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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宏的博客

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日志

 
 
关于我

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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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二)  

2014-11-22 06:56:48|  分类: 文化大革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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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来以为做了这么多工作,经过了群众性的“四清”斗争和对敌斗争,组织建设会顺利的。实际上组织建设这一段,依然不是风平浪静的,从桃园大队看,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很严重、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太和寨会议上,撤了吴臣的职,这个大队就没有支部书记了。按常规,支部书记撤了职,副书记代替,但副书记又躺倒了。当时支委还没有改选,谁当书记?那一个人也担当不起来。当时,我们是煞费脑筋,想了个办法,说来个临时的领导小组吧。支委共八个人,里头有好几个有严重的“四不清”,还没洗干净。所以就物色出三个人,其中两个是支部委员,一个是三队副队长、党员,他们的“四不清”问题比较少,而且检讨得好,劳动也挺好。由这三个人搞了个临时领导小组。当时,公社和县里也有人讲:“你们这个叫做什么呢,按党章这是怎么个弄法?”其实这是党在革命的紧急时机必须采取的办法。比如在战争中,或在敌人统治区,某个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多数被捕或牺牲的情况下,都必须采取这种临时办法。这个支部就是那样一些人,只好从这里头选人,看谁是能够培养的,我们就教育培养他们,让他们做工作。同时我们注意了培养贫下中农的骨干,提出了要立大志,树新风。因为这个地方,过去没有好样板,谁当令,谁说了算,从来没有什么民主讨论。所以我们提出要立大志,树新风,要树立一种勤劳、朴素、老老实实、大公无私的作风。我们经常教育贫下中农,党依靠我们,这是光荣,我们就应该要靠得住。经常开一些生活会,及时地抓活思想,好的就表扬,缺点就批评。不少贫下中农觉悟起来,表现确实非常好。比如二队有一个贫协代表叫李永平,他从“四清”开始就非常好,不仅积极参加“四清”,还非常关心生产。他看到饲养员那时工作态度不太好,喂牲口夜里偷懒,他就每天夜里来喂一次牲口。开始饲养员不知道,连搞了十几天,饲养员知道了,很受感动,说:“哎呀!到底是贫协代表啊!为什么他做的好事从来没有向别人讲,这不是我们队里的活雷锋吗!我要好好向他学习,保证把牲口喂好。”这样动人的例子很多,我们就表扬了。可是也有不争气的例子,有些贫下中农对于干部多吃多占,批评尖锐,可是他们当选为贫下中农代表,说话吃香了,也贪占起小便宜来,分东西的时候,他们也多拿点,把自己的自留地往外“拱”一点,实际上没多少,顶多“拱”一垅,闹得影响很不好。他们的心思大概是这样想的:“这时候我腰杆子硬了,都听我的话了,大概我‘拱’这么一珑没人敢说话”。得那么一丁点好处,影响却很坏。我们就抓住这些活思想、活材料,拿到生活会上。不同规模、不同范围的生活会,大家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培养一种好的作风。有小事在桌面上一谈,可以不成大问题。我们几次向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讲:“你批评‘四不清’干部的时候那么尖锐,结果自己刚刚当点权,就办这些事。事虽小,可是恰恰让那些‘四不清’干部,特别是象吴臣那种没承认错误的人看笑话,他们等着你们犯错误呀!”吴臣早就讲过:“瞧着吧!他们上了台,比我还厉害,还霸道”。所以,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抓紧教育很重要。经常教育他们,不要占小便宜,吃大亏,丧失群众对他们的信任。那些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多数原来是好的,也是从占小便宜开始,逐渐贪占得多了,结果吃了个大亏。干那号事,多丢人呀]要检讨,还得退赔。给贫协代表,这样讲清道理,他们接受得还好。毛主席讲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确实重要。

这时候,我们发现桃园的许多党员比较落后,落后于四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积极分子。因为桃园这个支部是苏长吉建立的,而且是按苏长吉和吴臣的面貌所改造的,一直没有进行党的教育,党课没有讲过,有个别人进过一下县里办的党校,回来也没有传达。他们经常讲的,完全不是我们党的思想。比如,我们党讲为人民服务,他们讲,社员三天不收拾就不合辙。吴臣打人的方法,前边我没细讲,在这补说一下,他是打嘴巴子,乒呀乓呀上去几个嘴巴子,再加上脚踢,凶得很。有时还用皮带,用扁担打,打完了还许关几个钟头的禁闭。打人,他还嫌累得慌,有时候旁边站着团员,他就说:“过来!你们青年团是党的助手,过来帮我打!”请看,吴臣就是党。因此,好多党员的觉悟不高,加上里头什么人都有。所以我们就抓紧了进行党课教育、讲人生观等等。利用开会前后,选了一些报上动人的好经验,给他们念念,或者讲一段毛选。等开会不要干等着,要分秒必争啊!把点滴的时间都充分加以利用,给他们补课。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四清”革命。

组织建设,要在十天内选出十大组织的负责人。十大组织是:党支部委员会,团支部委员会,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大队贫协委员会,妇代会,民兵干部,调解委员会,文教卫生委员会,生产队的队委会。十天的时间真够紧,怎么弄呢?我们就讨论了一下,都要让群众民主讨论,大家酝酿候选名单,对所有组织都用同样的时间讨论,平均使用力量,实际上是走过场,一个组织一天,哪个组织也不能讨论透。我们就主要抓了几个,就是支部委员会,大队和生产队的生产管理委员会,还有大队贫协委员会,这四个。我们说豁着时间,让大家充分地讨论、酝酿,需要几天就几天,都讨论好了再选举。其他的组织,我们同支委和贫协共同拟了个候选名单,尽我们的可能安排好,交给他们各个有关组织去讨论,自己选。进行组织建设,也要抓住关键。群众对于选举干部非常重视。在我们搞四清时,群众经常提醒我们:“对‘四柱’,你们可要安排好啊!”四柱是什么呢?就是国家栋梁的意思。我们说,大家的事,要大家考虑,要大家安排。群众关心印把子交给谁,这是树立了当家做主思想的一种表现。生产队的干部是先选的,几个队选得都比较好,经过了充分酝酿、讨论,最后票选。进行得很顺利,群众也很满意。

可是,在酝酿大队干部名单和支委分工时,出了问题,吴臣来了个反攻。原来吴臣在支部里还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一说话,还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他的样办。要是不知道情况的人,来参加支部会,还会以为吴臣仍然是支部书记哩!他在支部里还是挺神气的。在讨论大队管委会名单和支部委员名单的时候,吴臣借机反对犯过严重“四不清”错误,但是,积极参加“四清”运动,又肯于改正错误的干部当选。他一讲,就有些人跟着群起而攻之。吴臣和他的一伙人攻的是什么人?就是在“四清”阶段揭露他最痛的那些人。对于过去有“四不清”错误,真正彻底交代,坚决退赔,以后又积极工作、积极劳动的人,我们是支持他们当选的,群众也愿意选他们,包括那个关景东。关景东是七百斤粮、七百块钱,这个错误不算小。原来我们是准备让他劳动两年,考验考验再说。后来又安排了他,主要是因为他能把生产拿得起来,而且确实表现了坚决改正错误。人家真改正错误,我们总不能不欢迎吧!重要的是,群众愿意让关景东当干部。但是,吴臣不同意。还有人附和他。这说明吴臣在支部里还很有市场。

支部委员酝酿好了以后,选得很顺利,票也很集中,但是,在分工时,又出了问题。我们原想让赵品三任支书,他是三人领导小组里的一个成员,是我们一直在培养的。这个人“四不清”问题不多,劳动确实很好,人很耿直,就是倔。等到分工时,他提出坚决不干。那时候,我和另外一个副组长正在北京汇报,那两天没在村里。赵品三向支委和工作组的同志提出他不干的理由;“我管一个小队行,管一个大队没经验,能力小,懂得政策少”;“我不会团结人”;“对学习没有兴趣”。其实他是和关景东有意见,过去他曾说过:“有关景东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关景东,他千我就不干。’他还说:“董朴同志回来同我谈话,能把我驳倒,不过她不了解基层干部。”他为什么说我能驳倒他呢?就是因为他提“有关景东没我,有我没关景东”时,我驳了他。我说:“关景东如果不是好人,作干部不适当,你提出求,可以不叫他当,可以说服群众不选他。假如只是你们俩合不来,就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合作。你们这几个人不团结对谁有利,谁在等着看你们的笑话?你是让地富反坏和坚持四不清错误的人,看笑话呢,还是觉得应该团结起来把印把子掌稳,大旗扛好,生产搞好?”说得他没话好说。他说我不了解基层干部,实际意思是:“我们基层干部,就是你整我,我整你,谁同谁合不来的,都是自己顾自己。”好象我把基层干部估计高了,不应该要求过高。说真的,我对不少基层干部这几年干了这么多不好的事,甚至坏事,确实不了解,但是,要求一个党员做到象个党员的样子,是完全应该的。说穿了,赵品三不干,是上了当,是吴臣给他煽了风。吴臣制造了一种空气,说:“我是关景东整掉的,以后谁同他合作,也得被他整掉。当支部书记,就没好下场。”桃园去年冬天就开始修建扬水机站,干部们常常到县水利科去联系。正在这个时候,县里的水利科科长向桃园的干部讲:“你们别神气,将来你们的下场,还不如吴臣”。这个科长向桃园的干部提出了一个水利投资的数目,去的干部一下子不敢做主,说得回来商量商量。这个科长就说:“要是吴臣,打也把钱打出来了!”讲这个话,对“四清”是个什么态度?这是政治性的,不是一般的认识错误。冶空气来自好多地方,这个科长那里就是一个刮冷风的地方。

后来我们考虑,赵品三在关键时刻发生动摇,不适合当支部书记,不是他自己当不当的问题。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人材很多,有人能扛这个大旗。党员中就有一个很好的雇农,他的名字叫卢伦。这个人四不清问题不多,一直参加劳动,群众很拥护。因为过去他不是支委,是管委会委员,我们觉得一下提成支部书记恐怕不行。后来看,这个人很好。他民主,肯征求别人意见。就是文化水平低,听了报告,回来传达有困难,记个什么事也困难。可是,他真正是好庄稼人,忠实可靠,立场坚定。他几次和我谈话,对我教育很深。他三言两语,能抓住关键,讲到刀口上。后来我们就推荐卢伦当支部:书记。对赵品三,我又同他谈了一次,谈的时候没再说服他,也没批评他。只是说:“你讲的那些不干的理由是对的吗?”他说都是对的。我说,不是说假话?他说,不是。我说,不:是上人家的当?他说,没有。我说:“那好,如果你说的那儿条都是真话,你不配当支部书记。”这么一谈,他没想到。他以为我们培养他这么久了,要靠他,没有他不行,完全是想拿我们一把。一说不叫他当了,他紧张了,一再表示:“我一定好好干,分配我什么,我绝对好好千。”他完全变了样子,这证明他不是真不愿意当支部书记,确实是上了别人的当。不是吴臣当面支使他闹的,是吴臣间接煽动的。

我们进村以后,“四清”初期,同吴臣几次谈话,他都一再说,这里“四不清”问题不多,要讲“四清”的重点就是关景东。吴臣早就确定了“四清”的重点应该是搞关景东。这个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干部不团结,也没有说过有宗派,他就是一再宣传关景东的问题严重。在三级干部会议后,他开始讲关景东是“万字号”,我们也查了,不实,没这回事,是蓄意给我们制造麻烦。可是,在太和寨会议撤了吴臣以后,他回来就大嚷:“关景东有宗派呀,他一直是搞我的,你们二队工作组(关景东家住二队)听了二队积极分子的话,二队积极分子就是听了关景东的话。”当面也对我们讲,好象我们上了关景东的当,参与了他们的宗派。他的意思是我们支部有两派,你们现在一撤我,是参与了关景东那一派。没撤他以前,从来没听他讲过宗派的问题,而他却老向我们讲,关景东是“四清”重点,现在又说撤他就是参与了他们的宗派斗争,这显然又是一个手法。我们采取的态度是:不管谁的“四不清”,都要弄清楚,不能借“四清”运动搞宗派斗争,也不能借口有宗派斗争,就不能搞“四清”。就是只许搞别人,不许搞某些人。就是“我有‘四不清’,你们不许清,你一清,就是参加了我们的宗派斗争。”这是借口有宗派,来反对搞“四清”。这是不能容许的。不管谁的“四不清”问题都要弄清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因为党内有宗派,是不合法的。不能借“四清”运动搞宗派斗争,可是,也不能借口有宗派斗争,就不能批评“四不清”,否则,也是宗派。谁有没有问题,问题多大,我们是凭材料,凭事实来下断语的,不能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宗派,我们为这个事,也曾经征求过一些党员和群众的意见,问他们是不是有派呀?关景东有没有派呀?谁同关景东是一派?他们说关景东这个人派不成,他是个有口无心的人,毛毛草草,缺点不少,可是他憋不住事,他搞阳谋可以,搞阴谋他这个人是搞不了的。别的干部也说没有发现关景东有派。吴臣起先也没有说关景东有宗派,直到撤了吴臣以后,他才说有。这是吴臣要手腕。

过了春节,我们一进村,有些群众就曾向我们说,吴臣可改了。一个军属老大爷向我讲:“大年初一,人家就背起粪筐,过去从来不劳动,现在劳动了,还是‘四清’有办法”。“他过去见了我吹胡子瞪眼,现在见了我大叔长大叔短的,说话可和气了”。我们专案小组也有的同志说:“吴臣的问题差不多了,再搞也搞不出个鸭子鸡来了。”这一类看法,吴臣可能听到了一些,春节我们离开这个村的时候,公社的社长薛保玉到桃园来了一趟。说是来了解情况,安排过春节的事。可是,他一到大队办公室就找吴臣,值班的干部说他不在这里。于是又跑到吴臣家里找,据说薛保玉是专门来了解“四不清”干部的思想状况的,可是只找了吴臣一个人。他们当然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就是问有什么委屈没有。吴臣也谈了一些:“说我打人三十五个,没有那么多,说我封官许愿,我没有这事,我只同几个干部,商量了今后工作的分工。”薛保玉这一来给群众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说工作组一走,公社社长还是得来找吴臣。虽然吴臣被撤职了,还是得来找他。而且,过去吴臣也讲过这个话:蒲蓝大队支部书记撤职以后,:工作组再三央告叫人家干,可是人家祖荣功不干。他散布过这个空气呀!看哪,现在不是又有人来央告吴臣来了?!这件事引起了群众的错觉。其实,这个社长本人的问题也没搞完,他也是个专案。后来,群众弄明了真象,说;“啊!原来是专案找专案呀!”

吴臣敢搞反攻,就是由于外边有人支持他。他搞反攻,这是个大好事。要不,有些事情我们还弄不清楚,他一反攻,就逼着我们想一想了,得搞彻底呀,不能马马虎虎。他一直在反对“四清”,我们工作组还没有出村,他就集中火力反对想要改正错误的干部当选,这证明什么呢?吴臣想把持桃园的领导权,想要复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对敌斗争的革命成果。他企图仍然回到台上统治群众,要那些有严重“四不清”错误而又不想改正的贪污盗窃分子,同敌人勾结用暴力统治群众的分子,重新复辟、掌握领导权。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不搞破坏可以,搞破坏不行。所以,我们看到了工作还没作透,必须补课。从吴臣这次反攻看来,他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是党的标准,不是贫下中农的标准,不是人民的标准。我们说好的事他就说不好,贫下中农说好的事他就说不好。别人把工作搞好了,他就不高兴,而且是仇恨的。这时,他就是要把桃园的工作搞乱搞烂,才称心。我们工作组对他的反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吴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他坚持“四不清”的立场,发展到同党对立?因为有宗派斗争发展到反党程度,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还是这个人本来就是坏人呢?因为他与地、富、反、坏有那么些密切关系么!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敢下结论,只好交给群众讨论。是什么就是什么,让党员群众,社员群众,从党内到党外,来一个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把吴臣的问题全部向党员和群众讲清,这样既可以提高群众的觉悟,又可以防备他将来搞破坏活动。如果他这一次不合,肯定我们出村后他也要闹。他带着个党员帽子,在支部里,要起破坏作用,就可能比任何的反革命分子所起的破坏作用还要大,党和桃园的群众可能会遭到很大损失。所以我们下决心,交给全体党员和群众讨论。把情况都讲给他们,还提了一个问题:到底吴臣的问题是个什么性质,是严重的“四不清”错误,是好人犯错误,好人办坏事呢?还是本来就不是好人。党员和群众按生产队组织讨论,一致说吴臣从来就不是好人。这样一讨论,又揭出了不少的材料。各组一致提出:开除他的党籍,非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不可。说他就是个坏分子,原来就是流氓。一直和坏人搞在一起,为他们服务,打贫下中农,谁打这么多人,也该坐法院了。群众一致要求把吴臣定成坏分子,说:“他有一肚子坏水,眼珠子一转,主意就来,几个人也到不了他跟前。把他清除出党,戴上坏分子帽子,我们好监督他,警惕他要什么花样。吴臣的个人报复性太厉害。要不定成坏分子,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过去群众和干部讲话还是话到嘴边留三分,现在什么都讲出来了。根据大家敞开讲的情况来看,吴臣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过去他所领导的桃园支部,确实就象贫农所说的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直到我们走,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吴臣把持的桃园支部,过去基本上不是共产党。他把持的这个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他多少也做过一点好事,总得交点征购,搞点生产,不然,他隐藏不了这十好几年。桃园这个支部,我们原来也考虑,是不是变了颜色了?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后来公社党委同意桃园党员的意见,批准把吴臣清洗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可是,据说到现在,我们已经离村两个多月了,还没有正式文件批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们开了一次批判吴臣的大会,到会的人很多。那一天是下雨,屋里挤满了人,外边还有不少的人顶着雨听。他们说:“我们宁可把衣裳浇湿了,也比我们挨打受骂好。”这次会,发言的人很普遍,除了积极分子以外,包括以前被他打过的人,都敢于当面讲话,质问他。过去调查吴臣打人的问题,一队老雇农李升平,说:“别问我了,我一想起那时的事,腿就发软,就打哆嗦。”可是在这个大会上,他站起来讲话了,质问吴臣为什么单打我们贫下中农?对地主、富农、军统特务、伪保长就那么亲,重用他们,信任他们。有一个被他打过七次的贫农,以前我们问他,吴臣打他的情况,他说:“唉,我也有错误。再说,他每次打完了,还给我的小孩点稀粥吃,还给我买过一次点心。”群众说吴臣是“打一拳揉三揉”,他打了人还给点好处。在这次会上,这个被吴臣看不起的、被吴臣当小菜的人,也站起来了,领着人们喊口号。贫下中农对这个会很满意,兴高采烈。参加这次会的有工作队队部来的同志,还有卢王庄公社的干部。我们说开得差不多了,可是群众都不愿散会。贫下中农说:“这是我们第二次解放,第一次翻身!”

在这次会上,我们把苏长吉、薛保玉都找了来,让他们听一听,受一点教育。他们坐在旁边,当时就有人点名批评他们。为了不使群众转移目标,以便集中精力把吴臣的事搞透,在会上,我们没有让大家畅开批判苏长吉。所以,好多人对我们说,这次会的唯一缺点,就是没有把苏长吉留下,连夜搞,也把他批评一通。我们认为群众的意见是对的,因为队部许过这个愿,说过让苏长吉到桃园来做检查。

苏长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零零碎碎地介绍了一些。苏长吉在土改后期发展党的时候来到桃园,他发展的这批党员里边有吴臣和关希颜等,并且同关希颜结拜成千兄弟。后来,苏长吉一直包庇吴臣和关希颜做坏事,为他们“服务”。他常来桃园吃喝嫖睹。睹博的时候,他身上还带着个枪,把枪交给关希颜的孩子玩并且让他拿着枪到街上去,随便吓唬人。群众非常恼火苏长言,对他很有意见,很气愤。苏长吉对“四清”一直抱着抵触、反对甚至破坏的态度。他在蒲蓝大队参加过“四清”工作队,可是他常到桃园来散布蒲蓝“四清”的坏话,说蒲蓝搞糟了,搞左了。我们把掌握的材料,向队部反映了,向县里反映了。于是,经县委同意把苏长吉调到县里去反省。可是他一直不好好交代。后来查出他不仅在桃园这一个地方有享腐化福的窝子,在别的地方也有。离桃园不远有个牛头崖,牛头崖公社就有他的吃喝朋友。牛头崖公社的社长张贺堂,是有名的“花和尚”,他俩气味相投,搞到一块。苏长吉垃了一批酒肉朋友,这些人都是基层干部。他拿这些基层干部作为他的群众,跟工委搞对立(他那时是东风工委的副书记,后来,东凤工委改为榆关区委,他改任副区长)。他的群众是谁呢,就是那么一些不好的、最脱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到一块就是吃吃喝喝,讲女人。白命为才子,到处找佳人。据我们了解的材料,完全可以肯定他是个蜕化变质分子。区长在群众中是个很大的官,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公社干部,上面才是区,在大官里边有这样的人,发现了好。应该坚决挖出来,弄清楚。因为他在县里不检讨,工作队队部同县委商量,把他调到卢王庄公社来了。由县委和队部合组了一个专案小组,专门审查苏长吉的问题。他到了卢王庄,写了几份检讨,净是些大道理,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后来,他觉得不老实交代过不去,问来问去他也没有办法了,就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以后又找出三本。他一交出这个笔记本,使好多人才清醒了。真教育人呀!他的笔记本与众不同,管专案的人拿来给我看了,实在让人看不下去。里边记的都是些卑鄙、骯脏见不得人的事。他记一段听的报告,底下接着就写那些乌七八糟的打油诗,什么都有。我没看全,翻了翻就看不下去了。证明他听着听着报告,就听不下去了,脑子里就想他的那号“甜蜜事”,写起打油诗来。接着又记了一些汇报的材料,如:什么成份、多少户,下面又是他和女人来往的信和记事,他干的那些事,就是西门庆干的那些事。他这样乱搞,根本就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做工作。上面写着多少女人的名字,怎么搞的都有,标题就是“云雨日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原来还怕定蜕化变质分子定错了,有了这些笔记本,就进一步地证明了,这个人确确实实是烂透顶的。他和工委闹对立和分裂,是想夺取领导权,以便他更有条件搞腐化堕落。

桃园群众要求开会当面批评苏长吉,卫作队同意了这个要求。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苏长吉,因为他这样的人不是几次谈话、几次会能教育过来的,因为他已经变得不象样子了。叫他到桃园来检讨,是因为他给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经过这次会,可能把坏影响挽回一些,同时,也可以起个反面教员的作用,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

这次会,工作队和我们商定请县监委书记陶克己同志来主持。他既是我们工作队的成员,又是苏长吉专案小组的成员。当时为什么请他来主持呢?因为,这几年群众对公社、区、县的干部,不大信任。我们都有这样个感觉。对省的干部群众比较信任。所以我们想让县的同志出面来处理这个事,这是给群众办好事,可以在群众中树立县委的威信。因为当时县委书记强华同志和王云波同志去地委开会,所以就请陶克己同志来:拦持会。可是我们这位陶克己同志,不是那么清醒啊!工作队长通知他来,他同意了,可是以后他又对我们的工作组长说:“我有别的事,没功夫。这个会我不去了,你主持吧!”还嘱咐说,这个会,可不能象搞吴臣那样搞法,苏长吉是现任区长,群众提意见可得有分寸!他先给我们组长打招呼,组长说:“我也没有把握,群众要提意见,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感到陶克己同志有不少框框,一方面他同苏长吉很熟,有些破不开情面,另一方面,可能:他认为这个事还不定搞得对不对呢,将来这个犯错误的担子会落在他身上,而我们却推卸了责任。其实,我们既然在这个地方工作,就要负责把这里的:工作作好,就应该设法把以前在群众中给党造成的不好影响挽回。我们是想把好事让给县里的同志来作。这样,就可能使县的威信提高。我们的意见是这样。可是我们两家的言语不通啊!不过,因为工作队队长叫他来,他还是来主持了会。我们向干部和群众一再介绍,陶克己同志是县委常委、监委书记,是专管干部违法乱纪的。这两年基层干部对县监委有这么个看法,当然违法乱纪也管,好象是管平反管得多。所以有些四不清干部,当我们一批评他们或者处分了他们,他们就想找监委保护。这个事有点伤脑筋。对这个问题我反正没有弄清楚,在这说一下,是觉得有点这么个味道。当然,工作队下乡,工作做错了,工作队队员乱搞一气或者有违法乱纪的事,监委也应该管。

那一天,这个会开得很好,群众提了不少意见,牛头崖公社来的人也提了不少意见。不少人提出,象苏长吉这样的区长,应该撤职,应该开除党籍,应该叫他回乡劳动。当时我们向群众说,感谢桃园的群众和干部帮助我们党清出了一个蜕化变质分子,大家的意见提得好,我们将把他们的意见转报县委和地委:考虑。听说现在还在考虑,还没有决定。到底因为什么下不了决心,我不了解。

这个问题是这样;当问题涉及到公社,区、县、的干部时,我们一个大队的工作组要不要管?我觉得是非管不可。既然党派我们去工作,我们就要对党负责。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怕犯错误,也不能怕和地方党委搞坏了关系。我们应该把材料搞确实,报告上级党委,积极建议上级党委调查处理。不然,四清就搞不彻底。一个大队真正搞彻底了,是可以发现一些公社干部、区的干部、甚至县的干部的问题。比如桃园大队就是这样。根据桃园群众和干部的揭发,我们就挖出来了一个副区长苏长吉,一个有十几年党龄的烂透了顶的蜕化变质分子。这就是说,区长一级的干部,有的已经和平演变到变了颜色。区里搞了五反,他混过去了,这次四清发动了群众,他就混不过去,被挖了出来。所以四清搞好了,又可以帮助五反搞彻底。当然,是不是仅仅涉及到一个苏长吉呢?不是,还有。吴臣的行贿、拉拢,还涉及到一些县里的干部。前边我讲了,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县人委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他们曾在一块吃吃喝喝,赌博,借钱也搞过。这样一来,他们下来检查工作,怎样个检查法呀!他们会赞成搞四清吗?又比如县的水利科长那样的人,有一笔水利费,这是党交给他们的,投资应该用在最需要而又有条件,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可是他们是个什么思想呢?老子有这笔钱,谁请吃点好的,就恩赐给那个地方。谁给送大米,这个地方就能上马,钱就能拨。党信任,才交给他们这部分钱,应该负责使用好,分配好。我们进村前几天,水利科同意在桃园修建一个扬水机站,选好了地点,并且要群众立即动工,很积极。为什么呢?查账查出来,给县水利科的一位副科长送了一百斤大米,很快地就上了马。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我们也不知道,就上了马,开了工。四清开始,吴臣一撤,水利科长又说不行了,他又不吗上马了,说桃园的水源不够,可是那时他又没有到桃园来看过,还说什么水利款没批下来等等,说了好些理由。我们没有进村时他已批准了,我们一搞四清,他就又批到别的地方去了,批到不搞四清的地方去了。这是个什么问题呀?这类人不是真正向党负责,手里掌握的钱多了,不是觉得个人的责任更重,应该做得更好。而是谁对他好,谁请他吃吃喝喝,谁对他恭维,就把钱批给谁。上面我介绍的这三位,到底有什么性质的错误,我们只发现:有问题,把我们知道的情况报告上去,没有能追查清楚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抚宁县委的负责同志,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是不清醒的。现在不能说他们是有意包庇这些人,因为还没有证据。可是我们刚一下去就感觉到,县委的负责同志不是清醒的,总觉得基层干部辛辛苦苦,考虑到这方面,对四不清千部就原谅和姑息,老印象就打不破。老怕委屈了四不清干部,可就是不去了解贫下中农受了委屈没有,受了多大委屈。另外还有刊‘么顾虑,我就不清楚了。

县委第一书记,我同他谈过几次话,开始他不知道我去,不是我不信任他,是省委批准我改了名字的,是为了有利于工作。住了两个月,他知道了,就找我来谈,后来我也找他谈,临走时我还约他谈了四个钟头。我要说的话都告诉他了,因为县里的事他要向党负责的。对的、错的意见,我都向他交心了,而且对他个人我也提了点建议。不过他是没有向我交心的。为什么我同他都当面讲了,现在还要向同志们讲讲呢!我想有他那样想法、有他那样做法和同他处于同样的精神状态的可能不是他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不使别的同志也从中吸取点教训呢?县委领导同志清醒不清醒,是很重要的,这关系到一个县范围的革命事业,责任重大呀!

县委第一书记也是我们的一个队长。第一次开公社三级干部会以前他没有下来,因为县里开三级干部会。我们开会那天他是坐吉普车从县城赶来的,一到村就参加了会。那天我是和群众坐在一起,听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讲话,大家都非常重视,好多人都拿出笔记本来记,准备回去传达。那天的会是群众开始给公社干部提意见的时候,大家很希望县委书记给大家鼓鼓劲。如果他能讲几句鼓劲的话,如四清一定要搞清,一定坚决贯彻“双十条”,话不在多,讲几句关键话。对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基层干部和工作队的同志提出些什么要求。鼓励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放手提,不要有顾虑。县委书记不可能每个村都到过,很多情况并不了解。大家多提些意见,起码也可以帮助他了解些情况。可是,那一天不是这样,他刚下车,也不大了解情况,就照稿子念了一篇。这个稿子里,都是“双十条”里有的话,特别是强调第二个十条里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听起来,似乎是四平八稳。可是在那个场合讲那么一篇,不疼不痒,实际上就泼了冷水。作为县委领导,是不是应该支持群众大胆提意见呢?根据我们县委书记的水平,只要了解一下运动的进程,了解一下群众的情绪,完全可以讲几句解决问题的话。在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大家刚提点意见,他就大讲: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依靠基层,干部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等等。这时候,讲这些话,很不适当,这个公社有什么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能讲这些话呢?大家明明已经提出不少意见,县委书记讲这些话,不是泼冷水么?好多人,特别是工作队的同志说,唉!算了,甭记了。证明他们抱着很高的希望,县委书记使大家有点失望。特别是他那一天引了个例子,引得不好。他的话是想检讨的样子,他说过去也下来过,下来的时候群众还招待他吃过饭,总觉得这是爱护和照顾领导干部。没有注意到会造成什么影响,所以就吃了,没有给粮票,没有给钱。后来一查账,有一次好几个干部陪着吃的,记下了他十块钱的饭钱。他说:“查出来了,我是要检讨的,以前没有认识到。不过群众说不让我退赔了,我谢谢了!”这个话很泄气。实际上,这十块钱要他县委书记赔也有点冤枉。这十块钱确实不是他一个人吃的,县委书记吃饭,各级干部都陪着吃,账上到他身上,都让他赔是冤枉。可是正在发动群众的节骨眼上,我们动员四不清干部交代、退赔的时候,应该表示坚决退这十块钱吧!不讲也行,要讲就得说不让我退我也要坚决退。他一退,就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群众。我到他家去过,看来不富裕,家里情况,是艰苦朴素的样子。假如过去有人真是出于照顾领导干部,照顾的结果县委书记多出了十块钱,反倒降低了他的生活,人家就会想,我们不能这样照顾领导干部,也有教育意义。

我们有些好同志,这些年,不大听、也听不见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意见和反映。但是,我相信这些同志,只要真到群众中,他就不会是这样做法。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没有放下县委书记的架子。重要的会议要出席,出席的时候又不了解情况,怎么办呢?别人给拟个稿子,念一念,名义上县委书记也讲了话,实际没有考虑效果。以后碰到这种情况,要么就别参加,要参加就先来了解一下运动进展得怎么样,应该讲几句什么话,恰恰是推动这个运动。这是河北省委的同志要我如实讲的。后来,县委书记下来比较多了,到卢王庄公社住了些时候,一下来就不同了。我们谈过四次话,每次在领会中央精神上都有进步,但是,差距还是有。我几次征求他的意见,间他我们的工作有没有搞错,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他都说搞得好,搞得对。但是,他从来没有主动提出什么问题和建议。对我们那里揭发出的问题,不积极表示态度,而且几件重要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批准。下到卢王庄公社,是工作队的队长,一当队长,就有好多领导事务,听汇报就听不完。我们工作队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开始一个时期,也是靠表报,靠听汇报,来领导“四清”,因为摊子很大,十几个大队。县委书记是下来了,好,但还是做得不够,因为净听汇报,听不到第一手的东西。参加汇报的干部多数也不是做直接工作的,比如我们这个工作组,有个副组长基本上是专搞汇报。召集人来就听,听完后连夜赶紧整理到一块,相当辛苦。到队部汇报回来,先向大家传达队部的意见,研究我们怎样搞法,刚布置完,接着又该准备汇报了。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去做直接工作。这个同志倒是要求过好几次,他说:“我得下队,不然,我这个副组长光听汇报、作汇报,两边趸两边卖,这不象个讣商小贩’吗?”这个话讲得很深刻。这种工作方法,应该改。我们工作队注意了这个问题,曾决定队长、组长都包一个生产队,不过领导事务一来,有时也搞不成。后来有改进,表报减少了,会议也减少了,有些队长也亲自到各队去抓抓,到战场上去看看,有些队长还做得比较好。表报多确是问题,中央三令五申,省里也有决定,就是解决不了。基层干部也真忙,辛辛苦苦,多是忙在表报上。坚决不许有表报以后,变成了提纲。据说提纲比表报还要长,还难填。“四清”这一段表报又多了一些,因为有各级“四清”办公室,有省委“四清”办公室、地委“四清”办公室、县委“四清”办公室,还有我们队部的办公室,都要表报,还限期上报。我在那里做工作,对表报很恼火,我就填不上来,有不少是真没法填。“四清”办公室就希望要一些数字,向领导同志反映运动的概况,也有通过报表“督促”工作的意思。数字要有一些,不能太多。弄那么多表,我想不会是或不全是省委、地委、县委、工作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自己要的,大都是办公室里的人要的,他们主观上可能是想帮助各级领导同志的,可是他们没有搞过“四清”,这些表报,大多数是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有些真难填。我讲个例子,刚才不是讲诉苦么,大会小会诉得很好。两二天后给工作组的同志们出了个题目,让登记个材料,到底有多少贫农诉苦,多少中农诉苦,这个还好说;还要登记那种苦有多少件,就是说逼死人的,要粮的,抓夫的,苦有几十种,各有多少件。第二天,有一个队给我们汇报那种苦是多少多少,我心里就琢磨,我也参加了诉苦会,根本就没注意是那种苦,反正是被诉苦的情节吸引了,眼泪都不知不觉地掉了下来,根本就没有注意那种苦有多少件。我纳闷,大概有人在那儿划“正”字吧,后来一问,那个队是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费了很大劲回忆出来的。另一个队感到没有办法填,对要这样的表很生气,就随便估计了个数字。填这类表有什么用呢!白浪费时间。这个事我们工作组的一位同志要负责。工作队长宵风同志专门为表报太多做过检查,而且告诉抚宁县的其他工作队千万不要把表报搞得太多。我们很多单位、很多同志靠表报领导工作,群众也知道。有一次群众会上,一个贫农向我们讲:“过去下来的干部,有真工作组,有假工作组。”我说,怎么还有真工作组和假工作组呢?他说:假工作组来了先说吃什么,然后就拿出一个表,交给会计给他填,酒足饭饱以后,表也填好了,拿起来就走了,这是假工作组。真工作组呢?他说:真工作组来了,是先到大队部,稍微谈谈,然后交出个表叫会计填,自己到地里去看看庄稼,等到看完回来,表就填好了,拿着就走了,这是真工作组。给他作饭他不吃,或者吃了给放下粮票。贫农说的真工作组同假卫作组区别在吃喝上,可是都没有离开那个填表呀!就是说,过去很多单位,很多同志是靠表报领导工作,而表报又有很多不实。同志们!耽悮了好多时间呀!这有多少是无效劳动啊!这些数字好多是假的。依靠这些表报下决心,有多危险啊!所以,很有必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工作方法,看看怎样才能使领导工作更深入。我们看到了这么些事情,要总结经验教训吧!我们共产党员是从来不怕说我们的缺点,从来不怕说我们的问题,改正就是了。可是必须真正改正,彻底改正。

各级党委的“四清”办公室和“五反”办公室,应当同时也是反对五多的办公室,决不能由“四清”和“五反”办公室也来搞五多,并增加五多。如何真正地反掉五多?应该由各级党委的“四清”工作队和“五反”工作队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些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一追他们的事就联系到上边,有人包庇。这就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干部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也是基本的根子。可是,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靠山,有人保护。我们进村不久,群众就提出不敢给吴臣和关希颜提意见,他们上面有副区长保护,是上面的红人。我们说要挖下面的根子,群众却提上面也有根子。到底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上边有没有根手?如果要有,要不要挖?值得我们深思。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里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的影响。这就是说,地主、富农的影响,不仅仅在下面干部中发生作用,也对我们上级和高级机关的一些干部发生作用。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大体土在公社、区、县都有靠山、有根子。送礼,请吃,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边就有人保护他了。有很多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上面的保护,下边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科员不拉科长下水,他就不敢胡搞乱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他也不敢胡搞乱搞。拉上级:千部下水也很简单,只要送一个手表,多少粮食就行了。生产队的干部没有大队干部的撑腰,他就不敢胡搞乱搞,他不放心。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给他撑腰,他也不敢胡搞乱搞。如吴臣,就已经成为压迫群众的统治者。为什么呢?有上面的保护,没有群众的监督。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他就用上面的根子压群众,群众就不敢给他提意见,结果由小错误就变成大错误,甚至蜕化变质。当然吴臣的问题,还有些特殊性,他原来就是坏分子。凡是蜕化变质分子和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都有一个或几个享腐化福的窝子。苏长吉在桃园有,在别处也有享腐化福的窝子。难道只有苏长吉一个人?所以,必须加强群众的监督。要群众监督生产队的干部、大队的干部、公社的干部和区、县的干部,上面的干部也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没有群众的监督是不行的。只要上面不变,下面变了,问题不大,好办。因为上面没有变,发现了下边的问题,就可以下决心整好,敢于革命,没有什么顾虑。只要敢于发动群众,真正发动了群众,就一定能整好。一般的收了点礼,退嘛,可以查上当,放包袱。可是有些人就不只是收点礼的问题,而是被拉下水去了。这里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下面变了,上面敢不敢整,敢不敢革命,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去整好,蜕化过去的帮助他们变回来。敢不敢这样做,就要看我们清醒不清醒。对下面的错误,我们是庇护、掩护、保护呢?还是彻底革命。上面的保护,开始可能是不自觉的,收点东西,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好象挺熟的同志,给我解决点什么,要点什么,没有想到后果和影响。可是慢慢地就变成自觉的,不能彻底革命了,有些人根本就变坏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影响,这个根子一定要挖清楚。可是,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有靠山,这是有事实权据的,不仅我们那里有这个事,听说别的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要不要挖?要挖。在运动的什么时候挖呢?要看情况。我们是这样做的,开始就汇总材料,如实往上反映,而且建议上级认真调查处理。下面“四清”搞不彻底,上边的“五反”也不容易搞彻底。任何生产关系中发生的问题,比如分配问题上的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都是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凡是这类问题,总是要向上面找根子、找靠山的,就是要找上层建筑来保护。而恰恰我们的一些上层建筑,第一,不是那么纯洁的;第二,不是那么很清醒的。不是所有的都不纯洁,但总有一些不纯洁。这里我说的上层建筑,主要是指的我们的党、政机关,业务领导机关和它们的成员。按道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应该很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不要为那些非社会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事情服务,不保护它们,而且要及时地反对它们,这并不是那样容易和顺利的。当然上层建筑不只这些,意识形态也是上层建筑。比如说唱什么歌,演什么戏,我们的舞台是什么思想在占领,是宣传什么,鼓励什么。这儿年在这方面问题更多。有奸的作用,也有不好的作用,主要是不好的作用,也给了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不少的坏影响。如果仅仅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挖上面的根子,革命是不可能搞彻底的。只要是县委清醒,公社和大队多数不会变质;如果变了质,县委就能下决心把公社和大队整好。假如公社是真正革命的,大队的干部一般的不会变质;只要一发现大队变了质,公社就会有决心敢于革命,敢于发动贫下中农,发动群众,使大队变成革命的。所以,一旦发现下面有严重问题,或变了质,就应该去解决、去革命。危险的是我们不清醒。这就是要解决毛主席讲的,要看得见,要抓得起的问题。要解决得彻底。

毛主席最近提出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的五条标准:即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干部是否参加了劳动;是增产还是减产;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说服,以至于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根据这五条来看,我们的桃园大队是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当然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主要是非常需要摸出如何巩固“四清”革命成果的经验,我们现在留下了几个人的一个巩固组,主要负责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发现了,立即改正。不足之处,随时补课。当然,可能还有些缺点和错误到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暴露出来,我们欢迎同志们指出。发现缺点、错误是好事,我们可以改正,可以把工作搞得更好。我们的工作,要经得起检查,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一个大队的问题要真正搞清楚,搞彻底,很不容易。要真正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真不容易。多少事几乎滑过去,有多少次几乎上了当,还有可能被坏人利用。比如说对一个好支部,我们怎么能在一开始就设想到支部书记是个坏人哪!不可能那样设想,如果那样想,有意整他,就是主观主义,不是从实际出发。必须根据大量的事实来判断,在大量的现象暴露出来以后,通过这些现象抓住本质,看他是什么问题。可是这许多现象和事实,又不是一开始就能暴露出来,它是逐渐暴露出来的。在问题的性质确定以前,还要正面、反面地多观察、多调查、多想一想。我们做基层工作少的人真是提心吊胆,经常睡不着觉的,因为硬是不敢说这是个什么性质的事情。凡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找贫下中农,找社员群众,找中央的政策,找毛选,找老师。所以,认识任何一个问题的本质,必须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才能搞清楚。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工作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一下子不可能把工作搞深入。我们搞了五个月,现在还留着一个巩固组在那里继续做巩固革命成果的工作。这一次我们的工作并不是顺利的,是经过了曲折和反复的,才把问题真正搞清楚了。而且,是由于吴臣发动了反攻,才促使我们把问题真正搞清楚。恰恰是因为他反攻,才使我们在最后的决战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当我们搞组织建设工作时,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农村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河北省委要我们搞试点。我们工作队印了几个地方搞的农村政治工作条例;同时,决定任命支部:书记兼指导员,生产队设了政治副队长。干部有了,条例也有了,我就有点犯愁,不知道怎么搞法。我没当过兵,不晓得解放军的政治指导员怎么做政治工作。后来我把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找来读了读,又再看看我们印的那两个条例,基本上是按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套下来的。到底具体工作怎么做呢?确实要从基层试点搞起。我们那个新支部书记,在我临走时他向我说:“我又是支部书记又是指导员,你给我留下个纸条,写上我以后该怎么做工作,你们走了,我遇到困难好看看。”这个同志过去大概看过或听过三国演义,临别前想要个锦囊妙计之类的东西。我没有给他留什么纸条,只是告诉他要依靠贫协、依靠群众,有事同大家商量,听党的话,要坚持参加劳动,要注意大家的思想情况,及时解决问题。可是,他倒给我出了个题目,哪些工作是指导员要做的,哪些工作是支部书记做的?我们如何在农村工作中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呢?后来我才想通了,我们“四清”工作要搞好,必须是学了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必须是真正贯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才能把“四清”搞好。而只要是把“四清”真正搞深、搞透、搞彻底了,那一定是象解放军一样,是做好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为什么呢?做好“四清”,就是搞好教育人的运动,做好人的工作,调动大多数社员和干部的生产积极性,人的因素当然是第一;我们是搞阶级斗争的,是专搞政治的,所以政治工作第一;既搞政治工作,就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个别谈话、小会和大会,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所以是思想工作第一;而我们在思想工作中最有成效的是抓活思想,还不是活的思想第一吗!再说三八作风:我们坚决搞社会主义,坚决搞“四清”,正确地理解和贯彻中央的精神,这就是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搞三同,工作组的大多数人废寝忘食,日日夜夜地搞,相当的艰苦,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吧!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也得有。不是让某一个或某一些具体政策规定把我们束缚住,应该掌握住中央政策的彻底革命精神,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强调不同的重点,这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还有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也做到了。要做好“四清”,就得按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去做,把“四清”革命搞好了的,一定是真正学到了解放重的政治工作的一般原则。这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样做,是真正地学解放军。中央提出的号召,我们有两种学法:一种就是形式主义地学,条条定了,干部任命了,制度也订了,但是工作还按原来的样子做,那是形式主义地学,不是真正地学。就象有人学大庆,光学评功摆好,不学革命精神,不学自力更生,不学艰苦奋斗。还有一种是在工作中扎扎实实地学,“四府”要搞好,就要按解放军的政治工作那样做,搞好“四清”和学好解放军是一致的。在搞“四清”中,就学了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以后,还要研究如何搞好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真正学解放军,不能光是定条条,重要的是从基层搞起,从一个大队、一个公社搞起,搞好了把经验总结上来。我们不是讲帮助省委么!真正帮助省委,就要提出具体的经验。这样,才能帮助省委,帮助我们的党中央。

(五)

当我们做好了上面介绍的那些工作以后,绝大多数群众高兴极了。真是兴高采烈。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干部从“四清”中期就参加劳动了,后来越参加越积极,哪里困难,哪里最艰苦,干部就到哪里去干活。大队部不再留专人听电话了,有事干部们在地里商量着办,有什么问题及时在地里同群众商量着解决。干部和群众都心情舒畅,干劲很足,出勤率非常高,所有能出勤的都出勤了。支部书记卢伦出身好,民主作风好,参加劳动好。只要他这样带头搞,群众自然就跟着上。困难的地方干部上了,群众没有话说。有身教,不光是言教,以身作则。过去有人说怕“四清”妨碍生产,从我们那个地方看来对生产没有妨碍,而且生产大有进步。就是冬天搞“四清”的时候,基本建设也搞了很多,搞了一个扬水机站,搞好了两个机井,还拉了高压电线,等等。今年要搞上百亩水稻田,还有七百亩水浇地。挖渠,平整土地,都做了,也没影响“四清”,基本建设比每年冬天还搞得多。有人说,运动会妨碍生产,不是这样,它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搞得人们心情舒畅。

新的革命的领导核心,在我们那儿看来是形成了。这个时候,我们领导群众又学习了六十条和四十条,展开北学赶帮,掀起生产高潮,订了计划,做到既有革命干劲,又要扎扎实实,有科学的态度。天刚亮,群众就集合下地了,议论该干什么活,不光队长说,社员也提意见。过去公社二队是最难领导的,现在雷锋式的贫农李永平当选了队长,生产积极性特别高。群众说,队还是那个队,人还是那帮人,就是情况变了。原来有些青年,觉得在农村无用武之地,总想进城,现在他们认识到农村的天地很广阔,不是知识多没有地方用,而是知识不够。他们组织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我们工作组帮助他们上课。图书馆和俱乐部,都组织起来了,文化生活也活跃了。

我们进村时,大家都说妇女是死角,可是经过教育,在整个运动中妇女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每一个阶段的工作中,妇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扎根时,我们注意要有妇女;发动群众时,特别注意了男女一起发动;“四清”时,家属工作很重要;诉苦时,旧社会妇女受苦最多,她们诉起苦来最能感动人;搞生产,她们并不比男人差;而且,我们一直比较注意培养妇女骨:千和妇女干部。真正做好了妇女的工作,才能使我们最后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她们占着人口的一半呀!开始,有的同志,对妇女不大重视,口虽不讲,实际却是不重视的。但是,在“四清”阶段,事实打通了他们的思想。例如:有的“四不清”干部交代了一些问题,回家一说老婆不同意,他又推翻了。因为过去他们在外边吃喝了,老婆说“你大吃大喝了,什么都没有往家里拿,现在你承认了,退赔得拿我的缝纫机,拿我的猪,猪是我喂的,我不给。”一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加强了干部家属的工作。向她们说清道理,妇女还是听得进去的。我们说:“你家里的白行车、皮袄、缝纫机是哪来的钱买的?别人也有一个劳动力,为什么买不起?你的男人既作了对不起人的事,你是让他改了好呢?还是让他一辈子老抬不起头来好呢?”讲通了,她们很痛快,不仅不再拉后腿,还可以起促进作用。有几个干部的家属,在“四清”中,起了突出的作用。每一段都注意妇女工作,到最后涌现出大批的妇女积极分子。她们积极参加生产,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新修的大渠上,只要我们从那里一走,就能听得到妇女唱夯歌的声音。过去这些妇女是不打夯的,现在她们不仅打夯,而且愉快地唱着夯歌。有一次,我们正在劳动,华北局有几个同志去找我们。我们说,咱们是不是唱个歌欢迎客人,她们拉起队来就唱,说同他们劳动就劳动,休息时说谈天就谈天,不是扭扭捏捏,而是大大方方。那些女民兵特别积极,组织了突击队,自告奋勇地种良种棉、丰产田,搞得很好。她们还组织了广播组,每天晚上跑到房上宣传婚姻法,宣传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

在冰天雪地里就开始修建的扬水机站,到我们离村的时候,搞好了。社员多年来向往有电,这次省委批准办电,他们高兴极了。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看到了十吋的水管子漶漶地冒水,笑得闭不上嘴,他们说:“真不白活,看到社会主义啦!”扬水站建立在一个叫做“哑叭坑”的泉水坑上。因为解放前有一个哑叭,受压迫,没出路,在这里跳水自杀了,因此叫“哑叭坑”。桃园四队的贫农赵铁金,他因为受窝囊气“哑叭”了好几年,在我们进村以后,渐渐能发声了,进行“四清”的时候,他就能说话了,虽然不太清楚,但是,可以听懂。他揭发了不少别人不知道的“四不清”问题。哑叭在“四清”中说了话,坑也在“四清”中和洋河挖通了。所以群众把“哑叭坑”改名叫“四清”河。这都是真人真事呀!

我们刚进村时,打扫卫生都要我们亲自拿着扫帚带头去搞,到后来大清早我们还没起床,群众早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始,群众躲着我们,不敢说话,现在见了我们,无拘无束地随便谈,就连那最难摸清的瞒产、私分的数字和办法,这些事都说出来了。这也证明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是真正信任我们了。我们和干部、群众一块讨论了生产计划,去年平均亩产四百二,今年亩产订的是四百九。据说上区里汇报,区委还说我们这儿是暮气。我们当时觉得,会不会再重复过去的虚报浮夸?每亩平均增加六十斤,还少吗?所以我们决定工作组的大多数人都在同群众一齐劳动中,认真摸一摸产量问题。把增产计划落实,增产措施落实,管理方法改进。在摸产量订计划的时候,发现四队亩产增加六十斤,而总产倒比去年减少一万多斤。贫协代表和干部们说:“你们别摸了,地亩数是假的。”瞒地有好多办法,如多报渠占地,多报河滩地,调整社、队规模时,有些地“开了小差”。所以黑地很多。大家都愿意瞒,不仅多分了粮食,瞒了亩数,亩产量就高了,评比时就显得先进。不仅瞒地,还假报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比如三队,吴臣在的那个队,种了一百亩早稻,只报了三十亩,剩下的报成高粱。去年高粱减产,闹虫子啦,所以产量一下就差了好多。家家都知道有这个事,具体数字不大清楚。经过这次“四清”,才觉得上了当。到这时候,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才明白,吴臣打骂群众,群众为什么能容忍?除了打一举揉三揉,给被打的人一点好处以外,就是搞瞒产,给社员多分点,大家都得了好处。当我们选干部的时候,就有的人说:“我可不行,连汇报也汇报不上来,我弄不清那个地亩数。”当时我还劝她:“你只要参加劳动,就知道地亩数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享,他们向上汇报另有一个口径。一个说多,一个说少,对不上牙口,会暴露的。所以吴臣垄断了这个东西。他每次造表,都是地主赵学瀚给填,他去报告。群众现在觉悟到这一点,一户多分一百斤,可是干部搞了多少呢?吴臣就上千斤,还搞了多少钱呀,总是大家吃亏吧!而且,这样瞒,国家也吃亏,影响国家的建设。他们觉得要真正跟党一个心,就应该跟党说实话。我们对这些事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我们同他们这样讲的:“向党说实话,我们欢迎,一定向县委、省委给你们反映,不叫你们吃亏。”不能因为他们一说实话,今年就只给留七两口粮,那样做群众就要埋怨,吴臣要翻案的。吴臣会借这个机会活动,他会煽动:“你看,你们不让我当支部书记,马上得吃七两,肚子不饱。”起码以后留粮要按去年一样留,如果他们有剩余再卖给国家。要不然,新的干部站不住脚。周围有很多村子也瞒地、瞒产,人家会攻他们的,也会用这个末反对“四清”。所以,我们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不搞反瞒产。提倡向党说实话,是多少就应该说多少,但是,我们没有追查。可是领导上必须保证,不使说老实话的人吃亏。

我们离开桃园是四月底。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春满桃园。我们亲自参加栽种的一排一排的小柳树,都长出了嫩绿的新芽。麦田返青了,菜地也是一片新绿。可是,我所要讲的这个春,是指人们的精神面貌,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包括那老人、青年、男人、女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曾经向我们提出要造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的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桃园,这种局面是基本上形成了,或是初步形成了。真正为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政策所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和社员,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现在要学大寨,桃园就有基础了,有了好的领导核心,又有觉悟了的群众。这个时候叫我们回来,真是依依不舍。一方面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如党员登记,小学“四清”等等。现在,是留了一个巩固组在那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同那里的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干部们建立了感情。对比一下,我们进村的时候和出村的时候,村里的一切情况,我们的心中也有种愉快的感觉。如果问我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可以说,我尝到了毛主席在“咏梅”那首诗中所讲到的那种心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我们的毛主席是讲的我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修问题。可是,真正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把群众发动起,来把一个大队的反修、防修问题搞好了,它和我们整个党的事业是联系的,和我们党的国际义务也是联系的,把我们每一点小的工作都同我们党的伟大的事业联系起来,我们也可以尝到一点这个滋味。

现在桃园有了革命化的贫下中农,有了革命化的领导核心,这给桃园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可是,这种局面是不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还要看我们今后能不能做好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看有没有革命化的公社,革命化的区委,革命化的县委的领导。要不然,顶不下去的呀。我们估计,那里的斗争还可能有反复,因为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不是万事大吉了。

我临走的时候,找了几个公社的干部分别谈了谈,他们向我讲了很多心里话。我问他们,经过这一段“四清”,回想过去的工作,考虑今后公社工作怎么作才好,他们讲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过去,他们的确忙忙碌碌,可是工作没有作好,没有作扎实,漂浮得很。经过这次“四清”,认识到了公社工作的重要。他们说,过去贫下中农和其他社员群众也向他们反映些情况和问题,他们没有注意给以解决,有的就向基层干部交代交代,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也许还使群众遭到了打击报复。以后,群众就不向他们说什么了,他们电没有主动去听群众的意见。只听基层干部的话,慢慢地就不知道群众的呼声和反映了。这种状态必须改。如果不改,实际上是使领导同贫下中农和其他的社员群众隔离开了。他们还说,原来到处要表报、到处听汇报,实际上不实,反映上来说不是欺骗领导,也是给领导上一个错误的印象。如桃同大队,瞒地二百多亩,产量一瞒就百分之二十以上。表报上是显不出来的。我们是计划经济呀,假情况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苦头哪!看来应该认真地把我们的工作方法改进啦!

抚宁县的负责同志,我是接触了几位县委书记,我看他们下来一下就比不下来人有进步。听说他们下来搞过一段“四清”工作的县委书记,回县以后同别的县委委员就感到有点语言不通,也感觉到有冶空气了!我们应该真正做到下去蹲点。我临走还劝了县委第一书记最好他自己去搞一个大队,直接作,听听贫下中农的意见,听听群众的意见,他搞“四清”革命的决心就会大了。我们有许多好同志,多少年不直接听取贫下中农和其他社员群众的意见了,不直接摸群众的情绪和心理了。要真正蹲下去,真正卷入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当然就会听到群众的意见的。如果,真正听到了群众的意见,我认为他们对“四清”革命的态度一定会坚决的。我感觉到,直到我离开的时候,县委不能算是很清醒的,而且革命的主动性也不能算是很够的。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抚宁县。象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干过县委书记的,如果县委书记真正蹲下去,肯定北我们发现的问题要多,解决的问题也要多。为什么群众反映吴臣这么多意见?去直接调查一下么!为什么到现在不批准哪?是怀疑我们搞出来的材料不可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哪?怀疑也可以,但,要讲真理,真理只有一个。要有材料。直接召集贫协会或群众会,听一听,看一看,立刻决心就大了。我们原来也不了解,就是贫、下中农教育了我们,群众教育了我们,他们给我们反映了情况,他们给我们提出了问题,他们给我们出了一些好主意,我们才能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县委的领导同志,反映给省委的领导同志。我不是有意和抚宁县的同志过不去,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作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对那个地方的工作有感情,我愿意把那个地方的工作搞好。所以我是将点军,想拉他们下来,不是拉下水搞坏事,是拉他们到贫下中农中去,到群众中去呀!为什么今天要在这样一个场合讲呢,我觉得有些问题,可能有点代表性。这一点我没有作任何调查,不能判断,请在座的各县的同志们自己判断。如果有点代表性的话,大家都在省里开会,跟省委交交心吧!既然决心要搞革命,我们大家都想想有那些顾虑,把我们的思想敞开。象我所接触到的这些问题,你们那个地方是否也有?咱们把它们解决深透,才能够达到党中央、华北局和省委对咱们提出的要求,把“四清”真正搞成一个高标准的,搞深,搞透,搞彻底,后遗症少,错误不超过一个手指头。不是讲抓活思想吗?我想这些就是我接触到的一些活思想,我把它们都讲给你们了。

“四清”非搞彻底不可,不搞彻底,就是保护了修正主义的根子。真正搞彻底是很不容易的,每一步都有滑过去的可能。我们这次就是这样,稍不注意就可能滑过去了。要不滑过去,我们就要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如何才能搞彻底,关键在于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才能把真实情况搞清楚。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就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强调实事求是。

工作队应该有个好作风,它的言论、行动都应该同“四不清”划清界限。我是参加工作队的,我并不袒护工作队。我们那里大多数同志都表现得好,也有人表现得不太好,不齐么!什么人都有。工作队应该有这个决心,我们是搞革命去的,我们就要在那个地方树立一个新榜样。不要被“四不清”所影响和改造,要在“四清”革命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工作队应该是革命思想、革命作风的传播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队。如果工作队是过得硬的话,他们所工作过的地方,就应该多出好的产品,多出好的经验,也多出人才。多出好的产品,就是生产搞好;多出好的经验,就是不仅要出搞好“四清”的经验,也为今后做各种试点创造了条件;一个地方搞好了,还会出大批的人才。每一次革命运动中都出了大批人才,这一次的“四清”、“五反”运动中,一定会要出现大批的人才。

要真正了解情况,必须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蹲点。下去,要搞好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四清”革命。我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可是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地认识世界。搞几个月“四清”,就弄清情况了,这就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同贫下中农、同绝大多数社员打成一片,在共同搞革命的过程中,了解情况,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这个情况,比较可靠一些。以后再作调查研究,就有了基础。

在我刚刚回到北京时,因为大家都关心农村阶级斗争的事,有些同志就问我到底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焦点在那里?根据我们接触的情况看,主要的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搞和平演变,有些是钻进革命队伍,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潜移默化,使我们的一些干部,舒舒服服地就演变过去了,代表了敌人的利益。不是一下子收买,一下子给大鱼大肉吃,是逐渐逐渐地影响,这最不容易引起我们的警惕。在战争时期,阶级敌人是要搞武装反革命,配合帝国主义。在和平时期,和平演变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我们的身份是清楚的,而敌人却躲在后面,出面的是戴着“党员”和“干部”帽子的人,所以斗争是更复杂了。“四清”中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和复杂。现在我们搞的“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保定地委原来提的那样,清工、清账、清财、清库。现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反正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都要清。所以,河北省的群众和干部,都把农村的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四清”的内容广泛了,意义深远了。确实是比上改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的一场大革命。根据我们那儿的情况看,我觉得包括这么几项任务:一个是土改不彻底,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补课,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有的地方就没有好好搞社会主义革命,也要补课,还有一部分更艰直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又蜕化变质了,变坏了,我们要解决怎么把他们变回来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革命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有没有革命任务?还有。就是当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它还有可能腐化变质,资本主义还可能复辟。我们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世界上还没解决的。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现在作的这件事情,是我们党的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指出了“四清”、“五反”的严重的深远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这个掌握领导权以后不贪污腐化的问题,不和平演变的问题,演变了的,又如何变回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很不好作的,是史无前例的呀!可是,我们党一定能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情况明,决心大,而且方法对。找到了“四清”和“五反”的自我革命的方法。在苏联,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苏联就出了修正主义。这就教育了我们。少奇同志在反修的报告里说,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是在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则搞了个使无产阶级丢掉政权。这个反面教育意义的重要性不亚于十月革命的正面教育作用。问题是我们必须吸取教训。苏联的无产阶级丢掉了政权,我们的政权是否会丢掉?我们现在的“四清”、“五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一个人队也好,一个公社也好,一个县、一个地委也好。“四清”、“五反”的意义是深远的。我们党在国际上担负的任务是很重的,现在全世界革命的人民和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都仰望着我们的毛主席,仰望着北京,仰望着我们的党。我们应该把党交给的革命任务真正做好,真正尽到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每一个人虽然分工做的事情是很小的,可是它们都是和我们党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我参加这么一期“四清”革命来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不亲自参加“四清”或“五反”,是个大损失。不仅工作需要,从我们必须受到锻炼来说,更需要。毛主席说读书是学习,更重要的是在革命实践中学习。

我所讲的只是一个大队的经验,是很狭窄的。因为人队同大队之间不一样,各种各样的都有。有大寨那样的大队,有一般“四不清”问题的大队,也有同桃园一样被坏分子控制的大队,还有比桃园更复杂的大队。所以我们的经验,是很狭窄的。从我个人讲,少奇同志指示要我、我自己也愿意至少再参加一期“四清”和两期“五反”。要作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必须不断地在各种复杂的革命实践中磨炼呀!最后,我愿意和同志们共勉,咱们都坚决做彻底的革命者。让我们永远记住党中央和毛主席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工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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