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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宏的博客

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日志

 
 
关于我

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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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红:四十年有感  

2016-12-14 00:09:43|  分类: 中国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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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有感

向  红

向红,退休干部。周宇驰(“九一三”事件之前的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之女,1970年入伍,“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未满17岁,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读书(工农兵学员)。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如今四个十年过去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会和许多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一样,思绪万千。在四十年 前,我就已经明白:政治上的我,已经随着我父亲死去了。

关于“九一三”,的确是一个令我难以回避又难以把握的命题。鉴于我父亲在事件后已经被官方的广泛宣传、批判而为全中国家喻户晓,四十年来我 一直在探寻父亲怎么会走到那一步的心路历程,我想尝试一下谈谈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细,因为往往细节导致拐点或突变,所以点点滴滴,都要记录下 来。作为个人回顾历史,又不能只看到一家一户的悲欢离散。尤其在这个事件上,要学着站得高一点,离自己的利益远一点,去看国家、民众的利益。

听我奶奶说,我们的爷爷很早就是地下党,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穿军装就是干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一直随着四 野打到广东。我父亲从小当过儿童团长,在抗日中学毕业,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曾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 辽沈战役中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团去了空军第一航校,还是搞宣传。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跃,很要求上进的 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经历,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被分成了三段——从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了上海的空四军,住在四军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 里;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空军司令部大院。

去上海是一九六三年初,走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我隐隐约约听见什么“刘司 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觉,我父亲是犯了什么错误。

记得刚刚到上海,我们都住校,奶奶在家,妈妈在门诊部上班,父亲却去了一个很远、很艰苦的地方,极少回 家,回来了也是风尘仆仆,带着股农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情绪饱满,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战士在一起的趣事给我们听。我们就又能听见爱干净的妈妈数落 他脚臭,把他的简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妈妈那认真样儿,还故意逗她。有父亲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后来父亲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妈妈在虹桥机场 的空二师工作,在那里又安了个家。

大概是一九六四年,我们上的部队子弟小学接收地方生源以后,我们开始走读。但是周末都会坐着部队的大卡 车回虹桥机场,从江湾附近的学校到虹桥机场,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孩子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 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们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非常快乐,妈妈也觉 得在上海的那段工作生活,是她最轻松惬意的。

再回北京时,大约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在快要离开上海的日子里,有一次我随着父亲在空二师的干部 食堂吃饭,广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的什么社论。父亲停下了筷子,侧耳聆听,一脸严肃。

我们到了北京,还在车站等着提取行李时,我觉得口干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妈妈说是气候太干燥了的缘 故。在上海市普通话比赛得过奖的我,拿着钱去买冷饮,丝毫没想到当我习惯地说“棒冰”时,却受到了嘲笑:什么呀?这叫冰棍!这两件事使我对北京顿失好感, 现在想想,简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飞伯伯和何汝珍叔叔来接的我们。我对何叔叔很感兴趣,因为在上海时我看到他写给父母的信,字写 的非常端正秀丽,因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对学校很不舍。后来我跟王飞伯伯提起此事,他说我父亲离开空 司以后,他们俩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前后长达三年多;后来父亲调回北京,也是经过他们劝说才同意的。

我理解父亲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对革命事业抱有极大的热忱,忠心耿耿,积极努力,表现优秀,才会被挑选去司 令员身边工作。父亲很正直,他不想回北 京,是伤心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 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他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 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就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 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原因。

据我哥哥向阳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 大队这方面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 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讲心得。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光球场 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下图:周宇驰与女儿向红1971年初在杭州合影。林立果摄。)

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解放后他父亲是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办人,后来担任过上海 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边上看着我进来,一副手足无措的 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一下子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见歌颂他父亲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颔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 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 

记得是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号,那时我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医疗系读书,那天早上程洪珍开车到学校,把我接 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 痴迷。

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轰隆轰隆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 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叠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 对着电视机摆放着,不知是几点钟了,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发表“五二〇”声明那个大会,我坐在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 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 彪代读那篇毛泽东声明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 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主席呀!……要是我 爸爸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

后来跟林立果见面次数很多,也没数过,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571工程”纪要》联系起来。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父亲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精英 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道是贪图 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一年的九月五号,是个周日。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 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得吓人,加 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聚在客厅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 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爸爸十二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他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的政治 观念里,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应合着,答应了,但心里依然感到些许疑惑——广州是父亲常来常往的 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给广州军区传达 了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

十二号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电话来,可是我并 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父亲他们神秘、机动的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 但我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

大概过了一周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大官坐 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我根本对“跑 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曾经 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很可能是他。

当年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更不会想到此事和自己 有关,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听文件的时候感 觉头晕耳鸣,全身麻木,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的是学校里睡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 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着了,马上搬着凳子往旁边挪了一下。

听完传达文件,李先念接见我们这些父亲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你能不能像 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我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勉强站起来, 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眼前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我跳过了前两个问题,朝着两步远的李先念,对他提出的“向谁举报”这一问题,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吴 法宪。

显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意,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另外一个方向的子女们讲起话来。我既紧张又非常 尴尬,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刚才听文件的时候隐约感到吴司令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说的是实话,谁让我听见林立果他们背后跟吴法宪叫什么“吴胖子”呢?谁 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都是坐车去的, 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

广州军区委托广东省军区把我们这些子女留下办学习班,而这四天我自闭了,像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面无表 情,一言不发。学习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态、表示紧跟、要划清界限等等。我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听说这四天学习你没说过 话,你是怎么想的?今天你要表个态。”我一咬牙站起来,倔倔地说了两句——

中央文件是机器印的!

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照片。

这两句和当时会议气氛大相径庭、完全逆反的话,让于主任措手不及、极为不满,后果可想而知。从此,就给 组织上留下了我“态度不好”的史话。

以至于1974年我复员后被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去,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动遇见了我。一开始以为我是哪个 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流劳动的服务员,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颜悦色地跟我聊天,问东问西。然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 豫,还是很尴尬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这个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我翻脸了!大声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 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身后的食堂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事后我越想越绝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父亲吗?我竟如此之臭名远扬?空军司令竟如此没有 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遥远?

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十七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 家里的事情,我负气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提前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 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坐下来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 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当时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即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 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

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 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 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啊?

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 “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 “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

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 是在他要求下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他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 时对我们循循善诱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 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

时值八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 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 彪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 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

(上图:周宇驰生前全家合影。)

很多人描述“九一三”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 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劳”,还有从来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在家里 他不是“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痛定思痛,接下来的四十年里,随之而来的疼痛,像是在心底慢慢融化,这种 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九月十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

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 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 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 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

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 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十二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 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让他以后给母亲用。当然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 走了,至今没有归还。

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

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 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

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

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历来淡泊名利,对政治没兴趣。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所 以哥俩经常辩论。

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 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 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 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我父亲还说,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 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应该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 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 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

当时,二叔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 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

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 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 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就在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 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

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 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 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 啦。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 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啦!谁也顾不了啦!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是要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啦”,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但要 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 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

别等我了!

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九月十二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肯定 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七一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 “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于在信里的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俩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 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 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的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

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 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 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也曾经迷茫过,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 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想努力做到忠孝两全的。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 起,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 千万人,吾往也!”

四十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未平息过,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善,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学者和世人们已渐渐 脱离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读他们,对他们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资料的研究也越发深入,这是令人欣慰的。每个时代都有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存在。从《纪要》中不 难发现,也许除了可以从中读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外,其愤慨的后面,更多的是对国家已经背离了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 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对当下时局的焦虑。他们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入党、参军,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出生入死。《纪要》之所以在过去的四十年 里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挞,就是因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一些真话,因为它那“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 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为“反面教材”,《纪要》的历史使命也并没有终结,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 父亲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仍然希望党是健康的,希望国家有序发展,希望军队强大,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来。

“九一三”——四十年前这个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日子,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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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按:此文原题《谁离真相更近?》,初为八万字。是作者提交给“‘九一三’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根据会议组织方《记忆》编辑部的要求,作者将文章压缩到三万一千余字。这里发表的是作者再次压缩的版本。现在的题目是编者改的。

 

“魔鬼在细节中”

──《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差异探析

余汝信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迄今已整整四十年。虽已走过了漫长的四十个春秋,却由于众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 是官方档案尚未开放,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仍然大都只能依靠私人回忆史料。故而,去年底以来,这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传记、回 忆录先后在境外面世(吴法宪的回忆录早于2006年已出 版),就不能不被看作是研究者的一大幸事。

笔者始终认为,对私人回忆类史料,应该从两方面去认识。一方面是其重要性之不可忽视。诸如“九一三”当 事人、当事人的亲属、当事人身边工作人员多年来披露的个人亲身经历,不少是极富现场感而又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 值。另一方面是,当事人的记述固然重要,却非我们判读历史原貌唯一的依据。它需要与我们手中掌握的历史事件发生当时形成的其他材料、记录进行比对,方能形 成较为正确的论断。此外,私人回忆史料也存在水准参差、良莠不齐的问题,个别当事人(尤其是重要当事人)的失实记忆,反倒是困扰研究者、引致研究者无谓争 议的障碍。

胡适对待回忆类史料的严谨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胡适终生甚为鼓励他的朋友们或老一辈的人物写自传,“希望能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他曾力劝历经 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宦海浮游六十余载,1920年代官至内阁总理的许世英(1872-1964)写回忆录。而当由许世英口述、冷枫笔录的《许世英回忆录》问世后,极具历史考据癖的胡适认为,“将来定有人视为史实”,不过其中也有不少错讹之处。胡适在负责为之纠正后说:“光靠记忆 是非常危险的。”胡适并举出自身的失实记忆例子后感慨地说:“所以写《回忆录》,一定要有材料,如日记、年表、题名录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不能专靠 记忆。记忆是很危险的。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口述录音的前一天,一定要把有关的材料收拾好,编一个大纲,像预备功课一样,有时花了好几个钟头,才能去口 述。现在此地的一班人,不翻过去的材料,全凭记忆,就有许多错误了。可见口述历史还是靠不住。”(蔡登山《口述历史不可尽信》,香港《苹果日报》,2011年5月1日)。

以前人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为榜样,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年初有关邱会作私人回忆性质的两本书:《邱会作回 忆录》(邱会作著,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 版)和《心灵的对话》(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 版)。

据悉,邱会作生前曾留下了一百五十万字的回忆录素材稿。这些素材稿是邱会作自1981年“保外就医”后十余年间亲笔所写,弥足珍贵。此外,邱会作生前多次与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就自己的经历作过录音谈话,这些谈话存有 根据录音而未经谈话者审阅及核实的文字记录。

邱会作去世后,其家人参考上述谈话记录,将回忆录素材稿进行整理,对重复叙述处予以删减、压缩,并对全 书涉及的史实与可以找到的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校正,最终形成了七十多万字的《邱会作回忆录》。而《心灵的对话》则是邱会作二子程光(邱承光)根据回忆录素 材稿及其他资料,改换文体,深加工为父 子对话形式而成。据悉,邱会作生前其实并没有与程光进行过如此系统性的、长篇大论的、囊括一切的文革“百科全书”式的谈话。

既然原始的材料实际上是出自于同一素材稿,使我们感到困惑的首先是为什么要形成不同出版社的、不同形式 的两本书?这样的困惑又促使我们对这两本书进行了内容上的比对,于是,我们便发现,两本书在对同一历史事件有着不少语句基本相同的叙述的同时,也存在着大 量的细节上截然不同的差异。

“魔鬼在细节中”(Devils are in the details),据说原话出自于二十世纪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密 斯·凡·德罗(1886-1969)之口。他认为,不管你 的建筑设计方案如何恢弘大气,如果对细节的把握不到位,就不能称之为一件好作品。而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上去理解,细节就是历史事件的某一环节。而不少细 节,往往就是解开历史之谜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忽略细节,结论往往难以成立,一个环节有误,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叙述就会产生质疑,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存在大量细节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是程光对邱会作的回忆录素材稿作 了个人理解基础上的大量加工、扩展和延伸。这部分加工、扩展和延伸,并非出自于邱会作本人的意愿,而是带有浓厚的程光本人的思想痕迹,程光本人对历史事件 的解读。此外,不少邱会作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如“二月逆流”, 《对话》中以邱会作主述,做了重笔添加。直白地说,《对话》中的邱会作,是被改写了的邱会作,人为地使邱会作的思想“贴近”当 代人的思维。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部分加工、扩展和延伸,很大部分都与事实不符。

以下,笔者例举若干,并进行简要的分析,这对我们更确切地弄清事实直相,想必是有益的。

 

一、《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 子:1966年4月初(黑体字部分为本文作者所改排,下同),以叶剑英、谢富治为首的专案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4月24日,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向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揭发罗瑞卿的罪行。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向全国下发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写了按语,指出罗瑞卿“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随文件还下发了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批判罗瑞卿的发言。罗瑞卿问题被他们说得很严重,政治上被置于死地!——《对话》,上,页16-17

 

根据《回忆录》所附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及未附的中央对该报告的批语,《对话》上述基本 每一句都有误。正确表述应该是:1966年4月30日(不是“4月初”),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工作小组(不是“专案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罗瑞卿同 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后有“同志”二字)。4月24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信,揭发彭真“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 卿同志待机翻案作种种准备”(不是“揭发罗瑞卿的罪行”,而是揭发彭真)。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向全国批转了(不是“下发”,下发是5月25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写了批语(不是“按语”),指出罗瑞卿“是反对党中央(漏了 “党”字)、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漏了“个人主义”)”,随文件还下发了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 成武等(杨后要有“等”,因为杨的发言不是杨一人署名而是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三人联名的)批判罗瑞卿的发言。

类似的程光口中所涉史实错误,所在多有。因本文的宗旨是探究《对话》如何“改造”了邱会作,故而,程光 话中的错误,下文不再一一列举。

 

二、批判《海瑞罢官》

 

◎ 父:…… 1965年11月28日 深夜,叶群打电 话给尚在台上的罗瑞卿,询问第二天《解放军报》的版面。正巧他出去娱乐凌晨才回来,罗看到电话记录后立刻察觉出其中的奥妙,打电话问《解放军报》社,知道 有姚文元的稿子没有登。罗当即立断,下令将姚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转载并加了措辞极为强烈的短评,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罗瑞卿对吴晗出手非常重。《解放军报》又比《人民日报》提前了一天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在全国反应最快、态度最鲜明。——《对话》,上,页17

 

◎  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情况我不了解。——《回忆录》,上,页390

 

《回忆录》直截了当地表示,“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情况我不了解”,这是实事求是的态 度。而《对话》关于罗瑞卿下令《解放军报》转姚文的过程不合常理,如果叶群有这个电话,也只是“询问第二天《解放军报》的版面”,罗有那么神奇的心灵感应,“看到电话记录后立刻察觉出其中的奥妙”?叶群这个电话与姚文如何能联系得 上?

 黄瑶、张明哲所著《罗瑞卿传》,问题虽然不少,但仅就罗在该问题上的活动经过而言,却比《对话》可信。 《罗瑞卿传》称:“11月25日,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到达上海”,“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悄悄告诉罗瑞卿,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十 分不满。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毛泽东还关照此事对谁也不要讲。陈对罗瑞卿说:‘我谁也没有讲,但可以告诉你一下。’于是,罗瑞卿便要 来一本刊登姚文的小册子。”11月26日晚,罗见到江青,“江青又谈起姚文元的文章,她说:‘北京各报到现在也不转载,不知是为了什么……现在 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立即答应她,《解放军报》可以加按语转载。随后罗瑞卿吩咐秘书电话通知解放军报社。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彭真,告诉彭,他在 同主席谈起此文时,主席笑了。因此他估计主席已看过此文,他建议《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彭真未给明确答复。”(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 版,页533-535)。

此外,姚文《解放军报》转载于1965年11月29日第二、三版,并非“放在头版头条转载”。该报加了“编者按”而并非“短评”,“编者按”虽称《海瑞罢 官》“是一株大毒草”但却没有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日转载姚文,而此前,华东地区七家报纸已予以转载,所以,也不能说 “在全国反应最快,态度最鲜明”。

  

三、首都工作组

 

◎ 父:……

1966年春,在毛主席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为工作组长,参加具体工作的有杨成 武、我、军委作战部长王尚荣等人。周恩来、叶剑英指挥我们做了三篇“文章”:

1、……

2、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军事力量原来有军队一个师、公安军一个总队(相当于师)、中央警卫团(行政级别为军,兵力为一个小师),……这次军队那个师和公安总队扩编为警一师、二师,另调北京军区两个师为警三师、四师,连同中央警卫团,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警卫团受双重领导),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实 际上是杨成武指挥。……

3、改组卫戍区时曾设想调一个完整建制的野战军进京。……

经过调动之后,北京的机动部队约十万人,毛主席很满意。中央军委又决定,凡是调“一兵一卒”(实际一个连),均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字。

子:对于这样重大的军事调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不过问?

父:我们办事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对话》,上,页24-25

 

◎  政 治局五月扩大会议期间,对首都安全问题,提高到了重要的日程上来了。中央指定叶剑英副主席担任首都工作小组组长。小组办事机构开始时设在京西宾馆八楼,后搬到三座门。我虽然不是首都工作小组的成员,但参加了工作组的部分工作。

对首都安全,主要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

第一是加强卫戍区,也可以说是建立了有实力的卫戍区。……

卫戍区改组后,除原有的首都警卫师改为警卫一师,公安总队改为警卫二师之外,又从野战部队增调了两个主 力师,一个是二十四军的七十四师,这是我军当时的两个机械化师之一;一个是驻石家庄六十三军一八九师。

……

第二是确定首都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

对首都安全的任务暂定了两项:(一)制 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回忆录》,上,页440-441

 

邱会作并非首都工作组的正式成员。但正如《回忆录》所述:“我虽然不是首都工作小组的成员,但参加了工 作组的部分工作”。对此,《对话》是含糊其辞的,极易使读者产生邱是正式成员的误会。

其次,《对话》将首都工作组的工作概括为三篇“文章”并不准确。《回忆录》对其任务的叙述较为全面,即除了改 组加强北京卫戍区外,其日常工作为:“(一)制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 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

《对话》关于首都工作组的细节有如下错处:

1、成立时间不是“1966年 春”,而是1966年5月中旬。

2、北京军区两个陆军师,1966年调入北京卫戍区时并未改变番号,仍称陆军第七○师(《回忆录》误为七十四师)和陆军第一八九师,改称 警卫第三、四师是在1969年12月。

3、中央警卫团文革期间一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并非《对话》所称“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或“受双重 领导”, 更不可能“实际上是杨成武指挥”;也并非“行政级别为军”,文革后总参警卫局(不是中央警卫团)的级别方明确为军级。

4、在首都工作组鼎盛时期亦即1966年下半年,北京卫戍区实际上由首都工作组领导指挥,而非“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

5、1966年 扩编后,北京卫戍区下辖部队四个师又一独立团,兵力不足五万,而非《对话》所称“约十万人”。

6、1966年, 军委并没有一个“凡是调‘一兵一卒’(实际一个连),均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字”这样的“决定”。严格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是黄永胜到 任后军委办事组于1968年4月26日下发的。

7、首都工作组既有正式文件,也有“定时定点的办公”。首都工作组设有以总参作战部人员为主组成的办公 室,并设有七个组: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参见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 版,页95-98)。办公地点先在京西宾馆主楼,后搬至三座门。

1966年,邱会作虽然不是首都工作组正式成员,但他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对以上情况尤其是部队编制、调动情况 应该是清楚的。上述《对话》错处,显然不会是邱会作本人所述。

 

四、《五七指示》

 

◎ 父:……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阅读了由林彪转去的我写的《关于全军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封长信,抒发他的想法。

……

父: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算是我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创造”吧,…… ——《对话》,上,页27

 

◎  一九六六年四月间,总后向林总写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他把报告转送给毛主席了。五月七日,毛 主席就是在那个报告上做了批示,《五七指示》即从此而来。——《回忆录》,上,页339

 

(三)全军后勤部门组织生产的作用。这也是一种重要作用,事实上,任何工作都有组织实施问题,全军的生产就是 后勤部门组织实施的。我们做了应做的工作,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遭到过打击,这都是历史事实。我们用自己的思想、智慧、勤劳,帮助全军度过了灾荒,但应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功劳,而是总后部长和总后 党委及广大后勤战线的指战员应做的份内之事。——《回忆录》,上,页339

 

《回忆录》附有毛泽东《五七指示》全文。正如《回忆录》所述,毛泽东所批示的,是以军委总后勤部名义写 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而非《对话》所称“我”(指邱会作)写的《关于全军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个画龙点睛的“我”字,明显刻意突 出邱会作。

中共军队的农副业生产,远的不说,至少延安时期,已经有之。以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说法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如何能像《对话》大言不惭所称:“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算是我 (指邱会作)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创造’吧”?相反,《回忆录》中的邱会作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的。这样,似乎就有两个邱会作:一个是《回忆录》中谦虚谨慎的 邱会作,一个是《对话》中自我吹嘘的邱会作。

 

五、1966年“十一”在天安门城楼上

 

◎ 父: 10月1日国庆节庆祝大会,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发现上海二军医大的学生、包括陶铸的女儿等几个人被带上了天安门,在城楼内的休息室里 向毛主席告我的状。我急得没办法,只好请人帮忙凑过去听,得知状告得很凶,好在毛主席只是听,没吭气。一会儿,我遇见陶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走开了。陶铸莫名其妙地连声招呼我,我不理睬。晚上,秘书说陶铸 来电话要我听,我生气想不接,但想想还是拿起话筒,陶铸说:“老邱,我们几十年的友谊就这么结束了?我向你申明三点:1、孩子上天安门,事先我不知道,但责任在我;2、孩子退出红色造反纵队,由曾志(陶的夫人)管 在家中;3、我向你道歉!我绝不作对不起朋友的事。”我为 他的坦诚动了情,说:“陶书记,你已经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了,还这么看得起我,我们几十年的友谊如旧!”——《对话》,上,页52

 

◎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在天安门上,他看见毛主席进了休息室,就跑进去向毛主席告我的状,陶斯亮说邱会作 “镇压群众运动”,他以军队有纪律为借口“定了很多条条框框”,不许我们到北京串联,赶我们回去,我们“在总后大院连饭都吃不上”。陶铸看见女儿跑到毛主席身边去说话,怕她影响毛主席休息,就去叫她,毛主席说:“我想听听,做调查研究 嘛。” 陶铸和我甚好,他出来后走到我跟前,搂着我的肩膀说:“嘿,亮亮在主席那里告你的状,你对亮亮管教不严,她是你的兵。”我不服气地说:“我前几天就给她写 了一个条子叫秘书送去,我写的是‘亮亮你不要跟着闹,要退出,否则我告诉你爸爸了’,她不但不听,还在大会上念了我的条子,表示要坚决和革命群众在一 起。” 陶铸说:“她怕曾志。”他边说边刮了我一下鼻子就走了。事后曾志批评了陶斯亮,陶斯亮很快就退出了。——《回忆录》,上,页447-448

 

这是同一件事,《对话》与《回忆录》细节截然不同的典型事例,也是《对话》改写了邱会作的典型事例。

陶斯亮到毛泽东处告状,确有其事。这个情况邱会作是怎么知道的?《回忆录》说是陶铸告诉他的。陶铸当时 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也是主管国庆节观礼活动会务工作的主 要负责人之一,他是可以在毛泽东身边,也是有条件在天安门城楼上随便走动的。陶铸将其女儿告状的情况告之邱会作,是可信的,邱会作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反 之,《对话》说邱会作自己“发现”陶斯亮“在城楼内的休息室里向毛主席告我的状”,则没有什么可能性。以邱当时的地位,他站的位置离毛泽东颇远,是不可能 观察得到毛在休息室内的具体活动的,况且他怎么晓得陶斯亮到毛身边就是告状?更重要的是,邱根本没有可能“只好请人帮忙凑过听”!一则偷听毛泽东的谈话在 当时不啻于弥天大罪,杨尚昆所谓在毛身边“安装窃听器”被打倒已是前车之鉴,邱会作如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找个活人去窃听?二则情急之下找什么人“帮忙凑过 去听”?当时天安门上参加观礼活动的除特邀的工农兵代表、红卫兵代表外都是些高级干部,谁愿意去给邱打这个工?

 

六、林彪说过“陶铸方式”吗?

 

◎ 父:陶铸被中央文革忌恨、盯住了,林彪很着急。中央文革搞陶铸,林彪向毛主席说要保。中央文革几次搬陶铸搬不动,就使了狠毒的一招,把造反派送上的陶铸早年在地下斗争 时的“变节材料”突然向社会公布,大造声势后再报毛主席。毛批评了他们,但是不想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有些无奈,默认了,陶铸暂不保了,先靠边站吧。可中央 文革立刻开展大批判,把“生米煮成熟饭”,打倒了。林彪得知略微晚了,非常生气,却无力回天了。中央文革“先造声势见毛主席不甚反对,就把材料捅向社会, 得到毛主席默认,再趁机把人搞臭打倒……”林彪把这种打倒人的手段归纳叫做“陶铸方式”,多次告诫我们要提防。1968年初夏,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存留在南京的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伍豪自首”(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材 料,送到北京,被江青当作了“把柄”。1967年江青就利 用红卫兵以这件事搞过周恩来,这次又借此事再整他。江青还要抓“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祸首”,也是直接威胁周恩来的。对此,林彪找我们,说不许“陶铸方式”重演,并叫把他的态度向周恩来通气。——《对话》上,页74-75

   

《对话》上述有关“陶铸方式”的话,《回忆录》中找不到相应的叙述。这些话,并非事实。

1966年12月 间,北京社会上批判陶铸的大标语、大字报已越来越多,但都是批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最大的保皇派”等等,并没有“陶铸早年在地下 斗争时的‘变节材料’突然向社会公布”。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并作“重要指示”,陈伯达说:“陶 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这些话,在场的周恩来是 默许的。当晚,造反派去中南海揪陶铸,周指示:“一、完全支持揪陶铸的革命行动。二、怎么处理正在协商。”1月8日,毛泽东发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 以。……”“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一起来了就解决了。”

据说,林彪在1966年底毛泽东未有明确表态前对陶铸曾有所告诫称:“要被动被动再被动”。在1967年1月 初毛、周均同意要“解决”陶铸后,林公开是不可能有不同意见的,即便私下里对陶铸这位老下级有所同情,也不会轻易向外人透露,更不会有“对此,林彪找我们,说不许‘陶铸方式’重演,并叫把他的态度向周恩来通 气。”这无异于林彪告诉周恩来要对抗毛泽东对陶铸问题的解决。

陶铸被打倒的过程,研究界大都早已耳熟能详,但迄今尚没有林彪在此问题上与毛、周及中央文革有不同态度 的坚实材料。在文革中,林彪从来没有先于毛泽东对中央的负责人表态要“保”或者要“打倒”,对陶铸也应是一样的。《对话》上述“独家材料”,不可靠也不可 信。

 

七、1967年3月30日回总后

 

◎  父:就在这时,一个叫我为难的事情来了,周恩来知道了军委的安排,打电话对我说,他要亲自送我回机关,叫我务必请中央文革几位“大人物”也去。我说是他们指使造反派把我差点打死。周恩来严肃地批评我说: “你恢复工作后,总是要和那些人打交道,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其他人不到可以,但江青不到不行!别人请还请不到她呢!我已经为你请好了。那天上午你提前到我 这里来,我们一起到钓鱼台去。我到了那儿,他们就不好临时变卦推辞了。”

 1967年3月30日早上,我按时到钓鱼台接人。该到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只是不见江青的踪影。叶群向我建议:“你最好到十一楼去请 江青同志?”她见我脸色难看,说:“去不去由你。如果去,我陪你一起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叶群到了江青那里。我被打伤的手臂没好,吊着绷带。江青 看到我,有些尴尬,说:“打得这么厉害呀?”我“嗯”了一声,不吭气了,由叶群向江青说客套话。——《对话》,上,页127

 

◎  我当时虽然伤势还较重,胳膊还吊着绷带,但因工作需要,我即奉命回总后主持工作。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总理打电话让我先到钓鱼台集合,到了钓鱼台,江青在那里,那时我还没有和江青面对面说过话,总理看见我 的手,忙对江青说:“邱会作同志手还抬不起来,没有办法给你敬礼呀,你能参加今天的大会,大家都很高兴!”说完周总理一行就前往总后礼堂。——《回忆录》,下,页513

 

据邱会作的秘书回忆:邱会作1967年3月 底回总后主持工作,是叶剑英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思安排的。总后 造反派幕后是些什么人,邱会作当时并不知情。在1967年初的时候,江青的态度还是重要的。因此,当邱知道江青要参加欢迎大会,还挺激动,很感谢周恩来的安 排,认为江青很给面子,江青在大会上也讲了话。江青说,“邱会作同志我是不太熟悉的,大概见过几次面。但是早一向我看过他写的自我批评,也听过他在这次运 动中的一些态度,我对他那个书面检讨,我觉得是诚恳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此外,当他在群众面前,当群众运动在一个高潮的时候,出现了某一个偏激的时候, 在这样关头的时候,最容易考验一个人了,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方面我听到邱会作同志是有良好的表现的,是值得我学习的,我相信也值得同志们学习。”

《对话》上述有关邱回总后的情节,与《回忆录》大有出入。《回忆录》所记述的,是当时的实情,《对话》 的情节,不真实地夸大和提前了邱会作等 与江青的斗争。

 

八、看守小组与军委办事组

 

◎ 父:……

军队里这么办事,周恩来清楚,江青却不明白,她提出军队要有个机构承办文化大革命的事,至少是承办驻京 军队各大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事务。那时,毛主席将到南方巡视,杨成武要随行,周恩来顺着江青的意思,提出成立一个“小组”看家。林彪赞 同,报毛主席批准了,由周恩来口头作了通知。一个由吴法宪、我、张秀川组成的军委“看守小组”处理驻京军队各机关和下面大军区与军委的联系工作。毛主席和 周恩来都提议,叶群要参加。林彪本不愿意叶群这样,但只好同意,就成了“四人小组”,由吴法宪牵头并参加碰头会。……

“四人小组”一开始“当家人”就是杨成武,吴法宪工作上的事情都请示他,不厌其烦,大点的事都由杨决 定。比如,最初时参加“四人小组”本应陆海空军都来当家人,海军是李作鹏在管事,应当他来。但杨成武让张秀川来,就按着杨的意思办了。……

“四人小组”在办事,只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口头上宣布,到了8月中下旬周恩来才叫我们起草一个报告,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下发一个文字通知,实际上那时“四人小 组”已经工作了一个月了。

……

父:“四人小组”成立后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军队各大单位党委书记联席会议,我们进场时大家高兴得起立鼓 掌。吴法宪讲了“四人小组”的工作范围:完成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交办的任务,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 文化大革命的联络工作。

虽说是“具体工作”和“联络”,但各单位什么事都报上来,因为他们没其他地方报,而我们又没别处去推,只好干起来,“四人小组”成了 “军政府”。军委各机关在上面有了自己的“衙门”,……从1967年4月 初到7月底,延续了四个月的军队“无政府”状态结束了。——《对话》,上,页136-138

 

◎  一 九六七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吴法宪打电话来说:“总理让我通知你,经主席批准,成立一个军委看守小组,有你一个,要做 好准备。”

……

军委办事组成立的时侯,全军文革早已垮台了,总政治部也“瘫痪”了。军委办事组把全军文革、总政治部的 工作集于一身。看守小组时期,其主要任务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 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的前期权力有所加强,九大以后,军委办事组的权力确实不一般了。——《回忆录》,下,页539-540

 

关于军委办事组的前身“看守小组”,《回忆录》十分简略,只有两三句话。《对话》讲得似乎很具体,但越 具体,暴露的问题就越多。

1、看守小组成立的时间。

根据总参、总政的官方资料,看守小组成立的时间均为1967年8月17日。根据王年一查核的档案材料,亦为8月17日(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北京:《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因此,《对话》将小组成立时间认定为7月14日毛离京前,是错误的。《回忆录》有两个时间,前为“七月中旬”,后为“八月中旬”,应以后者为准。

2、看守小组是谁建议成立及成立的原因。

根据王年一查核,1968年10月30日,江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1967年夏天,斗争萧华的时候(余注:斗争萧华是在1967年8月 中旬,这也可以作为看守小组成立时间的佐证),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看守小组是江青最先建议成立。成立的原因也如江青所述,而并非《对话》所称:“毛主席将到南方巡视,杨 成武要随行,周恩来顺着江青的意思,提出成立一个‘小组’看家”。

3、看守小组成立是否“林彪赞同,报毛主席批准”?

《对话》此说没有依据。军委办事组1967年10月15日的报告只提及“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17日指示”。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毛、林对看守小组有任何指示的文字依据。

4、叶群参加看守小组是否“毛主席和周恩来都提议”,“林彪本不愿意”?

叶群参加看守小组是否毛的提议,目前并无任何这方面的材料可作佐证。《回忆录》根本没有提及,可见起码 邱会作对此是毫不知情的。看守小组是一临时工作班子,不是一个权力机构,不是政治地位的象征,在当时总政、全军文革都基本瘫痪的情况下,林彪似应更需要叶 群帮他多了解一些军队文革方面的情况,如此说来,又何来“林彪本不愿意叶群这样”?

5、看守小组是否“一开始‘当家人’就是杨成武”?

1967年8月 杨成武尚随毛泽东在南方,毛的行踪不定又极须保密,吴法宪如何能“工作上的事情都请示他”?“不厌其烦”地请示,还要你这“看守小组”干什么?

6、张秀川参加看守小组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但杨成武让张秀川来,就按着杨的意思办了”,而是李作鹏当时正随同毛泽东在南方, 如何能“应当他(余注:指李作鹏)来”?

7、看守小组成立有否正式报告和“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下发一个文字通知”?

看守小组是一临时工作班子,其成立既没有正式报告,也没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文字通知。即便是9月份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也是由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所决定,并没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式通知。

8、看守小组的工作范围是否包括“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文化大革命的联络工作”?

不包括。看守小组存在的时间很短,不到四十天。军委办事组1967年10月15日的报告很明确,看守小组“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 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即使到了军委办事组初期,亦明确“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 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9、看守小组是“军政府”吗?

不是。看守小组工作范围仅限于京内各单位的文革运动,“看着”其“不要出偏差”。此期间,军委常委还存 在,运作尚正常,根据有关资料,看守小组存在的四十天不到的时间,军委常委开过七次会议,所以,不能说看守小组是“军政府”,更不能说整个军队存在过四个 月的“无政府”状态。

 

九、“七二○”事件

 

◎ 父:我从江青的话里听出来:一些人冲击了武汉东湖宾馆,毛主席正在睡觉,急忙从卧室转移出去,忙乱之中连睡衣都没有换,说“没想到我们来到了贼窝里了。”毛主 席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才叫汪东兴赶紧向北京打通了电话,通报情况。江青说的是从那来的最新情况。

 我 急忙离去准备,并按林彪的交待组织了以解放军总医院主任陆维善为首的精干医疗队同行。我赶到西郊机场,有中央警卫团数百名全副武装的精锐突击力量随我行动,首批一百多人与我们同乘两架伊尔 十八型飞机离京。我晚上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立即与中央军委指挥所及附近各部队的通信联络接通,向北京报告我已到位。……

父:……

我在机场待命之际,叫来一些家住在城里的人向我谈谈情况,大概这样:……。

父:周恩来到武汉后与我通过一次电话,叫我在机场守候,有事会叫我。过了一会儿,汪东兴打来电话找我了,叫我过去。我直奔毛主席那儿。

看上去毛主席很轻松,穿着睡衣正在洗漱。……我把信交给毛主席,他打开看了看,没说什么。我立即告辞,回到王家墩机场临时指挥所值守。

我在回到机场的一路上,看见市内到处游动的杂乱的人很多,不少人戴着柳条编的生产上用的安全帽,拿着大 棒子似乎在准备武斗,也有零散的军人混在其中,但并无开枪打斗事件。

 我 在机场待命,看到多架空军当时最大的运输飞机,还有飞机连续从北京运来中央警卫团的部队。我判断:毛主席马上就要乘飞机离开武汉了。

子:毛泽东决定离开武汉,是什么时候走的,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父:7月21日 凌晨过后大约三点的时候,汪东兴与我通过一次电话,问了这边的情况。我说很安全。我明白他的意思,细心地检查了一下周围。不久,一串车队开进了机场,头一辆是北京吉普车,杨成武从里面出来,马上去招呼第二辆轿车中的毛主席下 来。我一看,作为当地军政首脑的陈再道没按惯例来送行,心中马上想,糟了,陈再道要倒霉了!……

我以为毛主席马上要到上海去了,没想到他登上飞机后一直没起飞。不一会儿,我被叫到毛主席飞机上他的座舱里,他说:“我太疲劳了,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形势的看法。但有一点林彪同志没有提到,那 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我先到上海去,这的事留给总理处理。你早些回去吧,把情况向林彪同志说说。”——《对话》,上,页147-150

 

◎ 当天晚六时左右,我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一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 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吴法宪还为我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任和两名护士,我们乘伊尔十八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到达了武汉王家墩机 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到场部的竟是一辆帆布篷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 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二十一日的凌晨三点多点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 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心他老人家的 话都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 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 的。”……

大约七点半左右,停机坪上有三架伊尔十八同时发动,接着主席坐杨成武的伏尔加来了,到了停机坪,主席下 车和我们握手,也和工作人员握手,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余立金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杨成武搂着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当时也很激动,我对他说:“你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要向你学习!”说完他又拉着我上机去看主席。实话说,杨成武对我是很关心的,他让我能多见到毛主席。我一下飞机,飞 机就起飞了,警卫部队上了另外的飞机。——《回忆录》,下,页533-535

 

邱会作是1967年7月 武汉‘七二○’事件的亲历者,是‘七二○’事件发生当天从 北京飞武汉将林彪(有说是江青)的一封信亲手交给毛的带信人。他关于此一经过的回忆,应比陈再道、吴法宪或其他人的回忆更具权威性。可惜的是,邱会作在 《回忆录》中讲清了的经过,却又被《对话》将水搅浑。

1、《对话》说,“毛主席正在睡觉,急忙从卧室转移出去,忙乱之中连睡衣都没有换,……毛主席转移到安全 的地方后,才叫汪东兴赶紧向北京打通了电话,通报情况”。其实,直至7月21日凌晨转移到王家墩机场的行动前,毛并没有离开过东湖客舍梅岭一号半步。

2、《对话》说,“我赶到西郊机场,有中央警卫团数百名全副武装的精锐突击力量随我行动,首批一百多人与 我们同乘两架伊尔十八型飞机离京”。《回忆录》根本没提有中央警卫团部队随行。邱会作并没有指挥中央警卫部队的权力,中央警卫团即便要增援,也可随差不多 同时到武汉的周恩来行动而不会随邱会作行动。

3、《对话》说,“我晚上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立即与中央军委指挥所及附近各部队的通信联络接通”。而 《回忆录》仅是说,“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4、《对话》说,“我在机场待命之际,叫来一些家住在城里的人向我谈谈情况”。而《回忆录》仅是说“我坐 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邱会作并没有了解情况的任务,三更半夜又能从哪里“叫来一些家住在城里的人”?

5、《对话》说,“过了一会儿,汪东兴打来电话找我了,叫我过去。我直奔毛主席那儿”。毛泽东那儿是哪 里?《对话》讲不出来。其实,据《回忆录》,邱到达后一步也没离开过王家墩机场。东湖客舍既然已不安全,汪东兴没有理由叫邱来回折腾一个多小时去那儿见 毛。

6、《对话》说,“我在回到机场的一路上,看见市内到处游动的杂乱的人很多,不少人戴着柳条编的生产上用 的安全帽,拿着大棒子似乎在准备武斗,也有零散的军人混在其中,但并无开枪打斗事件”。据《回忆录》,既然邱没有离开过机场,这一段话就纯为杜撰。

7、《对话》说,“7月21日凌晨过后大约三点的时候,汪东兴与我通过一次电话,问了这边的情况。我说很安全。我明白他的意思,细心 地检查了一下周围。不久,一串车队开进了机场,……”。毛的安全至关重要,“检查周围”的活,汪绝不会放手让邱去干。而《回忆录》说的是“大约二十一日的 凌晨三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 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

8、《对话》说,“我以为毛主席马上要到上海去了,没想到他登上飞机后一直没起飞,”《对话》接着说毛叫 邱到他的座舱里说了一番话。而《回忆录》是说“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余立金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邱事前并不知道毛要去上海,毛也 没有在机舱里和他说什么话,那些话其实是在这之前毛在专列上与他说的。

 

十、1966年7月 毛给江的信

 

◎  父:我觉得有两件事影响了杨成武。一是1966年7月 毛主席给江青写过一封长信,原信只有周恩来、王任重等极少数人看过,杨成武也知道内容。……

子:毛泽东在发起与刘少奇斗争的时刻,写信论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部署。姑且不论信的内容,仅是写给江 青这件事,就大大地提高了她的地位。

父:江青如获至宝,搞得很神秘。江青是直筒子脾气、肚子里藏不住一点事。她以为风声出去了,叶群定会恳求她看一下信。叶群听从林彪的, 装作不知道。后来叶群对我说,果然如林彪所料,江青按捺不住了,叫叶群到钓鱼台十一楼住处去谈一谈。江青很神秘,等房内只有她们两人时,把卧室的门和外边 的门都关上,江青才把藏在她睡的床上褥子下面的信拿出来。叶群看信的时候,江青还在信的上面用报纸遮挡,生怕有人用什么特殊办法摄走了内容。

子:江青把事搞得那么玄乎,令人感到很可笑!真是哪样吗?

父:叶群就是这么对我说的呀!叶群记忆力很强,看了两遍把信的大意记住了。叶群谎称内容早从杨成武那知道了,显出不感兴趣的样 子。……

……

子:林彪就不去和毛泽东谈一谈?

父:他很难启口呀!倒是陈伯达听到这封信的风声,和林彪研究过。我听陈伯达说,可以肯定毛主席是不会“以江 促林”(给江青写信去批评促进林彪搞文化革命),并自告奋勇去“探风”。有一次陈伯达去毛主席那谈论一本他们都感兴趣的书时问:听说主席给江青同志写了封 长信,谈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是否由我们整理一下,指导全党学习……毛主席说:有个什么重要理论,兴致所到,多写了几句罢了。我若把信写给林彪、恩来,他们 党性强,会老老实实锁在抽屉里。写给江青这个小自由主义分子,她就会吹出去。有些问题在小范围内吹一吹有好处。

林彪知道了毛主席那么说,心放下了一些,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1967年毛主席从南方巡视回北京后,和林彪两个人谈论其它问题时,又谈到给江青写的信,说没有不利于林彪的意 思。毛主席为表示诚意,说那封信已经叫人烧掉了。那一次毛主席和林彪是怎么单独谈的,外人一概不知。我是从林彪偶尔带出的一句话中做出了判断,他说:“我 向主席说了,我提的那个‘顶峰’,是当代,不是今后,更不是永远。我并没有什么说得不妥的,主席也同意。”——《对话》,上,页165-167

 

关于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回忆录》没有谈及。这些经《对话》作者杜撰强加于邱会作身上的话,退一万步说,即 使真是邱所说,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1、1972年5月,江青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即讲清了毛给她的信传达给林彪的过程:“听说主席写 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 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 证明,他实际上是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号才批发。”(《江青同志在批林整风会议华东组 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

据《周恩来年谱》,“(1966年)7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七月八日给江 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七月十四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 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五 月十八日的讲话。十五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页40)

相信绝大多数研究者更为认可《周恩来年谱》的记载而不会认可《对话》的说法,即林彪、叶群当时不在北京,是周亲自到大连,转达毛泽东的意见。直到1966年8月 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林彪才被毛主席叫回北京。因此,“江青按捺不住了,叫叶群到钓鱼台十一楼住处去”看信的故事,应为子虚乌有。

2、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所表达的对林彪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主要是对林过份吹捧毛的不 安。这种“不安”也好,不满也好,毛给江的信并非孤证。在写这封信后十多天,7月25日,毛泽东将一份新华社电讯稿批予陶铸、张平化称:“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 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7月29日,陶铸就毛泽东的批示给中央、毛报告中称:“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 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陶铸的报告还建议采取逐步停用、“不宜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的步骤。陶铸这个报告,毛8月4日同意“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当日,中共中央将陶的报告发至省军级以上党委、党组。(见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394号, 又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85-86)。

毛泽东对林彪委婉的批评,不管真情也好,假意也好,已由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国的省军级以上单位。即使 没有毛给江的信,也还有中发(66)394号文件。毛给江的信及中发(66)394号文(尤其后者)均可证实:此一阶段,毛对林是又打又拉,在重用其之前已打了预防针。既然如此,江青也 好,林彪(包括叶群)、陈伯达也好,根本已不可能将毛对林的批评再搞得如《对话》般神神秘秘。毛主席的态度林彪已知悉,林彪不会有希望陈伯达去探风的愿 望,陈伯达既没有这个能力,更不会“自告奋勇去”。况且,那时陈伯达还远远没有靠向林彪,可以说基本没有个人来往。

3、毛泽东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以邱会作、杨成武当时的地位和职务。都是不可能与闻的。毛1966年到南方,杨成武并未随行,杨随毛南巡是1967年,《对话》的作者恐怕是将两年的事搞混了。《对话》说,1967年毛南巡回京后告诉林彪,“说那封信已经叫人烧掉了”,其实,据戚本禹的说法,给江青的原信,早在1966年8月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在林的要求下,请示了毛,得毛同意,已经销毁了。(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2期,2004年1月9日),因此,《对话》说“1967年毛主席从南方巡视回北京后,和林彪两个人谈论其它问题时,又谈到给江青写的信,说没有不利于林彪的意 思”,在情理上是没有可能的。

 

十一、九大党章

 

◎ 父:它的错误很多,有些我当时就能看出来,如把“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 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写入了党章总纲,这在我们的党纲上从来没有过的,违反了我党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自我孤立,加深了对方对我国的军事压力。党章上明显的错误还有,只是没有人愿意公开说出来罢了。——《对话》,上,页211

   

这是《对话》改造了邱会作,将《对话》作者的当代思维强加于三十多年前其父身上的一个典型例子。

九大党章上这句话全文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 党、团体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 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类似这样的“豪言壮语”,毛泽东说过不知多少次,林彪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有引用。

邱会作是九大时期的政治既得利益者,是那个时代的天之娇子。邱会作当时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其自身信仰,怀 疑毛、林的“伟大”与“正确”。在《回忆录》中,根本找不到类似的话。

 

十二、江青、叶群进政治局

 

◎ 子:毛泽东嘴上不同意江青,一次次划掉江青的名字,可是心里又是另外的想法,如何才能顺利地把这件事办下来?

父:这就靠周恩来了。他带着康生、黄永胜先到毛主席处,说:我们向主席真诚地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进 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

毛主席说:你们的道理是对的。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责任在我毛泽东身上,我应当完全负责。我不愿意和她一起工作,受她的气!她从思想上来说不是一个纯洁的党员,另外,她也不是一个女人。——《对话》,上,页258-259

 

◎ 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 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主席:“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总家里去了。——《回忆录》,下,页651

 

从《回忆录》的叙述来看,九届一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对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口头上从来没有表示过明确的反 对态度,也没有任何对江青的评论、评价。

《回忆录》称,4月26日 后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在拟定名单江青的名字上打叉。这是毛在做做样子。周恩来最能揣摩毛的心态,两次坚持将江青、叶群的名字都列上。到了4月27日,周、康、黄三人到毛处汇报,周讲了上述《回忆录》中的一番话,毛则最终表示了同意。

与《回忆录》相比较,《对话》中的毛多了几句话:“我不愿意和她一起工作,受她的气!她从思想上来说不 是一个纯洁的党员,另外她也不是一个女人。”这是邱会作回忆录原稿中所没有的“僭建物”。

正如在毛、江身边十八年的戚本禹所言,“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 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2004年1月9日第432期)尤其是在1969年4月 九大时期,毛对江青是不会说这些话的。从文革的整个实践来看,毛与林彪、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相比,毛与江青不能说没有感情,仅就江青九大、十大 进入中央政治局而言,不能说毛主席“不愿意和她一起工作”。而且,“另外,她也不是一个女人”是什么意思呢?几十年来,有关毛、江关系的各种资料,信息不 断丰富,惟从来没有在别处听到这样的说法。

 

十三、邱鼓动别人不投江青的票?

 

◎父:……

我来到会场,看好了我的座位在哪里,就退出来在大厅门口外坐下来休息,正巧广州军区的丁盛、任思忠等人 和其他几个军队中央委员来了。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指使造反派对我和老干部的人身残酷迫害,想起江青这个霸王对党和国家的祸害,我话在口中,如鲠在 喉。我大胆地讲了一句:“江青他们是反对解放军的,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如果有她的名字,我是不投票的,红人的脸上也可以抹黑嘛!”我觉得大家原来心里就有 想法,经过我这么挑明、鼓动,肯定有人和我一样,不会投江青的票。

子:你的此举在“九一三”以后被中央专案组查实,是政治上将你置于死地的重要“罪行”,说你“疯狂反对 文化大革命,迫害江青同志”。别人没投江青的票是躲在暗中,而你在明里煽动。

父:对此我无悔无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许多人表白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反对“四人帮”。但是,高级干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党的全会上敢公开和江青对着干的,除了我们几个,能再找出其他更多的人来 吗?——《对话》,上,页265

 

◎不一会,就发选票了,我这时才看到自己名字在候选人之中。选举很快就结束了,……由于自己可以选自己, 得全票的不少。江青没有想到自己会少几张票,心里很不舒服,但没有发火也没有退席,只是坐在那里象一块木头那样连动也不动一下。——《回忆录》,下,页652-653

 

邱会作九大不投江青的票,据切实了解,应是事实(《回忆录》中对此未有提及),但如《对话》所说邱公开 地去挑明、鼓励别人也不投江青的票,并不可信,这是《对话》人为地拔高邱会作的一个典型事例。

1、《对话》借“邱会作”的口说“江青他们是反对解放军的”,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江青并不反解放军。 毛泽东依靠解放军搞文革,解放军在文革中为毛泽东所用,这一点江青是很清楚的。请解放军为“尊神”,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 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江青《为人民立新功》)就是江青的提法。一言以蔽之,江青不是反对解放军,而是想把解放军抓在手,想让军队听她的。

2、《对话》借“邱会作”的口说江青“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在九大期间,没有这个迹象,邱会作也不可能看 到这个迹象。由于林彪当时的地位如日中天,江青是靠颂扬林彪来为自己服务的。九大以后,特别是到了1970年下半年,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3、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地鼓动别人去投某某人的票,不去投某某人的票,都是很犯忌 的、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真实的邱会作想必不会那么傻,尤其《对话》称邱“我觉得大家原来心里就有想法”,就更没有依据,

 

十四、对九大的认识

 

◎父:党的“九大”是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中期之时召开的,相对来说,国家已经算是进入了比较平稳的时候了。本来“九大”应当是有所作为的,但是它无所作为,“九大”是一个平庸的会议!不但如此,“九大”的路线 是错误的,它口头上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没有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来把它结束,非但没有那样 做,反而决定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对话》,上,页271

 

◎我参加过三次代表大会,感受是不同的。参加第七大感到很光荣;参加第八大军队干部就感到很平淡;参加九 大的印象最深刻。在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十四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经过四十年的革命斗争,我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并成为党的最高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之一。——《回忆录》,下,页616-617

 

九大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对于极为拥护毛、林的邱会作来说,九大是他政治上回报最 丰盛的鼎盛时期。从《 回忆录》中他对九大的叙述可以看出,他对此时期是“印象最深刻”的,他认为象他这样“进入政治局的人,大多数都得到全党的拥护”。可以说,邱此际正是踌躇 满志之时。故而,邱在《回忆录》中虽然谈到了九大期间的一些党内斗争,但却从来没有说过“九大路线是错误”之类的话。《对话》所称邱会作说九大“无所作 为”,“是一个平庸的会议”,“‘九大’的路线是错误的”,决不会是邱会作本人的思想,而是《对话》作者程光本人的思想。

 

十五、林彪说过“就让她当个‘宋庆龄’”吗?

 

◎ 子:陈伯达能影响林彪吗?

父:能,有时还相当大呢!

针对江青的活动,林彪曾对我们说:“他们对谁出气不是实质问题,主要是有人没当上中央常委,没有创造出骑在别人头上的条件,在发泄不满。对 她这个特殊问题,我们要多用脑子,想复杂一点不够,还要想到两点、三点……”

我觉得林彪把问题看重了,江青掀不起什么大浪。我有一次斗胆问了句:“林总,日后真要是主席百年了,你怎么摆弄那个三点水(江青)。”林彪不假思索地 说:“就让她当个‘宋庆龄’!冷一点还是热一点,看她的表现。”——《对话》,上,页406

 

林彪八大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是深谙“中央政治”的人,决然不会在一个部下面前随便对中央主席的夫人说三 道四、品头论足。作为部下,真实的邱会作知道林彪的为人,当着林彪 的面,邱会作决然没有这个“斗胆”问这个“将林彪军”式的问题。林彪对自己能不能接上班,心里清楚得很,他也不会去设想毛“百年以后”如何如何的事。林彪 思想深沉,邱会作在老干部中也算是有思想的,因此,邱会作不会问这个“只能会意,不能言传”的问题,林彪更不会去回答这个“只能会意,不能言传”的问题。 《回忆录》中也找不到如此“只能会意,不能言传”的对话。

 

十六、1970年5月17日谈话

 

◎父:……林彪很生气地说:“江青攻击总理,还攻击了中央常委的大多数,是严重的违反纪律行为。应当向主席汇 报……”他还列举江青的一些劣迹。林彪的谈话,后来李作鹏整理成四条,我把它抄在我的工作笔记本里了。

……

父:……

我打通了周恩来那的电话,问:“总理有空吗?”他明白我的意思,答:“你现在就到我这儿来。”待我赶 到,他立刻支开旁人。我把那天下午江青谈的内容、情节都汇报了,并把林彪的态度和黄永胜向毛主席报告的事也说了。周恩来心情沉重,非常难过地说:“自从江青到了延安和主席在一起,我照顾了她几十年,一直对她非常关 照,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人要讲良心呀……”周恩来说他和江青的交往时很伤感,最后说:“我感谢军委办事组的同志能向我及时通报情况,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你们都是老同志,对于过去党内发生的那些事,虽然你们当时不在领导岗位上,但事情的经过、内容、中央最后的结论,你们知道。我相信你们对她的胡说,也就是 听听而已。在我们中央里,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你们是清楚的,这是件坏事,但是当你们理解了就是好事!”

……

第二天5月18日 下午,黄、吴和我向周恩来汇报了毛主席的态度和林彪的问候,大家谈得非常知己。我们觉得毛主席对江青严重的 错误只说了那么几句不痛不痒的话,不仅是袒护,也太放纵了,不免发些牢骚。周恩来却说,主席能那样说江青几句就已经很不错很不容易了。

那天晚上我们聚餐,喝了酒。周恩来兴奋地说:“我们有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有众多的老同志,什么风浪 也不怕。”我们畅谈到凌晨才分手。——《对话》,上,页409-410

 

◎  一 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又叫我们去钓鱼台十一楼,这次可大不一样了,江青 主要是攻击总理。……

……

我们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向林总作了汇报。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 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

……

大概七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 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里也是很激动的。

不久,李先念跑来找总理,总理还有事,我就没有和总理一起去大会堂开会,我先走了。——《回忆录》,下,页682-683

   

1970年5月17日江青找黄吴李邱等人谈话,是一次重要的谈话。这次谈话过程及事后各人的反应,对我们研究文革当中毛、 林、周、江青,以及黄吴李邱的思想状况是大有帮助的。惟在《对话》和《回忆录》中,同一个邱会作,对此事经过的描述却大不相同。

1、江青谈话后到林彪处汇报的过程。《回忆录》及《对话》及提及林彪说了意思大致相同的一句话:“江青攻 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但《对话》随后又说,“他还列举江青的一些劣迹。林彪的谈话,后来李作 鹏整理成四条,我把它抄在我的工作笔记本里了”,这并不符合我们所知的林彪沉默寡言,从不在部下面前公开点名议论人的性格。同时也可以合理推断,这一段话 邱会作原稿是没有的。

2、到周恩来处汇报的过程。《回忆录》记载简洁明了,听完邱会作汇报,周恩来只讲了两句话:“老同志就是 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而《对话》则说周讲了长长的两段话。

程光写于2006年的《1970年 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写到此事时还称,邱会作说:“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做笔记。”(《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田园书屋出版,2007年3月 版,页632)不知什么原因(也许程光自己也感到说周恩来“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太不真实?)在《对话》中将此删掉 了。

周恩来是一个很成熟很老道的大政治家。他有话都不敢跟邓颖超说,自己放在肚子里,怎么敢与邱会作这么一 个低一辈的“外人”说江青的坏话,甚至“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众所周知,在文革中周恩来对江青从来都是毕恭毕敬,不敢得罪,甚至悟出文革中的“中央政治” 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他怎么敢对邱说攻击江青的话,他不怕别人把话捏在手上吗?伍豪一事已被毛等人捏在手里,还不够难受吗?还要把 攻击江青的话让别人捏在手上吗?

3、《对话》中“第二天5月18日下午”这一段,《回忆录》是没有的。黄吴邱与周恩来一起议论毛及江青,以当时的情势及周恩来的性格,都 是难以想象的。

 

十七、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吗?

 

◎ 父:退一万步讲,就算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也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林彪在这件事上的考虑,我判断是借着宪法修改中“设国家主席”的讨论,作为话柄打击上海帮张春桥。毛主 席同样也对国家主席看得很轻。——《对话》,上,页430-431

 

◎  林 彪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国基层同意设国家主席,几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党全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从国家体制去考虑,建议设国家主席。只有毛 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虽然他说是为改变国家体制,实际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林彪当。也许毛主席把“国家主席问题”和接班人问题连在一起去考虑了。——《回忆录》,下,页679

  

关于国家主席一事,《对话》的作者按今天的思维去“推测”当年的林彪,借“邱会作”之口得出自己的结 论:“退一万步讲,就算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也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对话》的作者有什么依据可以设定林彪头脑中那怕是闪过当国家主席的念头? 笔者认为,《回忆录》说得对。毛“不想让林彪当”,又不好说出口,是问题的实质,毛提出改变国家体制只是一个借口。在毛极端重视权力和实际权力集于毛一身 的毛泽东时代,所谓国家体制,对毛来说并不重要。毛1971年8月 南巡时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国家主席问题”,只是毛泽东不想要林彪的一个借口。没有国家主席问题,还有“四个伟大讨嫌”,还有 “缔造的为什么不能指挥呀”,还有“天才”问题这一“反党理论纲领”,等等。即便没有这些,毛泽东一样会“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泽东为什么不想要 林彪了?毛林之间的蜜月为何如此短暂?毛林之间后来真正的分歧何在?毛林分歧中林彪是否一切全对?林彪如有错错在何处?这些,都是文革史研究中尚未研究透 彻,还须深入钻研的问题。

此外,《对话》中的“邱会作”说“林彪在这件事上的考虑,我判断是借着宪法修改中‘设国家主席’的讨 论,作为话柄打击上海帮张春桥”,也并非事实。宪法修改过程中吴法宪与张春桥有过争论,但不是国家主席问题。况且,“上海帮张春桥”在庐山会议之前,在宪 法修改过程中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有关讨论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

 

十八、陈伯达把林彪推上第一线

 

◎  父:我和李作鹏反对把林彪推向第一线,但苦于没有机会进言。相反,陈伯达则通过叶群、吴法宪和林彪沟通。以 后黄永胜对我讲,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出题目”、“指出来”、“敲边鼓”。“出题目”是把上海帮的问题正式提到毛主席那里去,看毛主席 怎么办。“指出来”是在一定场合向大家指出上海帮的问题,“敲边鼓”是旁敲侧击他们,给以警示!林彪想选择“出题目”,想对毛主席说,或写信给毛主席。在 林彪犹豫之际,陈伯达提出最好是“指出来”。

子:陈伯达那么有把握?

父:他分析了理由:其一、毛主席和林彪是亲密战友,历来互相支持,毛主席要打倒的人,林彪支持。林彪讨厌的 人,毛主席就搬开。其二、毛主席知道上海帮的宗派活动和反林彪、周恩来的事,批评了上海帮,表示以后要拆散他们。其三、高级干部绝大多数人讨厌上海帮,受 过他们的伤害,只要林彪“点”一下,就会受到广泛的拥护。

……

父:如果此时林彪把“指出来”降为“敲边鼓”更好。即便引起毛主席的不快,但也不会令他过分在意,更不会让 他掀起一个保护上海帮、打击军委办事组的运动。党内政治生活,毛主席主张“君子动口不动手”。林彪讲话,事先毛主席知道,是在党的会议上讲,是“动口”, 没有“出手”搞什么动作嘛!但是,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发难了,把事态急剧扩大,变成了“动手”。 ——《对话》,上,页439-441

 

《对话》上述演义式地讲述陈伯达与林彪的关系,对人们弄清历史真相的反作用十分大。

1、历史真相是:陈伯达和叶群稍有往来,从而黄吴李邱和陈伯达也有些来往。从现在的各种文字资料、回忆录 等来看,这样的来往不多不深,远未达到“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甚至“他分析了理由”的地步。《回忆录》从未透露过这样的信息,陈伯达的秘书们都在,据 切实了解,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陈伯达来往极少,陈伯达的闽南话,林彪听不懂,九届二中全会后更无来往。

2、九大尤其1969年 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对军队、对林彪有所不满,对江青却基本上是肯定的,没有听说有什么批评。这些,林彪是清楚的,陈伯达是清楚的,黄吴李邱也是清楚的。江 青的确飞扬跋扈,但说此时已有明显的“上海帮的宗派活动”,应非事实。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出题目’、‘指出来’、 ‘敲边鼓’”应无可能,“林彪想选择‘出题目’,想对毛主席说,或写信给毛主席”更不可能。如果上面是事实,毛泽东提出“林陈反党集团”一点也不冤枉。康 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政治局委员,林彪和陈伯达都商量好了对付他 们的方案,不是“林陈反党集团”是什么?《对话》这样做,是借邱会作的口授人以柄,对历史、对林彪、对陈伯达,及对自己的父亲,都是极不负责任的。

3、《对话》说,“林彪讲话,事先毛主席知道,是在党的会议上讲,是‘动口’,没有‘出手’搞什么动作 嘛!但是,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发难了,把事态急剧扩大,变成‘动手’”。道理同上面一样,你自己都承认“发难了”、“把事态急剧扩大,变成了‘动手 ’”,毛泽东不收拾你收拾谁?!事实上,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吴法宪与陈伯达、汪东兴并不是一个组,也没有像陈伯达、汪东兴般坚持设国家主席,《对话》将吴法宪与陈、汪捆绑在一块,亦有失公允。

 

十九、“九一三”凌晨的政治局会议

 

◎ 父:……

  周 恩来刚进入四川厅,我发现他的神色非常特别,面容不仅疲劳,而是心中沉甸甸地装着件大事。……他看江青毫无反应,补充了一句:“林彪坐飞机走了。”

子:对周恩来说的,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父:我听到周恩来说“林彪坐飞机走了”,一时糊涂了,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也想不出来解释。……

……

父:周恩来说完“林彪坐飞机走了”,疲倦地合上双眼,靠在沙发里休息了足有五分钟以上。

……

周恩来说,……凌晨1点50分 左右,北京空军的雷达最后搜索到飞机,飞机向北去,以后就搜索不到目标了。

……

子:有史学研究者认为,周恩来已经知道林彪外逃了,并举出了吴忠回忆作证,说吴忠和吴德已经知道了,作 了防范的准备。

父:周恩来告诉吴忠、吴德,事情本身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周恩来要紧急通知卫戍区防止万 一,这种可能性有。但说到周恩来对他们说林彪外逃了,不可能!因为他没有那个时间找吴德、吴忠谈话。再说,飞机才消失,到哪里去了还不知道嘛!周恩来说的是“失踪”!他呀,那么谨慎的人,在那种情况不明 的情况下,会断然宣布林彪“叛逃了”?根本不会!

……

子:我注意到了,周恩来在政治局上讲话,在没有摸清林彪飞机下落的情况下,他没加上任何结论性的用语。

父:但是对林彪违反纪律随便乘飞机夜航,对林彪走了,是贬意的口气,是反对的。他心情沉重,说话严肃认真。——《对话》,下,页610-614

 

◎ 我们大概等了近三小时,于十三日早六时,可以看到窗外的光线,天都快大亮了的时候,政治局的会议才开始的。……

    周总理坐下之后,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全场,就特意对着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凌晨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 突然吧?”江青当时不可能理解总理的话,因此她没有回答总理的问话。总理看他的话毫无反应,又补充了一句:“林彪坐飞机走掉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回忆录》,下,页792

关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的政治局会议,《回忆录》与《对话》的细节分歧关键在于:《回忆录》中周恩来是说:“林彪坐飞机走掉 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而《对话》中周恩来仅是说:“林彪坐飞机走了。”

据多种资料综合分析,9月13日凌晨周恩来知道林彪的专机越过了中蒙边界上空是铁定无疑的。

9月13日凌晨一时前,得周恩来同意,吴法宪已经到达西郊机场空三十四师指挥所。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称:“我一直在 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 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 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 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863-864)

很简单的道理是:256号专机有没有出境,空军的雷达是能够侦测得到的,此情况吴法宪也会马上报告周恩来。因此,周恩来才须在 凌晨三时将李作鹏、邱会作等“请”到人大会堂。试想林彪的专机不是强行起飞,不是飞出了国境,只是“违反纪律随便乘飞机夜航”,半夜三更、心急火燎地将全 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来干嘛?

我们不明白的倒是,《对话》为什么要反复强调9月13日这一天周恩来只是说“林彪坐飞机走了”,只是“情况不明”?《对话》似乎有意将政治局得知256号专机越境的时间推迟一天,但这种歪曲事实真相的做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十、中央宣布林彪死讯的时间

 

◎父:……最初,毛主席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还没有下决心做什么处理。如果说发现林彪乘坐的飞机在外蒙古失事,让中央了解了实情,我倒是立了功的。

 我 在总参三部(情报部)例行的情况简报中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蒙古人民共和国指责我国,昨天凌晨三时许,一架中国大型军用飞机入侵其领空,在温都尔汗附近 坠毁……

……

父:军队的战备一直作得好。我立刻打电话把这条消息向周恩来汇报了。他说:“我已知道了,你心很细,我通知外交部查 办。”

……

父:就是经过这一条线索,中央知道了飞机的下落和林彪的死讯。

……

子:9月14日是“九一三”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央没有找你们有什么事吗?

父:我和周恩来有一次电话联系,就是我看到了总参三部那则情报后向他报告。我的感觉是,中央第一件要紧 的事是了解林彪那架飞机的下落,在没有搞清楚之前,不会有什么大动作。

14日晚上,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研究战备问题,……

……

子:“九一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你们还能正常地参加中央政治局办公吗?

父:还算正常。9月15日 晚上,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一开始周恩来就宣布,林彪乘坐的飞机已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失事坠 毁,机上的九人全部死亡。——《对话》,下,页623-627

 

◎  九月十四日 ……

我同住常一样在家里的办公室一一翻阅文件,我在《三部要报》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报,昨凌 晨一时许,中国一架大型运输机入侵,在肯特省温都尔汗坠毁……”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很好。我已知道了。”

今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没有开会。晚上开会时,周总理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堕毁了,机毁人亡,飞机上九个人都死 了。——《回忆录》,下,页797-798

 

1、关于256号 专机越过中蒙边境及失事的情况,总参及空军技侦部门(总参三部是技侦部而并非情报部)先后都有及时的报告。如果非要说什么立功,只能说是技侦部门立了功, 如何会像《对话》所说是看到了《三部要报》的邱会作立了功?“让中央了解了实情”的是三部和空军,怎么会是邱会作?而《回忆录》只是叙述了事情经过,没有 说什么立功不立功的。

2、《对话》将中央宣布林彪死讯的时间说成是9月15日晚上。《对话》也说中央14日 上午已从《三部要报》中得知了256号飞机在外蒙失事坠 毁,天大的一件事,为什么14日晚政治局开会时不宣布而要 拖延整整一天至15日晚才宣布?这是毫无道理的。而《回忆 录》则十分明确,9月14日,“晚上开会时,周总理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堕毁了,机毁人亡,飞机上九个人都死了”。

《周恩来年谱》1971年9月14日条记载:“9月14日 下午连续工作达五十个小时后刚休息,即接到来自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报告,获知林彪等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随即,亲往毛泽东处报告情况,……”“傍晚, 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通报林彪等人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页482-483)

据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回忆:9月14日 中午,外交部即收到中国驻蒙大使馆的报告,得知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 左右坠毁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机上九人(八男一 女)全部死亡。报告即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处。下午2时,周 恩来来电话,对外交部的工作感到满意并指示: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央办公厅王良恩副主任;……(符浩:《林彪之死》,载《60个瞬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 版)

根据多种材料比对,《回忆录》所说为确。然而,《对话》为何有意将中央宣布林彪死讯的时间推迟一天?却 是令人颇感跷蹊的。

2011年9月13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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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共同努力探索历史的真相

——回复余汝信

程  光

 

我看到余汝信质疑《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谁离真相更近?》(以下简称《真 相》),深感惊讶。余先 生是《邱会作回忆录》(简称《邱回忆》)的特邀编辑,化名“蓝岭”(“蓝岭”是余汝信2009年开始使用的另一笔名,曾用它公开发表文章并告知业内人士,多人知道),由他出面指责另一出版社的同类书《心灵的对话》(简称《对话》),并褒扬自己参与编辑的书,显然不 够妥当。我和余先 生交往多年,一向视为朋友和笔友。现在我回看他这些年来向我表示“可以完全信任”和索要珍贵资料的电子邮件(数十封),感到困惑不解。

《真相》一开始就引用了我父亲邱会作1996年叫我妹妹打印他手稿时的一封信,“新平、京京:我的资料稿,自己能做的事,已经做完了。但要成为文本 稿,还要做很多的事。没有完成的事,只有留给你们二人,以新平为主继续完成。这是我最后要求你们为我做的一件大事了。”这个“要成为文本稿”的交代被余先生当成了 “真相”评判的依据,也显露了他对别人家事、对《邱回忆》介入之深。然而,之前之后还有很多事,他并不了解。

我的父亲1981年到西安后就开始了回忆录的写作,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写了《回忆毛泽东》、《回忆周恩来》、《回 忆林彪》(手稿交我存),可称“90稿”。父亲随后就发现,这样分人写,内容多有重复,且不易修改,便改为按他个人经历写回忆录,于1996年完成了初稿(我称为“96稿”)。这份稿子由我妹妹和妹夫克服困难打印出来,文革开始时只有八岁的妹妹能完成它实在不易。

此稿被打好印成多份给家人阅读并提意见,我认真按父亲的要求作了。父亲对自己手中的一份进行了修改,前 后几遍,历时三年。1999年,他把亲手改好的一份交给我(我称为“99稿”),叫我协助他整理。我全力以赴,于2002年春节前把已整理好的稿子交给了父亲,并利用半个月假期和父亲进行了长谈和探讨。父亲于2月20日写了封信:“承光:一九九九年在北京我向你交代:我的回忆录第一集(即从参军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根据 我的原稿和平时断续同你谈的进行加工整理。你可以放开思想,按照想的大胆干。今天,我看到你给我的一部分整理好的稿子,我认为基本上成功:文字比较清楚, 内容比较充实。我将对这个稿子提出修改意见(批准),由你再整理,我再修改。然后,全家人集体讨论或阅读。要写好一本回忆录,只有大家辛勤劳动,才能达到 比较理想的结果。”(邱会作2002年2月20日给程光的信,扫描件见2011年8月24日专题研讨会上程光的书面发言之附件1)父亲还委托我把他回忆录后半部分整理好,由他最后定稿。我提交的这个稿子是父亲作最后修改的稿子(我 称为“02稿”),因为不幸的是,两个月后父亲突然重病,四个月后离开了我们。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反复研读这四个稿子:即90稿(手稿)、96稿(打印本)、99稿(父亲亲笔修改稿,约120万字)、02稿(父亲已修改审批前半部的稿,约一百万字),发现它们之间有差异。

父亲写回忆经历了21年(1981~2002),这和他参加武装斗争的21年(1929~1950),和他建国后工作的21年(1950~1971)一样是个漫长的过程。这最后的二十余年是中国冲破文革思想禁锢,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生活在其中的父 亲,思想和写作起了很大变化。他早期的写作压抑、封闭,多为申诉和辩解,受迫害的怨气和对领袖的旧情纠缠在一起,以90稿最明显,96稿仍有痕迹。但96稿还是放开了思想,对史实敢说敢写,对领袖的错误直言不讳,可还有被冤屈求清白的情绪和辩解时的激愤。 晚年的父亲逐渐摆脱了那些,他的99稿和02稿中继续思想解放,深思熟虑,多了总结反思,史实更加丰富,评写领袖功过更客观。其实,父亲的思想一直 在变化,在二十余年的武装斗争中,他从少年士兵成长为高级将领,在二十余年的国家建设中,他逐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队和国家经济工作负责人之一。而他 一生最后经历的二十余年是改革开放年代,思想变化更大。这其间他大量读书,上老年大学,一些文献资料,如毛泽东等人文稿、周恩来等人的年谱、党史军史专著 和能找到的老同志的回忆录,常放在他的案头。一些重大事件,如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高层人事变动,以及国家改革发展上一些大事,都促使他反复思考。晚 年的父亲站得高了,想得深了,视野和心胸更开阔。然而,这也带来了“问题”。我对照他的四个稿本和谈话记录、录音,发现他早期的和晚年的回忆在史实上、事 理上有时不尽相同,甚至有时在同一时期的文字中也有差别,当然其中有的是记错、混淆,有的是笔误(还有明显的誊写打印错误)。他毕竟是八十多岁在独自操笔 的老人了。

这些问题的出现,父亲在世时我发现后会问他并更正。然而,因为父亲的去世,回忆录的继续整理工作就有了 不确定性。相关人员对回忆录的整理有不同意见。我的意见主要是:

我主张用02稿,那是父亲最后看过、前半部有他审批的文字依据。

对于在作者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一定要有证物说明这是他的作品(他给我的信和委托正好用上)。

我主张不叫“回忆录”,应叫《邱会作回忆遗稿》,并向读者说明,此稿全部是作者亲著,后半部还没来得及 最后审定就去世了,这要告知读者。

我还坚持,只要用了父亲的名义出书,无论以哪个稿本为准,我们只能“作减法”,不许“作加法”,谁要补 充,就加在以他自己名义写的另外作品里。我鼓励家人都写一些回忆父亲的文字。

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面世的由“蓝岭”担任特邀编辑的《邱会作回忆录》没有采纳我的意见。而我对已经记写 了十几年的《心灵的对话》的整理、核准,主要比照了02稿、99稿及父亲晚年的一些谈话录音。

应该说《邱回忆》和《对话》都是后人努力的结果,经不同的整理,一个是原著史,一个是谈话录,风格内容 自然不会一模一样,在总的大局和绝大多数史实一致的情况下,因叙述和转述,角度不同,必然会有些差别。余先生不去强调 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和对还原历史真相共同起到的重要作用,却列举了不少差异,将其上升到“真伪”的高度。对此我不敢苟同。

余先生2006年与我交往,得知我这儿有父亲回忆稿后想看,我给了他02稿的一些文革前部分,文革后的我没给,因为父亲还没有最后审定,我持慎重态度。

余先生掌握较多资料,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某些档案文献,他劝我以那些文件的记载对我父亲的回忆进行更 正和补充,他可以提供些资料。但我更想以原稿为准,无关紧要处不作大的改动。余先生提出的那些文件和他的辨析,父亲在世时不可能看到,如 果按照那样修订,回忆录看起来虽然会“精准”很多,但却不是回忆者本人的东西。我觉得回忆录是父亲在困难条件下写的,瑕疵不可避免,但无大碍,宁可“抱 缺”。同时,我对某些官方的东西,那怕是文件,并不完全相信,它们有些不是说明真相,而是在讲政治,我又没有条件核对原始档案。如果按它们对回忆录进行加 工或更改,“细节”上或许精准,但那不再是父亲的回忆,甚至可能出现我一时无法察觉、无法判断的纰漏。更何况,父亲回忆的价值在于他是当事人,保持他亲 历、亲见、亲闻、亲写、亲说的原样为好,按一些可以看到文件的学者的论著把父亲回忆录改得更严谨和精确,让某些东西出现在没有那样条件写作的父亲的“笔 下”,我怕会破坏了回忆录的整体真实性。何况,父亲曾写信向我嘱咐:“我不强迫任何人接受我的思想,但也决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思想。脑袋是个人唯一的‘私产 ’,这是我向来的坚决原则立场。”(邱会作1985年9月7日给程光的信,见程光著《心灵的对话》上册第8页影印件。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 第一版)

我对于整理父亲回忆录时使用稿本的意见,余先生早就知 道,他和北星出版社的人接触时问及此事并得到答复,也被告知我父亲给我的信和委托的内容。

直到《邱会作回忆录》已进入编辑出版阶段了我都还不知晓。余先生和我有联 系,我把知道的和有的资料尽可能给他,之前还在电话上谈过。他给我回复时称“谢谢你的信任”。我是在《邱回忆》出版后才知道余先生参与其 中,是特邀编辑,之前只是偶闻,不敢相信他会瞒着我做此事。我看到《邱回忆》书中有些是我整理后给余先生 的内容,特别是开头的“七大”之前几章,基本雷同,连我个人习惯的错别字也一样。我很惊讶,但也高兴,因为我能多出力就多出一点。每当我听到别人说《邱回 忆》的长处,心里就高兴,听到议论它的不足,就感到难过,因为那是印着我父亲名字出版的作品。

《邱回忆》一出版就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关注,但我惊奇地发现,它才出版了三个多月就进行了重大改版,且没 有告知公众。我父亲去世九年了。有读者对一些史实质疑,此书立即就大改,会有极大的负面效应。人死不能复生,逝者再修改他身后出版的新书,是令人难以理解 的,会引起读者对回忆录真实性的极大怀疑。无论是认为著书的人言假,还是认为编书的人作假,都令人心痛。在我心中,余先生是专家, 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倒很想听他说说对我父亲的回忆录改了哪里?怎么改的?依据是什么?很多读者是在第一时间买到的初版书,而现在又有了内容变化了 的另一改版本,如不予以说明,会引起混乱。

我熟读父亲各个时期的回忆稿,我可以从余先生参与 编辑的《邱回忆》中找出的瑕疵,要远比他从《对话》中找出的多。但我不愿意那样做,因为那是《邱回忆》编辑的任务。我仅为了回应《真相》一文,不得不在这 里略举《邱回忆》编辑中发生太多问题中的几例。

如:初版的《邱回忆》第509页上写,1967年1月25日陈伯达按林彪的要求写了手令要造反派“立即放出邱会作”,从造反派手中救出了我父亲。在改版后已变成了 林彪写手令。这个让我父亲转危为安的大事,他决不 应记错,《邱回忆》中这么重大的史实错误是怎么出现的?后来编辑者为什么要悄悄改掉?是不是都应该向读者有所交代?

我不愿纠缠在细末之处,再说两个较大的失误。

其一、编辑者为《邱回忆》加上了别人已发表的东西,当成了邱会作本人的回忆。

余先生曾在2008年以“余汝信”笔名发表《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载2008年7月23日《华夏文摘》增刊662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94期,http://museums.cnd.org/CR/ZK08/cr494.gb.html#1)。首次公开披露了叶剑英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之前的文革史著述中从未有作者提及或引用 过,因为叶的这一讲话从未在后来出版的文革著述或文件汇编中出现过。令人惊奇的是,在网上传播已久引人注目的余先生这篇文章 中的一些内容,赫然出现在了几年后出版的《邱回忆》第二十一章“军队文革的序幕”中,特别是“叶帅的总结”这一节里,在第409页到410页上叶剑英的讲话,很多段落内容与余汝信文章里披露的叶帅讲话雷同。我父亲不可能写下那样的内容,因为 他在世时不可能再看到该篇叶剑英讲话,只能想起几个大概要点,不可能大段地写出与讲话原文几乎一样的回忆。

其二、编辑者为《邱回忆》加进了并非邱会作本人所写的东西。

2007年有人写了文章《深切的怀念》,曾打算在杂志或书上发表。很多人都知道此文(《怀念林彪》,见2011年8月24日专题研讨会上程光的书面发言之附件3),余先生知道该文,还对该文做过编辑工作,并向某些杂志和出版者推荐过,此文在相当范围内流传,业内 人士多有知晓。可是,现在它的主要内容被移植到了《邱回忆》中的第二十八章,成为“文革往事”一节(591页到596页),这个虽然意义重大但却并非邱会作亲历的故事,被改换人称和叙述角度,变成了邱会作的回忆,显得非 常生硬和牵强。何况,父亲回忆录中的文革部分本来都是“文革往事”,在其中再来夹进单独的一节“文革住事”,逻辑不通,思想混乱。这些文字和以上“罗瑞卿 问题”中的某些表述,在我父亲邱会作任何时期的手稿中都没有。这种“编辑”手法显然会严重影响到读者对整个回忆录的信任。

类似这样“作加法”的情况还有很多,我曾列举了十个方面几十个问题,在《邱回忆》即将面世之前给相关人 士写了一封信(见2011年8月24日专题研讨会上程光的书面发言之附件4),之后也转给了余先生,诚恳指出一定要删掉这些不应有的内容,却没有得到回 应。

我看到由“蓝岭”编辑的《邱回忆》发生的这类问题,非常压抑,几个月后看到刚出版的回忆录又作了重要改 版,更是痛心。这次改动,想必是为了减少负面影响,尽可能不声张。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这种暗中进行的修改一旦被指责是“作伪”,会对《邱回忆》的真实性 和可信度产生灾难性后果。编者起码应该对此有一个解释。我想,与其暗中改掉,不如加上注解、做出说明为好。这样可以得到广大读者的谅解,也可以使研究者不 会因为引用初版书中被改掉了的内容而发生错误。但是余先生却在此时此刻尖锐地提出《对话》的问题,并反复引用 《邱回忆》作为“真实”的样板来对比,强调《邱回忆》比《对话》“离真相更近”,这样做,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我回答余先生对《对话》的质疑,就得说说这本书的形成。本来看看 《对话》一书的前言就清楚了,但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说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父亲就开始和我交谈,我在《对话》一书中发表了那时他给我的一封信的手迹,他 谈了让我与他一起考虑“思想问题”。我记下他谈的,最早是写在一些卡片上,有他坐下来长谈、父子问答的内容,有他茶余饭后的三言两语,有陪他散步闲聊时的 即兴议论,有他和别人聊天中的内容,有他和我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我常会问他一些问题,有的是直接问;有的是我把一些不同观点、不同说法向他转述,拿一些资 料让他看,也是一种问;还有就是在聊天中不知不觉地就问了起来。他有时直接回答我,有时想了以后再说;有的是没有马上回答,而在以后谈论别的问题时涉及到 它,让我有了答案。父亲谈的问题,有的说了一次,有的说了多遍;有时说的不完全,但把他多次说的集中起来就丰富了;有的谈过了,后来有所更正;有的是他后 来记起新的内容,又对我说,补充原来的空缺。我把这些都记下来,久而久之,有了五百多张卡片、七个本子,后来有了电脑,及时输入,累积成了几十万字的电子 文档。

也许有人认为,让父亲坐在那里作个一问一答的完整录音录相,才算是真正的“对话”。我何尝不想那样!但 父亲当时还在“保外就医”监管之中,之后还有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生活艰辛拮据,我们没有条件那样作。我能坚持十几年陆续记下他谈的,已属不易。后来情况好 些了,我作了些录音,先是用学英语的磁带机,效果不好。父子交谈,中间放了那个,双方都不自在。2000年夏天,我因女儿要出国读研,带她到北京探望在那儿的父亲,然后我留下和父亲就他的回忆稿长谈了几天。 在此前后,一位业内友人对他作访谈,作了录音,之后父亲对一些录音稿作了审改。我们感谢那位勇敢者,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资料。因为他是第三方,公信力更 强,我在核准《对话》时也和这一录音记录比照。尽管有些父亲和我谈的,比他在外人作访谈录音时说的更无拘束、更放得开、内容更多,但我还是对一些精华之处 “割爱”,在最终核准《对话》时多以“中立方”的录音为准了。

我把自己记录的谈话内容细心整理、取舍、归纳,不断充实。早在1996年“对话”就形成了初稿。父亲大略翻了一遍,对有关庐山会议的两大章约十万字读得细,说写得可以,就这 样做下去吧,但不要成为他忆述的简单重复,要有自己的解读。

我第一个《对话》稿是用自来水钢笔写在十六开办公纸上,曾给几位朋友和学者看,他们给我的回复、书面意 见都在。以后几年里相继修改打印的《对话》三个稿本都请人看过。

余先生在《真相》一文开始就武断地宣称,我父亲和我没有进行对话,这是他写作《真相》一文的主导思想和逻 辑基础。只要余先 生参与编辑的《邱回忆》中缺少的或被他更改了的,只要余先生认为或是听说是“假的”,他就可以对《对话》中的内容 加以否定。余先 生与我父亲从没谋面,我父亲与我是否有过对话,这个应当由我们父子两人说明的问题,为何他竟然有此断言?那么最好让父亲来说吧,虽然他走了,但他的信留下 来了,现在我手里仍存有数十封,从他早期1985年写给我的信,直到晚年的2002年去世前写给我的信,都一直在说和我谈。父亲要求我对他的回忆录,把“平时断续同你谈的进行加工整 理”,要我“放开思想,按照想的大胆干”。一本书的长短优劣可以商榷讨论,但作为我和父亲这两个当事人以外的人,显然不应妄言我父亲和我“没有谈”,读了我父亲留下的这些信,真相就大白了。

我父亲晚年可以看到更多的资料,和更多的人交流,读了很多领导人和将帅的回忆,激活了他许多记忆,写作 时思想很大地解放和提高了。这和他早期所写的有较大差异,可以说是越写越好,越谈越好,在他的99稿、02稿和晚年的谈话中达到高峰。而这些,并没有完全体现在由“蓝岭”编辑的《邱回忆》中。父亲要求我把他谈 的整理到回忆录中去,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完全实现,我尽可能地把它们保留在《对话》中了。

首先,多了父亲逐年加深的反思、分析、总结。它们都源于史实,无论是他那时的想法,还是之后的反思,都 很珍贵,要尽可能记录,传承下去。其次,多了那时国家和军队的情况,如“二月逆流”、“九大”后中央工作、父亲参与的军工生产、战备、援外,以及庐山会议 后中央政局的发展和演变等,他回忆口述较多,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整体风貌,缺少了这些,就成了文革中只有“两条路线斗争”了。再次,多了父亲出狱后的生活和 写回忆的情况。父亲尽晚年生命之力写作回忆,我在《对话》中把这些记写了一些,得到了读者的反馈和认同。

余先生发现《对话》的内容多了,武断地说是我的添加、杜撰,特别指出那些与《邱回忆》有差异的地方。我认 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并不是分歧,而是不同角度的叙述,有的是出自不同稿本,有的是父亲不断作的补充。对此我认真地核对,发现余先生举证中引 用作为样板的《邱回忆》内容,多处与作者原稿有差别或是原稿中根本就没有,而是以后被编辑加工或更改过的,余先生怎么好以 它们为准,反过来去质疑别人呢?

比如,余先生在《真相》一文中举证:中央政治局开会宣布林彪死讯的 时间为1971年9月14日,指出《对话》说的15日开会是错的,而《邱回忆》中说14日开会才是对的。

我查阅了父亲的回忆录,1996年打印稿上明确写着,中央是9月15日宣布的。

我又找出了父亲2000年9月一次录音(现保存完好),他说:15日又是政治局会议,晚上还是在福建厅。办了3件事,第一件事,总理宣布林彪9人死在温都尔汗,是机毁人亡吧!……张春桥就自动到福建厅的门外打了酒,张春桥就祝贺了。

我还查看了父亲在1990年《回忆周恩来》手稿第149页写的:9月15日晚上,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的会场上,做了更为“精彩”的表演。他自己亲自去厅内的服务台那 里拿来了酒杯和茅台酒,亲自给参加会议的每一位政治局委员斟一杯酒。他举杯高声说:“我们团结起来,大家举杯祝贺胜利!”

    我又查阅到,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提到,9月15日晚8时,周恩来宣布飞机已经坠毁(吴法宪著《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 第一版,下册868—869页)。李作鹏在回忆录中也说,15日晚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了机毁人亡的消息(李作鹏著《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 第一版,下册699页)。我想,这个事关吴、李、邱个人命运的大事,他们绝不会都记错吧?

余先生举出《周恩来年谱》和个别官员的说法证明他的正确。但我要强调,回忆录是当事人自己的表述,要忠实 于原作者。而辨析考证是史学家的事,把个人回忆录改得像正史或与官方说法一模一样是有害的。把原作者的表述删除,再把别人更改的东西当成作者的回忆公开发 表,更是不妥。

余先生对《对话》的质疑,我先举出以上例子予以答复,因为这对揭示“九一三事件”真相有重要作用。类似这 样“强加”给当事人的地方很多,逐一辨析需大量篇幅,只需举例剖析即可举一反三。

对余先生指责《对话》的问题,我将另作专文予以答复,如上面答 复“周恩来是哪天向政治局宣布林彪死讯”质问的格式一样,先列出余先生的质问,然后展示我父亲相应的手稿、他修改的打印稿、 他的谈话录音记录。关键处均扫描出真迹,并告知它在原稿中的具体位置页数行数,谈话录音还说明是哪一天在哪里谈的。我还可做成一个“索引表”和“对比 表”。只要余先 生请求,我可以奉上,方 便余先生检索阅读——特别是那些父亲原稿中有的、父亲亲笔修改的、父亲原话中说的,而现在《邱回忆》中不 见踪影的或被更改了替换了的。我恳请余先 生仔细核对一下作者原稿和录音之后,再发出他的那些质疑不迟,那样对于学术研究,对于探寻真相,或许更有益。

为此,我会对余先生在《真相》一文中提出的有关重要问题的质疑,如首都工 作组、军委看守小组与军委办事组、1966年7月毛给江青的信、江青叶群进“九大”政治局、陈伯达把林彪推上第一线、“九一三”凌晨的政治局会议等, 用以上格式针对每一质问均写出专题文章。因为文中有大量扫描件,工作量很大,还要保护那些存放已久的脆弱手稿无损,颇费时间。我将尽快把这些文章做好,早 日面世,以正视听。

既然余先生对《对话》一书提出质疑,我也希望他对我提出的《邱回 忆》一书的编辑问题给予正面回答,哪怕是一个问题也好。余先生质问《对话》第一个、也是最多的是“罗瑞卿问题”,声 称每一句话都有错,那他就应当回答我对此的质疑,说明他是怎么编辑《邱回忆》中“罗瑞卿问题”的内容的?作为学术交流,我已把父亲相关“罗瑞卿问题”初稿 中有他修改手迹的打印稿的首页扫描出来了,注明它们在那里有多少页(见本文后附件),我还要告知,我父亲2000年6月21日对罗瑞卿问题作过两个多小时录音,与此同时,我再次引用了余先生2008年发表的那篇谈“罗瑞卿问题”的文章,只要将它和我父亲的那些原著相互进行对照,就会发现,现在《邱回 忆》中的有些内容,和我父亲手稿、修改稿,谈话录音相差远矣,即可对那些被编辑者增加、删改、移植进去的东西一目了然。当然,我会事先将此文交余先生 过目,仅作为将来再修订《邱回忆》时的参照,如确有必要,亦可日后发表,一切悉听尊便。

出于学术的严肃,我还要请余先生回答,《邱回忆》中“文革往事”一节(591页到596页)来源于何处?我查了父亲上百万字的手稿、打印稿、录音稿、书信和他写的笔记,找不到他亲笔写或说过 那些文字。已有研究者和读者在追问,这些《邱回忆》中的内容到底是不是邱会作本人亲笔所著?如是,请出示手稿或录音,以指正我的寡闻,解读者之疑惑。如果 不是,那不仅伤害了我的父亲,更失信于读者,而对于该书编辑者来说,是不是应该向读者作出解释?

余先生提出《邱回忆》与《对话》之间有些差异,我不否认,但我要强调,口述记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正 史,《对话》仅仅是当事人述说对历史事件的观察、记忆和个人感受,由我记写下来,有时难免有局限性。其实,《对话》和《邱回忆》中的差异,也不止余先生指出的那 些,以他的水平,还能挑出更多。比如,那个“陈伯达下手令”的事,留心文革史的人不会无视,余先生更是应当 看出来。果然,在《邱回忆》改版时就采用了《对话》102页中的说法,修正为“林彪下手令”。像这样做的还有多处,把前后两版《邱回忆》对照,即可看出,这里不 再赘述。

对于《邱回忆》改版,我保持了沉默,如果不是有人执意要对比两本书“谁离真相更近”,我会永远沉默下 去,因为即便它被编辑者更改了一些,仍不失其整体上的重要价值。之前我向很多人说过,希望这件事淡化,不希望它成为热点,那样会让人们因为不明真相而困 惑,从注重《邱回忆》的精华之处转移了视线。虽然《邱回忆》的原稿就受历史的局限,也有瑕疵,但它毕竟是印有我父亲名字的一部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作品。

我不否认我的《对话》有瑕疵,也不能肯定每次记写一点不差,更何况还受到客观环境、自身的认识水准影 响,以及因为父亲年龄渐老而对某些事件的记忆差错,或是被我误记。我们没有现在史学研究者能够看到更多史料文件的条件,出现错漏在所难免。但是我更想说, 父亲为回忆这段历史努力了二十年,后人为他完成的这两本书都披露了丰富的史料,澄清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长期被政治宣传所颠倒、所模糊的真相。我希望文革 史研究者理性地看待这两本书之间的关系,很好地使用它们所披露出来的内容,引导读者关注两本书在整体大局上的一致,在内容上的互相印证和支持,研究探索那 一段重要历史的真相。

《邱会作回忆录》和《心灵的对话》,还有《吴法宪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都是他们的后人为完成他 们遗志所努力的成果。我对一切帮助过我们的人表示感谢,希望更多的人参与我们的行列,把前人留下的珍贵史料继续挖掘好整理好,留给后世。在这中间,少不了 学术批评和史料考证,有监督才能作得更好。余先 生对此提出了这么多质疑,有些未免过于武断,但它提醒了我,让我为成全自己一个心愿而下了决心。我准备搞一个《邱会作回忆手稿汇集》,里面准备采用的全部 是令人信服的原稿扫描件,包括父亲的90稿(手迹),96稿、99稿、02稿(即打印稿上有父亲的亲笔修改)。这么大容量的内容看来印刷、出版很难,但现代科技给了我们手段,我 只用文字表达各种版本的目录、概要简介和索引,其他的用扫描原件录入到随书附加的光盘上,这就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全面开放的平台。人们看到它 以后,可以从父亲不懈的写作和清晰的修改中发现,他多方面的回忆、逐渐加深的反思、认真的总结,远比我为他记写的《对话》更丰富、更深刻。他的勤勉努力、 他的开放胸怀,也一定会得到世人的赞许与认可。而且人们一定也会发现,几个稿子本身就有差异,它们远比《谁离真相更近?》中精心挑出的那些问题要多。然 而,正是这些差异,记录着父亲二十余年来为写出真相、探索真相、反思真相所走过的艰辛的路,而把这个事说清楚了,本身也搞清楚了一个很多人想知道的真相。

对《邱回忆》和《对话》两本书的那些差异,建议暂不作无谓之争,因为《邱会作回忆手稿汇集》完成后,问 题就比较简单、易于解决,那时就有了一个最可信的标杆。《对话》有信心经得起读者、资料、父亲手迹、谈话记录和录音的考验。

我是一个工程师,在文史写作和史学研究上可以说都是外行,受父亲的委托才作点文革史研究,只想把父亲的 东西更多地留给后世。我在这方面是个新手,很想向专家学者们请教,与大家共同努力探索历史的真相。《对话》是在缺少资料,难于与原始档案核对的情况下长期 积累记写的,难免有疏漏之处,少不了差错和误笔,还请读者见谅,宽容待之,并予以指正!

(说明:此文原为提交给2011年8月24日北京文衡文化公司与《记忆》编辑部组织的专题研讨会答复余汝信先生 的书面发言,并未考虑发表。因余先 生坚持要将其文公开发表,遂略作修订后发表作为回应。)

2011年8月 修改于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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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

石  平

 

姚文元(1931年—2005年12月), 男,浙江诸暨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共上 海市卢湾团委、卢湾区委、《萌芽》杂志社、《文艺月报》社、《解放》杂志社、《解放日报》社工作。1955年因发表批判胡风的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得到张春桥赏识。1957年因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1965年,经毛泽东同意,在江青、张春桥的授意和组织下,执笔写作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当年11月10日 在《文汇报》发表,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后,从《解放日报》编委一跃而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6年再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初,和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起制造“一月风暴”。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 二书记。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央委员。中共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11月, 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先后参与和组织批林批孔、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1968年8月 至1976年10月,直接分管《红旗》杂志社。1976年10月6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7月,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姚文元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其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 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姚文元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称自己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挂不到一起”。1996年10月 出狱,隐居浙江省湖州市和上海市。2005年12月23日病故。

 

一、姚文元与《红旗》关系的五个阶段

 

《红旗》杂志是由毛泽东提议并亲自主持经中共中央批准创办的,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刊 物,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也是文革中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两报一刊”中的“一刊”。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有着极不寻常的关系。

《红旗》杂志1958年6月1日创刊,1988年6月 停刊。以文革为界,《红旗》杂志30年大体经历了三个时 期:文革前8年,文革10年,文革后12年。 总的说,姚文元主要与第二阶段的《红旗》杂志关系密切,但彼此之间的渊源更早些。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读者与编者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被批判与批 判的关系;如果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再细分一下,那就是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读者与编者、作者与编者的关系。从1958年6月 《红旗》杂志创刊,到1964年3月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再到1967年8月,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是读者与编者、作者与编者的关系。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第一次发生联系是1961年2月。 当时,《红旗》杂志社在全国选调干部,姚文元是人选之一。1961年2月1日,中宣部干部处在报告中说:

 

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拟从部分省、市委主办的报社、理论刊物等单位调一些理论干部加强红旗、中央宣传 部、人民日报。为此,红旗、人民日报、高级党校和本部有关处初步提出了这份名单,共53人,作为我们内部了解和选拔的对象。

 

这份名单中上海市有4人,包括刘思慕(《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姚文元(《解放》杂志编辑)、朱宁远(市委党校干部)、李家 齐(市委副秘书长)。2月21日,人事部门对姚文元的介绍和评语为:

 

姚文元,男,30岁,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1950年参加工作,1948年 入党。原有文化程度高中。曾任上海卢湾区团委干事、秘书、宣传部副部长,区委宣传科长,上海“萌芽”杂志社诗歌组组长,“文艺月报”理论组组长等职,现任 上海“解放”杂志编辑。该同志政治历史无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立场鲜明,工作有热情,朝气蓬勃,有一定的文艺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主要缺点是 有时看问题有些偏激。身体健康,行政13级。

 

  姚文元最终未被《红旗》杂志社选上。他本人是否知道此事,至今是个谜。但这份鉴定起草者肯定做梦也 想不到,“看问题有些偏激”的姚文元,仅仅五年之后即荣升为“中央首长”,七年后成为《红旗》杂志社的实际负责人。而且,当1974年10月 《红旗》杂志社拟成立党的核心小组,《红旗》杂志编辑小组和驻《红旗》杂志工宣队想请姚文元兼任核心小组组长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直截了当地拒绝 了。

  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刊于 《红旗》杂志1964年第6期。 我在《求是》杂志社档案室见过该文初稿的原件,共8页。姚 文元用钢笔工工整整地书写在稿纸上,不似发迹之后爱用铅笔批示。此后,《红旗》发表过他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有的是转载,有的和报纸同时刊登。这些文章包 括:《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1966年4期),《评“三家村”》(1966年7期),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967年1期),《评陶铸的两本书》(1967年14期),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968年2期),《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3期)。 此外,还有部分评论员文章是他写的。

  第二阶段,姚文元“帮陈伯达看稿子”。1967年8月,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陈伯达宣布编辑工作由姚文元、戚本禹帮他看稿子。1968年 初,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姚文元协助陈伯达管《红旗》杂志编辑工作。

  第三阶段,实际主管编辑工作。1968年8月, 姚文元与陈伯达共同负责《红旗》杂志社的工作,实际主管编辑工作。“六人小组”成员周某某1976年12月9日在揭发材料中说:

 

  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姚贼在《红旗》“六人小组”上说:“陈伯达破 坏《红旗》是明显的,半年不出刊。毛主席让我管《红旗》,是夺了陈伯达的权。”

 

  第四阶段,全面负责《红旗》杂志社工作。从1970年9月 陈伯达被隔离审查,到1976年10月姚文元被捕前,姚文元全面负责《红旗》杂志社工作。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的二、三、四阶段,合起来可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第五阶段,被批判与批判的关系。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10月22日,《红旗》杂志社召开“声讨‘四人帮’大会”,揭开了社内批判“四人帮”的序幕。从此,姚文元成为《红 旗》杂志反复批判的主要对象。

 

二、勤勉敬业的“喉舌”总管

 

1968年8月 以后,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社控制很严。用“六人小组”成员、工宣队负责人孟兵山的话说,“从版面到机关工作,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1977年1月6日的揭发材料)。而《红旗》杂志编辑部则在十年后,做了这样的揭发:

 

早在一九六八年,姚文元就从陈伯达手中接过《红旗》杂志。为了把这个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变为“四人帮”的 喉舌,他把原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赶走。他背着中央,物色党羽,安插心腹,成立了一个听命于他的所谓“六人小组”,完全攫夺了《红旗》杂志的领导权。到 “四人帮”垮台为止,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关于《红旗》的工作和选题,姚文元竟无片纸只字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除“四人帮”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谁 也不能过问这个杂志。甚至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同志推荐给《红旗》的稿件,姚文元都借故不予刊登。《红旗》杂志成了“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针插不进、 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评姚文元》,《红旗》1978年第10期)

 

姚文元偶尔亲临《红旗》杂志社。1972年8月 去过一次,此后很长时间未去。但在唐山地震前后,他一反常态,接连去了三次。

  第一次是1976年7月9日下午,先和机关同志谈话。姚文元说:“平常见得少,能来的都见见。部队和施工部队问候一下。”然后和“编辑 组”谈话。最后和“六人小组”谈话,专门讲到毛泽东、朱德的病情。

  第二次是7月30日,指示“六人小组”送杂志去灾区。

  第三次是8月12日 下午,姚文元先找机关领导成员和编辑小组全体成员谈话,听取从唐山回来的人汇报,着重讲抗震救灾与批邓的关 系:

 

  批邓不限于地震,地震也是批邓课堂,说明邓小平一系列谬论破产。邓讲物质刺激,但灾区最少物质,积 极很大;邓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物质基础,正好是群众起来,四面八方支援,灾区人民自力更生;说积重难返,雷锋不在,实际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坚强;说软、 懒、散,实际很有战斗力,在突然事变面前,能把唐山说是软、懒、散吗?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方面。有的地方派性厉害,但事变来了仍要共同战斗,要从本质上发现 群众的积极性。唐山、丰南两篇文章都要说明以阶级斗争为纲。

  唐山人民英勇无畏无私,报上有报道,原因何在,我们文章要写出来。邓小平说乱、糟、偏,真正碰见大 问题,表现都很好,要看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变修怎么办?大风大浪,涌现出一批人来。地震时,省委第一书记还在解决保定问题,自己搞的,赶快赶去。在困难条 件下,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条件好了之后,如何坚持下去。小靳庄就有规划,震掉了一些私有观念,说震光了不一定,但震掉了一些。

  全国情况:唐山抗震救灾对大家鼓舞很大,对全国教育鼓舞,支援灾区,有地震可能的地方也吸取教训, 如山东、山西。阶级斗争方面,有的地方有谣言,包括政治、地震都有,坏分子有活动。第二,有人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要转变纲,去抓生产,这是个别的,属于 党内的思想动态。是否仍然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唐山的抗震斗争说明文化大革命深刻意义还是相反?第三,有点忧虑,今年又是天安门事件,又是总理、朱总去 世,又是地震,还会不会出什么事?天安门前和阶级敌人斗,战胜天安门广场政治地震,天安门仍壮丽,又战胜自然灾害,好的是主要的,生产好了,以自己努力把 灾区损失补回来。考虑全国思想情况写文章。

 

  会上,姚文元还哼了几句咸丰四年(1854年)苏浙鲁地震时,洪秀全降诏中的几句诗:“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同时今日好诛妖”, “一统江山图已到”,并指令把这几句诗写进《我国地震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红旗》1976年第9期)一文中去。

  但姚文元控制《红旗》杂志,主要不是靠亲自去,而是采取其他六种方式:一是谈话,二是批示,三是审 稿,四是控制“六人小组”,五是设立《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六是在《红旗》杂志社安插亲信。

  1.谈话。姚文元除经常给《红旗》杂志社打电话外,大体每月开一次会。开始时,姚文元指定编辑小组召集人许某某、 林某某、余某和工宣队负责人孟某某四人参加会议,后来陆续增加了编辑胡锡涛和办公室周某某,即所谓的“六人小组”。1969年至1976年, 据不完全统计,姚文元关于《红旗》杂志的谈话150多次, 其中面谈80多次,电话70多次。主要谈《红旗》杂志的选题计划、稿件修改、约稿,以及社务工作等。他对《红旗》杂志编辑小组召集 人的谈话,每次都有原始记录,我见过这些谈话记录的原件,也 见过1977年3月根据部分记录整理出来的“供批判用”的铅印本——《反党分子姚文元对原〈红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记 录稿(1973.10——1976.9)》。《红旗》杂志第二任总编辑王殊在铅印本的清样上批示:“除专案组外,请送一些宣传单位,包括人民 日报、新华社、广播局、光明日报、学部、外文局。”

  2.批示。姚文元关于《红旗》杂志社的批示很多,有时几天一次,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几次。1969年至1976年, 据不完全统计(缺1971年上半年、1972年下半年、1976年 上半年的批示),姚文元关于《红旗》杂志的批示达780多 件,平均每年超过100次。《红旗》杂志社事无巨细,都要 向姚文元请示报告,而他则事必躬亲,不断指示、批示。当然,中心内容是《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包括重点选题计划,文章约稿情况,文章修改情况,调查研究 情况,版面安排,封面设计,毛主席语录的选摘,等等。

  3.审稿。审稿是姚文元最花费精力的工作,暂时无法统计他究竟审改了多少稿件,但确实为数不少,仅我所见,已过百 篇。凡是他认为的重要稿件,都要亲自修改,有的改好几遍。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这些文章给他日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其中的两篇文章于1980年11月2日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以下简称《起诉书》)。一篇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红旗》1976年第3期)。《起诉书》在叙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28条罪状时,明确提到了这篇文章(参见《历史的审判》第30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姚文元高度重视池恒这篇文章,除多次打电话密授机宜外,还经过他六次精心审改才定稿。第二篇“荣登” 《起诉书》的是《加强工人民兵的建设》(《红旗》1976年第8期)。《起诉书》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第46条罪状写道:“八月,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上海写作组在《红旗》发表的《加强工人民兵的建设》一文中,提 出这支民兵武装力量‘要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为暴力镇压和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历史的审判》第42—43页)这个罪名之重,甚至超过了第一篇。好在经过律师的辩护,最后只作为姚文元的“思想认识”问题而非刑事 责任。

  “六人小组”成员周某某在揭发材料中说:姚文元经常表白自己:“来《红旗》工作,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是作具体工作的,不是来做官,要是有做官思想,肯定是要失望的。”“我是《红旗》编辑小组的一员”,“是做具体工作的”。正如周所说的,姚文元一方面在 “为党作具体工作”的幌子下控制《红旗》的编辑出版工作,但另一方面,如果从敬业的角度来评价,姚文元绝对算得上一个勤勉的总编辑(虽然他不愿意挂这个 名)。

    4.控制“六人小组”。姚文元分管《红旗》杂志社期间,杂志社成立了一个“临时编辑小组”(1972年7月 初改为“编辑小组”,1969年6月由12人 组成,到1970年8、9月 增加到近20人),具体负责编辑工作。“临时编辑小组”或 “编辑小组”中设“召集人”,又称“六人小组”,实际是《红旗》杂志社的领导机构。对于“六人小组”,姚文元有一个逐步信任的过程。1972年之前,他对《红旗》杂志社的领导班子作过多次更换,对几个召集人也进行了考察、驯服。他一度想把朱永 嘉安插在《红旗》杂志社党的核心小组,但后来因为 “六人小组”对姚越来越驯服,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在“六人小组”之前,《红旗》杂志还有一个领导机构,即1968年10月 成立的“驻《红旗》杂志工宣队”。工宣队负责人孟兵山也是“六人小组”成员,但他对“六人小组”后来居上、逐渐超越工宣队的权力耿耿于怀,以至提出“是编 辑组领导工宣队,还是工宣队领导编辑组”的疑问。

5.设立上海组稿组。1976年11月23日,“六人小组”成员胡锡涛在揭发材料《反党分子姚文元是怎样控制〈红旗〉的?》中说:

 

    一 九六八年九、十月间,姚文元窜到上海,扬言他受毛主席的委托,接管了《红旗》。据说,由他和张春桥点名,经“中央文革”批准(实际上就是江青和张、姚点名 自批),专门成立一个“《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这个组的人员就是上海写作组的三个头头:朱永嘉、肖木、王知常(原先还有徐景贤,后来名字勾掉了)。这 就是姚接管《红旗》后最早的、也是最信得过的一套班子。

    他给“组稿组”规定的任务,大致有这样几方面:(1)每月每期要给《红旗》输送一至二篇重头文章,二至三篇基层的调查报告或学习体会文章。(2)通过这个组,以《红旗》名义,在上海各系统、各单位召开各种座谈会,并要及时地向张、姚书面回报座谈 情况,实际上是向张、姚搜集情报。(注:据了解,凡开座谈会或搜集情报,往往是张春桥的老婆文静也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文静的控制。)(3)根据张、姚直接布置的题目,起草一些重要文件或专题调查报告。(4)协助徐景贤审阅《文汇报》、《解放日报》每天的版样,审查大、中、小学的教材,为张、姚、徐控制上海 意识形态领域作参谋。(5)以写稿为名,组织理论战线的人 员,逐步形成分散性的各种“外围”写作单位,实际上是为张、姚扩大山头而物色写作人材。……

上海组稿组给《红旗》的文章,《红旗》编辑不得随意改动,只有核对引文的权利。如有文字上的增删,必须 写明一份是“标注稿”,经姚审定后才能算数。这是姚从接管《红旗》一开始就规定的“纪律”。这条“纪律”,表明了他对上海组稿从来是看作自己的“嫡系部 队”。他让这支“嫡系部队”凌驾于《红旗》的一般编辑之上,使人对上海望而生畏,这是他极力控制《红旗》的第一个突出标志。近年来,《红旗》编辑对上海稿 的修改权虽比前几年大了些,但作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标注稿”则始终不变。

 

6.在《红旗》杂志社安插亲信。姚文元还通过调上海写作组的人来加强对《红旗》杂志的控制。胡锡涛在1976年11月23日的揭发材料中说:

 

    尽管上海组稿组的权力很大,但从控制《红旗》这一角度上说,毕竟京沪之间相隔迢迢千里,“远水解不了近 渴”,因而姚极力从上海调人来控制。据了解,他曾三次提出要徐景贤、朱永嘉给《红旗》提供名单。……到了一九七一年,他自己点了两个人,一个是肖木,一个是我。(肖木被王洪文留住了,后来补上了郑某某同 志。)

为什么姚指名要调肖木和我呢?这是他自己考察和上海徐、朱推荐的结果。调肖木,不仅因为肖木能说会写, 更重要的是由于肖木领会“四人帮”的意图快而准,而且守口如瓶,不会泄露。姚显然是准备把肖木放到《红旗》领导班子中去的。调我,主要是因为在一九六四年 姚与周谷城的一场论战中,我曾为姚写过一篇辩护文章,由此他认为我也是可信任的人。总之,指名调人,是姚在组织路线上任人唯亲的具体表现,目的就是为了控 制《红旗》。

 

三、姚文元与“池恒”

 

    组建于1974年1月的“池恒”,是由姚文元亲自培植和严密控制的《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写作组是“大批判”的产物。“大 批判”在文革前就已普及,文革时期又被规定为重要任务之一、斗批改的主要阶段。上世纪70年代,大批判逐渐正规化,各级党政机构建立专业的大批判组(也叫写作组)。这些写作班子多数用集体笔 名,最著名的是梁效、罗思鼎、池恒、唐晓文、初澜、洪广思等大批判组。

1978年8月,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池恒》(1978年第8期),对“池恒”作了较详细的述评:

 

    一九七四年一月,正当“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时刻,我国论坛上跳出了一个所谓“政论家”——池恒。池恒称霸论坛,横行一时,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每个步骤,在《红旗》杂志上抛出连篇累牍 的反党文章。

池恒……还使用其他笔名,诸如:程越、方刚、吕真、田春、严章、黎章,等等。但独有池恒的身价最高,一般是在发 表重头反党文章时,才由姚文元指定使用池恒这个“大名”,后又兼以程越之名,交替使用。

 

关于姚文元与池恒的关系,《论池恒》说:

 

仅据有案可查,从一九七三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姚文元对《红旗》几个党羽的召见谈话和电话“指 示”,就达九十七次之多。姚文元每有策划,他的几个党羽就出马上阵,组织力量,昼夜赶制毒草。对于这类文章,姚文先从点题、内容、结构、手法、署名,到反 复修改,都是亲自指点,亲自动手,苦心经营。

 

关于池恒与其他写作班子的关系,另一篇《红旗》文章说:

 

  姚文元伙同江青、张春桥,一手抓阵地,一手抓队伍,一起操纵几个写作班子,作为制造舆论的“炮队”。其中,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四人帮”篡党夺 权的急先锋。前者主要听命于江青,姚文元也插手其间;后者由张春桥和姚文元直接指挥。此外,姚文元亲自培植和严密控制的池恒,主要由江青掌握的唐晓文、初 澜,也都是“四人帮”得力的御用写作班子。……全国报刊都要以他们炮制的黑文为宣传“口径”,其祸害更加不可估量。

 

四、批判家痛遭大批判

 

    1976年10月“四 人帮”被隔离审查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作为姚文元直接控制的单位,《红旗》杂志社批判姚文元的任务自然更繁重、更紧 迫。《红旗》杂志社从1976年10月22日召开“声讨‘四人帮’大会”开始,到成立“运动办”清查有关人员,再到组织刊发批判文章,对姚文元进行 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批判。姚文元也就从“中央首长”、“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的金棍子”,一下变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舆论炮制者”、 “文痞”、“姚贼”。有趣的是,由于姚文元工作太认真太敬业、事必躬亲,以至于红旗杂志社清查时,“六人小组”成员纷纷说,都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审定、修 改的,因此大大减轻了他们的政治责任。

    1976年10月 至1978年10月,《红旗》杂志自写或与其他单位合写的重要批判文章有:《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两报一刊”社论; 《最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本刊评论员文章;《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本刊评论员文章;《捣乱、失败、灭亡的纪录——揭批 姚文元利用〈红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本社大批判组文章;《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两报一刊”评论员文章;《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 底》,“两报一刊”社论;《覆灭之前的狂吠——批判姚文元利用一九七六年第十期〈红旗〉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本社大批判组文章;《论池恒》,本刊编辑 部文章;《评姚文元》,上海市委大批判组、本刊编辑部文章;《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万岁》,本刊评论员文章;《一场反革命的舆论围剿》,本社大批判组文章, 等等。

  以上文章集中批判了“四人帮”特别是姚文元利用《红旗》杂志所干的坏事。主要有以下八条:

    1.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鸣锣开道。

    2.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华主席。

    3.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4.处心积虑嫁祸于邓副主席。

    5.诬蔑攻击老干部。

    6.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

  7.亲自培植和严密控制池恒。

    此外,《论姚文元》一文还集中批判了所谓“姚文元道路”。“四人帮”及其余党到处夸耀所谓“姚文元道 路”,津津乐道地说什么姚文元走的“不是院士的道路,而是战士的道路”。说是“战士”,倒也不假。问题在于:是哪个阶级的战士?为什么而战?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姚文元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 的“战士”……

《红旗》杂志的批判文章火药味甚浓,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报刊都大体如此,另一方面由于《红旗》杂志社是 “重灾区”,用《红旗》杂志第三任总编辑熊复的话来说,就是:“‘四人帮’控制《红旗》八、九年,把党刊变成帮刊,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四 人帮’利用《红旗》放毒最早、最长、最多”。

    姚文元与《红旗》杂志之间,还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疏理,尚有待进一步补充和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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