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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宏的博客

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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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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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作者:黄峥(一)  

2015-01-19 10:43:34|  分类: 王光美访谈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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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分类:人物传记 作者:黄峥

[书籍简介] 

王光美这个名字,同她的丈夫、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国外也广为人知。她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学生时崇拜的偶像是居里夫人,可她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她是怎样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人的?她怎么会同刘少奇相识相恋到结婚?她伴随刘少奇经历了哪些峥嵘岁月、风雨路程?众说纷纭的所谓“桃园经验”、“智擒王光美”等等真相如何?“ 文革”中她经受了什么样的不堪遭遇?王光美本人为您一一道来。

本书作者黄峥多年来同王光美进行了多次系统而有条理的访谈,并细心地将每次访谈内容仔细整理下来。全书共33万多字,70幅照片,内容不仅涉及党和国家多个重大事件的真相揭露,更有关于当年党内高层人士家庭生活的生动叙述,其中许多内情和照片都是首次披露。 在这部书里,王光美第一次全面地谈及诸多往事,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细节一一浮出水面。她怎么会同刘少奇相识相恋到结婚?她伴随刘少奇经历了哪些峥嵘岁月、风雨路程?众说纷纭的所谓“桃园经验”、“智擒王光美”等等真相如何?……本书可供想了解刘少奇王光美这对红色夫妻的读者阅读。

黄峥:1946年10月生于江苏省启东市,197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1971年起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工作,1979年3月进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1980年9月毕业后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二编部副主任、研究员,刘少奇研究专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包括:《刘少奇一生》、《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刘少奇的最后岁月》、《刘少奇之路》等,并担任12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总撰稿;今年1月(2006-1-1),其执笔的《王光美访谈录》出版。

王光美访谈录

彭佩云 序言

王光美同志是我熟悉和敬重的老同志、老大姐。记得1995年初,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发起成立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幸福工程”,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而又热心公益事业的同志出任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我推荐光美同志。当时光美同志是全国政协常委,年逾古稀。“幸福工程”是一件费心费力的工作,启动时一无所有,困难重重。我给光美同志写信,向她说明情况,征询意见。信送出后没几天,光美同志就亲自给我打电话,说她很高兴应邀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愿意尽自己所能为救助贫困母亲当一名“义务打工者”,做一点实事,并谈了她对开展这项工作的想法。我听了十分高兴,深为她热心公益事业的高尚精神所感动。

光美同志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后,领导制订了这一工程的工作方针、任务和运作模式,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幸福工程”,还亲自到边远贫困地区考察“幸福工程”的进展情况,慰问贫困母亲。她以一个母亲的名义,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为贫困母亲献出爱心。尤其令人感到的是,为了给“幸福工程”筹集资金,她将她的母亲董洁如老夫人留给她的古瓷器、象牙笔筒等六件文物拍卖,所得50多万元全部捐赠给了“幸福工程”。在光美同志这一义举的带动下,许多海内外人士慷慨解囊,纷纷向“幸福工程”捐款捐物,为初创时期的“幸福工程”奠定了物质基础。

2005年是“幸福工程”成立10周年。在这10年中,光美同志为“幸福工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幸福工程”成为一个民心工程。我相信,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困母亲会永远记住光美同志的。

光美同志年长我8岁。1945年6月,她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就同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1946年2月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等同志选调,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1946年11月离开北平到革命圣地延安。她年轻时的经历同我有相似之处。我们都从一个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经过革命斗争的磨练,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

光美同志1948年8月在西柏坡同刘少奇同志结婚后,长期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默默无闻地协助少奇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十分尊敬的少奇同志被残酷迫害致死。光美同志也受到诬谄,身陷囹圄12年。难能可贵的是,光美同志始终坚定地维护少奇同志,对党的信念矢志不渝。她说,我的耳边经常响起少奇同志的一句话:“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光美同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这一伟大事业,不仅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勤奋工作,而且活跃在党和国家的许多公务活动中,以她的声望和智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尽心竭力。

近年来,我和光美同志在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中常有机会见面交谈。无论是在我负责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时,还是在我担任全国妇联主席期间,光美同志都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我一直从心里十分感激她。

中央文献出版社要出版光美同志的著作《我和少奇》和《王光美访谈录》两书,要我作一篇序言。借此机会,我写了上面一些话,以表达我对光美同志的敬意和谢意。

                                                                                                                          2005年9月9日于北京

王光美年表(1)

1921年9月26日王光美出生于北京。出生时,其父王槐青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正在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故为她取名光美。1927年4月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在北京被北洋军政府逮捕,随后被杀害。这批共产党人中,有王光美母亲董洁如的三位亲属:董季皋、安幸生、王荷生。1928年9月至1934年8月王光美在北平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读书。1934年9月至1937年7月王光美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35年12月北平爆发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1938年春王光美转入北平志成中学(即现在的北京丰盛中学)高中二年级读书。

1939年9月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数理系。1943年秋王光美从辅仁大学本科毕业,考入辅仁大学理学部读研究生,同时担任助教。1945年6月王光美同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

1945年7月王光美辅仁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946年2月经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介绍,王光美离开辅仁大学,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任英语翻译。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至9月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8月10日,美国宣布“调处”失败。1946年11月1日由于北平军调部准备解散,王光美乘飞机离开北平赴延安,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194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先后离开延安。1947年3月下旬王光美随军委外事组人员撤离延安,4月初到山西临县,参加晋绥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队。1947年5月刘少奇等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河北省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村。

1948年3月王光美结束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达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到达西柏坡。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王光美在西柏坡结婚。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25日到达北平。刘少奇、王光美住在香山来青轩。1949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受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王光美随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1月27日至1952年1月24日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南方视察和休养。王光美随行。

1952年9月30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应邀赴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

1952年10月下旬王光美赴苏联同刘少奇会合。11月下旬,刘少奇去苏联南部黑海边休养,王光美随行。1953年1月7日刘少奇、王光美离开莫斯科回国,11日回到北京。1954年9月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并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率调查组赴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王光美作为调查组成员随同调查。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刘少奇出席会议。王光美随行。1959年11月1日至26日刘少奇去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休假,其间以主要时间阅读讨论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王光美参加读书讨论。1960年1月31日刘少奇、王光美邀请王光琦、王光超、王光英等人和他们的子女到家中作客。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到湖南省宁乡县、长沙县农村调查。王光美随同调查。1961年7月16日至8月10日刘少奇到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林区考察。王光美随同考察。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1963年5月中共中央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来称为《前十条》),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也称“四清”运动)逐渐展开。1963年9月中共中央制订《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来称为《后十条》)。1963年11月下旬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参加“四清”工作队,化名董朴。1964年2月上旬王光美从桃园大队回家过春节,刘少奇同她谈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问题。1964年4月底王光美结束桃园大队“四清”回到北京。1964年6月28日至7月25日刘少奇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等地巡视。王光美随同。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介绍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的经验。随后,又在山东、安徽、河南等地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经验的报告。

王光美年表(2)

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主持修改《后十条》。1964年8月11日至20日王光美在广州整理修改《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8月19日,刘少奇就批转王光美报告一事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9月1日,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这个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1964年11月王光美到河北省保定地区新城县高镇大队参加“四清”工作队,化名鲁洁。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后期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

1965年1月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1965年底至1966年春王光美到河北省定兴县县直属机关和周家庄参加“四清”工作队。1966年3月26日至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1966年4月20日刘少奇赴杭州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4日回到北京。王光美随行。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旨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成立。1966年6月3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的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1966年6月19日根据刘少奇指示,王光美参加驻清华大学工作组。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并决定撤销工作组。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主要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2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1966年12月18日“王光美专案组”成立,谢富治任组长,陈伯达任顾问。1967年3月以后,这个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成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并在会前和会后三次审讯王光美。王光美据理力争。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王光美被隔离看押,失去行动自由。在此前后,刘少奇、王光美通过各种方式申辩、抗争,均无结果。1967年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1968年10月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造成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逝世。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78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

1979年6月王光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五届二次会议,并在会上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11月王光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

1980年1月25日王光美应邀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期间,向出席全会的第一、二组全体同志和其他各组部分同志,谈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情况。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1980年5月13日至14日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等陪同下,王光美率子女前往河南省郑州、开封,迎取刘少奇的骨灰。

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出席。邓小平致悼词。1980年5月19日遵照刘少奇生前的遗言,王光美等将刘少奇的骨灰撒在大海里。

王光美年表(3)

1981年10月25日王光美致信中共中央组织部,表示将刘少奇平反后补发的工资和存款、刘少奇的稿费全部作为刘少奇的党费上交,说:“我郑重地向党申明,少奇同志的著作连同版权,我和我们家的孩子们均不能要。我们作为普通劳动者,应完全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工作和生活。少奇同志是属于党的。”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王光美作为代表出

席会议。

1983年11月下旬王光美赴湖南长沙、宁乡等地,参加纪念刘少奇诞辰85周年有关活动,向湖南赠送刘少奇遗物,并在湖南一些地方和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参观。

1984年10月王光美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辅仁大学校友会会长。

1985年4月4日王光美为“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辽宁省委干部张志新烈士题词〖BF〗:“〖BFQ〗坚持真理无所畏惧”。

1988年3月王光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1988年11月王光美赴湖南省长沙等地,出席刘少奇铜像揭幕仪式和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有关活动。

1993年3月王光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1993年10月下旬王光美赴河南省郑州,出席纪念刘少奇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河南省委联合举办的。

1993年11月下旬王光美赴湖南省长沙、宁乡等地,参加纪念刘少奇诞辰95周年有关活动,并参观考察。

1995年2月王光美担任“幸福工程”组织委员会主任。“幸福工程”是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报发起成立,以救助贫困母亲行动为宗旨的社会公益事业。

1995年4月王光美赴浙江省舟山市,出席《舟山日报》创刊40周年庆祝活动。

1995年10月王光美赴陕西省大荔县等地,视察“幸福工程”开展情况,慰问当地贫困母亲。

1996年11月王光美将其母亲董洁如留下的6件古瓷器等拍卖,所得拍卖款50多万元捐赠“幸福工程”。

1996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王光美出席在安徽省滁州市召开的刘少奇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和中共滁州市委联合召开的。

1997年11月王光美赴湖南省,出席在宁乡县刘少奇故居举行的12集电视文献纪录片《刘少奇》开机仪式。这部电视片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

1998年3月王光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3月7日,王光美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幸福工程”的情况。

1998年8月王光美赴云南省昆明,参加“爱满春城”幸福工程大型义演活动,并在云南省考察“幸福工程”开展情况。

1998年10月8日王光美出席“刘少奇光辉业绩展览”开幕式并讲话。这个展览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的。

1998年10月23日王光美出席“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展览”开幕式。这个展览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

1998年11月8日王光美赴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参加“河南省纪念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60周年暨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

1998年11月11日王光美出席文献纪录电影《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首映式。

199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作重要讲话。王光美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2000年11月王光美赴湖北省武汉市,出席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研究会,随后去长江三峡参观。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

王光美年表(4)

2000年12月王光美去天津,参观摩托罗拉生产厂等合资企业。

2001年4月王光美赴上海,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湖南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联合举办的。

2002年5月18日王光美出席在北京钓鱼台举行的纪念何宝珍烈士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并讲话。

2003年11月24日王光美出席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纪念刘少奇诞辰105周年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举办的。

2004年6月王光美及子女刘源、刘亭等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及亲属孔东梅等在北京京都信苑饭店聚会。

2005年2月王光美因年事已高辞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职务。

                                                                                                                                               (黄峥)

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2006年10月13日),祖籍天津,生于北京,是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第六任夫人(也是最后一任)。曾任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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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少奇共同生活近二十年

黄峥:光美同志,1983年11月我第一次随同您回到湖南刘少奇主席的故乡,参加少奇同志诞辰85周年的有关活动。从那时起,我多次听您讲述过去的经历,特别是回忆和少奇同志一起工作、生活的难忘情景。这些我都记录下来了。1998年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全国各地隆重纪念,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大会,江泽民总书记作重要讲话。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联合举办“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刘少奇传》等一批书籍正式出版。北京和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举办座谈会、纪念会、展览、文艺演出和发行纪念邮票、纪念币等。还播出一批影视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12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是这个电视片的总撰稿。趁这个机会,我想对您再作些采访,既是摄制电视片的需要,同时也是为历史和后人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

王光美:对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我听党中央的,完全服从中央的安排,没有另外的要求。1998年10月一次开会时碰到江泽民总书记,他和我讲了他要在党中央召开的纪念大会上讲话的事。曾庆红同志也和我讲了。少奇同志的诞辰日是11月24日。后来在一次报告会上,中央办公厅王刚、陈福今、胡光宝同志三位主任专门找我征求意见,说正在考虑少奇同志的纪念大会提前到11月20日召开,因为11月24日前后江泽民同志有重要出访活动。我说我完全听中央的安排,没有意见。对各种纪念活动,我作为家属,有责任有义务做好配合工作。你们摄制电视文献纪录片,我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多谈一点有关少奇同志的事情。但请你们注意不要多上我的镜头。我在电视片里尽量少出现,能用其他同志的尽量用其他同志,特别是和少奇同志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实在没有别人代替、必须由我说的,才用我的。

刘少奇在办公室工作(1955年)。王光美摄。

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近20年。他的一言一行,音容笑貌,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我的房间里挂着他在办公室工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拍摄的。有时候我仿佛感到,他还在我身边,还在不倦地工作。我很高兴利用这一机会讲讲少奇,愿意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少奇同志的事讲出来,正像你说的,可以为历史和后人留下一些资料,作为研究参考。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

王光美:

1980年2月29日晚上,我们全家屏息围坐在电视机前,急切地等待着一项重要消息的发表。当我们在十几年第一次从电视机中听到“刘少奇同志”这个熟悉的称呼时,真是百感交集,情久久不能平静。多少年来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联想到我出狱后一年多来,有多少同志和朋友来看望,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封信件雪片似的飞来。写信的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级干部,还有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这些信使我深为感动。人民对少奇同志是了解的,经过10年的折磨和浩劫,人民的心是明亮的。

在少奇同志被诬陷的年月里,有许多同志因为他说公道话而受到迫害,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优秀的共产党员张志新(张志新,1930年生,1950年参加革命,1955年入党,先后在人民大学、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她对“文革”进行了认真的思索,提出林彪的“顶峰论”是错误的。直至对江青表示怀疑,并写出《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的文章。1969年9月24日被捕,在狱中仍写出大量文章。1975年4月4日惨遭枪决,年仅45岁。1979年中共辽宁省委为其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5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她的英勇事迹。)同志是大家共知的一位,还有像吉林省青年工人史云峰(史云峰,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出于对党和国家的关心,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深恶痛绝,他于1974年投寄、张贴传单和标语,为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鸣不平。他说:“刘少奇主席是我党的优秀革命家。”“‘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同年,被关押。1976年12月19日,惨遭枪决。1980年3月24日,长春市召开大会,为其平反昭雪,根据史云峰生前申请,追认为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同志那样成百上千的勇士。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不仅为少奇同志一人恢复了名誉,也为所有受株连、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了反,替在那十年中饱受灾难的全国人民讲出了心里话。这一切,少奇同志看不到了,他像无数先烈一样,在胜利之前就牺牲了。此时此刻,我只能和同志们一起,在心中深深地思念他。

回想当年,参加革命前,一位地下党员借给我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了以后,使我对作者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以后,我作为一个满怀革命热情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人,与少奇同志一起生活,在内心很自然地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直接听他讲讲过去的革命经历。我渴望了解他,希望学习多些,进步快些。但是,他从来不讲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就连讲述别的同志过去的功绩涉及他时,还是很少讲自己。我多次要求,他的回答是:“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我今后的言行了解我。”我与少奇同志共同生活了20年,亲身从他的言行了解他。他遵守党的纪律,许多事没有告诉过我,还是从历史资料和别人那里知道的。因此,要完整地描绘出他,我力不从心。但是我要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即使在不被承认时,他也仍然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偶尔,少奇为讲明道理也说出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例如,一次在湖南省省直机关和地市干部大会讲话中,少奇回忆起在安源的工作。按现在党史记述,少奇22岁从苏联回国,受毛泽东委派到安源参加李立三同志领导的工人运动。作为全国革命低潮中“硕果仅存”的成功工会领导者,他勇敢地承担起重担,使各方面的工作卓越而稳定地开展起来,并把我党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第一所党校、第一支工人武装、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搞得有声有色,还发展、掩蔽和培养了大批党员干部。那几年,安源的党员数量,最多时占到全党的1/3除了一些史料外,杨尚昆的文章也说了这个比例数字,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10页。另外,罗章龙曾著文提及:安源党员最多时占全国总数一半以上。小小的安源,是我党早期革命的摇篮,在党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有“小莫斯科”之称。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2)

回忆那一时期的自己,少奇却是这样说的:

那时,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在苏联住了抗大式的学校,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只学八个月,就算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返回上海,又跑到长沙。那时,毛主席在这里。没有几天,就叫我去指挥粤汉铁路的罢工,粤汉路车已停了。中央来了紧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六元钱买汽车票才到株洲,爬上株萍铁路的火车,跑到安源。没几天就罢工,一罢工之后,李立三被通缉,工人把他藏起来,所有党员都躲起来了,只剩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清楚,罢工中有各种问题发生,我有什么办法呢?还不就是听工人的,他们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他们在那里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当然,他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是经过一番考虑,有一些我也没采取,有两种意见的、三种意见的,我也综合一下。(刘少奇:《在湖南省直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

简短数言,谦虚无华,亲切实在,从不突出自己,把自己融化在组织中、群众中,这就是少奇。

对于自己领导的工人运动,少奇常常从汲取经验教训来反思。他讲过安源一段有趣的往事,提出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我们在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仰,工人的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更前进:(1)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琐事。

当时在“二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地岿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暂时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还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准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了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

一个青年革命家的矛盾、委屈、苦闷跃然纸上。这个问题伴随少奇直到五六十年代,自然他已是老革命家了。

倒是在“文革”中,大量污水泼向少奇,为了辨明真相是非,我才听到他讲述一些过去从不谈及的光辉业绩。

记得有一次,红卫兵小报上“揭发”少奇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对抗党中央,擅自勾结英帝国主义,解散工人武装,出卖革命,称为“武汉缴枪事件”。我把这报纸给少奇看,他讲起在那如火如荼的年代中,英勇斗争的往事。

1926年10月,少奇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经短短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全国工会组织取得空前的大发展。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枪杀江汉关民众,制造了“一·三惨案”。少奇得报,立刻赶往现场,后即带领工人纠察队到英租界巡捕房,代表各界民众提出强烈抗议。当夜,少奇通宵主持总工会紧急会议,决定动员、组织各界与英帝斗争,提出立即收回租界等六条要求,通电全国。第二天,向国民政府请愿,并限英领事三日答复。在总工会号召带领下,全市人民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举行罢市、罢工、罢课。5日,人民心中久被积压的反帝怒火爆发出来。通过李立三和少奇等人严密而有效的组织,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冲入并完全占领英租界《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59~60页。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3)

这时,国民政府表面支持群众,又担心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干涉,密令工会不要激化民情。我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受陈独秀投降主义影响,再三劝阻甚至严厉批评少奇,要求工会避免与英帝直接对抗。可当时各界民众义愤难当,少奇一方面努力组织有序的斗争,避免过激行动,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应积极引导大众,不能在革命高潮时退缩逃跑,不能也无法执行一些

中央负责同志的指令。少奇一直站在示威队伍最前列,直接面对帝国主义者谈判。2月19日,在各方压力下,终于迫使英国签字,将武汉租界交还中国。在中国百年反帝斗争中,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被强占的土地和权利,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

收回英租界极大地震动了全国,中国人吐了一口气!同时,许多领导人和群众也被巨大的惊喜和出乎意料的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只要民众发动起来,工人武装起来,就可夺取任何胜利。从而助长了过“左”的倾向,发生了不少不适宜的过火行动。少奇反复提出警告,切忌盲目和自大。刘少奇“文革”中对王光美、刘源的叙述。他曾回忆道:

这时“左”倾情绪比安源严重得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大的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影响……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是责备共产党,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罗佐夫斯基到武汉,我详细报告他这种情形,并请教他,但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出要求怎么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汉口、上海时,我和他谈过两天,要他就外国的经验答复我。他送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两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这是给你的一半稿费。你所求答复的问题,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对立,残酷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骨干。5月17日湖北夏斗寅政变,攻武汉。21日许克祥在长沙捕杀共产党,解除工农武装,史称“马日事变”。湖南军阀何键向武汉施压,一时间要在武汉政变的谣传不胫而走。

党中央一些领导又一次倒向投降主义,要解散工人纠察队。少奇反复向中央陈述,坚决反对解散工人武装。中央几次开会讨论未决。6月28日,军队侵占总工会机关,经少奇多方交涉,才撤离。当晚,陈独秀主持紧急会议,周恩来作报告。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要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械。会议最后决定,由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的少奇去执行。经过紧张迅速的工作,当日就发出布告,把一部分破枪棍棒交存政府。之后,少奇将不少公开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和工人纠察队骨干近3000人持武器输送到贺龙、叶挺部队,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巧妙地保存下这支工人武装力量刘少奇和聂荣臻对王光美的叙述。另见《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7~72,73~74页。

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1日南昌起义,武汉纠察队是最中坚的骨干。9月中旬,毛泽东以安源为中心,秘密动员“秋收起义”。大批安源工人加入其中,三个团中,占了一个半团,成为重要的生力军。安源和武汉的工人武装,都是我党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4)

少奇同志回忆这些往事时,仿佛又看到了那久远的、硝烟弥漫的一幕幕。我听着,感叹着,这是些多么光辉的功绩呀!

就在1980年春节前,我带着孩子们到聂荣臻元帅家看望这位少奇的老战友。聂总抓住我的手,回忆了很多往事。第一件就是八一起义前,他作为中央前敌军委书记,受命到庐山找少奇同志,向他传达中央要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征求少奇意见。聂老总说:

“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是最受信赖的。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因此,周恩来同志一定要我来征求他的意见,如可能,动员他参加起义。少奇很兴奋,同意下山。但因当时没定起义日期,少奇又病得厉害,故暂留庐山,继续隐蔽。后来,起义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没赶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刘少奇和聂荣臻对王光美的叙述。另见《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7~72,73~74页。

聂老总凝视窗外,陷入沉思,仿佛自语:“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我看着这位老元帅,那目光、语气,与“文革”中少奇回忆的表情,那么相像,同样情深。

自1927年,中共进入了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间或又夹着右倾错误的反复干扰。少奇也受到十多年的压制。

少奇同志从事地方党委和机关工作,始于顺直省委和满洲省委。那时,北方地区笼罩着严酷的白色恐怖,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他极力反对“左”倾蛮干,反对凭血气之勇和敌人硬拼。他主张苦心经营,一点一滴积蓄力量。在顺直省委,他不仅要克服冒险蛮干倾向,又要与党内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流氓帮会意识和宗派做顽强的斗争刘少奇:《怎样改造顺直的党》,1928年11月17日;《错误观念的纠正》,1928年12月18日。除了在组织上做艰苦的清理,他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在顺直和满洲训练干部,培养骨干,派员到中央学习,多数就地训练。但他的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反屡遭责难。不是“和平发展取消主义”,就是“可耻的机会主义”,甚至被人盛气凌人地斥责:“你错得该死!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你将消灭满洲党!该打五百板子!”少奇据理力争,他给中央写信,说:“入(上海)训练班回来的同志都很好。满洲并没有取消工作派出学生。抚顺市工会训练班学生都是工人,完全没有一点工运常识和工作基础,一星期回去,这样做很必要,还得坚决办。”值得一提的是,抗日英雄杨靖宇也在抚顺班学过。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借此连发两封急信,调他回上海刘少奇:《满洲省委给中央并转全总党团的信》,1929年7月29日;《刘少奇传》上卷,157页。

少奇一直坚持正确主张,批评党内错误倾向,承受没完没了的批判,戴着右倾帽子,又每每受命于危难,毫无怨言,不计代价地奔赴最艰苦、复杂、凶险的岗位,为党、为民族顽强斗争。少奇那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和忍辱负重的精神,那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那超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就是在这时期锻炼形成的。有时我想,这些优秀可贵的品格,使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铸成最后壮烈的结局。

少奇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

1964年他同朱理治

朱理治,1907年生于江苏南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共河北省省委代理书记、陕甘边省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五师政委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1978年4月病逝。同志倾心交谈时,轻简谈道:

我在陈独秀错误路线时,心里不满意,但没有公开反对,因为是做群众工作的,知道那样不行。从瞿秋白起,开始反对。李立三、王明路线,我都反对,都遭受打击。一面打击我,一面还是让我做工会工作。工会工作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所以,他们不敢开除我。撤了我的职,我写文章反对,不点他们的名。我写了文章送给他看,他也糊涂,也看不出来什么,说送去发表。立三路线打击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5)

我,为什么仍然要我干,就是因为我在群众中做群众工作,我能提出一套意见,别人提不出来。奇怪的是撤了我职工部长的职,却让我做总工会委员长。当时他们决定叫另一位同志干,那位同志说让我干,他们也只好批准。到苏区时,还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当时江西已经有了省委书记,中央苏区只有两个省委。又打击我,又不能不用我,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就是因为党的工作,他们也不懂。

从一九二九年起,直到延安整风,我才讲清楚。十几年受压,并未泄气,而且写出了东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白区经验总结》,都是在受打击时写的。越挨打击越钻马克思主义,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同时要守纪律,不讲闲话,越受打击越守纪律,背后不讲,当面讲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长期以来,少奇从内心里自愿地把自己融于群众和组织之中,他从来不允许宣传自己,既严格,又完全出于自觉,远远不是谦虚两个字所能概括说明的。而“文革”对他的诽谤侮辱,空前绝后的深入广泛,更使少奇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功绩鲜为人知。

在烽火连天,群雄争首,真伪交织,生死未卜的年代,少奇是怎么、又为什么被拥戴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呢?对此,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明,老年人不详。真正将少奇推上党的领袖地位,是在1936年初至1942年底这7年,他主持华北、中原、华中工作的时期。少奇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正是所谓“红区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之时。意外地在一张报纸上发现平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党中央异常兴奋,欲派员前往。少奇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总书记张闻天同志与少奇深谈后,政治局决定少奇为中央代表,孤身深入虎穴。长征是结束了。而少奇又走了,继续进行更加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长征”。如果说长征挽救了党和人民军队,是“起死”,那么少奇在华北、华中继续的“长征”,则是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回生”。

1936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30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仍顽固地在灭亡之途往下滑。少奇坚决纠正错误的领导和思想,在宣传和组织上进行大刀阔斧的鼎新变革。也正是这一时期,少奇表现出政治上完全成熟,他出色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华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猛发展起来,并从北方局派出几百名干部

到上海、广州、武汉、中原等全国各地接上关系,重建组织,恢复活动《刘少奇一生》,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1页。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冒死赴险。他一面隐蔽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分昼夜地工作,另一面又与党内占统治地位、不断批判甚至“无情打击”他的错误倾向斗争。险象环生,生存已属不易,况求发展更显之难。

少奇与朱理治谈道:

到北方局工作,实际我是按我这一套,做出了成绩,写出了东西,送给他们看,他们也看了。白区工作会议时,在政治局开会,他们反对我,说我在北方局有路线错误。××写了十年经验总结,说他们一贯正确,没有路线错误。我与他们辩论,他们驳不倒我。……他们一面说我路线错误,一面还要我做北方局书记。我辞职不干了,他们还是让我干,因为他们不懂党的工作、工会工作、白区工作。

我和主席原来是互不知道受打击的历史情形的,一直到延安才和主席讲,他讲了他的历史,我讲了我自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受了打击,不能泄气,不能觉得自己倒霉。受打击,呕了气,就要有股劲,更加深刻地研究问题。人的知识就是从群众中来的,从实践中来的嘛。你相信自己对,有真理,劲头应该更大嘛。总之,就是这么两条。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二是去做群众工作,武装群众,而群众是打不倒的,你越打他,他越革命。如果自己不是错误的话,就不要怕孤立,深入群众是孤立不了的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6)

当时,党内相当多数而又不占主导地位的同志支持少奇。正如他说的:群众支持他,他不是孤立的。支持者中,最关键、最强有力的就是毛泽东《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60~261页。这使少奇得以发挥他的才智,坚持正确主张,迅速取得惊人成绩。仅半年,中央就评价“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的信》,1937年3月4日。一年时间,北平的党员人数就发展了10倍《刘少奇一生》,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1页。!!毛泽东赞扬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78页。

抗日战争爆发,形势突变。国民党节节败退,八路军东进,陕北的大部分干部力量和武装力量陆续进入华北。少奇抵制“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坚定地开辟根据地,建立政权,放手发动群众,扩展武装,积极吸收大量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争夺抗日领导权。

至1938年离开,少奇到北方局短短两年多,我党已经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我军也成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60、263页。革命形势轰轰烈烈。

党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派谁去呢?可谓众望所归,目光又落到少奇身上。又是受命于危难,他又上路了。

经4年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少奇和他的战友们,开辟皖东,占据苏北,运动歼敌,力克顽匪,在敌后建起大片根据地,动员组织广大群众与日寇拼死搏击。“皖南事变”后,他处乱不惊,巧攻坚守,反败为胜。逆境中的中原、华中一片蓬勃生机。

在少奇这又一次继续的“长征”中,我们的党,我们的新四军、八路军在华中又一次“回生”了,空前壮大起来。

6年中,少奇与广大的干部群众紧密结合,出生入死,不懈奋斗,使人数不过万余的我党我军,突出陕北一隅,脱开江南国统区枷锁,进入广阔天地,夺取建立政权,拯民族于水火。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历史给了少奇一个支点,他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确实撬动、启动了全国敌后党组织和全国抗日的高潮。少奇是打开这一局面的先锋,是忘我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

今天,关于少奇在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的回忆记述不少,极为珍贵。我们应把其放在整个党的发展长河中看,从全局的广度,以历史的高度来予以评价。

至此时,少奇的正确主张,他的功绩,得到公认。1943年3月,中央成立三人书记处,毛、刘同时成为党的“一、二把手”。

延安时期,少奇辅佐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全国的革命。在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组织方面,做出不可替代的、划时代贡献。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个月中,少奇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指挥调动百万军民战略大转移。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少奇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中共这次百万军民大调动,形成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7)

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根据地——华北、华中、东北,都是少奇在一线亲自指挥,开创局面,奠定基础,发展壮大的。这是我党能够取得胜利的实力基础。

之后,少奇日理万机,工作涉及各个方面。他突出的重要贡献是组织全国土改和准备新中国政权建设,调度全国干部及筹划建国方略。加上在七大前就由他主抓的党建工作,成为整个解放战争辉煌胜利的内因基础。同时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的基础。

自从与少奇共同生活后,我的确是从他的言行中来了解他。作为一些重要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记忆永远也抹不掉。

新中国成立前后,少奇除了极为关心工人(他主持城市经济和工会工作)和农民(他主持全国土改和农村政权建设)外,也是最关心民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一位领袖。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召开了著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恢复发展经济。要打倒“三个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团结依靠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1949年4月24日。为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少奇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到重要工商业城市天津。

刚解放的天津,百业凋敝,我们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不会管理。在经济中占比例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和小工商业者,虽然反对国民党,真诚欢迎解放军进城,但对我党的政策和领导能力心中无底,持怀疑和消极观望的态度,2/3闭门以待,少数携家外逃,致使工商业瘫痪,工人生活无着。我们的干部对此毫无经验和工作准备,甚至束手无策。经过细致的调查,少奇提出许多指导方针,对于我党在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的城市顺利开展工作,起到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

其中有一次座谈,一位资本家问道:“我现在开工厂,有剥削,是有罪的。我还准备多开几家,那不是罪更大了吗?要判刑,要杀头的。”少奇回答:“你开的厂是有剥削,你用剥削来的资本再开几家厂,将来,交给国家的不是一家,而是两三家、八家工厂,这样的剥削是有功的。因为你会管工厂,你还是经理,是国家工厂的经理,你能干好,再加八家,共十六家交给你办,你代表国家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剥削有功论”,受到极大歪曲和非议。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本就是进化。这进化主要标志是剥削形式的改进,相对封建剥削形式,资本主义剥削当然是进步的。对于正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有功的。“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在当时那样贫困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太发展了,而是太少了,太不发展了”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

“资本家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抹杀资本家的功劳。骂是骂,功劳还是有的。当然罪恶也有一点,但功大罪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承认资产阶级的贡献。少奇说,剥削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不是可有可无,随人的意志就能铲除的。违背规律人为去消灭它,必然还产生新的剥削,甚或自身也将变成新的剥削者。“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的。”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有段著名的话:“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01页。如果总想跳过或用法令取消发展阶段,违背经济规律,其结果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8)

少奇二十出头就到安源煤矿,领导工人斗争,之后,是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可以说,他同资本家斗争了大半辈子,对工人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在感情上,他不可能赞成剥削和压迫。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他都始终认为执政党的一大任务是减少或弱化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主人们更长远、更大的利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合作,必须联手对付大自然和外国列强。他始终极力提倡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中心,极力提高工农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崇尚劳动。同时,把资本家归为人民中的一员。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认为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已开始消亡,引导阶级矛盾于非对抗性。

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他总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56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党的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党的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几十年风风雨雨,我国的政治生活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党终于又把少奇以一贯的行动坚持的这一中心,正式写入《党章》,完全回归到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

1967年初,源源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上都在批判爸爸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说是市侩庸人哲学。我过去听爸爸讲过,当时认为讲得很好,很受鼓励。听现在的批判,也觉得有道理,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哪里不对头。”少奇埋头吃饭,并没有看一眼孩子们。一会儿,缓缓地说道:“针对怕吃苦、怕吃亏,好占人家小便宜,我讲过几次,是为了教育孩子们,不要占小便宜吃大亏。什么时候都不能因小失大。当然,讲这个道理时,也讲了不怕吃亏的人,最后是占便宜的。但这个便宜不是指个人名利。另外,也对干部讲过,我们党的领导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必须提倡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反对弄虚作假。”“噢!我明白了”,平平高叫了一声,“这是偷换了概念。”亭亭一直在旁傻呆呆发愣,好像没听懂。此时竟笑起来。我看看天真的孩子们,又看少奇。他又继续吃饭,仍旧那么平静、坦然,没有愠怒神色,也没有因孩子们明白了而感到宽慰的样子。谁也没再讲话,我却久久陷入沉思。

1957年,由于各种原因,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有很大一部分要转入生产,很多学生及家长不满意,向政府抗议,各地都为此“闹事”。在湖南,少奇同学生及家长代表谈话,后又到北京地质学院给毕业生讲话。我想,没有比引用少奇同志的原话更有说服力了。

革命时期,有很大一批人打了几十年游击,打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建设时期,要有人打游击。我说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过去打游击,就是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这些人打,别人没有打,现在是要你们打,别人不打。为了祖国的建设,你们情愿吃一点亏,吃一点苦,打几十年游击,使六亿人民幸福,自己吃了亏,别人享了福,少数人吃苦,多数人享福。你们干不干?

你们与工农相处时,也要帮助人家,不要占人家便宜,不要怕自己吃亏,对人家有好处,对人家有帮助,对人家有利,关系才会搞好。如果使人家吃亏,你们占便宜,开始一次两次,人家也许不感觉,小意思。一年两年,人家也不感觉怎样,十年八年,最后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某某人只晓得占人家便宜,自己不吃亏,又不肯帮助别人,自私自利,那你们就是吃了大亏。现在怕吃小亏,占小便宜,将来要吃大亏。占小便宜的人,最后要吃大亏,不怕吃小亏的人将来占大便宜。如果把名利当做理想,这理想是庸俗的,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就是为了六亿人民的幸福,宁肯自己吃亏,当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做建设时期的开路先锋,不怕吃苦,准备在野外干几十年,最后人民会信任你们刘少奇:《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的谈话》,1957年5月17日。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9)

少奇所说的“大便宜”是大众的幸福,是人民的信任。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比喻:强盗对一条道路、一家银行好坏评价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易于抢劫。也难为江青所代表的庸俗市侩们,能从少奇的话里找出自己龌龊灵魂的写照。

让我们再看看少奇对孩子们怎样讲的:

……有人说,不能升学,要去种地,这是“吃了亏”。

……

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别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振旗鼓,继续战斗。这些具有伟大的革命气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在过去,曾经被反动派统治者看做“大逆不道”的“叛逆”,也曾经被一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人民利益和只问个人前途、不问国家前途的所谓“聪明人”看做“傻子”。但是,历史的结论是公正的。革命依靠这些“傻子”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在全国胜利了,反革命被推翻了,那时的“聪明人”有的由于事实的教训后来站到人民方面来了,有的被人民抛弃了。而一切在革命中牺牲了的先烈,现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并将千秋万代地受到人民的景仰。

那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需要不需要这样的“傻子”呢?我们的理想是美丽的,我们的途程又是艰难的。祖国建设的各方面需要更多的这类“傻子”,需要更加发挥这样的“傻劲”。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青年中,近来渐渐地遗忘了这种优良的传统,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所谓新时代的“聪明人”。这些人……甚至发展到了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地步。这些人灵魂深处的六个大字是:贪便宜,怕吃亏。

我们要劝告一切干部和一切青年,不要向这些“聪明人”学,而要向那些“傻子”学,不要怕吃苦,不要怕自己吃了一点亏。必须懂得,光想占便宜,生怕吃亏的人,是思想上、政治上不健康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人。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才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入,才是真有理想,能够站得住脚、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人。从长远说来,前一种人在最后是要吃大亏的,而后一种人则最后将得到他所应得的待遇。必须懂得: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就不能占便宜,就不要怕自己吃亏。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这是取得党和人民群众信任的基本条件。我们希望青年都能够向着这个方向锻炼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美德的人。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希望一切青年入都有这样高尚的理想《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92~294页。

还有比少奇这些话更高尚的吗?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青年是不是应当好好重温这早已被淡忘了的教诲呢?

1962年,针对我们的各级领导,少奇同志从另一个角度又讲:

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入,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0)

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那些不老实的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占点小便宜,但是,在我们党内,在人民中,终究是要吃大亏的。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

我们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399~400页。

少奇一向把人民的信任视为最高的荣誉,他极为珍视人民对于他的信任,从不滥用这种信任。他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1962年初夏,正当少奇与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共度国难,全力挽救已经崩溃的经济时,有的同志批评他过分着急,矫枉过正,犯了右倾错误,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怎么办!”少奇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1994年。那时候,沉重的责任感使他下定决心:宁肯被罢官,也要坚持继续在经济上进行调整,反“五风”。接着,他对当时的问题承担了全部责任,主动做检查,并同意接受抓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毕竟,经济的调整坚持下来,并且很快见了效。

1962年至1966年这段时期,我看到他不分巨细地抓建设,研讨、思考各项方针和具体政策,并把这一切凝聚在“现代化”这一目标口号上。他最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经与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共同地推敲,确定下来,并在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写进周恩来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号召全党、全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965年底,少奇同志患了重病,未愈又继续工作,致使几次反复。可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工作,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和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规划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大阴谋正在策划。仅半年之后,他所热爱的党、国家和人民与他一样,在本应是飞速发展的10年中,遭受到难以想像的大灾难,陷入狂热的混乱之中。

处在震天撼地席卷中国的风暴中心,少奇的名字竟被作为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无数诽谤、侮辱都加在他身上,无限地信任霎时变成“刻骨仇恨”,人妖颠倒,忠奸不分,是非混淆,真伪莫辨。少奇的痛心难以言喻。

有一次他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37页。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

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各地党组织全部瘫痪,政局混乱,生产停滞,武斗开始发展起来,许多无辜的生命倒在血泊中。少奇的焦虑日甚一日。

一天,他似乎在自言自语:“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行不通的。”

我接过他的话:“愈是行不通,你的罪过愈大,你不能再说了。”

“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个坚定而响亮的声音,震动着我的心。

两天以后,少奇同志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他的两项要求: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38页。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1)

身处旋涡中心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冬去春来,已是花放叶萌之季,我们家里依然像严冬。4月里的一天,他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样不严肃过。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

得你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吗?要一分为二。”《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41页。

入夏黄昏,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少奇同志说:“因为相互信任。”我当时心情很激动,因为这是指政治上的信任。

在工作上,多年来总是他教导我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像一位耐心而严厉的老师对一个小学生。我做错事时,他不留情地批评;做对时,他只表示同意,或只点点头,很少听到几句表扬的话。他早就明确规定,替他看报告或转达同志们的意见时,哪些是报告原意,哪些是自己个人的意见,必须分清。有几次他说过:“在工作上,老婆的话应少听,党内早有教训。”听到这话,我的自尊心真有些受不了,就说:“我也是一个党员嘛。”其实,我心里一直敬爱他,从没有奢望他也给我以同样程度的信任。而在共同的苦难和战斗中,少奇同志说出了“相互信任”。我是多么珍视他这句话的含义呀!

我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信任,支持他走完最后的路程。1967年7月18日早上,平平和源源匆匆跑来,告诉我们:“今天要在中南海里再次开批斗大会,批斗爸爸和妈妈。”当时,正是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批斗刘少奇”的高潮,成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喧嚣,群众已被煽动到狂热程度。形势的确严峻,我们预感到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今后我们将要各自单独奋斗了。

一年来,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同志,像挖我的心一样,我只有起而为他辩护。各种侮辱强加在我身上,对一个妇女来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忍受的。但我在他面前总是强忍痛苦,平静泰然,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了。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生平惟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但真理高于一切,面对要经受的考验,少奇同志满怀信心地迎向要打倒他的人。这时,一向不爱说笑的他,却说: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另一句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我心里感到幸运:“是我先走,否则,我看少奇先走会挺不住的……”现在看来,我当时那种幸运感是多么自私呀!

少奇同志看着我走,他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残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互相残害。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内心会有多么痛苦啊!

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是啊,历史是人民写的。无论人民受到多大的挫折、危难,最后终归是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而且人民要让历史恢复它的真实面貌。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得到证明了!

我们通过多年的寻访,特别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正式调查,知道了少奇同志是怎样走完最后路程的。我们为他自豪。他在与林彪、江青一伙最险恶敌人的殊死搏斗中殉职。他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2)

光明磊落,至死而对敌人,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经受住了一个共产党员所能经受的最严格的考验。

过去,少奇同志和我,一直忙于工作,无暇述说衷情。但在充满痛苦、打击、考验和斗争的日子里,我们相互信任,相依为命。此刻我回想往事,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心如刀绞的痛苦,又为能同少奇一起经历这一切而感到欣慰。由此,我更想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亲爱的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和大灾难后,不是终于胜利了吗?经受了最严峻考验的党和人民,难道不是最坚强、最可信任的吗?

今天,面临四个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回忆旧日伤痛和咒骂敌人的阶段。死去的人已没有悲欢离合之感,活着的人要活得更有意义,对自己,对死者,对我们的党和人民负责,继承和完成我们亲人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为人民献出我们自己。今天,我们5000多万党员和近12亿人民,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写出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1)

黄峥:非常感谢光美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为了让我们的年青同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否可以请您先从您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说起。

王光美:我参加革命工作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并不是最早的。我的两个哥哥王光杰、王光超,在我之前早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参加党组织分配的工作。王光杰(后来改名王士光)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当时姚依林、郑天翔等同志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光杰和他们认识。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姚依林、郑天翔同志是组织领导者之一。光杰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从北平迁往内地。光杰没有随校内迁,留下来参加抗日组织的活动。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抗日广播,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光杰在家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我还帮他收听收抄过。1938年9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同志,知道光杰懂无线电,便要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电台开展工作,地下党组织物色了一位名叫王兰芬的女同志,让光杰和她以夫妻名义在天津英租界租了一处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王兰芬又名王新,是东北军将领、曾任锦州省省长的王端华的女儿,当时是东北流亡学生,共产党员。他俩在共同的艰苦斗争中建立了感情,1938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王新就成了我的嫂子。黄峥:1936年春,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的工作。王光杰同志建立的电台,看来就是北方局用以和党中央联络的。王光杰同志在天津见过少奇同志吗?王光美:当时白区的地下斗争非常秘密,少奇同志不轻易出面,那时光杰没见过他。大约1940年,光杰和王新生了个儿子,叫大津。光杰夫妇经常东奔西走忙于工作,我母亲就把大津接到北平家里抚养,一直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王新有一段时间也住在我们家,以少奶奶身份为掩护,搞地下工作。有一次她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晋察冀解放区,半路上被汉奸抓了,打电话到家里来,是我接的电话。我母亲赶紧带了钱去救人。为了证明她是我们家的媳妇,还把大津也带了去,当面叫她妈妈。崔月犁同志当时没暴露身份。我们家就说他俩是私奔,以此来掩护,又使了些钱,把他们救了出来。

光杰后来在革命队伍里继续从事党的军工和电讯事业,作出了很大成绩。1946年我们党在河北邯郸建立新华广播电台,9月1日正式播音,向全国全世界宣传党的声音。这座广播电台的设备,就是光杰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七拼八凑搞起来的。党因此授予他“特等功臣”的称号。这座电台现在成了珍贵文物,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光杰解放后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有一部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孙道临同志演的,电影里的主人公李侠,原形之一就是光杰。1996年王光美和兄妹们合影。左起:王光和、王光杰、王光超夫人严仁英、王光美、王光琦夫人胡敏、王光英、王光英夫人应伊利、王光超、王光和丈夫王金城。

“文化大革命”中,光杰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在狱中写出了12本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书。这些书后来陆陆续续都出版了。江泽民同志在电子工业部当部长时,本来光杰年纪比较大,要退下来,江泽民同志考虑他资历深,懂业务,特意保留他副部长职务并兼总工程师。

刘少奇听儿子刘源汇报当兵锻炼情况(1965年8月)。

刘源:我在河南当副省长时,为了上安阳的一个大项目,专门到北京找光杰舅舅,因为这个项目同电子工业部有关。他领着我去找有关的副部长,还找了邹家华同志。光杰舅舅的资历比他们早很多,但他非常谦虚地向他们解释。我看了很感动。成立中国工程院时,电子工业部推荐他当院士。光杰舅舅坚决推辞,说他年纪大了,当院士已经没有意义了,让别人当。(在和王光美同志谈话过程中,有时刘源同志也在场,并不时插话补充一些情况。刘源,刘少奇、王光美之子,1951年2月出生于北京,1982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农村工作,1983年起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后任武警总部副政委、中将,2002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5年12月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2)

王光美:由于光杰参加革命比较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影响。1941年光杰夫妇离开天津经北平去解放区,回家小住。三哥光超那时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不久,表示也要去解放区。两人讲好,光杰先去联系,联络上以后马上回信,光超再过去。可是等光杰的回信转辗寄到北平时,光超刚刚结婚,一时走不了。这期间,经过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同志的批准,光超在旧刑部街家中挂牌,开了一个“王光超大夫诊所”,同时在西郊什坊院设了一个点,表面上对外营业看病,实际上是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

“王光超大夫诊所”实际上就光超一个人。有时来人看病,我还给他当临时护士,打打下手。地下党组织经常利用“王光超大夫诊所”作掩护开展活动。党组织来人总是先找我母亲或光超。光超还用诊所的名义采购了不少药品,由党组织安排向缺医少药的抗日根据地输送。光超后来一直没有放弃他的医学专业,成为著名的皮肤科专家,建国后任北京北大医院皮肤科主任。50年代以后我国在防治性病、麻风病、烧伤植皮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光超做出过重要贡献。王光美和哥哥王光超、王光英(20世纪80年代)。

光超的夫人严仁英是严修先生的女儿。严修是天津南开学校创办人。周恩来同志当年赴法勤工俭学,还是严修先生推荐和资助的,给了500元钱。光超和严仁英的结合,说起来挺有意思。当时考上协和医大的学生,分班名单都登报。我们家拿到报纸一看,发现和光超同班的有一个女生,叫严仁英。弟妹们就调皮起哄,说三哥和这位女生是一对。其实他们那时还没有见面呢!可后来他们就真的结了婚,还一起去美国留学,回国时正赶上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光超在北大医院,一直从事皮肤科专业。刘源:在全国的皮肤科资深专家中,第一是胡传揆同志,其次就是王光超。严仁英一直在协和医院从事妇产科专业。在全国的妇产科资深专家中,第一是林巧稚同志,其次就是严仁英。王光美:继光超之后,我的两个妹妹王光和、王光平,也在光杰的影响下,经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同志的介绍,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参加了革命。光和参加北平地下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我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就是地下党组织让她给我捎的信。光和是学医的,建国后曾任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光平也是学医的,先是上的北大护士学校,后来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张家口军医学校,学输血专业,接着又进了白求恩大学医学系。建国后光平曾任天津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党委书记。我是1921年阴历8月25日在北平出生的。我前面是6个哥哥,所以小时候都叫我小妹。后来在我之后又有了4个妹妹,我就变成大姐了。由于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孩,小时候家里很宠我。我的奶妈叫王妈,是通县农村的,闲下来经常给我讲她老家的事。我从她那里知道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事。我小学上的是北师大二附小,就是现在的第二实验小学。上小学时我很听话,学习也比较好,常受表扬。我记得第一次受表扬,是说我穿衣服干净整齐。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男附中。男附中本来都是招的男生,可这一年加招了个女生班。当时师大有男附中、女附中,女附中在旧刑部街,男附中在和平门外,一般认为男附中比女附中教学质量高。我自己觉得学习成绩比较好,就特意去考这个男附中的女生班,结果还真考上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吴健雄也是男附中的。在学校里我很好强,学习很用功,晚上做作业经常要到深夜。当时我还比较喜欢体育,打篮球远投篮很准,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经常到校外参加比赛。我同班的同学中有黄甘英同志。建国后她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还有叶群,也和我同班,当时叫叶宜敬,曾到我们家一起做作业。叶群的母亲是后妈,她就老跟我讲后妈如何如何欺负她,她又如何如何故意气后妈。后来叶群转学到汉口去了,我和她就再没见面。一直到我在军调部当翻译时,才听说她已经和林彪结婚了,在哈尔滨。解放后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叶群陪(www.kungua.com)他专门来中南海万字廊看望少奇同志,送了一本很精美的苏联画册。我还对林彪说:“原以为你是个很威武的军人,没想到你像个文弱书生。”1937年7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那时和平门是真正的城门,事变后城门关闭,我就上不了学了。我四哥王光杰读清华大学,也上不了学了。他就在家里装收音机,收听、记录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对华广播,为地下党组织作抗日宣传用。我在家没事,就帮他做些绕线圈和抄抄写写的事。一段时间以后,光杰调去天津,我转到城里离我家不远的志成中学继续上学,就是现在的第三十五中学。我觉得志成中学不如师大附中,就跳了一级,直接上高二。我哥哥光英在高三。我在志成中学上了一年半,赶上全市中学生数理化会考。会考结果一公布,发现数学成绩名列前茅的三个学生都姓王,就是我和另外两个男生。所谓“数学三王”,就是从这儿来的。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先是报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可我的英语分数不够,就上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是天主教会学校,对英语的要求没有清华、燕京高。我上的是数理系,系主任是德国人。我在辅仁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学的是光学专业。记得我的毕业论文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本科毕业后我又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宇宙射线。在辅仁大学那几年,学习还是相当辛苦的。我没有住校,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夏天胳膊被太阳晒得脱皮。辅仁大学有不少外籍教师,理科有几门课程用英语上课。我考大学时英语成绩不好,很受刺激,所以在大学里学英语就下了功夫了。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也是德国人,叫欧斯特,是物理系主任。还有一个经常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叫严池,五六十岁,是理学院的院长。那时研究生没几个人,有时老师上课就我一个学生。那个严池对工作很敬业。有时我上课迟到了,见教室里一个学生也没有,可严池照样在黑板上写提纲,写得满满的。他相信我会来。我进去后就悄悄坐下来听。那时我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搞建设。还是这位严池,为我写了去美国留学的推荐信。可后来,我最后一次上完他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向他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过了一段时间,我还真的接到美国两所大学的回信,通知我办理留学手续。其中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但那时我已经到了军调部,去不了了。我在辅仁大学上研究生不久,就同时当了助教。原子物理专家邓昌黎同志是辅仁大学学生,比我晚几届。他在物理系读本科时,我已经是助教,所以我还辅导过他。黄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请邓昌黎同志回国,参加我国第一个原子加速器的建设。王光美:我在辅仁大学当助教有薪水,可我一直没弄清楚是多少,一拿回来就交给家里了。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就是不愿意领钱、摸钱。通知我去领薪水,还真不好意思,也不问多少,给了就走。大约1945年6月,经过嫂嫂王新的介绍,我认识了崔月犁等同志,同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那段时间崔月犁同志经常来我们家,通知我到哪儿哪儿见面。我记得有几次是在太庙的松树林里,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一面散步一面谈话,给我介绍一些地下党的书籍。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同志在太庙约我谈话,说要介绍我到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黄峥:这件事的背景情况是这样的: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国的时局发生重要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经过激烈斗争,于1946年1月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调解、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在北平军调部,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是罗伯逊。由于需要同外国人打交道,叶剑英同志找到北平地下党市委副书记武光同志,请他帮助为中共代表团选调英语翻译。王光美:这样,崔月犁同志就找到我,同我谈了两次。开始我没有答应。我心里想:我不是学的英语专业,军事也不懂,怎么能在这个军调部当翻译呢?而且我当时已经是物理系助教,硕士论文也已经通过,正在考虑去美国留学,不想就此放弃专业。过了几天,地下党组织让我妹妹王光和带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道:你如果同意,就带着这个条子到西四解放报社,到报社换成正式介绍信,再到翠明庄报到,否则地下党就再不与你联系了!最后经过考虑,我同意了。我就拿着条子去解放报社,换成了地下党的介绍信。我记得是一个带红框的大信封,写给李克农同志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住地在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具体负责人是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叶剑英同志平时住在景山东街的叶公馆。我骑自行车到翠明庄报到。第一天去什么都不懂,找来找去不知道把自行车往哪放,最后还是推进楼里去了。接待我的是李克农同志。我把介绍信交给他。李克农同志一看客气地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欢迎!”接着他问了我一些我家和学校的情况。当时旁边房间里有人在唱歌,我不知道歌名,但觉得很好听。李克农同志说:“这是陕北民歌,叫《走西口》。以后你如果到延安去,还可以听到那里的民歌信天游,也很好听。”最后他问我是怎么来的,我说是骑自行车来的。他说:“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你把地址留下来。”第二天一早,一辆小车开到我家门口,把我接到翠明庄。我被分配在翻译处,处长是柯柏年同志,实际负责的是徐冰同志。徐冰同志后来告诉我,李克农同志同我谈话的时候,他正躲在屏风后面“偷听”。翠明庄是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可中共代表团偏偏就住在那里!军调部国、共、美三方的公开工作都在北京饭店,但分层活动,分餐厅吃饭。我到军调部后,开头两周,先让我笔译“备忘录”,后来为宋时轮、陈士榘等同志当口语翻译。我第一次当口语翻译,是宋时轮同志出席谈判。谈判中宋时轮同志发火了,拍桌子骂,骂得很粗。我不会翻译,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说宋将军生气了。1946年3月4日,周恩来同志和马歇尔将军来北平视察,叶剑英同志去机场迎接。国民党方面去机场迎接的是李宗仁先生。为叶剑英同志当翻译的是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那天我也去了,是叶剑英同志叫我去的。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惟一一次见马歇尔。李宗仁有段时间常到我家来,认识我。在机场,李宗仁见到我和叶剑英等中共要员在一起,有些吃惊。在机场里换车的时候,他拉我上了他的车。他倒没有直接问我怎么站在共产党一边,只是试探地问:“你还去美国留学吗?”我也就敷衍了一句:“以后再说吧!”这天以后,我就主要给叶剑英同志当翻译了。当时广东东江纵队把叶剑英同志的女儿叶楚梅送到北平来了。叶剑英同志把她交给我,让我帮着照看。楚梅就跟我住在一个房间里。她当时十四五岁,还是个小姑娘,穿着南方那种半截裤,光着脚丫,很可爱。楚梅后来同邹家华同志结婚了。刘源:“文化大革命”中,楚梅和我姐姐平平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就两个人。一开始她们互不认识,又都想知道对方是谁,就互相猜。楚梅老拐着弯问平平家里的情况,平平不说。平平也变着法儿问楚梅家里的情况,楚梅也不说。楚梅慢慢地猜出了平平的身份,就对平平说:“我认识你妈妈。在军调部的时候,你妈妈带我,我跟她住一个屋。”这样她俩就说开了。楚梅还说:“那时我爸爸很喜欢你妈妈,想娶她,当我的后妈。但你妈妈是洋学生,看不上我爸爸,嫌他土。”关楚梅和平平的那个监狱叫少年管教所,可实际上也关大人。“文革”中什么都乱了。楚梅的爱人邹家华、哥哥叶选平也关在那里。楚梅想看看他们俩。等男犯放风的时候,她就扒着窗户往外看,可窗户太高,够不着,平平就让她踩在自己身上,结果还真看见了邹家华。楚梅一下子就哭了。楚梅和平平关在一起差不多一年。王光美:我在军调部的那些日子里,几乎天天有会议,有翻译任务。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了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同志等领导干部。他们那种一心为革命、为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令我非常钦佩,给了我深深的教育。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1)

黄峥:北平地下党组织挑选您为中共代表团当翻译,除了您英语好以外,恐怕主要是因为您和您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听说您家早就同共产党有很深的关系,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家庭的情况吗?

王光美:我们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我的父亲叫王治昌,号槐青,早年公派出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法律和商科。当时他是个穷学生,上大学的同时,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班教课,打工挣学费,半工半读。那时廖仲恺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学上学,和我父亲同学。他俩很要好,结为把兄弟。我记得我们家的堂屋里,好多年都放着一张合影照片:两个大人中间站着一个小孩。两个大人就是我父亲和廖仲恺先生,中间的小孩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幼子廖承志。我父亲回国后,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接着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后来,他从焦作煤矿进入民国北京政府的农商部,起先是个小官,当过参事、商品陈列所所长,算是七品小京官、技术官僚,逐步升任为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农商总长。他曾以公使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还有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1925年8月,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我父亲十分震惊,愤而退出北京政府,从此不再做官。无论是蒋介石军队“北伐”占领北京,还是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都有人来拉拢他。我父亲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其实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靠出租房子生活。从我上辅仁大学以后,我的几个妹妹,都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是家里包办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房东的女儿,姓赵,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亲。她家是华侨。赵氏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董洁如结婚。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我母亲董洁如在这个学校上学,算是我父亲的学生。董家是天津比较有名的大家,盐商。一开始我父亲来提亲时,我外公外婆还不同意,理由是师生不同辈。但我母亲本人同意。可能他们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时就互相有好感。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京做官。他雇了一辆马车,把我母亲从天津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请一些亲友吃了一顿饭,就正式结婚了。他们婚后住在绒线胡同。那时我父亲做的官不大,后来越做越大,才在旧刑部街买了房子。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和母亲董洁如。我母亲董洁如(字澄甫),年轻时很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当时女子都要裹脚,但我母亲不干,所以她是“解放脚”。她还坚决要求上学读书,一直上到了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刘清扬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我母亲有三位亲属和李大钊同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于1927年4月、11月被反动派杀害。在这批烈士中,就有我母亲的三位亲属。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弄清楚我母亲的这“三位亲属”是谁?直到前几年,经过我六哥光英多方查找,才了解到这“三位亲属”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亲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一位叫安幸生,是我母亲的姐姐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委员;还有一位叫王荷生,同我母亲有亲戚关系,被捕时是顺直省委书记。1937年光杰在天津开设党的秘密电台,我的一位亲舅舅董权甫给了很大帮助。我的这位舅舅是学纺织的,当时是一家纺织厂的工程师。光杰的电台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一直没有被敌人破坏,同他有这个舅舅作掩护是分不开的。我们家在北平的地址是西单旧刑部街32号。原来28号、30号、32号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家里经济拮据,就只留了32号,28号、30号都出租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地下党活动很困难。那时我的妹妹王光和在崔月犁同志领导下工作。有一位地下党的干部叫宋汝棼,当时处境比较危险,光和就主动向崔月犁同志提出让他住到我们家去。宋汝棼同志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母亲心里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默默地掩护他。我父亲有时候到宋汝棼同志的房间里坐一坐,同他聊聊形势。为了防止意外,宋汝棼同志多次把一些党的书报杂志、文件交给我母亲保管。我母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们收好藏起来,有时把文件放在装饼干的大铁盒里,埋在地下,从没有出过差错。宋汝棼同志前几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回忆在我们家受到掩护的情景,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头、老太太全力以赴。所以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发展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确实,从头说起来,我们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光超、光杰、我和光和、光平能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同父母亲的开明态度是分不开的。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进北平不久,我生了女儿平平。可我还要工作呀,就把平平交给我母亲带。当时好像宋汝棼同志的孩子也放在我母亲那里。没多久光中也生孩子了,取名叫姗姗,姗姗来迟的意思,也要让母亲带。那时南方几个省还没有解放,大批干部和部队南下作战。一些南下干部纷纷把孩子往我家送。就这样我母亲在家里办了个托婴所,专门收留共产党特别是解放军女干部生的婴儿,后来正式取名叫“洁如托儿所”。旧刑部街我们家的房子是三进院落,前面是一个扁院,后面是两个正方院,大约有几十间房子,托儿所占了相当一部分。我母亲很会带孩子,又有些新知识,那时儿童医院还有人来当义务医疗员,所以孩子们在这里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全国解放后,我父亲是周恩来总理聘请的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后来年纪大了就改当政协委员。为支持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我母亲主动把西单旧刑部街32号的住宅献给国家,交了房契。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我母亲亲眼看到在那里建起了漂亮的民族文化宫,心里非常高兴。旧刑部街的房子拆了以后,北京市在按院胡同拨了一处房子,继续办“洁如托儿所”。刘源:外婆后来年纪大了,就进中南海住在我们家,还是照顾我们几个孩子。我们家是“重女轻男”,爸爸妈妈比较照顾女孩子,女孩住正房,男孩住偏房,女孩睡软床,男孩睡硬板床,所以外婆就对我偏爱点。她有时用她自己的私房钱给我买个红领巾、球鞋什么的。星期六放学回家,外婆会给我们每人发一份糖果或一块点心,但从不给我们钱,从不惯孩子。只有到谁过生日了,才给谁5元钱。但我们也都是把钱存起来,每人一个存折,放在外婆那里。王光美:我母亲生了我们3男5女共8个孩子,就是光杰、光复、光英、光美、光中、光正、光和、光平。加上我父亲前面两位先后去世的夫人所生的3个男孩,即光德、光琦、光超,我们兄弟姐妹一共11人。我母亲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前面的3个哥哥,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他们和我是同父异母。我母亲从来都是把他们当亲生的一样。我们11个兄弟姐妹,只有二哥、三哥出国留过洋,而我母亲亲生的后面的8个男孩女孩都没有出国留学,可见我母亲对不是她亲生的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我的大哥光德小名叫海儿,弟妹们都叫他海哥。海哥小时候身体不好,眼睛有毛病,后来就完全瞎了。那时我们放学回家,弟妹们常常轮流读书给他听。大家都很同情他,觉得有这个义务。不过我念得多一些,光英他们男孩子就坐不住。海哥人很聪明,记忆力特好,头一天念完了,第二天接着念,他马上就能说出昨天念到第几页第几行。那时母亲每月给海哥一些钱,他就用来买书看,往往是让我们陪他到商务印书馆,告诉我们要买哪一类的书。我记得那些书上尽是古文对子,我看不懂。给他念书的时候,我就把不会读的字写在他的手心里,他就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他多才多艺,喜欢听收音机,跟着里面学唱京戏。不幸,海哥30多岁时因患肺结核去世。我母亲十分悲痛,我们兄弟姐妹都受到感染。海哥在我们弟妹心中永远占据一个位置。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2)

王槐青、董洁如和他们的子女。后排左起:王光杰、王光琦、王光超;前排左起:王光复、王光中、王光和、王光美、王光平、王光正、王光英。

我们家算是书香门弟,讲究读书上进。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大都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好多情况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二哥光琦毕业于清华大学,接着留学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成后回国。光琦年轻时高大漂亮,人又聪明,学什么东西都快,有不少女孩子追他。当时他正和胡敏谈恋爱。我记得他常拉我去看球赛,请我吃刨冰,实际是让我陪他和胡敏见面。胡敏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人很漂亮,眼睛大大的,据说是南开的校花。胡家是四川的船王,经营长江航运,是四川有名的大家,后来又到广东发展,生意做得更大。胡敏的亲生父亲是胡光标,养父是胡光杰。兄弟俩就她一个女儿,所以后来胡敏继承了胡家的财产。那时我们家已经没落,家里没什么钱了。送光琦出国留学也不全是我们家出的钱,是我的一个叔叔王道昌资助了一部分。他当时是山东枣庄煤矿的总工程师,经济比较宽裕,经常接济我们家的生活。光琦和胡敏订婚的时候,胡敏的母亲来我们家,挺讲究的,可我们家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后来他俩结婚,从装修房子、买全套家具,到结婚费用,基本上都是胡家的钱。他俩的婚礼是在南池子那儿的欧美同学会办的,场面挺大。我印象深的是胡敏在婚礼上穿的是雪白的婚纱,一到家里马上换成红旗袍、红鞋子,一身的红。光琦结婚后,到青岛金城银行当主任。后来他回到北平,在一家大银行任高级职员,一段时间后又到燕京大学当教师,教“货币与银行”。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大学都迁往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当时叫大后方。光琦和胡敏去了四川。在四川,胡敏的养父胡光杰和国民党官僚李宗仁熟识。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赴任前他对胡光杰说,要他去北平,可他在北平一个熟人也没有。胡光杰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是我的女婿王光琦,他家就在北平。”李宗仁很高兴,上任时就带上光琦,两人坐同一架飞机到了北平。可这事在我父亲那里交待不了。我父亲很谨慎,多次盘问光琦:“这是怎么回事呀?为什么和李宗仁搞在一起了?”光琦作了解释。当时我也很好奇,我父亲盘问光琦的时候,我和妹妹就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后来光琦就在李宗仁那里做事。这期间还有一件事。李宗仁到北平时,带了一个他领养的儿子,叫李至胜。李至胜当时很小,还没有到上小学的年龄。李宗仁就把儿子和保姆放在我们家。那些日子他说要看儿子,差不多天天来我们家,并且提出要我教李至胜英语。我就有些警惕。再说我堂堂一个研究生,哪能教一个小孩子呢?正好我认识一个姓王的女生,我和她一起在一个美国老太太那里学过英语口语。她在家没什么事,我就介绍这位姓王的女生来教李至胜英语。后来李宗仁的事我就不管了。李至胜在我们家住了有一两年,随后上了手帕胡同二附小,最后去了美国。由于光琦一直搞经济,李宗仁当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后,曾聘请他为经济顾问。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离开大陆,留了下来,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从事国际贸易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光琦因为这一段不容易说清楚的历史,坐了6年监狱,精神受了刺激,1985年因脑血栓去世。光琦、胡敏夫妇有4个孩子。胡敏的父亲胡氏兄弟解放后去了海外,他们在国内的家产由胡子昂管理。胡子昂是他们的亲戚,也是管家。在1955年的公私合营中,胡子昂先生把这些财产全部上交国家。胡子昂先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后话。五哥光复是志成中学毕业的。他性格外向,平时很活跃,喜欢打球、滑冰等体育活动。志成中学有一个有名的美人叫周志雯,愣要追他。中学毕业后光复报考空军学校,报纸上还登了他俩的事,说是“英雄配美人”。当年年轻人当空军飞行员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光复所在的空军部队在四川的时候,周志雯三次去找他。但他俩最后因种种原因分手了。光复后来同上海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张西锦结婚,两人感情很好,生有一儿一女。抗日战争中,光复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飞行员,曾打下8架半日本飞机,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空军英雄。为什么有一个是半架呢?因为这架是他和一个美国飞行员共同击落的。抗战中中国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是9架,光复是8架半。那时光复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到重用,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后来国民党知道了他和我的关系,一下子就失宠了,处处受到排斥。光复一气之下脱离军队做生意,1985年,他去美国达拉斯看望儿子,从此在美国定居。刘源:听说抗战胜利后光复舅舅回过一次家。家里人七嘴八舌围攻他:共产党这么好,你怎么站在国民党一边?你有没有向共产党扔炸弹?他说:“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打日本鬼子,我没有也不会向共产党扔炸弹。”王光美:我国改革开放后,王士光去美国访问,兄弟俩在美国见了面。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光复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大会。光复作为抗日老战士的代表,坐在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主席和他亲切握手。这次他回国参加活动,是解放军空军接待的。2005年9月,我国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光复再次受到邀请,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大会,聆听胡锦涛主席的报告。让光复特别感到兴奋和荣幸的,是他作为抗战老战士的10名代表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胡锦涛主席还亲自给他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我的六哥光英,大家对他知道得比较多了,我也不多介绍了。他曾多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兄弟姐妹中,我和光英是来往得最多的。光英是1919年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亲正好在伦敦,接到家里打来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他触景生情,就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一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其实我还有一个字,叫心绮。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3)

王光美和哥哥王光英(20世纪90年代)。

在兄弟姐妹中,光英和我挨得最近,只差两年,所以从小我俩一块上学、一块放学,老在一起。光英喜欢弹钢琴、唱京戏,喜欢看球赛,还当过啦啦队队长。他的朋友最多,经常带着一大堆人到家里来。旧刑部街28号我们家的房子,就租给了光英的一个同学宗德纯。光英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办厂,就是和这位宗先生合伙的。

在天津,光英认识了辅仁大学教育系女生应伊利,两人开始谈恋爱。当时应伊利还没有毕业,光英就又回到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了一年研究生。他俩是1942年结婚的。等应伊利毕业后,两人又一起到天津办厂。工厂的名字叫近代化学厂,听起来挺有气派,实际上工厂很小,生产些化工原料。我记得家里为支持光英办工厂,还给了他几根金条。金条哪来的呢?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物价波动很厉害,纸币一天天贬值,而我们家那时已经没有稳定的收入,于是就把多余的房子全卖了,换成金条,用以应付家庭生活和供我们上学。光英那时也积极寻找机会,想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1944年,崔月犁同志约他谈话。记得会面地点是在北海公园大门里往东走的湖边上,那里绿树成荫,没什么游人,适合单独谈话。光英见到崔月犁同志非常高兴,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说:“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崔月犁同志笑着说:“你不是已经在天津办了化工厂了吗?”光英说:“那是为了谋生找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崔月犁同志却耐心告诉他:革命是多一个人好,但就你的具体情况,到了延安,恐怕党还是要你做生意,你不要把做生意和革命截然分开,为共产党做生意,不也是为革命作贡献吗?听了崔月犁同志的劝告,光英留了下来。我有4个妹妹,除了前面说过的光和、光平,还有光中、光正。光中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家政系。我三嫂严仁英看上了她,就把光中介绍给自己的表弟卢庄吉。卢家也是天津的大户人家。天津的几大家互相都有亲戚关系。全国解放后,光中想参加工作,但卢家规矩多,不让儿媳妇出来。后来光中就离婚了。她喜欢小孩,心地善良,照顾孩子特别细心,缝缝补补的事都会。那时我母亲正要创办“洁如托儿所”,就让光中来帮忙。我母亲任所长,光中任保教主任,具体负责托儿所的工作。一开始我母亲也没有想到要办托儿所。起因是我生了女儿平平以后,自己没有时间带,就交给我母亲带。那个时候干部们工作都很忙,听说我母亲这里可以带小孩子,纷纷把自己的小孩送过来,这样越送越多,就办起来了。当时收养小孩没有年龄限制,有不少是不满周岁的婴儿。许多同志义务到托婴所帮忙。我记得顾雅美同志常来指导儿童医疗,后来她是儿童医院的院长。北京师大第二附小校长王静同志的孩子也在托儿所,他本人就常在业余时间义务为工作人员补习文化知识。渐渐地他和光中好上了,后来他俩正式结婚了。60年代,他俩都调到山西大学工作。70年代末,光中调回北京,任北京西城区婴幼儿童保教实验院院长,并担任西城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她还荣获全国妇联、全国儿童少年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保教工作者”光荣称号。可惜,她在1989年患脑溢血去世了。妹妹光正出生时,有人送了我母亲一对玻璃花瓶,所以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双瓶。光正读的是高级助产学校。解放前她随光琦夫妇去上海,从此就一直留在上海,从事妇产科专业和医务领导工作。光正的丈夫李德宏在上海地下党时,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个党支部。他是一位石油化工专家,退休前是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总工程师。光正曾任上海红房子医院(妇产医院)院长,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在已经退休。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1)

黄峥:光美同志,听说您是和宋平同志同一架飞机从北平去延安的。宋平同志当时并不在北平军调部工作。那是怎么回事呢?

王光美: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8月,美国宣布“调处”失败。在这过程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步步降格,人员逐渐撤离,准备解散。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开始是叶剑英同志,逐渐改为罗瑞卿同志,再到李克农同志,最后雷英夫还负责过一段。翻译任务越来越少。我也慢慢地不做翻译了,到交通处帮忙。当时交通处是荣高棠同志负责。他让我协助安排交通工具。我们就充分利用美国飞机转运干部。当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乘坐美国飞机从这里调到那里,都是用军调部名义安排的飞机。后来这件事还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表扬。我到军调部后,组织上有一个规定,就是从此不能再和北平地下党联系。因为军调部是公开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绝对分开。有一次我骑车在长安街碰到崔月犁同志,简单说了几句话就赶紧走开了。军调部工作结束以后,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一般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有的回晋冀鲁豫解放区,有的回山东解放区,有的要求去东北新区,也有的要求回家。我是北平地下党推荐来的,家也在北平,但我到军调部工作后,政治身份已经暴露,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经不行了。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去延安。领导答复同意我去延安,要我等待交通工具。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一架从南京过来的美国飞机,要经过北平飞往延安。领导安排我搭乘这架飞机。那天,军调部用车把我送到西郊机场,只见有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停在那里。我登上飞机,见到机舱里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都不认识。那天天气很好,天空蓝蓝的,还飘着一朵朵白云。我第一次坐飞机,又是去延安,很新鲜也很兴奋,起飞后老站起来往窗外看。平时在城里不觉得,一出城往下一看全是山。那个外国人这时开口说话了,要我坐下来,说你这样不安全。这架小飞机就载着我们三个人,从北平飞到了延安。由于互相之间不熟识,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中国人就是宋平同志,当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京中共谈判代表团,途经北平回延安汇报工作。那个外国人,就是美国军队驻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他们都是临时搭乘这架飞机的。那天是几月几号?由于当时没怎么在意,时间一长,也就忘了。前几年,宋平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的夫人陈舜瑶同志打电话问我:宋平同志与我一起飞往延安的那天是几号?我这才仔细回忆了一下,终于记起来那天是11月1日。晚上我打电话告诉了她。到延安,李克农同志和夫人赵大姐在机场接我。我到延安人地两生,一见李克农同志特别高兴。从北平出来时我带了一包好茶叶,这时赶紧给了赵大姐。李克农同志在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里是中共方面的秘书长,先回了延安,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

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住在王家坪的一所平房里,和李蓬英住一间屋。这是我第一次到延安,感觉挺好,很喜欢这里的气氛。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都没见到,只有杨尚昆同志离得比较近,常见面,他是军委秘书长。对面过一条小桥就是美军观察组住地,那里晚上常放电影。尚昆同志有时去那儿看电影,就叫上我们一起去。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住在观察组旁边的一间平房里。她在北平的时候,为去解放区,找我安排过交通工具,所以认识。她来看过我,我也去看过她一次。马海德、苏菲夫妇住的房子和我们在一排。还有个美国人李敦白,当时在延安解放报社工作。我到延安那天,李敦白到机场看热闹,还上了飞机,见过我。以后他就老到我们王家坪来串门聊天,还给我写过诗。由于我刚从北平来到延安,有关同志领我这里那里看看,参观了托儿所什么的。当时延安的干部吃饭分大、中、小灶。杨尚昆同志安排我吃中灶,可能是优待知识分子吧!后来从瓦窑堡回来,我就主动要求改吃大灶了。在北平的时候,军调部一个叫郭戈奇的翻译对我讲,延安有延河,冬天结冰,可以滑冰,所以出来时我还真的带了双冰鞋。实际上延安冬天没有人滑冰,我差点出了洋相。没几天传来消息,说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要进攻延安,要我们疏散到瓦窑堡。所以这次我在延安只待了十来天,就匆匆忙忙随外事组疏散到瓦窑堡。瓦窑堡是完完全全的农村了,但我没觉得特别苦,挺喜欢。在这里,随时接触到当地的老乡。我们很注意群众关系。这是我第一次到农村,还在这儿学会了纺线。我从大城市来到延安和瓦窑堡,没觉得特别不习惯,比我来之前的想像要好,觉得充实。可能因为北平长期在日本人统治下,人们思想比较压抑,生活也不好。到了这里,平时生活不算好,但时不时改善一下。我在延安的幼儿园里看到,小孩子一个个胖乎乎的,小脸红朴朴的。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谈判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南京回到延安。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不久忽然说有可能要恢复谈判。谈判需要懂英语的翻译,周恩来同志下通知,点名让我回延安。这样我就又到了王家坪。可实际上国共谈判并没有恢复,因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了。这是我第二次到延安。这一次,待的时间比较长。在延安,柯柏年同志是我们翻译组的负责人。北平军调部解散时,买了不少外文书带到延安。翻译组就从这些外文书中摘译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总的题目叫《供您参考》,从题目到内容全部用手抄。我就参加编译这个《供您参考》。后来少奇同志告诉我,那些材料他都看了。后来我还常为朱德同志当翻译。那时老有外国记者采访他,主要是美国记者,有罗德里克。朱老总很和气,每次谈话前,他总是给我一张纸,让我把他要说的话记个提纲,照着翻译就行了。我给周恩来同志也当过翻译。到了延安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是在美军观察组看电影时碰见的。他老远就喊了一声:“王光美!”见面后他把我介绍给邓颖超同志。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2)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

黄峥:我们知道就是在这期间,您和少奇同志相识了。您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和少奇同志认识的经过吗?

王光美: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以前我们的孩子也问过我,说爸爸那么严肃的一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怎么谈的?我都没有告诉他们。当然,实际经过也很简单。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回延安,我就又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他曾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同志的秘书,所以和我认识。有一天龙飞虎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当时我除了原来在军调部认识的同志,谁也不认识,有什么活动都是别人带我去。晚上我就跟着去了。那天周恩来同志在,少奇同志也在。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军调部的,才从瓦窑堡回来。”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因为他在北方局担任党中央代表的时候在北平工作过,所以对北平的事情很关心。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入党的问题我考虑过,也有点想法,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我当时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身份。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曾给我看过党的一些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的七大文件等等。所以刘少奇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知道他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但说不清他的准确身份。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到有别的意思。第二天,在军调部当过联络部长的徐冰同志,把我们这些从北平军调部和南京谈判代表团回来的同志组织在一起,搞了一辆大卡车,从王家坪拉到枣园。说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带我们去见见朱德总司令。到了王家坪朱德同志的家里,朱老总很客气,要请我们吃一顿饭。就在等吃饭的时候,康克清大姐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少奇同志。”那时毛主席已经不住枣园,搬到别处去了,少奇同志就住在原来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这样,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的印象,那个窑洞不太宽敞,好像有里外间。见面时大家都坐着,少奇同志讲了几句鼓励的话。他讲得很简单,完了就送我们出来了。我们感到他工作很忙,因为是康大姐带我们去的,能抽空见面谈谈话,已经是一种礼遇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少奇。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同志和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回到了延安。其中有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回延安后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3月5日,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同志那里谈话。他告诉我:“少奇同志打电话给叶剑英同志,说王光美同志想约我谈一次话,你们给安排一下。”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的时候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记住这件事了。因为我是从军调部回来的,叶剑英同志当时住在王家坪,少奇同志就给他打了电话。叶剑英同志把这件事交给黄华同志办。枣园我去过一次,是和许多人一起坐卡车去的,但要我自己去就不认识路了。黄华同志给我找了一匹老马,说:“你跟着它走,老马识途,它能把你带到枣园。”我在北平做学生的时候骑过骡子郊游,没骑过马,所以对能不能一个人骑马去枣园有点嘀咕,后来还是咬咬牙去了。这匹老马原来是傅钟同志的坐骑,大概常去枣园,果然认识路。我骑上它趟过延河,就直奔了枣园。到了枣园,我找到少奇同志的窑洞,见周恩来同志正在同少奇同志谈话,让我等一等。我就出来,进了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赖奎同志的屋里。一会儿,恩来同志谈完出来,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进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顺便看了看,觉得陈设很简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我说:“那天你问我是不是党员,我想说说我的情况,请教一下该怎么办?在北平的时候,我同地下党联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布置给我的任务我都积极去做。崔月犁同志在北平两次告诉我可以写申请入党的报告。我还读过你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读了之后我觉得我不够党员条件,我做不到绝对服从,因此没敢提出入党要求。到延安后,我提出了入党申请,觉得自己参加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表现还可以,在瓦窑堡联系群众也不错。但报告递上去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我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再提入党要求?今天你让我谈,我想请求帮助的就是这个事。”少奇就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他说:“入党是没有自由的,必须符合条件,经过党组织批准,但是退党是自由的。你如果有入党的迫切要求,应该向组织提出来。提一次不批准,人家给你指出来有哪些不够,你考虑以后可以再提。”他还说:“你现在受的教育,不要以为光是你父母亲供你上大学的结果,而是人民的培养,所以要把你的知识用来为人民服务。你现在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你还缺很多知识,比如你就缺乏农村的知识,今后一定要多向群众学习。”他还讲到,你现在到了革命队伍里,但革命队伍里的人也不是一般齐的,每个人有长处有短处,你要多学别人的长处。这样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两顿饭,我是吃了第一顿饭出来的,第二顿饭要在下午才吃。但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星期日,还是三顿饭。少奇见炊事员给他把饭端来了,就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当时我也是出于好奇心,就坐在沙发上没动。我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他吃饭让我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很难看,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看了觉得很难受,有点动感情。我知道我们在军调部的时候,经常给延安中央同志带北平的好东西,怎么中央领导同志吃的就是这样的梨呢?吃完一个梨我就出来了。少奇送我出门,没再说什么。这次见面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思。当然有一点特殊,就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同志,能有机会单独同少奇同志谈话。我回王家坪还是骑的那匹老马。一开始挺顺,但一过延河,它撒开腿就跑,我拉都拉不住。幸亏当时我年轻,没掉下来。原来它是饿了,要回去吃草了。下午通知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慰问从南京、北平回来的干部,当晚在王家坪礼堂举行宴会。晚上毛主席没来,少奇同志、朱老总出席了。慰问的对象是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和南京、北平两个代表团的同志。当天3月5日,正好是周恩来同志的生日。这天不知怎么就安排我坐在中央领导同志所在的第一桌了。少奇同志讲话,说:“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在复杂的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少奇还站起来正式敬酒。这时我才明白他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知道他曾经是党中央代理主席。宴会上恩来同志很活跃,讲了很多从南京撤退的事。宴会完了还举行舞会,很多人在一起。我和少奇没单独说什么。和少奇同志谈过话以后,我又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是交给徐冰同志的。因为我觉得在北平军调部和来延安,好多事情他了解。没过两天,又得到通知,说国民党胡宗南军要进攻延安,说这回他是真的要来进攻了,延安的机关必须撤退。当时我不愿意走,我说我来延安就是要参加打仗的,现在让我们机关和家属一起撤退,不干!领导当然不同意。因为军委外事组整个单位都撤,我不走不行。

少奇要我跟他走(1)

黄峥:当时延安的形势比较紧张。蒋介石1947年2月28日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国民党军队投入的兵力达25万人,而陕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2万多人,只有敌军的1/10。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

王光美:少奇同志后来告诉我,3月5日那天,他就和毛主席商量了撤退的事。不过当时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大约3月8日至10日之间,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在王家坪,召集南京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调部回来的同志开会,动员撤出延安,宣布外事人员编成一个队,队长薛子正,副队长黄华,党支部书记王炳南。王炳南同志是和董老董必武同志最后从南京撤回延安的。我们先到了瓦窑堡,然后过黄河,4月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在瓦窑堡,还接到叶剑英同志的夫人吴博转来他写给我的一首诗,鼓励我,说我表现比较好。这次离开延安,我没有和少奇联系。5月,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这支外事人员队伍的基础上组成中共中央外事组。由叶剑英同志兼任主任,王炳南同志任副主任,内设三个处,翻译处由徐大年同志任处长、章文晋同志任副处长,研究处由柯柏年同志任处长,新闻处由董越千同志任处长。我记得当时成员有30人左右,包括薛子正、黄华、王凝、凌青、马牧鸣、张林生、张香山、吴青、陈浩、王朴、陈佩明、曾远辉、刘文仲等同志。黄峥:当时的背景是:国民党军飞机3月11日开始轰炸延安。3月12日,中共中央分工由少奇同志和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同志,带领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离开延安枣园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也从延安撤离。3月19日,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党中央开始了转辗陕北的岁月。王光美:转移的时候,一路上我们把能丢的东西都丢了。上级决定我们到晋绥分区参加土地改革。当时中央有个指导思想,就是凡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都要尽量参加根据地的土改运动。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区的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王炳南同志。这时已经是4月份了。我们土改工作队在进村之前,要先到蔡家崖集中学习文件。徐冰、王炳南同志都参加了。没有想到,这时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们就又见了一次面。

原来,中央根据全国内战爆发的形势,决定党中央的5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各战场作战;少奇、朱德同志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少奇、朱总是3月31日晚从陕西绥德和山西临县的交界处渡过黄河,从临县三交镇过来的。兴县蔡家崖是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贺龙、李井泉等同志在这里。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少奇的。那天可能是徐冰、王炳南同志安排,少奇、朱老总和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记得同桌的还有邓颖超同志。少奇在饭桌上问了工作队的一些情况:学了什么文件?什么时候进村?我没怎么说话。吃完饭出来,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说:“我正在学习,等分配参加哪个工作队,能跟你们走吗?”少奇说:“黄华都跟我们一起走。”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这样不明不白走了算怎么回事?而且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在下来之前王炳南同志刚刚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现在的表现很好,这方面没问题,但你的家在北平,要了解一下你家庭的情况。要是我现在突然走了,那多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浅,就打了个官腔,回答少奇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我这话说出口以后,当时觉得没什么,回到住处琢磨琢磨感到不对:他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有弄明白就回绝了呢?于是就想最好再问问清楚。当天晚上,贺龙同志组织小型招待演出。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说句话,问问他是什么意思。走到门口往里一看,见少奇、朱总坐在第一排,少奇抱着涛涛,正等开演。我犹豫了半天,在门口转了转,最后还是没进去。我这个人,学生时代一心学习,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直到这时从没有谈过恋爱,这方面很迟钝,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想带我上晋察冀,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少奇同志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很快开始投入土改集训学习。在村子里,我们住在村长家旁边的一个偏窑里,几个女同志在一起,都睡在一个炕上。一次入睡前,吴青告诉张林生:邓大姐找她谈了一次话,说因为王前对少奇的工作干扰很厉害,大家都建议他们分开,年初他们就离婚了,最近邓大姐想把她介绍给少奇,问她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个,才知道少奇和王前离婚了。后来又知道,少奇本来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进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还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涛涛很厉害,少奇看不过打了她一下,王前就大闹。在王家坪的时候,少奇被王前闹得实在没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请主席帮助找个安静的地方。毛主席让少奇搬到枣园他原来住的窑洞。这样少奇才从王家坪搬到了枣园。晋绥的土改我参加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姚家会村,一个是小镇魏家滩。我们工作队,是把从上海、南京等城市来的干部和地方干部混合编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锻炼。可能因为我是学数理化的,一下村子就分配我搞田亩登记,计算每家每人分几亩几分地。我在晋绥搞土改,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结束时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这段时间里,我和少奇没有联系。

少奇要我跟他走(2)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黄峥:显然少奇同志这段时间里同样不知道您的情况,可能也不方便打听。你们重新见面是在西柏坡了吧?王光美:当时通讯很落后,又是战争年代,同志亲友之间多年不通音讯是很普遍的。这时连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这时,中央外事组已经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我住的那个村子叫柏里。我回到外事组以后,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同少奇见过面。有一次我去西柏坡参加中央机关的晚会,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在,我和他们见面说话了。毛主席还问我:“上辅仁大学学的什么?校长是谁?”我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校长是陈垣。”毛主席说有“南陈”、“北陈”两个陈,还说全国解放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我说“南陈”我不了解,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研究历史的。主席说的“南陈”,可能是指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

刘少奇、王光美在北海公园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交谈(1959年4月)。

还有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少奇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走走看看,还与陪同人员到我住的小屋转了转。和我同屋住的还有吴青同志,不过这时她去欧洲参加国际妇女会议,我临时一个人住。交谈中少奇同志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我不爱打扑克,星期天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者在家看看书。南庄是中央组织部所在的村子,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因为我只有星期天才能外出赶集什么的。但怎么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这里领导请假说要去找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即使去了,他那里有岗哨,我这样的一般干部无缘无故也不让进。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我们的负责人柯柏年同志说,我有事要去东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请你把我送到西柏坡去。少奇同志住在西柏坡,和朱老总同一个院子。赖祖烈同志没说什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同志办公和居住的小院。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你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以便取得对方好感,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的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少奇手上没有戴表。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原来他的这个表早就坏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我想:怎么会是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他连表都不知道修一下,那日常生活怎么办?我当时就有些坐不住,首先是尊敬,同时对他这种生活无人照顾的情况深表同情。今天我们都离不开手表了。即使在那个年代,应该说对少奇这样的中央领导同志来说,手表也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平时生活起居需要掌握时间,开会、行军打仗更是分秒必争。可少奇同志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也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可能是心里自然冒出来的一种义不容辞的感觉,就说:“好,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我认识中央机关管后勤的赖祖烈同志。他那里常有人去石家庄办事。我就和他商量,请他把少奇同志的表带去修一修。时间不长,赖祖烈把表修好了。可他没有把表直接给少奇,而是又带给了我。这我就难办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里跑呀!想来想去,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同志。他是外事组的负责人,经常出席中央工委的会,常见中央领导同志。我向王炳南同志解释修这个表是怎么怎么回事,说现在请你在开会的时候把这个表捎给少奇同志。王炳南同志转天就把表交给了少奇同志,说:“这是光美同志让我带给你的。”少奇当然是一听就明白了。可这么一来,王炳南同志就看出来了。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三位同志,后来我还真的去了。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他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我去的时候他和他夫人刘竞雄同志正在家煮白米稀饭。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待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谈话你不要听等等几条,就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我又先后到邓颖超、李克农同志那儿,跟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没想到,还问了我几句。去李克农同志那儿,我是和孙少礼同志一起去的。正好在那儿还碰见康岱沙同志,抱着她的小女儿。我和岱沙在北平军调部时就熟识。她同陈叔亮同志就是在军调部结婚的。那时岱沙刚从延安抗大调来,陈叔亮同志是军调部派在山东济南的第七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后来知道,陈叔亮同志的出身和我差不多,上辈都是北洋政府的官员。

少奇要我跟他走(3)

过了几天,我四哥王士光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到西柏坡来,找王诤同志谈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他约我到王诤同志家见了一面。我见他需要手表,就把我的送给了他。因为我在大学里是物理学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诤同志想调我去晋冀鲁豫根据地,搞电台天线研究。我说现在不行,我可能要结婚,就把我和少奇来往的情况告诉了四哥。他听了给我泼冷水,表情还特严肃,说你别胡思乱想。我说我没有,我是很慎重的。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的婚姻确实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难忘的结婚“仪式”

黄峥:您和少奇同志结婚是在1948年8月21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王光美: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

其实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就要吸收我入党。那时青年学生靠拢共产党的要成为党员并不难,但当时我对党的认识很少,看了一些有关党的书籍,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觉得我还不符合条件。到了延安,我申请入党,这时反而难了,说要经过北平市委调查我的家庭情况,这就拖下来了。这时到了西柏坡,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又要同少奇同志结婚,如果不是共产党员,那算怎么回事呀?所以我向少奇提出这个要求。但这事我没有同我的党支部说,因为一说反而复杂了,好像我要拿入党作为交换条件似的。过了一段,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我连忙给少奇写了一封便信,告诉他这件事。信是托王炳南同志开会时带去的,我不好意思老往少奇那儿跑。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孙少礼、赖祖烈两位同志,他们都是我在军调部时就认识的,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王光美访谈录  作者:黄峥(一) - 白若宏 - 白若宏的博客 

刘少奇、王光美结婚时合影

外事组的同志们知道我要结婚,热情地为我张罗。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大家一定要我唱歌,我只好站起来唱了个德国歌,唱到半截忘词儿了,章文晋同志接着唱下去了。同志们还给我买了两件衬衫。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待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其实我的行李很简单,主要就是一套白里白面的被子褥子。当时我下乡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是红缎子被面。老乡们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觉得这样可能脱离群众,就托人把红缎子被面拿到瓦窑堡的集市上卖了,用卖得的钱买了红枣、猪肉等东西,回来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红枣炖肉”,同志们一起会了一次餐。这以后,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里白面的了。

刘少奇、王光美在西柏坡的住处。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大家觉得是搞外事的,有点洋知识,就说结婚应该有蛋糕。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鸡蛋、奶粉、糖,调的调,蒸的蒸,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还设计了花,挺好看。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经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后都吃光了。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我学习当少奇的秘书

黄峥:我听到许多老同志说,您和少奇同志结婚以后,对他的帮助很大。因为这以前很长时间少奇同志的身体一直不好,胃病经常复发,生活没人照顾,对工作很有影响。后来有您照顾,就好多了。

王光美:少奇的胃病,是他当年在北京和莫斯科勤工俭学时生活艰苦,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留下的病根。他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到西柏坡后,胃病经常犯,平时老用一个热水袋捂着肚子,有时疼得满头大汗,无法工作。由于吃不下饭,消化吸收不好,身体十分消瘦。毛主席知道后还专门从陕北给他打来电报,要他“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

我和少奇结婚时,他体重只有48公斤。我和少奇刚结婚时,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外事组,同时兼着为少奇管管报纸、资料什么的,做一些服务性的事。一直到进北平以后,我们搬进了中南海,我的工作关系才正式转到中央办公厅,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

那时办公厅正式成立了政治秘书室,成员有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朱老总的秘书潘开文同志,还有我,负责人是师哲同志。

在西柏坡,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很简单,就是一张办公桌,一个很旧的沙发椅,还有一个放文件资料的木箱。他整天埋头写东西,桌子和木箱上堆得乱七八糟。有一天趁他出去开会,我就帮他拾掇,把放得凌乱不堪的报纸改放在木箱上,把文件、材料收拾整齐。没想到少奇回来把我批评了一顿,说你这样一动,反而搞乱了,我要的东西不见了。他摆放东西虽然乱,可他自己有数,别人一动,就找不着了。后来我吸取了教训,不擅自动他的桌子。

少奇的那个木箱,已经跟了他很多年了,看起来不起眼,可他视作宝贝。战争年代行军打仗,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有这个木箱一直带在身边。里面放的什么呢?主要是他历年来写的文章、手稿,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历次提纲和原始手稿,还有一些重要的书籍、版本。我觉得这些东西很珍贵,就把它认真整理了一下,趁夏天太阳好,仔细晾晒了一遍。以后,保管这批手稿资料就是我的事了。前几年编辑出版少奇的选集、专题文集,有些就是从这批手稿中挑选出来的。

我觉得他太忙太累,下决心照顾好他,不要让家里的事和生活琐事影响、干扰他的工作。少奇的作息时间很不规律,没有一天是晚上12点以前休息的。如果是去中央、毛主席那里开会,常常是半夜两三点才回家,有时甚至通宵。散会回来也不能马上休息,一方面精神兴奋睡不着,另一方面还有文件要批。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都是一个习惯,往往要到凌晨才上床休息,第二天上午10点甚至12点才起床。从毛主席开始就是这个工作习惯。形成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战争年代形势千变万化,工作紧张,急迫事务太多。各战场发给中央的电报往往要后半夜才到,等电报来了再研究决策,会就开得晚了。

朱老总年纪大,毛主席要他早退先回去休息。其他领导同志就晚得多了。少奇原来吃饭没个规律,冷热饥饱瞎凑乎,有时饿了就猛吃,吃多了又胃酸。他年轻时得的胃病就这样老好不了,常犯。

结婚以后,这些事我就管起来,让他在饮食方面尽量规律,保持均衡。他每天工作到很晚,而这时炊事员都休息了,我就把白天吃剩下的饭菜,放在一起煮热了给他当夜餐,热乎乎的他还挺爱吃。慢慢地他的胃病好多了。少奇经常半夜开会,我一般都等他回来。有时连续工作时间长了,我就陪他散散步。他休息的方式主要就是散步。西柏坡我们住的地方前面有个打谷场,每天晚上我们就在那里散步。可是我们出去总有哨兵跟着。我是学生出身,一开始散步还想挎着他的胳膊。他不让,说:“别这样。那些哨兵都还没有结婚呢!他们看不惯这个。”所以,散步时我俩也就是慢慢走路,说说话。

我认识少奇以来,他一直是光头。结婚以后,我劝他把头发留起来,逐渐形成了背头的发式。那时涛涛4岁多,丁丁2岁多。虽然有阿姨带,但我仍尽量关心、爱护他们。我们的家庭关系非常融洽。涛涛需要母爱,一开始就叫我妈妈。我外出回来晚了,她就坐在门口一直等我。总之,生活上主要是我照顾少奇。有时他也想照顾我。有一天,他看见我怀孕身体有反应,吃不下饭,忽然说:“今天我给你做个湖南菜。”我说:“你还会做菜?”他说:“年轻时什么都干过。”那天他给我做了个蒸鸡蛋,里面搁了醋。我说:“你这是什么做法?蒸鸡蛋还放醋?”他说:“我们湖南就是这么做的,蒸鸡蛋炒鸡蛋都放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惟一一次他在生活上照顾我。其实他不是不想照顾我,实在是顾不上。他是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

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需要,我问他的生日是哪一天?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说:“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觉得挺奇怪:哪有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的?我就有点不高兴,说:“工作上的事情你跟我保密,难道生日也要保密?”后来我才了解,他是真的不记得。那么多年,不是白色恐怖环境,就是行军打仗,走南闯北,千难万险,他从来也没想过为自己过生日。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我才把少奇的生日搞清楚。有一年他老家的亲戚来信,向他祝寿,从中知道少奇的生日是阴历10月11日。我通过年历对照表,查出来他的生日是公历1898年11月24日。这以后,少奇在填写有关履历的时候,才准确地填上了这个日子。

刚结婚的时候,我对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贡献等等,了解很少。有次我请求他:“你有空的时候,跟我讲讲你过去的经历,就像讲老故事一样。”他不愿意讲,说:“你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而要从我的今后了解我。”这个回答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很深的教育。一直到今天,我经常想起他的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过去的功劳再多再大,都已经过去了,没必要提它了,重要的是今后,要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事实上,他也没有时间回忆和谈论过去的事情。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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