了两面,人民公社这一面也没有扛好,你怎么对得起贫下中农,怎么对得起党,怎么对得起毛主席!”提意见的人,有材料,又有分析。开始还是薛书记长,薛社长短,后来就说薛保玉变成老爷了,变成公子哥贾宝玉了。这一批评,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原来我们想,发动群众给生产队干部提意见,挺困难。让大家给公社干部提意见,不知该怎样困难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生产队的干部,是社员的顶头上司,怕提了意见,不给派工,或派不好做的工,给穿小鞋还得让人讲不出来。公社干部离得远,不知道多少日子才转到村里来一次,所以对公社的干部敢提意见。贫下中农代表敢提意见,“四不清”干部在会上受到很大教育。唉呀!敢给公社干部提意见,我们不交代可不行啦!我们桃园大队“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关景东从会上回来说:“会上老农的发言,真叫人感动。批评公社干部时,就象爹娘发现孩子不争气时一样,又是恨又是心疼。”又说:“会上每叫一声薛保玉,我的脊梁骨就冒凉风”。这说明,许多贫下中农代表敢提意见,“四不清”干部认识到不交代过不去。在会上,有几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交代得很好。一个是老鸦窝大队的贲少先,一个是桃园的关景东。关景东讲的时候很动心。他说:“过去,我爹第一次带我赶集的时候,我给背了东西,劳动了,到集上给我买了两块煎饼,我爹自己什么也没舍得吃,饿着回来。现在,我给队里办事,就大吃大喝了,上高价饭馆,一顿就吃十块八块钱,根本就不知道省吃俭用了,完全是忘本了。”关景东表示要决心改正,还当场提出退赔计划。这次会议开得还算好。好的是有人敢给公社干部提意见,提得很好,有推动作用。缺点是,公社干部一开始就笼统地检查了瞒产问题,讲了一大段只顾社员,不顾国家呀2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摆正呀!结果,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依样画葫芦,也是大讲只顾社员呀,等等。我们会后就感到这是个手法,他们这不是检讨,是有意讲给社员听,收买人心的,“为了大家,干部才犯了错误呀!”“搞‘四清’就要追咱们的瞒产呀!”有意堵住社员的嘴。我们及时地把他们这个手法揭穿了。

公社三级干部会,对桃园的“四清”有推动作用。干部开始洗澡交代问题,也互相搓澡,互相揭发。一般性的错误,大家都有份的事交代了。大的问题,有攻守同盟的,还没有交代。吴臣开始洗澡,但不老实,先说没打过人,后来又说打了两个三个,一点一点往上加,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有的干部在开过这次会议以后,就偷着来找我们,揭露吴臣。以前,一直都不敢讲。现在他们偷偷来找。可是,吴臣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知道干部一开始揭他,坏事就要露出来了。加上关景东在三级干部会上检查得比较好,他自己在会上讲了几句,不受欢迎,这样,吴臣就估计到可能要迫他的问题了。他怕关景东这些人揭他,就想转移目标。于是,他就到处散布民兵连长关景东的问题严重,说了很多事,还叫大队长卢彦来以四队社员的名义,给我们写匿名信。根据匿名信上讲的材料和吴臣散布的材料,关景东的问题,起码是个“万字号”。有人揭发,我们也不能一下子说他就没有这么多。我们就一桩桩,一件件,认真地查对。为了查清关景东的问题,我们派了一百三十八个人次,出去调查。调查的结果,还是关景东在第一次三级干部会上自己交代的那些属实。关景东的事情不少,有两个七百,七百斤粮,七百块钱。这和原来搞的那次“四清’比较,多了。那一次关景东是重点,搞出二百块钱的事情,还不服气,不退赔。为什么他不服气?当时别人的“四不清”都不清,单清他一个,单整他,他怎么会服气。我们搞了他个双七百,他倒心服口服,退赔得很快。有人揭发,有人写匿名信,我们采取的态度是,谁的意见都听,吴臣说关景东如何如何,我们也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完全是给我们制造麻烦,混淆是非,企图引导我们搞个乱七八糟。我们采取了正面、反面意见都考虑,有鱼没鱼淘干了看,谁问题多就是多,少就是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谁的“四不清”都要弄清楚。

这时候,有的人积极要求加入贫协,贫下中农的队伍逐渐扩大,中农开始向贫下小农靠拢。我们吸收了一些中农积极分子到骨干队伍中来。这时,基本上还是背靠背提意见,我们把干部检查的材料转达给贫协,由贫协讨论分析,哪个说得对,哪个不对,然后再让干部继续交代,洗透。有很多问题,干部说了,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是真是假,必须依靠贫协,依靠群众,由他们分析和发现问题。把干部检讨的问题向贫协一说,对贫协也是个鼓舞。“嗳呀,干部检讨了。”他们的腰板也就逐渐硬起来。“我们团结起来,当家作主了,管事了。”

“四清”中期,在抚宁县城召开了工作队会议,传达了华北局太原会议精神和省委要坚决搞彻底的指示,工作组回村后组织了第二:次放包袱高潮。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大规模的查证相结合。虽然以前我们是搞边查账边查证,但是,查证工作到底还是落后了一步。查证工作很重要,不经过查证,很多揭露的材料,和查账时发现的问题都不能肯定,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促使干部承认错误。这个时候,就特别抓紧了查证工作,又注意了随洗澡随解放。有一些干部“四不清”问题不严重,交代差不多了,就把他们解脱了。这个大队的问题虽然严重,也真有好干部。多少年来一直参加劳动,没有多吃多占。三队有个副队长叫张力,算来算去他就是两斤挂面的问题,而这两斤挂面还是队长说照顾干部们而发给的。象这样的干部我们就表扬了。这个张力后来当选为生产队长。还有一些干部,只是几十块钱的事情,一块吃喝了,或一块分了些东西,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就根据他们检查的情况,经过贫协和群众同意,让他们下了楼,有些还吸收到贫协队伍中来。

争取了多数,逐步壮大了“四清”革命队伍。力量对比,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群众和干部揭露出吴臣的不少问题,也突破了一批一般性的攻守同盟,犯有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大体都交代清了问题,贪污比较多的,也有一部分人交代清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难搞的,群众叫做“钉子”,就是死不交代的人。

还要说一下,这一段工作是有曲折的。工作队到抚宁县去开会,正是一九六四年新年,也正是运动的高潮时期。经过开会学习,工作队的思想有提高,正如群众的话,“磨镰不算误工”。但是,正在运动的紧要关头,工作队不该到县城去开会,特别是不该去过新年。革命要紧,过不过年,会不会餐有什么要紧。这时候工作队离村,必定会使工作有些回生。当时我衣]另外三个同志,没去县城开会,请了假,留在村里,同社员一块劳动,串串门,表示我们没有走。即便如此,吴臣还是钻了大多数工作组的同志去开会的空手,进行活动。他向干部封官许愿,说:“咱们将来工作怎么做,我想好了,将来专职书记就我一个人,你当什么,他当什么”,……封了一批官。他这样做是怕干部揭他的底,为了堵大家的嘴。同时还大肆宣扬蒲蓝大队“四清”搞糟了。蒲蓝“四清”本来是搞得比较好的,周围村的贫下中农都很赞扬那里的“四清”。可是“四不清”的干部在没有觉悟以前,却故意说蒲蓝“四清”搞糟了。这里也有个搞好了和搞糟了的问题,贫下中农说“四清”好得很,而“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就说四清糟得很。缺点错误总会有的,因为那里是第一次试点,我们这个试点也有缺点错误,这还是在蒲蓝试点以后搞的呢{吴臣说蒲蓝搞糟了,省委工作队走了,留下一个烂摊子,推给县里了。陶克日(县监委书记)在那里拔不出腿来了。还说祖荣功(蒲蓝原大队书记,蜕化变质,撤职了)现在挺起来了,省里的干部,县里的干部,都来央告他,还让他千书记,祖荣功高低不干。他就散布这些东西,意思就是我们早晚也要央告他。他还向“四不清”干部说:“让他们(工作组)搞去,反正他们不给我搞清楚,我就拉住几个不叫他们走。”吴臣以为工作组的人都是急于回城市的,他想拿这话威胁我们。我们没听他这一套,而且批评了他,揭露了他的问题。根据他活动的情况,看来看去他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们把掌握到的材料,听到的情况,索性都交给了贫下中农,交给了社员,由他们讨论。这一讨论,更多的事实揭露出来了。

原来不是说吴臣是贫农出身吗!不是的。他父亲是小商小贩,他自己是捣动小买卖,卖破烂,跑单帮,一贯吃嫖赌博,无所不为,同一些流氓分子混在一块。政治上的“四不清”严重,一贯重用地、富、反、坏,许多好差使,副业里的重要位置,多挣工分的活,都安排给地、富、反、坏。他到底打了多少人?我们查清楚的,有人证的,是三十一个人,三十九次,其中有一个贫农被他打了七次。他打的这些人,除了一个曾参加过军统,一个是富农的儿子,其余都是贫下中农。他为什么专打贫下中农呢?很值得深思。一直到蒲蓝大队“四清”试点以后,我们进村以前,他还打了两个人,而且打的时候还骂:“我就打了你了,你到蒲蓝去找工作队罢,找你们的祖宗去吧!”全村男女老少几乎都被他骂遍了,谁见了都怕他。干部们也怕他骂,开起干部会来,干部就是不敢吱声,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搞不对劲,提个什么意见,他就骂祖宗三代。他自己检讨说是脾气不好:“我这个人就是火爆子脾气,谁一跟我说什么我就蹦起来了”。好象他还是为工作。难道仅仅是脾气问题,为什么单打贫下中农,偏偏不打地、富、反、坏?当然我们不是提倡打地、富、反、坏。被他打过七次的贫农,群众说那是他的“小菜”,干部里也有挨过他打的,有一个挨他骂最多的干部,也是他的“小菜”。他打人是给别人看的,以便他好统治群众。他经常和别的干部说;“你们当干部非有点迫力性不行。”他讲的迫力不是革命的魄力,是压迫性。他说:“社员是属破车的,三天要不收拾就不合辙。”这是他在干部会上多次讲的话。他的眼睛里哪有群众,哪有团结大多数呀!就是欺压贫下中农。对地、富、反、坏却非常体贴。贫下中农的房子他不盖,一九六二年给伪保长盖房子,他亲自去组织、拨工和锯公家的树。后来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过去他从长春跑回来,无依无靠,伪保长借给他二十块钱,批准他开了个小烟铺,现在,是报他的恩。吴臣做为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不报共产党的恩,不报贫下中农的思,而是报伪保长的思。要讲他的经济“四不清”问题,是最严重的,又不算是最严重的,由他自己贪占的大概一千块钱,一千斤粮。倒卖了自行车五辆,缝纫机六台,手表三块,棺材板四副半等等。一贯弄虚作假,贪赃枉法。他把两个弟弟都安排到副业里。一个是搞木业加工,一个搞运输,都是最能拿钱的差事,都是给他弄钱的,他这两个弟弟,都是买卖人出身,最会投机倒把,他们给吴臣弄了多少钱物就不知道了。谁同吴臣谈,他也不检讨。这个人我同他打交道不少。我说:“你搞这么多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贱买贵卖,人之常情。我一向是捣动买卖的,我脑子里老想捣动。”“那两年自由市场刚一开放,我真觉得当这个支部:书记倒霉了,我要不当书记,哪天不挣个十块八块的。”他当面就是同我这么讲的。高价卖粮票,高价卖粮食,他说没错误。我说这是错误,他说:“你不懂基层工作”,“只要我有粮食就换得了粮票,卖粮票和我卖粮食是一样,给集体,给个人,我都是这样干的”。他一口咬定高价卖粮票不是错误,硬是不承认错误。

这个人对上是很会阿谀奉承的,这次对待我们,开始也有点奉承,我们不吃他那一套,他就同我们对立,闹别扭。他给上面的一些人送礼送钱,他有一套对付上面的办法。比如一九六二年发现四队瞒产,县人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吕树环,到这个村来查瞒产。他一听说,就跑到场里告诉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你们这粮食还不收,县里查的人马上要来啦!连夜把粮食藏了。”群众就很害怕,说县里来查怎么办?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只要你们不讲,他没个知道。”这个检查的人,刚一进村,他就好吃好待。他从副区长苏长吉那儿打听到这个人经济上不富裕,于是,就从队里借给他一百块钱,然后给他一个填好的上地、粮食数字的表,这个人就走了。到我们进村,他送的这一百块钱账上还有。我们进村以后,吴臣替给还上了。他有空子就钻。他打听了,缺钱的给钟,要粗粮换细粮,他就给弄细粮,也不找价。这是对上。对下,则是敲诈勒索,谁要让他办点事,央求他,书记长、书记短,叫甜了,他可以给办,要不然就得送东西。回乡的上户口,起码得给他孩子送双皮鞋。谁回乡来,都得这点什么东西。他的老婆,原来在长春是个拉帮套的,就是暗娼。一解放,她混得作了第一任妇联主任。她的手特别“长”,这次查出来她贪污上改果实很多。后来,虽然她不当妇联主任了,可是,她常到一些社员家去串门,特别是常到几个单身汉的家里,看见她喜欢的东西,她就拿人家的。发烟了,她就把烟拿走点,发布票了,就把布票拿走点。死了人发的布票,她从中也要扣几尺!吴臣夫妇就是这样一对,真是有缝就钻,听起来简直不是我们的人。所以群众都说,吴臣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的是国民党的事。群众指出了这一点。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是听党的话,贯彻党的政策的。吴臣完全不是这样。他对“四清”运动一直是抵触的,到处说“四清”革命的坏话,甚至破坏“四清”运动。吴臣一直不好好检讨。他说,就是打人有点错误,别的没有错误。我们在他打人这件事上还上了他一次当。他打人,我们调查了是三十一个人。他开始交代说两个,三个,七个,后来他一下就交代他打了三十五个。后来才知道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嘿,这次我走在前边等着他们。”有一次开会时,有个干部引用他说的打了三十五个人的数目,他就抓住这一点往公社告我们的状,说;“我没打三十五个,冤枉人了。”他故意说打了三十五个人,我们有人就用了他这个数,结果让他抓住我们的把柄,“你三十五不实!”他的名堂多极了呀,实际真不是三十五个,而是三十一个。三十一个同三十五个性质是一样的。

“四清”进行到这时候,剩下的少数人,包括吴臣,都是一些难搞的。这就到了攻坚的阶段,普遍地出现了顶牛。支部书记吴臣,副书记、三队队长赵树春,他俩一个是顶着的,一个是躺倒的。二队是“关家五兄弟”掌握实权的队,一切命脉都在这五个兄弟手里,这个队里问题最多。可是,副队长关希颜(五兄弟的头)和副区长苏长吉是千兄弟,他的老婆是苏长吉的姘头,就是这么个关系。反正苏长吉一来,他就搬到饲养处去睡。关希颜新盖了三问房子,是全村最高大的,他原来还准备要盖一座门楼,要比全村的门楼都高,后来,苏长吉告诉他,要搞“四清”了,先别盖。因为有这么个门楼的故事,群众在看过《夺印》以后就管二队叫关家门楼了。关希颜盖房子的木材是苏长吉给买的,据说还拨了三立方米抗早做水箱用的木材给关希颜盖房用,群众的意见可大咧!关希颜这个人,偷摸渗漏什么事都作,大的也拿,小的也拿,成口袋的东西他偷,一点一滴他也不放过。群众管他斗“手上沾满浆糊的人”,走到哪里也得沾点走。在一九六一年困难的时候,他还公开抢人家的东西。附近村的一个小学教员,是个妇女,在地里开荒种地,把棉袄脱下来放在地头上,棉袄兜里有一百块钱,还有一些粮票。他赶着大车从那儿路过,就把人家的棉袄抢了。后来人家告到公安局,当时他只退回棉袄。这次“四清”才退了粮票。苏长吉还批评了公安局,说什么公安局怎么能扣党员,把他给要了回来。所以群众都怕这个关希颜。我们刚进村时,这个队的社员就问过我们工作组:“你要我们提意见,你是作什么工作的呀?”我们这个同志回答说,在公社当社长兼副书记。群众说:“那你还叫我们提的什么意见,公社是归区里管的,我们这里的关希颜,人家上边是有靠山的,副区长苏长吉就是人家的根子,那你能管得了吗?我们的意见,给你提了也是白搭。”我们那个同志当时答得好。他说:“我这个干部管不了区长,可是我是贯彻党中央‘双十条’的呀,我们这个工作队是林铁同志挂帅,我是‘官小根子硬’啊!”所以,根子有两种,真革命,上级是支持我们的。咱们别当支持严重“四不清”那号的根子,咱们要支持真搞革命的那些人,给他们撑腰是应当的,必要的。为什么问题最严重的那些干部现在顶着牛?原来,正在这时,苏长吉给他们捎来了话。关希颜的弟弟关希成(赶大车的)到榆关去赶集,苏长吉对他说:“你给我捎话回去,告诉你哥不要怕,要顶住,早晚有咱们说话的时候。”苏长吉是现任的副区长,我们是省委派去的工作队,在搞“四清”,这位现任副区长在蒲蓝大队试点时还参加过“四清”工作队,他对“四清”是个什么态度呢?不是让干部自觉革命,是“别怕”,“顶着”,“早晚有咱们说话的时候”。群众听到这些话,还能不增加顾虑呀!吴臣、关希颜之流还会老实检讨么!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认真负责和坚决的态度,多次给群众撑腰,要群众不管谁的问题都可以讲,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谁也不能保护“四不清”,不管他是苏长吉还是李长吉。

在这时候,我们又掀起了第三次放包袱高潮。这是在太和寨又开的一次公社三级干部会以后,掀起来的。这次三级干部会,林铁同志亲自参加了。在这次会上,林铁同志讲了省委的决心,要我们一定把“四清”搞深、搞透、不乱、不漏;号召干部自觉革命,号召群众帮助干部洗澡。这次会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干部放了一些大包袱。虽然有严重错误,只要彻底交代,决心改的,大家都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变坏的可以改回来。吴臣的问题,经过再三查对,实在严重。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其他的基层干部和工作组的同志,对吴臣的问题都非常气愤。他打了这么多人,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当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呀?该不该撤职呀?以前没弄清楚,不好说撤,现在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办?我们工作组的组长王兴武同志,他不是一直说支部书记听话吗,后来他转变了。我们动员他到群众中去,去听群众的意见。他听了两次群众哭诉着揭露吴臣的事,就有了变化。他来找我说:“过去我只晓得吴臣完成任务好,听话,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完成任务的。”认识有变化了,而且不断进步。后来,他也认识到吴臣根本也不是什么完成任务好。对吴臣这样的人到底该怎么办?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撤职不好,想看看再说。过去不知道没法,现在已经知道了,已经有那么多材料,又查证属实了,能不伸张纪律吗?工作组、工作队队部、公社和县里的同志都讨论过。讨论以后,内定了把他撤职。桃园的贫下中农和干部,在三级干部会上对吴臣的坏事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贫下中农代表当场向林铁同志要求,说:“这样人非撤不可,我们不要吴臣这样的书记,林铁书记得给我们贫下中农作主。”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群众,还是要一个坚持错误的干部。能官官相护么?难道因为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支部书记,作了这么多坏事,我们就不过问,保护他,原谅他?我们绝不能护短。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个区别呀!所以,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宫风同志在大会上讲,好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坏干部一个也多,共产党绝不护短。对呀!他已坏到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他这样一个坏人,不要群众呀!公社党委在会上宣布接受桃园贫下中农的要求,决定撤了吴臣的职。原来,当时的确有些公社、县里和工作队的同志不大同意撤,提出冶处理还是热处理这么个问题,怕当时脑子一发热给处理错了。实际上处理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材料,我们一共派了三百多人次查证吴臣的问题,证明材料有二百二十页。而且,在这时候,如果是确有把握地撤他一个,对整个运动是有好处的。当然,不是呼鲁呼鲁都撤掉。错误严重,只要彻底交代,认真退赔,决心改正,就欢迎,还许再当选哪!坚持错误那就不行,搞破坏,那就更不能容许。在这个会上,还宣布了让副区长苏长吉到桃园来做检讨。

开完这个会,贫下中农代表真是高兴极了。回村后,奔走相告。好多人说这次咱桃园可好啦,咱们得吃顿饺子。后来我们调查了一下,很多人都吃了饺子。这是河北的习惯,有了好事、喜事,心里痛快,才吃饺子。撤了吴臣,“四不清”干部的靠山倒了一个。又叫苏长吉来桃园检讨,关希颜的这个靠山也不牢靠了。所以这时候群众的情绪很兴奋,贫下中农腰板更硬了,说话吃香了,顶事了。“四不清”的干部呢?真是“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了,靠山靠不住了,攻守同盟,也守不住了,就各顾各了,纷纷找工作组,找贫下中农来检讨和交代。有的是干部自己来,有的是干部的家属来。这时候的革命形势,是急转直下,几个大案子都是这时候突破的。四队的粮食问题,二队的关家门楼问题,都突开了。还突开了大队木业组、米面加工厂的问题。整个大队(包括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一共搞出了两万二千多块钱,三万四千多斤粮食的问题。一千块钱以上的是五个人。

每次三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都是大借东风来推动大队和生产队的“四清”。但是,在会前会后,我们都作了大量的动员、准备和查证工作。从土到下带好头,确实可以减少顶牛。可是,从下到上作好工作,才能保证三级干部会议开得好,只有对群众和干部做好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认真的查证工作,才能保证“四清”搞深、搞透、搞彻底。

这几天,情况变化很快,“行市”一天天涨。积极分子和社员群众一方面是兴高采烈,另一方面是气愤填胸。揭发出来的大量问题,都是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大吃、大喝、大拿(贪污),吃什么四鲜馅饺子、二十块钱一只的鬼子肉等等,名堂多极了,谁听起来都会有气。同时,在运动中对“四不清”干部作了大量的耐心的教育,有些人还是瞪着眼说没有了,结果又有一宗,说没有了,结果又有一件。查出一点他说一点,象挤牙膏似的,真叫人生气。不光积极分子生气,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也生气。在积极分子追问“四不清”干部时,也发生了态度不好的情况。气极了,就叫“你站起来!”站了一会,其他人又让他坐下来。我们大队,虽然没有发生打人、自杀、死人的事,但是,个别骂人的现象是有的。个别工作组的同志,还拍过桌子。这些都是处于顶牛状态时,发生的事,这时更突出了。我们认为这是办法少的表现,这个方法不好。有些被骂过或者被人叫起来站得久了的人,会记一辈子的。一般说,当农民发动起来,腰板硬了的时候,这种现象也难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不是好办法。这时候到底搞到什么程度了,摸摸底吧,积极分子摸,工作组也摸,看还差多少?积极分子说:“噢!一丈还差着八尺,早着呢!”我们摸的底和积极分子摸的底相差很多。比如三队有个老会计张巨,我们摸底他可能有一千七八百块钱的事,可是积极分子非说他有七千块钱的事不可。这就证明积极分子的情绪有点过分了,说话没边了。这时工作组有的同志也想连夜搞,趁热打铁。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有的基层干部说假话了。说假的就对不上牙口。四个人偷了粮食,一个说偷了玉米,一个说偷了高粱,另外一个又说偷了粳子,对不上。我们有些同志就怀疑里边有假。甚至发现有人故意说假话,提供一些假材料,制造混乱,使得我们伤了些人。如,副书记赵树春,就胡说了一些人的事,我们照他讲的材料去追,追了几次,才发现是假的。这时工作组里有些同志,也不敢说这里边有假,怕翻案,翻了案不挫伤积极性吗?“行市”一直在涨,我们能往下减?有的同志也有点顾虑:“我们过去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一切实事求是,受了批评,这时我们再一讲是否会批评我们右倾啊!”种种迹象:积极分子的态度,工作组的态度,“四不清”干部的态度,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这些动态看来,应该说群众已经真正发动起来了,敢讲话了,当面也敢讲,也敢查,而且已经发现有过激情绪的苗头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个关键时刻。群众没发动彻底,搞不透,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又有了过激情绪,如果不给以正确指导,搞过了头,就得纠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及时地研究了形势、火候和时机,我们觉得是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了,该强调贯彻政策的时候了。积极分子当时有点过激情绪,不要批评说他们左了,这样一说就泼了冷水。我们可以正面提出,强调贯彻政策。所以,当时我们就响亮地提出了:敢不敢实事求是,就是敢不敢真正革命的问题。当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充分发动起来了,已经有点过激情绪了,这个时候,该强调贯彻政策,强调实事求是了,敢不敢实事求是,要考验我们了。因为大多数群众是赞成实事求是的,那些喊七千,八千哪,只是少数积极分子。只有真正实事求是大家才满意,“四不清”干部才能心服口服。“四清”运动是教育人的运动,不是故意整哪一个,要作到有多大问题,就解决多大问题,作到使大家心服口服,受到教育。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样,才能真正教育人,才能真正搞深、搞透、搞彻底,达到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对我们的要求。这个时候,我们工作组内部的意见不统一,工作组同积极分子的意见也不统一。所以我们就花了一段时间,统一工作组内部的看法,统一工作组同积极分子的看法,说服那些有过激情绪的人,要实事求是。这要作大量的艰苦的说服工作。因为前一个时候大家都是鼓劲,这时,须要改变强调的重点了,有的人就说:“你看,宵风现在改口了。”该改口的时候,就得改口么!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还不改口,就会跟着积极分子搞个尾巴主义,犯左倾错误。

一九四七年,我在晋绥边区参加了一年土改,搞了两个地方,一个村,一个镇。参加上改,对我的思想改造起了深刻的教育作用。但是,那时我不懂群众运动的规律。我们那个工作组大部分是“洋包子”下乡,是南京办事处和北京军调处执行部的同志,这样一些同志,还配了一些地方的同志,也有些老同志参加。开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够,领导上批评了我们,我们就认真注意了,认真去发动群众了。可是等群众起来了,该刹闸的时候我们还在提“一切由群众”,结果我们又成了少数积极分子的尾巴。我在土改的时候,这两种错误都犯过。开始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后来又来个尾巴主义,不懂得群众运动的规律。这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解决了。

真正发动了群众,真正掌握了这个火候,才能既把问题搞清楚,又少山后遗症。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出要敢于实事求是,主动核实。本来大家也开始搞核实工作了,但认识没有提到这么高的水平。如果有假,我们就主动翻案,迟翻不如早翻,与其将来翻案,不如现在我们自己主动翻案。只有真正实事求是,才能使干部心服口服,挽救他们。如果搞过了,有了假案,那还不是有后遗症,将来别人要来搞平反的。“四清”搞不透那是保护修正主义根子,是个大错误。但是要搞过分了,也要犯错误。人家没那些事,给人家弄成那些事,弄假了,也是错误吧!这就使人为难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一个地方的革命运动,就得要处理各种困难问题。一个马列主义者,就得要学会大体上恰如其分地处理各种困难问题。不仅一个公社的“四清”运动的领导者,要懂得和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在大队里挂帅的,也要懂得。因为在一个公社内,大队之间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个地方发动彻底了,那个地方也许不彻底。彻底还是没有彻底,什么时候该转入实事求是,这个火候要根据很多迹象来判断。转早了不彻底,转晚了要纠偏。当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发动群众;当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就要强调实事求是。毛主席讲,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我们应该学会,在什么时候,强调什么。有人一上来,就先讲实事求是,那群众就不讲话了。可是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他又不敢讲了。我们不是要总结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吗?主要经验在这儿。一说人家搬石头,咱也搬石头,一说人家搞夺权,咱也夺权。这是没有从实际出发,没弄清实际是什么,不放手发动群众,就弄不清实际情况是什么。该放手发动群众的时候没有放手,一看落后了,嗳呀,别右了吧,赶紧就发动。发动了,该节制时又没有节制,结果又出了左。根本问题就是没有掌握好群众运动的规律。现在中央提出高标准的要求,“四清”、“五反”要搞高标准,既要搞深、搞透,又要少出偏差,尽可能地少出偏差,缺点、错误不超过一个手指头。现在有条件了,有这么多经验可总结么!我接触了抚宁县的一些干部,他们有好多顾虑,实质上就是没有正确地总结这几年群众运动搞好和搞出缺点错误的主要问题在哪里,没有学会在运动中掌握这个规律,没有摸准这个火候。这个东西比较难掌握。我过去学过自然科学,总觉得搞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要难得多。当然搞自然科学有它难的东西,比如搞尖端就不简单。可是,到底发烧不发烧,有个体温表一量三十八度,就是发烧了。研究别的东西也有个仪表,它能精确到几个九。群众有没有发动起来,就没有仪表可以测量。要根据各种迹象,各方面人的各种动态来学会判断,到了什么火候,该强调什么,这就是领导群众运动的艺术,是过硬功夫。要学好这个硬功夫,才能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领导好。

该强调实事求是了,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我们就搞了三次核实。第一次是三定:定事实,定时间,定性质。在定的当中发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我们都主动作了纠正。第二次搞了三允许:允许翻案、允许补充交代、允许别人来给他申辩。我们还允许当事人自己找证人。比如二队有个副队长关希英,他有一千多块钱的事。他说:“别的事我都记得清楚,就有一笔卖薯秧子钱一百一十二元,我总觉得模糊,好象没有经过我的手”。问他有证人没有,他说能找。我们吗他自己去找证人。他到附近的万庄小学,找到买薯秧子的李校长一问。果然,那一百一十二元没有交给他,是交给了另外一个人。李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说见了能认识。关希英把李校长请来了,正赶上二队开会,所有的干部都在坐。他望了望,指着另外一个副队长岳广云说,就是他。在人证面前,岳广云承认了。关希英感激得不得了,说:“真实事求是呀,我坚决一次退清。”认真查证核实,也允许他自己找证明,结果,既没有漏掉一个贪污的人,也没有冤枉人。实事求是作细了,也就把工作做深了。第三次,搞了个三对口:把个人检查的材料,别人揭露的材料,和我们的调查报告,三部分东西对了一下。经过这么一核实,“四不清”干部心服口服,退赔很快。对于那些交代彻底的,退赔积极的,经过贫协提议,和群众讨论,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减免点。根据中央的政策,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以前的,问题和性质不很严重,退不退,该算什么价钱。对于交代问题和退赔很积极的,也别让他们太困难。群众很实事求是,说那二年钱毛,那时贪污那么多钱,现在退,得卖不少东西才赔得上。因此,贫下中农就主动提出给他们减免。这一减免,干部感动得不得了。他们说,最困难的时候,贫下中农困难,群众困难,我们没有照顾群众,只想自己吃好的,现在我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给我们改正机会,还主动地照顾我们的困难。他们受了很深的教育。贫下中农掌握了政策,很会处理问题,作得合情合理,因为他们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很多干部一次就退清了,这证明他们有钱,也说明他们服气。有的说:“我坚决退,坚决改,宁可苦几年,好把‘四清’记得深。”关希英退了一千多元,还常说:“感激来自北京的救人之心,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好,挽救了我。要不然,早晚得进法院。

“四清”,只留下两个专案,一个是支部书记吴臣,他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性质,还没有最后弄清。还有一个就是副书记赵树春,他开始不是躺倒了么,所以他没洗完澡,也没有下楼。其它的都结束了。于是各生产队和大队都开了退赔团结大会,会开得很好。把“四清”胜利果实分了,除了地、富、反、坏本人以外,其它人都有一份。这样一分,对很多人又是一次教育。“四不清”干部本人分不分?也分了。其中有的干部退赔了三十块钱,分回来的是一百多块钱,以后他向我们讲:“贪污了点,我总觉得占了便宜,不晓得实际上是吃了亏,因为别人贪污更多。‘四清’搞得清清楚楚,就是好。”在会上,干部群众发言很热烈,一致表示要团结对敌,干群关系一定要搞好,争取一九六四年的大丰收,情绪都很高。

在“四清”和退赔基本都完成了以后,干群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群众洗澡就成了社员的要求。积极分子和社员找我们说:“嗳呀,我们也洗个澡吧!我们也有些事,洗了痛快,省得是个疙瘩。”原来这一步准备要搞五天,因为,干部在“四清”初期会散布过,社员别神气,将来整完干部整社员。我们担心群众会有顾虑。所以想先作动员,告诉他们不要有顾虑,要完全自觉自愿,退不退也由自己,还准备了典型发言,带个头。实际上这个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有的队开了两个晚上的会,群众发言热烈极了。一个叫陈询的军属讲:“我们是得洗洗澡,过去是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就缝了两个大裤兜。裤兜都装了东西呀,现在大队干部、小队干部都检讨了,退赔了,我们也该洗个澡呀”。群众洗澡会,是谈心会的形式,开得很活跃,无拘无束,什么样的事都说了。各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包袱一共放了几百件,包括小偷小摸呀,搞了一两次投机倒把呀,什么歪风邪气呀,迷信呀,买卖婚姻呀,光顾自己不顾集体呀,都讲了。他们说,不这样洗洗,集体经济就办不好。不少人还把他们拿了队里的小农具、小家具,自动地往队里退。看起来,有些事情得水到渠成,开始硬搞群众洗澡是不行的,干部洗了澡,群众顺气了,自然也就洗起澡来。

这时,我们分析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基本上差不多了。标志是什么?第一,群众所提出米的很多问题,弄清楚了。第二,贫农下中农的觉悟提高了,贫协的大旗树立起来了。贫下中农的态度,从开始的观望不满,后来到敢于揭发“四不清”,最后做到敢于当家作主。第三,大多数的“四不清”干部放下了包袱,从开始抵触,以后发展到认错,到最后是感激而且积极参加生产和工作。如果我们工作作到家了,他们是真感激的。当然这其中不包括吴臣、赵树春两个专案。

做完了这段工作正是腊月二十三日,群众要过年了,我们工作队的同志都回原机关休整学习。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高高兴兴地过了个春节。

现在,我把前一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简单地重述一下。

第一、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少奇同志的这个指示很要紧。我们不是讲总结过去运动的经验吗?这就是很重要的经验。有的时候没弄清情况,听到别人夺权我也夺,不管该夺不该夺,都是夺。现在的情况是明明该夺,有些单位和地方,阶级敌人已经掌握了领导权,又不敢夺了,如果该夺又不敢夺,就是没从实际出发。“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我们这段工作看,非常重要。

第二、要从实际出发,但是,如何才能弄清实际情况?只有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弄清实际情况是什么。要正确地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搞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一条政策就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不要有清规戒律。

第三、要正确地掌握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过激情绪时,就要很好地掌握火候,要强调敢不敢实事求是,:之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开始,“双十条”要总的讲一下,要讲好,让群众了解中央“双十条”说的什么,总的精神是什么。但是,有些政策是不应该在开始时就强调的,开始强调这些,就会限制了群众,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应该强调贯彻政策,强调政策界限。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过硬本领:就是要既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又会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了些过激情绪时,能够及时地转入强调实事求是,强调贯彻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央所要求我们的高标准,既搞深搞透,又不出乱子或少出乱子。

第四、工作队应该清醒。有个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问题。“四清”改造“四不清”,还是被“四不清”所影响和改造。“四清”工作队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去改造一切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以及它们在劳动者(包括干部和群众)中间的影响;并且在改造世界中,改造我们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这几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革命的实践,教育和锻炼了我们。

今天讲到这里。但是,吴臣是个什么样的人?桃园的支部是什么性质的?有没有隐藏的敌人?幕后的指挥棒在哪里?有些重要人物还没有出场。明天再按着讲。

(三)

春节后,进村情况就不同了,群众真正欢迎我们了。前一段工作因为集中搞“四清”,阶级教育做得不普遍、不深入。干部回避政治“四不清”问题,群众揭露的也不太多。这时,除了戴着帽子的四户地主和富农以外,其他隐藏的敌人是谁,他们的活动如何,还搞不清。虽然有些怀疑,但是没有真凭实据。政治上的“四不清”搞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也不可能很彻底。这两者是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四不清”问题多的,大体都有政治“四不清”问题。不彻底查清上敌人的当,提高阶级觉悟,洗手洗澡也不会很彻底。春节后,我们开始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忆苦思甜,通过写家史、村史,登记阶级成分,转入揭露地主、富农的活动。干部集小到一块座谈“四清”收获,挖“四不清”错误的根源,怎么变坏的,受了谁的影响,搞思想归队,然后转入揭露敌人和反击敌人。

这里土改时敲锣打鼓,却没有搞真正的群众运动。贫下中农觉悟没有提高,政治威信没有树立起来,地主的成风没有打掉。有些人见了地主、富农还是恭恭敬敬的。成分不清,阶级阵营混乱。他们是怎样定成分的呢?那里每人平均上地二亩七分,不进不出就是中农,进地就是贫农。好多小商小贩和从城里跑来的地主、富农也划成贫农。二斤挂面就能隐瞒个成分,简便极了。副区长苏长吉是当时土改工作组的干部,建党那一段是他主持的。土改的根子扎得不正。这个地区是拉锯区,加上一九四六年我们搞了一下开仓济贫就走了,伙会(还乡团)一回来,搞了反攻倒算,贫农吃了苦头。刚解放的时候,一些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起来,有的分给他们房子也不敢要,起来的多数是能说会道的、从城里跑回来的,不农不工的那么些人。所以,根子扎得不正。苏长吉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是八个,其中四个是根本没搞过农业的。他们是怎样入党的呢?据他们说:“苏长吉召集我们八个人去开会,我们不知道是有什么事,吃了一顿烙饼炖肉,吃完以后他向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在党了,以后有什么事可得保密。”说起来和笑话一样。第一任支书叫岳广玉,小商贩出身,土改时捞了一笔土改果实,结束了土改就跑到东北做买卖。前两年回来,在村子里卖梨,一直没有参加集体的农业劳动。第二任支书赵王林,也是小商贩,还有历史问题,当过奉军的排长,给伙会头子做过保镖的。现任支书吴臣是个流氓,入党后也私分了土改的果实。我们刚进村时有的群众就说过,土改时没分到什么好东西,把挑剩下的分给了我们,好多金银财宝我们都没见到,弄浮财的时候,干部就往兜里装。这个说法也许有点夸大,但总是个问题。一问干部,他们就说当时卖了,分了钱。这一次吴臣和他老婆交代,他们夫妇就贪污了五十多颗珍珠,一副金镯子,三个金镏子(戒指),一个翠簪子,两包袱衣服,一个座钟,等等。不仅他们贪污,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也贪污。一个叫林宝的挑了一副最好的棺材板送回老家去。苏长吉也搞了金镏子、衣服等。吴臣贪污土改果实后也出去做生意,同有顽伪伙会身分的人合伙,跑了一趟天津买卖旧衣服,又跑到北戴河做了八个月的生意,没带党的关系,回来还当了支书。

土改就是这样搞的,所以,干部和群众敌情观念模糊。开始搞忆苦时,:有些贫农怕说过去的苦,丢人,显得自己没本事似的,不理直气壮。有的人怕露出家底薄,担心儿子将来找媳妇要困难。驻三队的工作组和积极分子都说:“我们三队是有名的富队,四队是有名的穷队,仇大苦深的都在四队,是不是诉苦的时候从四队给我们借两个诉苦的人来,带个头,受受教育。”还说:“对敌斗争最好是大队范围统一搞,因为三队的地主、富农,老的老了,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没啥可斗的。”好象这个队对敌斗争就搞不起来。不仅积极分子讲,工作队的同志也这样讲,因为他们没掌握到多少材料。这说明要搞好阶级教育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把阶级教育工作认真做深做好,这是个基本建设。搞忆苦,开小会,唠咯(谈心)似的,这样形式好。在小会上讲讲过去妹妹怎么卖去童养,自己当时怎么冷,没有鞋穿,冬天放牛时把脚踩在牛粪里取暖。一讲,把别人感动了,自然地就纷纷说起在旧社会的各种遭遇。开大会不行,因为讲到最痛苦的时候声音很低,有时泣不成声,别人听不见,会场秩序不好,效果也就不好。个别访问也搞得比较成功,我们动员了很多青年,访问完了就帮助写家史。可是也出过些问题。青年们很积极,一听说谁家仇大苦深都往那一家跑,一班来好多人,一班挨一班。有的人不爱讲,还老找他们,他们就紧张。四队有一家贫农,儿子只能讲一点,母亲最知道过去的苦,可是,母亲在解放前当过女招待,是否被人污辱过,我们不知道。好多青年一班一班地到他家访贫问苦,越问她越不爱说,见人就躲。恰恰她儿子打井受了点伤,我和几个同志去看望,一进去她就说:“儿子受伤了,我不能讲话了。”我就安慰了她,劝她别着急。送了点止痛药给她的儿子,什么也没问就出来了。我们一出来,又去了几个访问的。我们一发现这个情况,立刻就通知负责青年工作的同志,不能这么个搞法。本来是好事,想受到教育,人家恰恰有不愿讲的,就不要硬追着让人家讲了,自发的积极性太高也不得了。青年们确实作了好多工作,写了二十几篇家史,几十篇感想,对青年的教育确实很大。诉苦会上一听,几个小青年晚上一夜不睡觉,画连环画,还配了快板诗做说明,硬是能把几个关键问题抓住,会画的就画,会编的就编诗,画和诗都很动人。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什么人才都有。我们那个村子搞了七套连环画,有四套是忆苦的,三套是揭露敌人活动的。把这些东西一展览,群众看了非常成功,说,开会听报告不如看连环画动人,看着看着就掉了泪。看了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那一片凄惨景象,好多人都说:“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比讲十天都强。”有些青年看完了以后向我们讲:“过去我们看了一些电影,看了一些小说,总觉得那些故事是编的,半真半假,那晓得在我们这个衬里,天天见面的人,就有这些事,而且比电影、小说上说的,贫农苦更大,坏人也更坏。”

经过普遍忆苦,群众和干部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真正苦大仇深的人出来讲话了。阶级敌人活动的材料大量地揭发出来了。就说三队吧,原来说要借人来诉苦,结果有几个人诉出的苦,听了真是叫人心酸。有一个饲养员王振元,当了二十几年长工,小的时候要饭,地主逼死他的父亲,母亲又自杀了,饿死了弟弟,妹妹送去童养,他本人受尽了苦。可是,这几个诉苦的都是中农,又都是当了十几年、二十年长工。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些人一辈子省吃俭用,积了一点钱,土改前夕,地主消息灵通,大量卖地,逃避土改,二斗粮食可以买一亩地,贫雇农觉着好便宜啊,就买了不少地。扛十八年长活的王兴然,把积蓄的钱买了十亩好地,土改时被定为中农。他买了“上当地”,买了个中农成分。是他一个人吗?不是。王振元也是几辈子雇农,也买了“上当地”。有的人一九四八年秋收以后买的地,年底就解放了。既有人买地,就得有人卖地,有人买了中农,是不是有人“卖”掉了地主成分?我们就抓住这一环不放,原来怀疑几户成分有问题,可是没有证据。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凡是于了一辈子长工,当了十几年长工,土改前夕买地的,拿出地契来,有证人也行,可以给他们降成分。这个时候经过阶级教育了,大家都愿意成分低,就呼噜呼噜地往外拿地契。地契一出来,好了,凡是买了“上当地”的人,谁买的谁卖的,是哪一年,都登记清楚。不少贫农、雇农因为买了“上当地”定成了中农。四个队的材料一对照,卖地的是谁了一下子就集中在赵家三兄弟身上。他们哥三个在解放前两、三年内共卖了二百多亩地,两户订成中农,一户跑到了北京,没有订成分。地契花样也很多,比如地契上写的卖地人,这一张写名,那一张写号,另一张就写堂号,还有的写子女的名子。有的,卖地人写的是他的名,中人写的是他的号,其实都是他一个人。有些地契上买地用的粮、款数目都没有添写,是空白的。地主是准备变天的时候,这些地契都不做用的,还想要回来的。这证明地主为了应付土改,绞尽脑汁,骗了贫下中农,也骗了我们政府,拐了一笔钱,一批粮食,更重要的是卖掉了地主成分。

赵家三兄弟中有一家叫赵学瀚,一九四六年他有八十五亩地,仅一九四七年就卖了六十五亩,土改时只剩十八亩六分地,全家七口人,按二亩七算恰恰不进不出,还欠一点,给他定了个中农。一定成中农,从初级社时他就作了会计。我们进村的时候,他是大队的现金保管兼四队的会计。“四清”开始时,一个群众说,干部中比较好的,就是赵学瀚老会计,人家学过成本会计,账码清楚,什么时候找他都是好应承,从来没向我们说过硬话,这个人没问题,信得过。也有少数人向我们反映,赵学瀚家过去是首户。我们一直怀疑着他,但是,没掌握到他的具体材料。为这个事,我们曾几次问过支部。吴臣当时告诉我们:“赵学瀚的中农成分没问题,人家没进地,也没出地,劳动了两三年。这几年是不许发展党,要许发展党,我早就把他吸收入党啦!”其实,赵学瀚从土改前三年算,有八十五亩地,全部出租,全家住在长春,家里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农业劳动。一九四七年听说东北解放区搞土改,赵学瀚回了一趟桃园,布置他的伯父等赶紧卖地。他是我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回来就装穷。时间不对头,长春什么时候围困,什么时候解放,他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劳动了两三年?一查毛选注解中长春解放的日子,证明他就不可能在土改前劳动过两三年。从长春出来,他没回这个村,等土改要结束的时候才回来的。后来我们问吴臣“你说他劳动了两三年,是什么时候劳动的?”吴臣说:“土改以后,合作化以前他不是背过粪筐吗!”这显然是有意替他隐瞒。“四清”阶段时,我们同赵学瀚谈过几次话,动员他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也揭露其他人。他是怎么谈的呢,他说:“我都懂得,已经到什么时候了,我还能不说吗!我这个人是最胆小的,老思想,怕事,和绵羊一样。”接着又说了一句“象羊羔一样!”一清查上地买卖的情况,真相大白。羊羔式的中农,原来是用高级伪善的手法,骗到了个中农成分,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羊羔是外皮,实际鬼得很!工作组有些同志都没想到这么复杂。从开始一直到划阶级的后期,四队的一些社员还说:“别动赵学瀚的成分,我们还要他当会计哩!”工作组也有的同志觉得动不了。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动或不动,必须拿出材料来,是中农得有材料,是地主也得有材料,不然,我们没法向省委交代。实际上赵学瀚钻进干部队伍以后,他是吴臣的后台,大队的经济账他起码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五,所有弄虚作假都是他出的主意。表面上装穷卖儍,迷惑群众,实际上出谋划策,出坏主意的就是他。一直到“四清”时,干部交代哪个,不交代哪个都是他提醒。指挥棒就在这儿!吴臣坏,可是吴臣后边还有人。吴臣作检查,不会写,就找赵学瀚替他写。我们让赵学瀚揭露问题,他从来没揭露过一件事。他却常向大队长说,那次借的还有多少钱没还,还借了多少棉花。这是提醒,实际上也是通知大队长交代。我们进村前,吴臣安排如何对付工作组的办法时,都有他参加。真正掌事的是个地主。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情况,还有他贪污九百多斤粮食,二百多块钱,每天给四队记完工分都偷一捆柴禾回家等等问题,都交给群众讨论,把地契给大家看,人们大吃一惊。群众说:“过去根本不晓得他有这么多地,只知道他叔叔家、伯父家有地,搞不清他搞了那么多名堂,不提高阶级觉悟可不行啊!几次运动赵学瀚都滑过去了,这一回差一点又滑过去。”因为他骗了个中农成分,儿子、儿媳、女儿一共六个,都是在外边上学、做事,没有一个在家劳动。大儿子是空军的一个上尉军官,二儿子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助教,老三在唐山铁道学院学习,老四是天津南开大学自动控制系的学生,小女儿在抚宁中学,今年高中毕业,儿媳是国营企业的会计。赵学瀚不仅自己钻进了我们的干部队伍,他的六个子女,有两个是党员,四个是团员而且有的是搞机密工作的。空军是机密,当大学助教的那个是搞尖端科学的,自动控制系的那个也是准备让她搞尖端的。因为他们是中农,劳动者家庭出身,父亲又是干部,如果这些青年表现得好些,我们的哪个机关和学校还不是都会重用他们么!机关派人下乡去调查,还不是问吴臣,给写材料的就是他们的父亲,地主本人。从桃园来看,原来的地主和漏划地富的子女基本上都不在农村,这样的户一共十六户(土改时订了五户地主,四户富农,其中有五户,全家都搬到城市去了),他们的成年子女一共三十四个,只有三个在农村干农业活,那三十一个都是在北京、天津、东北的厂矿、企业、学校,还有的在机要部门。在北京的八个人,有在工厂的,有在学校工作的,有在军队的,他们中只有四个人登记了地主成分。所以,和平土改区一定要认真登记成分,这个马虎不得。有的地主跑到厂矿变成工人,几十年以后还不跟赫鲁晓夫一样!因此,不管工作量多大,这个工作非做不可。这不仅是给土改巧;彻底补课,还是个百年大计,是基本建设。搞革命,敌、友、我没弄清楚怎么行。凡是漏划的,进城以后都填成中农、贫农,甚至填成市贫,就是城市贫民,实际上是地主。如果我们现在再不搞清楚,以后熟悉土改情况的人就更少了。现在搞就有些吃力,十五年前的事,有好多人不大清楚了,再过多少年要搞清楚就更困难了。现在有强大的“四清”工作队,不搞,难道将来再派工作队去搞?反正我们进村就得接触成分问题,扎根要了解成分;了解干部出身,也要了解成分;搞对敌斗争也要了解成分,索性就了解清楚吧!如果农村“四清”不搞彻底,城市登记成分也难以弄清。好多人原来在农村就给定错了,农村定的贫农、中农,实际上却是地主。要到农村去查,如果没有搞“四清”,还是给证明说是中农、贫农。农村“四清”搞彻底了,城市的成分才能搞清楚。当然,“四清”中查成分,首先就是要弄清敌我。对敌人,搞清楚以后,就能更好地改造他们,监督他们好好劳动。只要真改,不搞破坏活动,还不是改造他们。我们是相信我们党的劳动改造政策的,我们有把握改造得了他们。怕的是面目不清,情况不明。至于地主的子女,我们主要还是看他们的个人表现。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因为有些地主子女,现在十八岁,解放时才两三岁,还让他们对父母所做所为负责吗?不是那样。主要看他们对家庭的态度,自己的表现,是不是说老实话。只要他们真正愿意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愿意做劳动者,我们向来是对谁要真正革命也不反对的。桃园大队有的地主子女,因为他们好好劳动,我们还是争取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来监督他们的父母亲进行改造。可是,必须说实话,隐瞒成分不行。他们光说好好劳动、好好工作还不行,我们还得看他们的实际表现。

桃园大队一共查出了漏划的地主五户,富农两户。有个叫林树生的,开始支部介绍工作组的同志住在他家,说是中农。他有一百亩地,从来没有劳动过,原籍在齐各庄,离桃园只有五里地,有七十亩地,在桃园有三十亩地。土改时他跑到桃园来,给干部送了点挂面还有点什么东西,然后干部就向群众解释,“林树生三十亩地,定中农可以啦,齐各庄给他定了地主,如果咱们村也给他定成地主,咱村的这三十亩地齐各庄会要走的。”就这样林树生就算是中农了。他也当过于部,很会腐蚀干部。还有一个叫单立中的小学教员,是抚宁县城的地主,县城解放时,他跑到桃园,土改时,因为他在桃园没有房子没有地,就分给他房子也分了地,订了个贫农成分。房子他卖了,吴臣又给他盖了三间新房子。这次议成分,他一直和我们板,他说解放前三年他就不收租了,订不上地主。要以桃园解放时算起他确实有三年收不上租子。但是,他家在县城里,一九四七年县城解放,而他出租的土地所在的地区是一九四五或一九四六年解放的老区,一九四六年就没有人给他送租子了。他就拿着划成分的规定和我们扣。他是逃到桃园来的,怎么能以桃园的解放时间算起呢!地主也和我们搞合法斗争。我们不掌握材料,常常要上他们的当。而这个单立中,就是那个当了十几年伪职员,打了二十一个学生的人。还发现一户原来定为贫农,实际是富裕中农。降成分的是二十八户,大多数是买了“上当地”的。大家觉悟提高了以后,不仅揭露出了漏划地主、富农,而且揭露出地、富、反、坏大量的破坏活动。比如反攻倒算,变天账,挑拨干部与干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破坏生产等等。这样的事情都有。但,主要的,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隐瞒了成分,自己钻到干部队伍里,或者拉拢干部,使干部成为他们的代理人。用影响干部的办法,使干部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一着更高、更鬼。他们干什么要自己出头露面呢!他们在那里出主意,又不出面。用各种办法,腐蚀了很多干部,使干部贪赃枉法。

这个时候,有了敌情,也有了敌人,我们就开展对敌斗争。开了几个小型批判会,既训练骨干,又教育群众。根据地、富、反、坏有没有破坏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情节,决定对待他们的办法,严重的就开了说理斗争会。开会以前群众有气。有的人提出要求动手打几拳,说:“唉呀]是不是让我们打他们两下子出出气啊,真气死人了,这么骗我们,这么害我们。”后来我们就同积极分子、贫协和社员讨论了一下,是文斗还是武斗。武斗是最简单的,一人推他们一下子也就够他们受的。我们掌握了领导权,为什么要用打的办法呢?是不是有更高明的办法,能够管制得了他们,而且有把握改造他们呢?我们掌握了大量材料,用这些材料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批判和斗争,不用打骂的办法。后来同大家说通了,就是靠摆事实、讲道理,以我们的正气压倒邪气。我们都团结起来,这一股子劲,就能压倒他们那邪气,不是用打骂的办法压倒,也不是形式上轰轰烈烈地喊喊口号就压倒,我们是理直气壮,要用摆事实、讲道理把他们斗倒。要斗得他们真正低头,就是要使周围熟悉他们情况的人,他们的亲属,他们的邻居,以前他们最瞧不起的那些“黄毛丫头”,这些人都起来敢于揭露,敢于批判。这个办法对他们挖得最痛。特别是他们自己的亲人,我们用分化的办法,争取过来了,起来和他们斗争,这个最痛。而且那些人觉悟提高了,将来可以监督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四类分子的底细,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这个办法确实比武斗、比上交更能管制他们,对他们更能监督得好,也有可能改造得好。到说理斗争的时候,贫下中农发言很踊跃,没有冷场,都抢着讲话。特别是有一个根手,就是让吴臣支出去卖杂面的那个安福海,他出身很好,劳动很好,群众也很喜欢他。吴臣把他支出去卖杂面,使我们见不着他,他自己也有点躲着我们。即便如此,我们一直拿他当根子。能开会就欢迎他来,来不了就不来,来了听也行,打瞌睡也行,一直等待他。在对敌斗争会上,他忽然发言了,他站起来讲了一大篇,气愤极了。连讲了两次。他说过去对不起大家,一直不积极,为什么呢?“我就老看着惠振林(隐瞒成分的富农,钻进干部队伍,帮吴臣做了好多坏事)是个坏蛋,你们老不动他,我就不放心,我就不敢讲,有顾虑,没有揭露他。今天,我看到这劲头,你们都看出他是坏人了,我得大量揭露。”他就一件接着一件地揭了好多材料,说惠振林和吴臣关系密切,给吴臣净出坏主意,故意破坏生产,贪污抗美援朝的捐款等等。对于不讲话的人,别忙,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讲话了。这个人从这次会起,一直很积极,到选举时,还被选为三队的副队长。最近有人来信,说他工作和劳动仍很积极。开了这个斗争会以后,给这些地、富、反、坏四类分子都定了些条条,让他们遵守。怎么改造,怎么劳动,一个月怎么向贫协汇报一次等等。看来群众完全能够管制得了他们,用不着把这个矛盾上交。当然,我们还得经常做工作。

这时,根据地主、富农交代的,根据大家揭发的,好多地富活动和隐瞒地富成分的这些事,都跟吴臣有关。证明吴臣的政治“四不清”问题非常严重。我们本来是一再让他自己查上当,给他揭露和反击敌人的机会,那怕在以前阶级觉悟不高,丧失立场,现在检讨出来,向党交代也可以。他不查,一直没讲。是群众揭发,地富交代,把他扯出来了。比如说他给伪保长盖房这个事,就是发生在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那个时候。他曾说过:“我们这时候管人家叫顽伪伙会,将来人家叫我们什么呀!”所以他积极给伪保长盖房,不仅是感恩问题,他是想同伪保长拉好关系。还有,他管事的时候,放走了一个叫潘其昌的,也是个伪保长。这个人同他关系密切,镇反以前跑了。在东北一个城市被公安人员发现,那个人被镇压了。这样的事儿不少。另外,还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在搞经济“四不清”的时候,他交给我们几个受礼的清单。清单上,记着什么人送了什么礼,几斤猪肉,多少羊肉,还有烟、布、鞋。什么都有。可是地主、富农送的全没有,实际上他是收了。奇怪地是漏划的地主、富农,这些单子上也没有。这是什么问题呢?这就说明吴臣不是糊涂。我们过去是不知道情况,不知道谁是漏划的,谁是隐瞒的地主、富农,而吴臣是清清楚楚的。他知道哪些人有问题,他回避这个就证明他和地主、富农的关系,不是因为他糊涂而上当,他是明明白白的。因为一般的上当,丧失立场,总可以查上当反击敌人吧!所以吴臣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呢?我们脑子里一直划着这个问号,不知道怎样下结论。原来说是个好支书,后来又发现那样不好;又说是完成任务好,完成任务的方法不好;后来看看也不是完成任务好,上边的政策到他那里就变了样;而且,他同地、富、反、坏的关系也越搞越清楚了,他不是一般的丧失立场问题。所以吴臣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呢?我们当时没有给他下结论。

对敌斗争这一段,就是这样过的。只剩下一个地主没有找到。他叫高卫亭,是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军统特务组长,在一九六一年公社集训时,要追他有没有潜伏任务,他就逃跑了,到现在仍是下落不明。我们这次追查了他的亲属和过去同他一起参加军统的人,都没追出什么。这个人很可能改名换姓钻进我们的什么厂矿或城市里。只要全国都搞了“四清”、“五反”,是一定可以把他查出来的。搞完对敌斗争,运动就转入组织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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