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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宏的博客

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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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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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4 17:22:58|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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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同书法“极珍品”在齐河诞生记

舒同先生是党和国家高级干部,中国书法事业的继承和开拓者、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始人和第一届主席,毛泽东主席曾赞扬他是“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是当代自成一体的书法大师。

1988年4月,国家有关部门计划举办首次“舒同书法艺术展览”,并成立筹备会。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作品时,一幅来自山东省齐河县的巨幅行草书《清平乐·六盘山》,以其超大罕见的尺幅、酣畅生动的神韵,引起了人们的惊叹。这年6月至8月,“舒同书法艺术展览”先后在北京和济南展出,徐向前元帅亲笔为展览题词。这幅作品排在了最重要的位置,震撼了所有参观者。参观展览的国家领导人、书法名家和广大观众,都赞不绝口,公认此作是舒同的“代表作”,珍品中的“极珍品”。在舒同的“百度百科”中,第一幅作品就是此作的片段。

这幅舒同书法的“极珍品”之所以诞生于齐河,还有一段故事。

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舒同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他把山东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领导山东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在特殊时期,在大的政治形势下,他忠实执行了中央决策——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犯下了特殊的错误,山东省的党内生活和百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960年底,安徽、河南、甘肃等省的灾情和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比山东有过之而无不及)。1960年10月,舒同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后保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按照中央“体察民情、调查研究、改造思想”的指示,于1961年12月至1962年12月下放至山东省章丘县,担任中共章丘县委第一书记,此后,舒同在各县调研。

1962年5月,麦子熟前,舒同由秘书傅存典陪同,来济南市西边的齐河县调研农村工作,在齐河县委书记刘传经等陪同下,亲自到田间地头察看小麦,深入基层同干部群众座谈,晚上回到位于黄河岸边的齐河老县城的县委机关进行综合分析。

县广播站编辑李化武当时28岁,到县委伙房打饭,听人说舒同来了,对舒同书法仰慕已久的他很兴奋,找到县委办公室干事邢兆忠商量:“舒同的书法这么好,让他给写字?”邢兆忠赞同,又找县委书记刘传经商量。刘传经书记很支持,向舒同提出请求。舒同说:“你们还喜欢我的字吗?”

刘传经说:“齐河县委机关报《齐河大众》还是您写的呢。”

舒同摇摇头,说:“不可能,我从来没有给县级的报纸题过名。”原来,《齐河大众》是人们用舒同作品中的字拼出的。

舒同说:“可以给你们写点儿,我带笔了,没带纸、墨和章。”

那时齐河县在场的人们还不懂写书法要用宣纸,邢兆忠和李化武给县水利局要了一捆晒图纸,展开后,和小席子一样宽,长度达数十米。正是因为这样宽大的纸张,舒同才得以放开写。

在县里开会的大屋,人们把两张大长条桌南北着放,头上还顶着一张,呈丁字形。上午,工作人员到大街上的百货文具店,买了金不换、龙门墨块,到县委伙房拿了一个小瓷盆,上午研了一盆墨汁。

午饭后,李化武等十几个人互相说:“舒政委(当时大家都称舒同为“舒政委”)要写字,咱们等着看看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白友宽对他们说:“舒政委写字,这次只给正部长以上的人写,不能随便要。”舒同进来后,大家鼓掌欢迎,舒同平易近人,笑着说:“同志们好!”晒图纸一面蓝一面白,在白面上写。舒同深润毛笔,挥毫泼墨,龙飞凤舞,碗口大的“天高云淡”四个大字一笔而下,一气呵成,三四分钟就写完了。此幅巨作高106厘米,宽270厘米,行草兼备,形神统一,大气淋漓、生气盎然。然后舒同又写了一幅竖的大字“江山如此多娇”。舒同说:“给你们写,就得买宣纸,那样才能裱了往墙上挂。”就不写了。下午,工作人员去济南买来了宣纸。第二天晚上,舒同接着给县领导和同志们写了数十幅中堂和对联。

1988年4月,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在北京举办“舒同书法艺术展览”,并组成筹委会,山东也成立了分会,负责征集舒同书法作品。在征集舒同为齐河县委写的毛泽东词《清平乐·六盘山》大横巨幅的时候,当时的发起人李化武已54岁,担任齐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他请人专门刻了一方“齐河县人大常委会印”的篆刻,印在巨幅大作的左下方,然后,又请舒同的弟子、山东省人大办公厅副主任孙志皓,用舒体正楷在右上角题写了“中共齐河县委惠存”8个字。这样既保证了在征集和展出过程中不出差错,又使观展的人们知道此幅大作来自齐河、与齐河的渊源。

此作在展览中引起轰动,由“全国舒同书法艺术展览筹委会”在作品的左下角,加盖了“舒同书法艺术展览”红色印章。展览结束后,许多人想把此作留在北京或济南,但齐河县有关人员一再坚持,此作完璧归赵,归还齐河,如今已成为齐河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作品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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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诗人李白的《登庐山五老峰》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

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

        赏析
  庐山的东南方有五座貌如老人的山峰,高峻陡峭就像五朵金色的莲花之指清溟的苍穹。

  站在峰顶,九条大江浩荡东流,秀色尽揽眼中,我要在此地隐居,醉卧云松。

  此诗当作于安史之乱以后,李白和他妻子宗氏一起来庐山隐居的时期。

   

   “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出自宋朝诗人魏野的作品《书友人屋壁》,其古诗全文如下:

  达人轻禄位,居处傍林泉。

  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

  娴惟歌圣代,老不恨流年。

  静想闲来者,还应我最偏。

  【注释】

  ⑴逸人:隐士。诗人书其屋壁的友人,就是一位名叫俞太中的隐士。

  ⑵达人:通达知命的人,指友人俞太中。轻:轻看,藐视。

  ⑶林泉:指隐士居住的地方。

  ⑷“洗砚”句:用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典故,形容俞太中治学的勤奋,因为天天洗砚台,以致池水都成了墨汁,水里的鱼当然就只能“吞墨”了。

  ⑸“烹茶”句:极写俞太中的wWw.slKJ.OrG高雅,宋人讲究茶道,沏茶时要以刚烧开的三滚之水冲泡茶叶,称为烹茶,而仙鹤有灵性,为了不被烟熏黑了羽毛,在主人烧水时就从主人身边跑开了,连豢养的仙鹤都知道自重羽毛,主人的高雅可想而知。

  【翻译】

  俞太中对于追求禄位视之轻如鸿毛,他结庐在依林傍泉的地方。俞太中到流泉洗砚,就招得鱼儿争先恐后地吞咽着黑黑的墨水,他点火煎茶,熏得站在炉边的鹤来不及避开。闲暇之时,也不忘作诗吟咏当时的“深恩厚泽”,韶华流逝,老之将至,也不觉得遗憾。静下来时,想想那些有闲情的人,还应当算是我的心境最偏僻。

  【赏析】

  此诗抒写的是淡于功名利禄,远离尘嚣世俗的闲淡之情。诗人以潇洒之笔,写幽居之趣,意象清奇,境界高远。全诗风格冲淡,笔致空灵。

  首联就指出这位友人过的是断绝世情、远离尘嚣的隐遁生活。世人多追求禄位,这位达人却视之轻如鸿毛。他结庐在依林傍泉的地方,那里听不见尘世间的喧闹,又得以时时徜徉在深林流泉之间,优战游哉。此联提纲挈领,总摄全诗。

中间二联具体描绘这种生活和心境:友鱼鹤,伴砚墨,品茶赋诗,老之将至而无憾。“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极写幽居之趣。这位逸人到流泉洗砚,就招得鱼儿争先恐后地吞咽着黑黑的墨水。他点火煎茶,熏得那站在炉边的鹤来不及地避开。生活闲散自由,心境也闲逸安宁,令诗人忘了尘世外的一切。但也并不尽然:“闲惟歌圣代”。北宋初年,朝廷对这些清雅隐士颇为爱赏,常有征召。不赴召的人,则予以殷勤劳问,如林逋便曾受宋真宗“诏长吏岁时劳问”(见《宋诗纪事》卷十)。魏野自己,也在真宗西祀时被召过,不过他“抱琴逾垣而走”了(见《古今诗话》)。俞太中也有过此种际遇,因此闲暇之时,也不忘作诗吟咏当时的“深恩厚泽”。隐者清心寡欲,随缘自适,一切听任自然,故而“老不恨流年”。韶华流逝,老之将至,也不觉得遗憾,他是一个无所忧虑、自得其乐的隐逸人。

 

作者:姜仲华

地址:山东省齐河县政协文史委

邮编:251100

手机(微信):13406789911

关于齐河县档案馆保存的那幅舒同书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805110102wdq8.html

德州张明福

齐河县档案馆保存有一幅著名书法家舒同书法作品,是舒同于1961年春书写的毛泽东主席词作《清平乐·六盘山》。这幅书法作品高106厘米,宽270厘米,是舒同一生中书写的尺幅最大的作品,其价值可想而知,当然也是齐河县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说起这幅作品的来历,那牵扯到一段使人不论是书法家本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感心酸的历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大跃进的结束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整个中国入生活困难时期,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均按定量供应粮食,很多农村出现饿死人无人能抬出村外进行掩埋的现象。山东在全国是重灾区,造成几百万人的饿死惨剧,其中德、惠、聊、四个专区(1961年7月1日时的区划名称)又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这一切的造成,作为山东省委书记的舒同大力推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山东的实施,大刮浮夸风共产风,自然难逃其咎。果然,中央1960年10月决定改组山东省委,撤销了舒同山东省委书记的职务。次年春,舒同下放齐河县劳动改造。

据已去世的原齐河县档案馆工作人员张明淮介绍,舒同来到齐河后,白天参加劳动,晚上住县委值班室。闲暇时看看报纸,或听听收音机。一天晚饭后,舒同来到县委传达室与门卫聊天,见传达室内有只写大字的毛笔和成瓶的墨汁,写字的欲望顿时来袭,就在传达室的桌子上,用工程图纸将一篇40多字的主席词作,十几分钟一挥而就。这幅字,虽然没有题款,没有时间标识,但气韵酣畅而灵动,线条遒劲而飘逸,法度严谨而滋味醇厚,正是所谓无意为之、触兴生发的佳作妙品。这幅书法作品先是被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收了起来放进档案室。据说,县文化馆馆长辛夷曾经临摹过这张书法作品。1974年,齐河县委从旧城搬至新城,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就将这幅字交给了县档案馆保存。因其尺幅巨大,档案馆只好将其放在库房内的橱子顶上。1981中,已改任齐河县人大副主任的原齐河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修业忽然想起这幅字,让县档案馆的同志将其拿到县文化馆进行了装裱。1988年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化武同志通过县档案馆馆长郝相贵同志,将此书法作品借出参加北京举办的舒同书法展。展出结束后,李主任将其交回档案馆。

据李化武主任讲,1988年6月至8月,舒同书法艺术展览,先后在北京和济南展出,这幅作品不仅参展,而且被排在最重要和最显眼的位置,受到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展览结束后,舒同夫人不想归还此作品,经过艰难交涉,该作品才重新回到了齐河。

本人因工作原因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先后两次去齐河县档案馆拍摄和考察舒同先生的这幅书法作品。第一次是1989年冬,当时因参与编写《前进中的山东省档案馆事业》一书,需要将全区各县档案馆的镇馆之宝介绍出去,当时就去了齐河县档案馆,并确定这幅舒同书法作品和版画家潘中亮捐给家乡的版画作品作为该县档案馆的镇馆之宝,向全省做了介绍。第二次是1992年夏,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五周年,德州地区档案局与德州电视台联合录制反映德州地区档案工作发展成绩的电视专题片《默默无闻的事业》,我同我单位张国庆与电视台专题部的王桂林、王杰等再次对舒同先生的书法作品进行拍摄,并在专题片中给予了特写镜头。正是有那两次经历的缘故,使舒同先生的这幅书法作品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印象。

2015年11月27日《德州日报·德周刊》称这是“1962年5月,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舒同到齐河县调研农村工作……在工作之余,应齐河县委的请求,为齐河县委题写……”。事实是,1960年舒同已被撤销了山东省委书记职务,这时的他在齐河也不是来搞调研的,而是来改造思想的。他的这幅书法作品也不是应齐河县委要求而写,而是闲暇时随意练笔而已。这上面的“中共齐河县委惠存”8字,是1988年由舒同先生的弟子孙志皓书写上去的,尽管字写得圆润工整,但整体呆板凝滞,缺少舒同书法的那种潇洒灵动。这幅书法作品的书写时间不是1962年5月,应是1961年5月,因为1961年10月以后舒同先生到章丘担任县委书记去了,不可能再跑到齐河来找张破纸练字。之所以产生争议,就是因为这幅作品没有创作时间,而且知道它来历的人太少。如果真像某些人所说,是应齐河县委请求而写的话,这些字画中常有的组成要素是一样不会少的。

(题外话:本人希望知情者能够提供更多线索,以便还历史之本来面目)

最近,齐河县政协的姜仲华在我的新浪博客留言,询问舒同在齐河县留字的事情,并随转发一篇介绍舒同在齐河留字的文章,进而介绍互联网有关的回忆文章。

我的父亲白友宽曾任齐河县委办公室主任,网文介绍说我父亲是县委常委,其实按《中共齐河大事记》记载,我父亲是县委候补委员,这与县委办公室主任往往是县委常委差的不少。我父亲1957年在聊城专署服务局任副局长,1958年精简机构,加强基层建设,到齐河县降职任县委财贸部副部长,后又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副县长、县委办公室主任。

我曾问过我父亲,舒同到齐河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到齐河视察。

舒同1954年8月份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56年6月在第一届山东省委继任省委第一书记,1956年9月当选中共八大中央委员。中共八大中央委员是以得票多少排序的,舒同排序第55名,位列在地方工作的中央委员第一名。 

1960年10月20日---22 日省委举行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到会讲了话并宣布中央决定:撤销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1961年4月1 日中共中央决定:舒同同志仍保留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暂时下放到章丘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有关资料没有介绍舒同参加了这次回议,但是舒同应该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一他是中央委员,第二他是县委第一书记。

舒同在去陕西任职之前,在齐河视察工作,有人回忆是在1962年的麦收前,也就是1962年5月份。这个时间基本是准确的。

舒同到齐河去,大的方面是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处书记;小的方面年纪已经58岁,步入老年;从组织方面,他带有随从人员,作为县委办公室接待方面,一定有上级指示,因此接待的规格还是相当高的。

现在对舒同的评价很不公正。一方面,说他1958年创造性的发明了“整风补课”,抓了很多右派,整得人很惨;刮五风( 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造成了山东经济下滑,饿死很多人;另一方面,又认定舒同忠实执行中央决策。这就是贬损舒同是表,攻击中央是实。

实际上1958年7月份的整风补课不是舒同的创造,而是中央部署反右派从党外转入党内,朱镕基所在的国家计委开展的早,1958年1月份就被划为右派,山东进行的是比较晚的。

五风问题在大跃进期间很厉害,毛主席是反五风的,五风究竟是怎么刮起来的,党内没有追究,但是因此而对工作造成重大损失的省级负责人都作了处理。再往上就是中央集体承担了责任,不再追究个人的责任。舒同对五风的恶果承担责任,使山东的工作能继往开来,换一个角度,山东省委的其他同志就没有责任了吗?五风又不是山东独有!

 

回忆舒同同志在章丘的一年

时间:2014-08-03 09:55:02 |

来源: | 作者: ] 刘宝华

编者按:舒同同志在章丘,已经过去53年了,我市老干部刘宝华同志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党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将他经历的这段历史写了出来,一则这是这个时期历史事实的珍贵资料;二来对澄清有关在这方面的一些不实的说法大有裨益;三是通过回顾这段历史,必将产生社会的正能量。

鉴于舒同同志的地位和身份以及他在当代书法的影响,其在章丘工作一年的时间,成了人们传说的佳话。当时我在县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主要跟随县委一把手,又参与常委会记录,经历了舒同同志在章丘的全过程。同时又和县委安排做舒同同志生活、文件收发的行政秘书赵金祯同住一个宿舍,每天都有些交谈和感受。事过53年的今天,每当回想起来,历历在目。现在本着对历史、对党史负责的态度,把这些极其珍贵的资料整理出来,以贡世人。

来章丘前的历史背景

舒同同志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就是师政治部主任。新中国建立前夕任三野政治部主任,建国初,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兼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一九五三年中央决定调舒同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那时舒同同志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中央委员选举按得票多少排列,舒同同志得票在中游偏上;中央多次召开工作会议,他都是华东组的会议组长。他在山东工作时,为党为山东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不幸的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的刮五风,他理所当然的也被卷了进去。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一切都好办了。这年春天,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秋天,又发动了“以钢为纲”、“让钢铁元帅升帐”的全党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超英赶美”急于求快的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掀起了包括大办农业在内的全国性的大跃进群众运动;在这同时又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又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由原来一村一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样就构铸了当时宣传的家喻户晓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三面红旗的“照耀”下,出现了违背客观规律、不顾客观实际的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全面大跃进。生产方式的急于变革,出现了对高级社集体和对农民个人的掠夺即“一平二调”。经济发展的急于求快,又发展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处处意想不到和数不尽的跃进“成绩”及放不完的“卫星”,粮食亩产由正常的几百斤一下猛报到几千斤、几万斤。炼铁炉炼不出铁来就把所有的铁器包括群众正在使用的和供销社正在销售的饭锅、鏊子、炉底和箱子、门上的铁环等等都集中起来打碎投到炼钢炉里报成绩。在这种情况下,群众被迫集中起来吃大食堂(当时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叫做大办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接着又试行全民供给制,搞什么按需分配,不少的县就提出“三年建成共产主义”,各级干部的头脑发热到了极点。

这些问题的出现,打破了原来所有制的界限,打破按劳分配的政策,极大的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到一九五九年春天,毛主席对这些问题有了察觉,便以他个人的名义发出了《给生产队长一封信》,信中比较冷静地提出了“一亩地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三百斤就不错了,再多了吹牛而已。”并于五九年七月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想纠正已经察觉的大跃进的某些左的现象。当时彭德怀同志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述了对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肯定了成绩,也尖锐地提出了批评。当即遇到了毛主席发动的多次批判,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祸及一生。会议由纠左而变成了反右,从此再也没有敢言大跃进的问题了。使五八年的大跃进之风演之更烈,变成了特大跃进,到一九六〇年全国性的问题已经暴发,农田到处草荒一片,饿死人的问题已经多地出现。章丘当时也属于重灾县,黄河公社(现在的黄河、高官寨两镇那时是一个公社)成了饿死人的典型,几乎家家大门上贴上了白纸,而被通报全省,成为著名的“黄河事件。”不过,章丘的情况只是全省全国灾情的缩影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〇年夏,陈毅同志到南方视察,路过山东,发现了山东的问题,在向中央汇报以后,受中央委托,于八月在青岛召开了地委以上负责人会议(俗称青岛高干会议),后又扩大到县委书记。会议主题是揭盖子(即揭开山东省委问题的盖子)。这时社员由于伤了元气和体力的不支,已很少有干农活的,许多田野草荒一片。或野草长的比玉米苗子高。当时县委第一书记郭林从青岛每天都打回电话来强调“灭荒”(即田间锄草),特别强调铁路沿线,因为省市和西部各地县负责人都从这里经过,要组织机关干部去农田拔草的。冬天,全省农村的问题,饿死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十二月又召开了全省的四级干部会议(到公社),舒同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当时这些问题中央归纳称为刮“五风”:即(一)共产风:打破一切所有制界限,包括个人的私有财产都可以被共产,被无偿的平调去,谁也不能阻拦。(二)浮夸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亩产只有二三百斤,被人为的上报成几千斤、几万斤,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的河北省某生产大队粮食亩产达3万多斤;棉花、花生产量均是如此。为争上游、抢头功、放“卫星”,讲假话成风。(三)生产瞎指挥风:种地搞什么一律化、一刀切、大兵团、讲形式。搞什么大地畦田化、种植区域化,生产队没有自主权。一九六〇年春夏之交各地都按常规种玉米和部份地瓜,这时县委又决策在全县种上80万亩地瓜,许多党员干部想不通,县委又提出“宁愿毁掉一批党员、干部,也要种足80万亩地瓜”。要拔了玉米种地瓜。可这个时候向哪里弄这么多瓜种瓜苗呢?只得组织机关干部骑自行车到外县抢购瓜苗,但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光阴一误一年,造成秋季大减产。不但牲口饲草没有了,全县60万人的吃饭没了着落。(四)强迫命令风:五八年大跃进是在五七年整风反右基础上发动的,那时已经是人人谨小慎微,唯命是从。在大跃进的催动下,提出了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食堂(即一个生产队设一处食堂,吃饭不要钱)、大兵团作战。干部和教师都按部队编制,一切听从调遣。伴之而来的是整风补课和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哪个干部或教师有不同看法,除了给你“补课”就是拔你的白旗……。(五)干部生活特殊风: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全国树立了几个吃饭不要钱、全县搞供给制、社员也发工资的典范;当时张春桥曾经发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对此大加鼓吹。一时间供给制、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好像马上就来到,干部借机生活特殊也随之而来,当时正在修建的白云湖、黄河引黄灌区倒虹吸工程、垛庄水库、杏林水库、明水挖泉等工程,在迎接上级检查时,也都大摆酒宴,高档烟酒也都摆上。群众却在吃糠吃菜的情况下修工程。在山东问题被揭露以后,全国各地问题也相继暴露。随即中央又在全国掀起了反对“五风”的整风运动。省委的领导班子作了改组,主要领导干部作了调正,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来山东任职。舒同在多次检讨的基础上,根据中央的安排到一个距济南不远的县“体察民情、调查研究,改造思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舒同于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半,在一名司机、一名警卫员的陪护下来到了章丘县委。当时县委所有领导同志都下去搞生产救灾和地瓜育苗,我把舒同同志领进了常委会议室,然后县委的几名负责同志便立即回到了县委机关。

生活饮食与起居

舒同是轻装简从来的,他在省委的好车更换成一部较旧的银灰色华沙轿车。他的到来毕竟是县委的一件大事。经过一个冬春的反对五风的整风运动,县委和十七个公社(当时有祖营坞公社)党委的领导班子都进行了改组和调换,省市委整风工作组大部队刚刚离开,生产救灾的任务极重,饿死人的问题还没有制止住,各方面工作都很谨慎。在这样情况下,对舒同的生活、保卫等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

住:选择了在常委会议室(即大寺的佛爷殿)后面于五九年刚建的二间平房。虽然这房子很背阴,但当时这是最好的房子。

就餐:每餐是一小碗大米饭和当时力所能及的鸡蛋豆腐、青菜等二小盘菜,由公务员从伙房端去。

保卫:由公安局二把手王序舜负责,具体由董股长等三名同志日夜在县委值班。

舒同同志不吸烟、不喝酒、不用茶。他长得矮小瘦弱,行路是碎小步子,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说话一口江西腔,低声细语,看起来像个稳雅的姑娘。

这时的舒同,中央只是免去其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尚未作出最后处理。他包袱甚重,思想压力很大。他见人不语,遇事很少语言。有时讲出一句我们也听不懂,还要由随从的人翻译。神经衰弱和失眠是他最大的苦恼,晚上九点定要休息,否则便难以入眠。那时常委们是白天下去工作,晚上开会,常委会他很少参加,都是在第二天由当时的县委第一书记刘钦鉴同志向他汇报。汇报以后他也很少表态或提出什么意见,都是让县委按省地委的部署办。(这时章丘由归济南市管辖,按调正后的新区划,济南市和泰安地区分开,章丘又划归泰安地区)。

舒同没有转粮油和工资关系来,只转来了党的关系,当时他是五级干部(副总理级),月工资360元,每月我们收取党费他交纳8元,这个高额的党费在当时我们是第一次见到。因为那时我们一般干部才交二、三毛钱。

调查研究

舒同来章丘后,用不少时间搞调查研究。他下去不要县委负责同志作陪,开始是随便走走看看,但是几次之后他深感他过去对基层、农村、农业工作的生疏,他向县委提出找一名农村工作较熟的顾问,县委决定由埠村公社党委书记张玉怀同志兼任,当时埠村是“五风”灾害较轻的,最后舒同同意。在不少情况下,每当他下乡,先把张玉怀同志接来一块乘车下乡。当时十七处公社他都到过,主要是到灾情重的北部公社和南部山区公社。当时北四社是盐碱涝洼一片,许多土地是不毛之地,苗子刚出就被碱死,南部山区历来贫穷,社员的生活也是最困难的。他遵照毛主席当时重新提出的调查研究的指示,他有时听公社党委的回报,有时到生产队,有时到社员家里察看生活,有时到田间地头听老社员的谈话,有时召开座谈会,他都认真地听,指示工作人员认真记,晚上整理好了再送交他;有时是到集市上(这时刚刚恢复了集市,这是一九六一年春天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三自”,即农民要有自留地,企业要自负盈亏,农村要有自由市场)看看,但他从来不语,用手一指干菜叶子,随从的同志就问多少钱一斤?答一块五;再指胡萝卜,问后,答一块三…………(当时正常价才3分钱),以此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对于群众提出和问及的事情和问题,他是从来不正面表态答复的。

舒同同志下乡、下集市、下田间、下农户,亲眼目睹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对他的思想触动极大:

一是农民确实没有粮食吃,几乎家家户户是无米之炊,看到干粮筐子或锅里不是菜窝窝就是菜粥,国家有很少的救济粮也只能是发给最困难的少数户,而且每口人一天四两或半斤,不少生产大队的社员出现了破产度荒的情况,即卖了家具、农具先买点能吃充饥的东西,不少社员背着衣被到外县去换地瓜干(主要去新泰县)。

二是青黄不接的春季灾情在继续发展,水肿病、干瘦病、小儿营养不良和非正常死亡(即饿死人,那时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前要将这四个数字报地委,再逐级报国务院),仍在蔓延,死人的问题一直制止不住。这年春天又遇上大旱,百脉泉干涸,野菜、树皮都很难找到,麦子在几年土地瘠薄的基础上,加上种的不好,全县亩产才三四十斤。这年全县麦季总产才1500万斤。除上交征购任务外,全县每人才占有不到20斤。

三是社员对搞好集体生产既没有积极性又没有体力。

四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大农民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没有出现骚动,社会治安良好,群众很少有怨言,基层干部与群众一样同甘共苦,没有贪污、多占、私分的现象。相信中央的十二条政策(即在1960年冬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紧急指示信),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一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度过困难。表现了一种任劳任怨的民族美德。当然也有说话不好听的,那时老百姓都知道山东叫舒同给治坏了,章丘叫郭林(县委第一书记)给治坏了,时下郭林下放水寨公社任书记,他背着粪筐走在辛庄北的田野时,见一社员,郭问:“大爷这灾情怎么样啊?”那社员说,“都叫郭林这婊子生的给治坏了!”郭说:“大爷你别骂,我就是郭林,咱们谈谈”,那人一听便跑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社会现象。

五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工作指导上违背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求快,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酿成了“五风”。为了取得领导人的高兴,没有那么些产出就吹牛,乱放“卫星”,粮食产量吹上去,征购也要增加,征购拿不出来,就说农民瞒产私分。一九五九年秋天,为了说成是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而得来的特大跃进,就在全省搞了一次反对群众瞒产私分的运动,章丘在老县城召开了包括生产队长参加的四级干部会,济南市委副书记夏征农还来讲的话。自下而上的报所谓瞒产私分了多少粮食,挤了社员本来就已经很低很低的口粮。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上面:第一,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规律和经济法则、经济发展规律,全凭个人主观意志办事,许多领导干部陷入了唯意志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力宣传人定胜天。第二,违背了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倾听群众意见,一有不同意见就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打击和批判。一股风来了顶不住,反而推波助澜,酿成大祸。第三,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第四,终于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困难,酿成了全国性的饿死人的历史灾难。

这些情况,对舒同这位省委第一书记教育很大,对他改造思想纠正错误触动极大。他深感对人民群众的自愧自疚,他曾经两次自己起草给省委写了自己感受很深的报告(我们没有见到)。并于一九六二年请画家关友声为他刻制了一枚书法常用印章“实事求是”,以作后半生的警示。

县委领导同志的一惊

舒同来了以后,随即把他阅读的部分参阅报刊转了来,其中有香港的《星岛日报》、《大公报》等等。那时在县级是根本看不到的。同时为了不让给敌人造成反宣传和腐蚀我们的干部,阅读的级别掌握的是极其严格的。这些报纸的版面安排也出于我们的想像,例如有时头版竟报出某大戏院“满员”或某种物品的价格大赛,现在我们才理解了,这是在商品社会的版权买断或重金做广告的结果;有时在头版竟是美人裸体像等等。在内容上每期都有攻击我党、我国及社会义义国家的文章;也有造谣中伤我领导人的文章;还有许多是登“福摩萨”(即台湾)反共反宣传的文章。这些刊物所有县委领导同志都很自觉约束自己,没有一个人问及或窥看过。只有我们做秘书工作的同志偶尔瞧瞧。但都为怕泄密而担心,所以时间长了也就对此“畏而远之”,不足为奇了。

但是让人惊奇的事突然发生了:在正常情况下,所有给舒同的信件都有搞收发的赵金祯将原信转给舒同本人,但是这天,他第一次见到一个奇异的竖写信封,收信人的地址、收信人姓名、发信人地址的排例正与我们的写法想反。于是他拆开一瞧,是敌人寄给舒同的离间信,信中除攻击我党的整风运动、对干部残酷打击之外,主要是离间舒同,说你身为共产党的高干,却遭到如此迫害……等等。凭那时的阶级警惕性,赵金祯顿时害怕了,拿着这封信找到了办公室主任于承福,并再三检讨不该拆开。于见此状立即找到县委第一书记刘钦鉴作了报告,刘看了以后认为这是一大问题,他说:“第一,舒同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同志,我们要相信舒同同志;第二,按照组织原则我们要向省委报告。”随即由分管政法的副书记赵桂卿去省委汇报。赵没有经历过这类高干敌情事情,心情异常紧张,将信反复包好,夹在牛皮文件包里,坐火车直奔省委,登记后要找谭政委(即谭启龙书记,这时安徽的“五风”问题已经大爆发,曾希圣调回安徽作检讨,谭启龙接任省委第一书记),值班人员不让找谭,赵说我有要事汇报,双方争执了一下,由秘书长出来接待,赵仍要找谭政委,这时秘书长有点不耐烦,便说:“有事你就讲,没事就回去!”赵这才无几奈何地拿出了信,说了几句“要事”的话,秘书长阅后,对赵说:“你回去将原信如数交给舒同同志,这是正常现象。”随即走了。赵回来晚上在书记处小会上一讲,大家顿时明白了:原来我们党的高级干部犯“错误”后,敌特经常以这种手段进行离间,如赵建民同志(五八年任省长)在被整以后经常收到这样的信。自此以后,常有这样的信,也就不大惊小怪了,原信交给舒同。

 “县委书记”一职的来历

舒同曾兼任过章丘县委书记已经传遍章丘,并写在《县志》上,其实这是一种分析的产物。

舒同来章丘根据中央关于“休察民情、调查研究、改造思想”的指示精神来的。对兼任县委书记一事省委从没有公布过,泰安地委、章丘县委也从未接到这样的任命通知,舒同自己在这期间也从未讲过,当时所有的县委领导同志也都没有听说过,一九六一年秋后,舒同从章丘回到济南养病以致后来离开章丘也没有文字和口头的免职过。当时任章丘县委第一书记的刘钦鉴也未因舒同到来而有文字或口头的降职任免过。

事情是这样出现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应大众日报之邀,办公室主任于承福代刘钦鉴写一篇调查研究搞好救灾的文章,稿子落款是中共章丘县委第一书记刘钦鉴,但在登出后(发表在第二版上)却改成中共章丘县委书记处书记刘钦鉴。刘在这天的下午去办公室找我抄一个材料,于承福就把报纸登的稿子不解的向刘说问,刘也没有讲出个理由来,但他说:“可能是因为舒同同志在这里,我们就得往后排吧!”,至于报社对这件搞子落款处理的原因都不清楚,也不便于再问,之后也没有人问及此事了。这可能就是被后人说成是舒同同志任过章丘县委书记的来历。

但事实是,舒同从来不主持县委的工作,都是当时县委第一书记刘钦鉴主持,舒同也从来不干预县委常委的工作安排,从来不参加常委会议。因此可以断定,舒同没有兼任县委书记。

谭启龙电话引起的不安

舒同在参加完省委以反对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个整风过程后,他被中央免去了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在中央尚未作出正式处理结论之前,他被安排到一个近郊县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改造思想。从此他开始了人生中新的生活过程。他遵照中央提出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要求,决心在严重灾情面前,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找出在工作指导上出现重大失误的正确答案。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几个月后,却招来了谭启龙书记针对章丘出现严重包产到户问题的问责。

章丘的包产到户是在极其困难的一九六〇年冬,泰安地区副专员孙奢来章丘检查工作,到祖营坞、十九郎等几个大队点了把小火,流露出为了减少死人度过灾荒,可以搞点少量土地包产到户。这样以来,在长白山下兴起,后蔓延到全县部分生产大队,不少队都在不讲实话的偷到搞。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个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个不可靠近的禁区。一九六一年一年的生产结果,虽在大旱之年,包产到户的粮食、地瓜都获丰收,成倍的高于集体土地的产量,这对度过灾荒、开展生产自救确实起了极大作用。这成了广大干部心照不喧的事实。常委们下去回来后议论,公社书记讨论会上,都成了赞扬的话题。基层干部群众则称包产到户的这少量土地叫“接口田”、“保命田”、“救命田”,成了生产救灾的权宜之计。在包产到户效应的感化和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的舆论要求下,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一次常委会议上,常委们都赞成让社员搞少量土地的包产到户,有的常委还津津乐道的历数了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的好处。但是谁敢负责,却成了难题。最后议定以生产救灾的权宜之计、临时措施为由,在少数灾情重的生产大队搞少量土地包产到户,报告泰安地委批示。报告由办公室主任于承福起草,书记处书记张海涛修订,我负责几遍抄写。在打印前,当时县委第一书记刘钦鉴定稿时提出:舒同同志在这里还是向他回报一下,请舒同同志签批好。舒同由于受大灾的困扰,在听了回报、阅完报告后,违心地签上报泰安地委批示。

泰安地委第一书记刘众前在看了报告后,马上产生感觉:一是这是个方向路线问题,谁敢表这个态;二是你舒同同志在章丘,还要给我们写报告,叫我们批,这明明是给地委出难题。于是刘众前迅速报告了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谭一听便大感在心,便给舒同打来了电话,严肃的指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同时讲你在章丘,章丘成了包产到户的重点县……。

在这种情况下,舒同又重新背上了政治包袱,忧虑型失眠又开始了。同时让县委常委制止这种做法。但在那种把包产到户视为救命的形势下,部分生产大队已经搞起来了,又有谁能制止得住呢?

这时统计数是13.2万亩,实际上超过了25万亩。

 “小舒,你的问题是认识问题”

山东的灾情发现以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及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而带来的后果,在全国相继暴露,许多省的灾情与山东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全国性的经济大困难出现了。以反对“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也在全国展开。

在整风运动前夕,一是求急求快左的思想盛行;二是大跃进的调子仍在鼓吹,没有人敢否定;三是在一个多月“大办”起来的人民公社缺章少矩,没有来得及整顿,大呼隆、大锅饭、农民吃食堂没有任何人敢纠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仍在继续。在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发出了关于农村工作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号召农民休养生息;毛主席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毛刘周朱做起,到农村搞调查研究。毛主席指出,主要问题是我们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号召各级干部读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针对一九五八年以后党内生活不正常,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召开了由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上鼓动人们讲真话,号召人们“出气”。毛主席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从毛主席带头作自我批评。并说因为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怨天不忧人,全国的问题我有责任,因为我是主席吗?以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振作精神,度过困难。尔后于一九六二年八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会议主要学习讨论毛主席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报告。闭幕的晚上除林彪未出席外,常委与中央委员一道观看了张君秋京剧艺术表演。

在闭幕式结束后,毛主席在后台休息室单独接见了舒同,毛主席笑容可亲地说:“小舒,你的问题是认识问题”。

根据随舒同管生活的赵金祯同志回来讲,毛主席一句话使舒同激动万分,满肚子语言顿时哑然,回到住处以后长久心情不得平静,晚上的失眠症由忧虑型变成了兴奋型,休息不好更加厉害了,并对几个老同志说,毛主席说我的问题是认识问题,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会议的生活是每天1元钱,个人交6毛,国家补4毛,为八菜两汤,舒同一直食欲不好,毛主席接见后食欲大增。在开会期间,舒同手戴一块日本自动手表,但经常停,加上舒的失眠症,老怕早上、中午休息过时误了点,嘱咐赵金祯按时叫他。赵住在工作人员的房间又没有手表,叫醒舒同早一点不好、晚一点更不行,在早、午两个起床时间,赵就多次跑餐厅看表,以按时叫醒舒同。从毛主席谈话后,一是会议结束了,二是出于舒同的兴奋,在京两三天再也没让赵金祯叫过他。

书法及招来的批斗

舒同的书法,尽人皆知,他曾为大众日报写过两次报头,直到一九六〇年冬天停止使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的书法在山东影响很大,出现了许多仿舒体的人。

他来章丘后,鉴于当时处于饿死人的极端困难的形势和他沉重的心情,在章丘这块土地上一个字没写。在那种形势下,一是没有任何人敢提及这件事,二是思想上根本没有书法的位置,什么文房四宝,他在章丘统统没有,什么书法,从来不谈及这个。

一九六一年冬天他回千佛山医院养病(当时是高干疗养院),一是他处于休闲状态,二是许多省部级干部去看他,也向他索字,三是他脱离了救灾的第一线。在这种情况下,他先是从山东博物馆借了他酷爱的晚清大家何绍基的多块字轴,悬挂在他的三间会客室里,然后按上了文房四宝,买了当时很紧缺的宣纸,一些老同志看他时,顺便写幅字。后来出于休养的需要,也开始了练字。当时磨墨伸纸的助手是赵金祯和他的司机。我每次跟随县委一把手去看他或汇报工作时总时处心仿看,也帮他磨墨、伸纸,有时也让我写写给以指点。他练字的是四尺四开,那时我拣了100多块(包括赵金祯给我带回来的)装钉成一本,文革期间都失散了。

在这期间,于一九六二年冬经赵金祯操办,为县委三位领导同志加上于承福、于俊峰和我们做秘书工作的三位同志及张玉怀同志写了九幅中堂(赵金祯同志除外),后来承福同志又写了四条屏。同时还为县委、博物馆写了牌子,题写了“职工俱乐部”五个大字。直到他最后正式离开章丘。一九六五年县委几个领导同志的字是派人到西安请他写的。

那时正值舒同五十六、七岁的黄金时代,其作品也为最优作品。写的字都是毛主席诗词,很少有其他内容的。

随着休息期间书法的放开,中央部委的领导同志不少人到济来看望舒同,并观看他的书法艺术。开始书写时凡是漏字、多字他都作废。有一次铁道部滕代远部长来看他,见他如此严谨,便提出了建议,说人家主要是要你的字,不是要的主席的诗词,要诗词就可以买一本的吗!从这时起凡是漏字多字便不在意了,特别像毛主席词中的重复句字,如忆秦娥——娄山关里面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两个“霜晨月”,两个“从头越”,书家忌重字,他便把重复的句子省去了。

后来文革开始,极左思潮发作,在揪斗“走资派”时,“舒同歪曲、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诗词”的罪名接踵而至,他被从陕西揪回来,在不同的造反派大会上接受多次批斗,其中一次是在皇亭体育场万人批斗大会上,舒同矮瘦的身体遭到了体罚,舒同“胆大包天”、“罪该万死”的口号响个不停……。

舒同同志的书法艺术,其基本功是多方面的,但他基础是颜,写过柳,学过魏碑和汉隶,尤其对晚清何结基的字酷爱,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但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且弘贯华夏,特别被收录在电脑里面作为一种报刊的实用字体,开创了一代书风的新纪元,身价大涨,将永远受到世人的爱戴。

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出于对舒同志的关怀热爱,几个同志在报上发表了关于舒同同志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有失于历史真相。为了对历史负责和对舒同同志负责,择取几点加以说明:

(一)有的说舒同到章丘如何反对和迅速纠正五风,把山东五风的刮起者变成了反对五风的英雄,这是不对的。舒同的主要错误是带头刮五风,造成极严重的后果,而遭到多次批评、检讨,后被中央免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再冠以反对五风的英雄是违背历史的。况且舒同来时,五风问题已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说舒同来章丘时,省里没有送行,县里也没有欢迎,是舒同自导自演的一种廉政形式,这是作者想像出来的。过去我们党内的斗争是极严肃认真的,而且通常都带有极左的倾向,有的不但不尊重事实,还捏造一些莫许有的材料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这是经过过去整风运动的老同志都知道的。舒同这次来章丘,不是被中央正常工作调动之而来工作的,也不是来挂职工作的。是在反复检讨反复被批评后并被丢官省委第一书记后,按中央的要求来章丘体察民情、调查研究,改造思想的。原本是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自然心感惭愧,思想压力极大,到章丘来采取这种低调行事,是主客观自然形成的,其他任何说法都是违背事实的。

(三)说一九六一年县委为了庆祝国庆节摆上茅台酒宴,舒同只看而不饮……堪称艰苦奋斗的楷模。这就更离奇了,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是饿死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全国性的闹粮荒,各级国家计委根本没有粮食拨给包括茅台酒厂在内的所有酒厂做酒,章丘也根本见不到茅台酒,直到六五年后,每年春节上级商业局才分配章丘商业局三瓶,每瓶3元,而且根本卖不出去,谁都远离这个沾上资产阶级奢侈的罪名;二是那时财会纪律那么严,这酒宴之钱从哪里出,况且又是在全党整风之后,谁敢这么搞?

(四)说舒同来到后,县委马上派人给他送去一条泉城烟,以示慰问。这纯系平民意识的猜想。那时根本不兴送烟、酒这些庸俗之风,何况又处在大规模的整风刚刚结束,谁去找这个麻烦。况且那时也没有泉城烟这个品牌。

(五)说舒同在吕家庄蹲点,搞包产到户挂牌试点,以观察增产效果。这则更加荒唐,包产到户一直是不可触及的带电的高压线,难道舒同能去玩火自焚吗?还有的谎称自己是舒同的第一书法大弟子,舒同给自己写了什么字等等,不实之说这里不再一一而举。编造的这些问题都是年轻人不懂得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政治、社会、生活背景,用现在想像套在历史上,我们必须还原于历史一个真面貌。

 

大跃进期间搞浮夸被处理的省委书记是错是对

大跃进中搞浮夸最烈的省委书记有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

吴芝圃红军时期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豫西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淮北苏皖边区第2(路西)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局委员,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建国后1955年2月-1962年7月任河南省省长,1958年8月-1961年7月任河南省委第1书记。1961年7月因浮夸造成超过百万人死亡降为第二书记,后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的1967年去世。1979年1月邓小平亲自为其致悼词平反。

李井泉红军时期任红二方面军二军第四师政委,抗战时任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任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治委员,是大战略区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彭德怀)。大跃进中大刮浮夸风和大搞“一平二调”,造成几百万人死亡。但是,他不但保住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还于1961年兼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又被任命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文革前期受到冲击,却在1973年中共十大当选中央委员,是在大跃进中搞浮夸最厉害却没有受到处分的省委书记唯一的一位。据说是邓小平帮助李井泉解了围:“ 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调粮调得多了些,四川死人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舒同与李井泉曾经同在江西东乡闹革命(舒同任东乡县委书记),红军时期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担任山东军区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任山东省委书记。他在反右结束后仍开展“整风补课”,给几万人戴上了右派帽子。大跃进中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曾受到中央监察部的通报批评。1960年10月被撤职,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接任。1961年下放至山东省章丘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3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失去职务,文革后1978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9月平反。此人从政饱受贬,书法成一人。曾被称作是 “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是当代自成一体的书法大师。(国民党的一枝笔是于右任)

曾希圣是黄埔生,参加过北伐战争。红军时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抗战时任新四军第7师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山东野战军第7师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建国后任安徽省委书记,在 “大跃进”中积极推行极左路线,给安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处分了敢讲真话,赈济百姓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1960年10月兼任华东局第二书记,接替舒同调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调任西南局书记书记。文革中失去职务, 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逝世。1978年7月平反。

张仲良出身于西北红军,任陕甘省军事部副部长。抗战时担任贺龙的联防军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为西北野战军第四军政委。1949年9月调任青海省委书记, 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后改任第一书记。因搞浮夸造成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1960年8月改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1年1月改任甘肃省委第三书记,1965年8月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失去职务,文革后1979年2月平反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以上五人的共同特点是大跃进中搞浮夸,造成省内重大人员死亡。除李井泉外,其它四位省委书记都被撤职,并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又在文革后的1979年前获得平反。

这五个人都出身于知识分子阶层,没种过地,担任政治工作干部。

其中有三个人与邓小平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吴芝圃部抗战期间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后来平反补办追悼会是邓小平亲自致悼词。

李井泉浮夸错误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才过关,文革时邓小平被下放时,李井泉1972年专程到江西南昌与其一起过年。按李井泉之子的文章说法: “我们家和邓伯伯家关系很好,两家的孩子又是一起长大的”。当然,不排除李井泉是因为刚刚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61年)并高居中央政治委员(1958年当选)而免受处罚,终究比中央委员级的省委书记高一个档次。

曾希圣是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的媒人,曾希圣因浮夸被免职后,被安排到邓小平的西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还有一点是李井泉、舒同和张仲良有私交。李井泉和舒同同在江西东乡县一起闹革命,张仲良担任过李井泉任政委的晋绥联防军副政委。这几位同时在大跃进中冒尖,其中是否有某种联系也未可知。

当然,这里面也有客观因素。山东、四川、河南和安徽都是人口大省,在灾荒年缺粮的情况下,死亡人数多于其它省有一定的原因,而且地处内地。比如山东省,灾情最重的是荷泽、济宁、德州等内陆地区,相比之下青岛、烟台和威海等地饿死人的现象少很多。

 吴芝圃搞浮夸曾经被毛泽东多次批评。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 “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当吴芝圃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毛泽东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泽东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媒体有一篇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其中透露的信息值得研究。

问:"吴书记,你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红卫兵为什么说你反对毛主席,喊着要打倒你呢?”

吴芝圃回答:"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过,吴芝圃是个好同志,只是爱讲假话。”

问:"毛主席批评你爱讲假话,怎么回事?

吴:"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的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的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问:"苦衷?你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呀?

吴:(摇了摇头)"一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拆白旗和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当时河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问:"信阳地区饿死了人,是不是信阳地委有问题呢?”

吴:"信阳地委是有责任。文敏生省长也应该负责任。但,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回想起来,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主要是由铺张浪费风造成的。五八年的大跃进使得全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很多粮食都坏在了地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没想到五九年、六零年全国大面积连年遭受特大旱灾,农业严重歉收,仓库里没有粮食,能不饿死人吗?

问:"我五八年曾回到农村,对铺张浪费风亲身做过调查,很多农民当时看着被毁掉的庄稼都掉泪了。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做了不少傻事。

吴:"是呀。那时太冲动了,不该听风就是雨。

问:"听风就是雨?怎么回事?

吴:(深深回忆了下)"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么。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么。还说他一九二零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会了他做面包等等。当年,在的刘少奇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和我的这两次谈话,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的作用。”

吴:"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五八年的四、五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了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

 "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谭震林、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也都说刘少奇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河北省委书记)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助刘少奇刮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二十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五八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陈云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关于审查吴芝圃的这篇文章的真假无从考究,只可当作参考不可当真。在刘少奇被打倒的政治环境下,吴芝圃贬损刘少奇的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中央1962年千人大会上许多省市一把手都有发言,这五位浮夸大省既有以省委的名义检查又有省委第一书记个人书面检查和小组检查发言,还有各省其它干部(中央、中央局、省、市、县五级会议,开了二十多天)的揭发批评发言,只要公开档案就真相大白。

当然,不排除很多中央档案或者已经销毁,或者被改的面目全非。举个例子,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1978年公开发表时,上面所有刘少奇的名字全被隐去。在后来在选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去掉了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和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文革后一面口诛笔伐大跃进“浮夸风”,一面给这些大搞浮夸的责任者平反。称他们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难道他们当年搞浮夸是“诬蔑不实之词”?或者说是他们浮夸对了而当年中央处理错了?如此颠倒黑白何以面对因浮夸死去的几百万冤魂?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戴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而大跃进对“浮夸风”干部的整肃有冤的话,当然不能怪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只能是毛泽东制造的。难道毛泽东反浮夸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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