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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宏的博客

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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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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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红旗  

2016-11-05 17:12:46|  分类: 中国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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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红旗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1960年五月以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五月以后又称为“三面红旗”。在总路线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给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而且还损害了党的建设。对“三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思想进行再认识,吸取历史教训,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面红旗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简介

三面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于1958年提出的一个施政口号,意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它是时代的历史产物。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〇年五月以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五月以后改称为“三面红旗”。“三面红旗”的出现,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一次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1958年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尽早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用“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迈气概,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接连干了几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在它引领下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在全国范围内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时,辽阔的祖国大地到处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大干快变,超英赶美”的壮观场面。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人们习惯地把它们称为“三面红旗”。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试图通过“三面红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快马加鞭地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尽早挤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个愿望和决心是好的,毋庸置疑的。但由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实际施行中的巨大偏差,加之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经济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各项建设难以为继,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面红旗”已过去半个世纪了。回过头来看,都是一个盲目冒进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的盲目冒进;大跃进是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则是反映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50年,弹指一挥间。但对经历过那如火如荼岁月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每每回忆起来,总有不少感慨和沉思。

总路线

总路线的形成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

1955年夏,中央高层领导人就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产生了分歧。这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说:“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随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再后来,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的后面加了一个“省”字。随着“多快好省”的提出,党内于1955年底开展了批判右倾思想的斗争,结果使1956年各项工作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冒进倾向。党内出现的这种急躁情绪,立即引起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警觉,他们试图加以纠正,这就是1956年开始的反冒进。对于反冒进的意见,毛泽东当时虽未明确反对,但内心是不同意的。通过几次会议统一思想,毛泽东酝酿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也就呼之欲出了。

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这篇社论时,周谷城说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赞扬周谷城归纳得好。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了不少感慨,并将“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为“总路线”。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正式宣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2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公开发表了。

到了1958年,《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新"国庆十周年,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拥护“三面红旗”的标语。

社论里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人民日报》新年祝辞时,周谷城对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中心就是8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赞成周谷城归纳得好。后来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提这8个字。1958年3月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至此,一个完整概念的“总路线”形成了。在毛泽东看来,通过建国后七八年的实践,终于摸索出了一条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

后来,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央将总路线提交大会讨论,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和大会的正式通过,并写进大会形成的决议中。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纵论总路线。为什么要提“鼓足干劲”?毛泽东说,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我们一个党也好,全国人民也好,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所以要鼓足干劲。又说,什么叫“力争上游”?比如,《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原定12年完成,现在不要12年了,有些基本的项目,个别的省说3年可以,有些项目今年就可以完成。还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是非要不可的。这个劲有个量的问题,现在用“鼓足”这两个字,恐怕比“鼓起”好。鼓起,早已鼓起来了,你还要起?问题是足不足?毛泽东继续说,“多快好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群众里头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军队里都出现了多快好省。人民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需要提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提出来了,但此时毛泽东对它究竟对不对,仍然将信将疑,并说过重大的路线、方针,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完善,用实践进行检验。可惜的是,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未能把他这个正确的思想贯彻好。此后不久,紧接着就发动了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

伴随着总路线的实施,“大跃进”运动也随即兴起。而且,这一搞就是连续5年的跃进期。

早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次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号召农业和农村工作“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发出“大跃进”的信号。而这年冬至1958年春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又是农业大跃进的前奏。当时,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到1958年1月,投入劳力达到1亿人。跃进的气氛甚为高涨。

在水利建设的高潮中,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确定的目标。领袖一声令下,各地迅速行动,12年太久,只争朝夕。南宁会议后,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省委提出,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纲要规定的指标。河南省委更是跃进得惊人,要求当年实现12年内规定的目标。就连因工业集中、历年靠吃外调粮的辽宁省也坐不住了,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为了农业的大跃进,《人民日报》大造气氛,发表了《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社论,使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农业大跃进里,一个致命的东西就是“放卫星”,搞浮夸。有的一夜之间就放出一个大卫星。放的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离谱。水稻卫星最高的达到亩产130434斤,小麦卫星最高亩产8585斤。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的无知可笑,何等的自欺欺人!除了水稻、小麦外,玉米、高粱、蚕豆、红薯和蔬菜、水果也是一个接一个地“放卫星”。当时农业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安徽省枞阳县一块号称亩产1.6万斤的“卫星田”,地里的稻子实际上是从各处移栽过来的。

那年代,中华大地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豪言壮语比比皆是。

农业小兄弟跃进了,工业老大哥岂能落后(当时人们把工业说成老大哥)?农业逼工业,于是工业大跃进也迅速开展起来了。当时的工业大跃进是以全党全民大办钢铁为标志。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随后参加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64个党的会议上说,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12月2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向全国公布了这一目标。

后来,冶金部在和各省、市、自治区研究钢产量发展速度时,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于是得出结论,5年或3年就可以赶超英国了,根本用不着15年这么长的时间。

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很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这样,毛泽东认定,“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设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个钢产量指标确定后,连当时的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都说,“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中央一位领导人回答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钢炼铁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因为那时的气氛就这样。阿尔希波夫听后苦笑了一下,说:“土法炼钢炼铁再多也没用。”后来的事实不幸被他所言中。

工业“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于是,大江南北,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跃进计划而努力奋斗。一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开展起来了。为了找矿,许多地方由党委书记带领群众上山,就连中小学生、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参加进来了。

成千上万的农民置农业生产于不顾,置正在收割的庄稼于不顾,背着镢头,带上锅灶,浩浩荡荡地去挖煤炼钢炼铁。当时的情景,犹如广为流传的民谣所言:“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这场土法炼钢炼铁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巨大浪费。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门上铁吊等被砸烂,可谓大伤元气。

人民公社

在“大跃进”的脚步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又萌发了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实行“人民公社”的念头,使“乌托邦”式的理想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这里,先说说“公社”名称的由来。公社这个名称,原出于欧洲中世纪,是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学生们于1824年至1828年在美洲购置土地,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试验,并把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欧文公社是由2000到3000人组成的工、农、商、学相结合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在公社内部,纯粹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变为公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里,也常把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称为公社。

我国的公社体制走过了一段不平常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初期的农村人民公社,也明显地、普遍地带有欧文公社的浓重烙印。

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中提到,毛泽东和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构,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这期间,陆定一受命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收入书的第一条语录中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本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的大社叫“人民公社”起了促进作用。毛泽东还一再向全党推荐这本书。

于是,1958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张。全国农村立即开始了筹建人民公社的工作。

在合并起来的大社里,有的地方率先以“公社”命名,如浙江省诸暨县城南乡的“红旗共产主义公社”,辽宁省安东县有一个地方叫“前阳公社”等。

1958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此后,陈伯达受毛泽东启发,作了更深的思考,撰写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在同年7月1日《红旗》第3期予以发表。第一次在党中央的刊物上出现了“人民公社”4个醒目的字。陈伯达的文章,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普遍实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毛泽东对新鲜事物从来就投以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因此,人民公社的出现,自然是一百个高兴,一百个支持。8月4日,他走出京门,来到河北徐水县视察,称赞人民公社成立后达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6日,毛泽东又南下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办公室门口,久久地疑视公社的牌子,连连点头说“人民公社好”。

并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讲,“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据有关资料称,河南省是最先得到关于人民公社信息的,也是最早成立人民公社的省份。9日,毛泽东又东去山东,当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有人准备大办农场时,毛泽东制止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由于毛泽东在沿途视察中是一路的兴奋,特别是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以后,人民公社成了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全国各地农村在短时间内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99.1‰。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势头也带动城镇搞起了人民公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兴致勃勃地预言,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

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人民公社”这种体制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予以结束,农村被“乡”(镇)、城市被“办事处”所代替。


 《人民日报》1960年2月3日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白如冰

我国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公布了。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公报,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它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我国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反右倾、鼓干劲、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伟大号召已经胜利实现了。

我国的大跃进是全国各地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全面大跃进

1959年,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的一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跃进速度都是相当惊人的。还在1955年的冬天,正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675页)毛主席的这一伟大预见,不仅为1958年大跃进的实践所证实,而且也为1959年继续大跃进的实践所证实。1956年9月,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要求到1962年,钢产量达到一千零五十—一千二百万吨,煤产量达到一万九千—二万一千万吨,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亿斤左右,棉花产量达到四千八百万担左右。上述主要指标在1959年,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这就是说,原定需要五年才能完成的事业,现在用了二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种惊人的跃进速度和辉煌的成就,在资本主义国家能找到先例吗?过去没有,今后更不会有。这样,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我们就可以在今后三年内把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大大提高,并且可以腾出手来,用较多的力量来加强国民经济中的某些薄弱环节,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持续地、高速度地、按比例地向前发展。

1959年的大跃进,不是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个别方面的大跃进,而是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山东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一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8.71%,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8%;在农业生产飞跃发展和人民购买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交通运输的货运量增长了54.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3.4%;这一年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额也超过了1958年的水平。其他如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也都毫无例外的获得了飞跃的发展。

我们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是由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持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我们也可以这样说,1959年的伟大胜利,就是总路线的胜利、大跃进的胜利、人民公社的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我国建设实践的典范。这条总路线,是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正确结合起来的一条唯一的正确路线,因此它具有无穷的威力。

在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由于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同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就使得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高速度的轨道飞跃发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我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后,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更加提高,要求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愈来愈强烈,因而革命的干劲更加充沛,这是促进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党的总路线,既正确地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正确地体现了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强烈愿望和革命意志。因此,它一公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的宝库,使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像原子核分裂一样,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推动着我国国民经济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大跃进,都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特别在党的八中全会发出反右倾、鼓干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战斗号召后,各项生产突飞猛进,扶摇直上的事实,更充分显示了总路线的强大威力。以山东省的生铁、煤炭为例:生铁8月份的日产水平比7月份增长12.1%,9月份比8月份增长52.1%,10月份比9月份增长9.6%,11月份比10月份增长5.6%;12月份虽然因为气候的影响,但是仍保持了11月份的生产水平;煤炭8月份日产水平比7月份增长14.04%,9月份比8月份增长20.64%,10月份比9月份增长5.34%,11月份比10月份增长10.13%。12月份又比11月份增长4.67%。

通过这段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党的总路线,是全国人民的生命线,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灵魂。哪里贯彻了总路线,哪里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一切潜力,战胜各种困难,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相反的,离开了这条总路线,就必然会给建设事业带来损害。这就使全党和全民认清了这样一条真理: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忠诚地执行党的总路线;坚持总路线,就是胜利。

总路线是长期起作用的,它是我国建设持续大跃进的保证

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速度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以跃进的速度不断向前发展呢?1958年和1959年两年大跃进的实践证明,我们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反映客观经济规律和六亿多人民要求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长期起作用的,它将愈来愈发挥更大的威力;我们的物质条件和物质基础,也一年比一年好;我们的经验,也一年比一年丰富。所有这些,都使我们能够跃进得更好。从山东情况来看,195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在1958年增长64%的基础上又增长了28.71%;从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看,生铁增长了一点七七倍,钢增长了二点三九倍,煤增长了57.3%,发电量增长了54.1%,棉纱增长了16.2%,棉布增长了7.5%,机制纸增长了25%;从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来看虽遭受到数十年未有的特大旱灾,但粮食仍增长一成以上,棉花增长12.5%。其他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跃进速度也都是很快的。

我们所以能够继续跃进,这是与大搞群众运动、贯彻党的总路线中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分不开的。党中央一再教导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放手发动群众,才能造成一种轰轰烈烈的局面,把我们的建设事业高速度地推向前进。1959年,我们在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等战线上,掀起了一个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在广大农村,掀起了一个以抗旱保收、大兴水利和养猪积肥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在这些运动中,群众意气风发,干劲冲天,他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干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奇迹。群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革命意志和创造革新的无穷智慧,是大跃进的决定因素。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如果离开群众在运动中所迸发出来的这种伟大的主观能动性,要获得连续的大跃进是万万不可能的。实践也证明,党的总路线中“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执行了这个方针,我们就赢得了时间,保持了高速度,各项事业获得了飞跃的发展,1959年,“小土群”和“小洋群”的企业,在山东省工业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全省的生铁产量中,约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十三立方米以下小高炉生产的;转炉钢基本上是一吨以下的小转炉生产的;铁矿石约有90%左右是小矿山生产的;煤炭有三分之一是小煤窑生产的;水泥也有一半的产量是由小水泥厂生产的。同时,这些“小土群”和“小洋群”经过技术改造之后,不仅可以做到高产,而且也可以做到优质、低成本。济南印染厂三立方米小高炉,利用系数经常保持在四以上,合格率达到100%,焦比降低到零点七三一吨,成本降低到一百九十九元;青岛自行车厂零点五吨小转炉,利用高硫铁炼出了好钢,合格率达到95%,利用系数达到二十五以上。没有这些“小土群”和“小洋群”,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就和高速度发展。因此,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必须信心百倍地坚持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坚持党的总路线中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山东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也是同人民公社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分不开的。1959年是山东农业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从4月到10月,全省五十三个县(市)遭遇了十六次雹灾,面积达二百九十余万亩;入夏后,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旱象持续一百多天,为三十年来所未有,受灾面积达七千七百多万亩(其中,特大受灾面积达三千五百万亩)。如在解放前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经受这样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劳动人民是难逃破产、饥饿和死亡的命运的。“千里如焚,谷尽死,人相食”,就是这种悲惨景象的写照。然而在人民公社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基础上,非但没有破产,而且战胜了自然灾害,夺取了在1958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又增产一成以上的连续大丰收。

一年来,山东省一千三百八十四个人民公社,经过整顿都已经迅速走上了巩固而又健康的发展道路,在发展农业生产和向大自然索取粮食的斗争中依靠人民公社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便于统筹规划,全面安排的“一大二公”优越性,广大农民鼓足了干劲,开展了共产主义的大协作,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和回天之力,向大自然展开了惊天动地的斗争。他们削平丘岭,引水上山,硬把盐碱薄地变成肥沃良田,把低产变成高产,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人民公社举办的小型水利工程,更是风起云涌遍及全省。去年一年全省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二十四亿土石方,比前九年的总和还要多50%,特别是腰斩黄河、锁住“蛟龙”的位山枢纽截流工程,只用了十四天的时间就胜利完成了。经过一年的奋战,在特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全省有四个专区,四十一个县(市)提前八年超额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增产指标,有一批公社和生产队还赶上了长江以南的先进生产水平。其他在养猪、植树造林、渔业、副业生产等方面,也都有了迅速的发展,达到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俱兴。人民公社不仅在农业生产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而且对发展社办工业,支援工业建设,促进交通运输、商业和文化卫生工作等方面,也都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什么会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呢?群众说得好:“党的领导第一条,人民公社是保证”,“大旱之年不见旱,五谷丰登粮成山,若非公社回天力,歉年那能变丰年”,群众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

现在,山东省的人民公社组织正在日益健全,优越性日益显著,在广大农民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广大社员的收入增加了,农村市场更加活跃了,人民的文化教育生活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特别在去年战胜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广大农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更加坚决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公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大家知道,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提出了著名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三个法宝”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以及许多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解决了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又找到了“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由于这些新生事物,集中地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在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大跃进中,就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无数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往而不胜的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产生的这“三个法宝”,同样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个法宝”,我们不但能够保证1960年的继续跃进,而且能够保证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持续跃进。

通过1959年大跃进的实践,进一步提高了山东人民在1960年继续跃进的信心和决心。这不仅因为我们的物质条件较过去好得多,而且因为我们在跃进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目前,在工业战线上,一个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正在汹涌澎湃地深入开展,而且在生产上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在农业战线上,全省八百多万水利建设大军,正在威风凛凛地跟严寒搏斗,向冻地挑战;在其他各个战线上成千上万的英雄健儿们,也热情洋溢地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我们完全可以断言,1960年的形势比1959年更好,1959年是大跃进的一年,1960年将是更好的更全面的继续跃进的一年。目前,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极其巨大的,只要我们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方向,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旗帜下奋勇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更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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