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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宏的博客

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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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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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多少人?  

2016-12-16 09:22:26|  分类: 中国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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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网看到关于1951年的镇反,百度介绍: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据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马宇平、黄裕冲编写的《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一书披露,是71万人。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100万,消息来源一是高其荣,一是李锐。尹曙生撰文则说:经过3年的剿匪、反霸、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拘留了280多万人,其中判处死刑的有70多万,判处有期、无期徒刑的120多万,其余判处管制、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上面的表述模糊了很多概念。

尹曙生在谈这个问题时,还带了一个帽: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仅武装土匪(有的就是国民党残兵败将,啸聚为匪)就有200多万,还有特务、恶霸、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反动会道门头子,活动猖獗,社会治安混乱。但是帽子下面就胡说八道。

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包括:判处死刑;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十年以上徒刑;十年以下徒刑;五年以上徒刑,五年以下徒刑;三年以上徒刑;三年以下徒刑;免于徒刑。

不能一说镇压就是被枪毙。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毛主席提到: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 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 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 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 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 多财产者,以及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 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一个创造。

高其荣,男,湖南理工学院教授,湖南理工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副院长。1966年生,湖南华容人,中共党员。1987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同年7月分配至郴州师专(现湘南学院)任教,1993年1月调入湖南理工学院工作至今。1998年至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国内访问学者。

李锐,男,1917年4月13日生,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现居北京。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1937年武汉大学工学院肄业,赴延安投身革命。中组部原副部长。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研究专家、政治家、作家。历任水利部副部长,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尹曙生 ;1937年生,舒城中学54届初中毕业生。1961年在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治大学)毕业,同年入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工作。1963年,调青海省公安厅工作。1977年调安徽省公安厅工作,曾任省政策法律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起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至今,兼任安徽省法学会、犯罪心理学会副会长。

李锐其人:

一、三八年到延安在解放日报与王实味共事且交好,王实味出事后李锐落井下石,检举批斗极为出力,出卖了王实味李锐摘干净了自己,上世纪末王实味获平反。李锐又撰文说当初延安如何如何黑暗甚至不如国统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与壁报上的其他对延安抨击的文章是如何如何真实正确具有良知。

二、解放初编撰出版了小册子《青少年毛泽东故事》,引毛注意并获好感;

三、修三峡与林一山意见相左,引毛关注,获毛授权可隨时向毛写信,此种授权毛给了多人甚至调离的卫士,皆因毛已很难亲自调查想藉此了解全国情况,别人从不借此自吹惟独李自诩是“毛泽东秘书”,被人揭开老底后又恬不要臉加上通讯两字仍自吹是毛泽东通讯秘书,查中央办公厅没这个编制和名号,毛泽东生前也没有确认,只有李一人自吹自抬身价。

四、常向同乡同学同级干部吹嘘,要在50岁之前当国务院总理。而李锐说此话之时周恩来陈云李富春邓小平薄一波李先念……等正值盛年壮年,足见李锐不但狂妄无知到极点。

五、庐山会议期间他参与了彭德怀周小舟周惠张闻天黄克诚等私会和私下活动。毛泽东将彭得怀给他的信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批发给参会者批判。李锐嗅出风向变了,当夜跑到美庐,跪在已睡的毛泽东床前忏悔。并揭发了彭德怀周小舟张闻天等三件事:一彭德怀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润色过;二彭德怀黄克诚私下和他周小舟周惠等聚会过议论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异同;三揭发周小舟说毛泽东象晚年的斯大林由民主走向独裁等言论。

主要由于李锐的出卖,导致彭德怀个人行为变成了反党集团头子,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等成了反党集团成员,被批斗撤职……。以致周小舟气愤的大骂李锐:“这个婊子养的害了大家。”(本条见周惠对中共中央文献办公室调查人员的谈话)

六、由于李锐曾欺骗毛泽东说未参与周小舟等活动,后来又跪在毛泽东床前哭着求饶恕并出卖彭德怀周小舟等,毛泽东对其丧失了信任,对其极其鄙视。庐山会议后,李锐被开除党级和撤消公职(水利部副部长兼水电局长),是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被处理最重的一个。

由做着当总理黄梁美梦到被双开除,李锐投机不成便转化对毛泽东刻骨仇恨。改开之后出于反对毛泽东的需要胡乱邦为李锐平反恢复党藉,网罗进自已兼职的中组部当副勏长,成了邓小平胡乱邦一只疯狂攻击污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老乏走狗,成为反动刊物《炎黄春秋》的搅屎棍。

一、李锐的早年经历

李锐1917年生于一个大地主大官僚家庭,父亲李积芳是前清湖北仕学馆学员,1905年被选送日本做官费留学生,辛亥革命后成为众议院议员兼大资本家。但是1922年,李锐5岁时李积芳病死,随即家道中落(仍比一般人强得多)。  

很多关于李锐的介绍中说他“曾参加一二·九运动” 。其实,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北平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李锐是在武汉上学的,怎么可能去参加千里之外的北平学生爱国运动?还有,李锐的简历中介绍他是“1936年春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时他还根本没有和共产党接触,哪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可见,所谓李锐“参加一二·九运动”纯属为抬高身价的编造。  

李锐自己常说自己在延安整风中受到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工农干部认为:你大官僚家里不缺吃,不缺穿,你来延安干什么?肯定别有用心,肯定有问题。他们不理解知识分子能为了信仰,抛弃个人享受,自觉自愿地受苦受罪。”其实,出身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的共产党人也不是一个两个,难道在延安整风中都被打成了特务了吗?恐怕还有什么李锐难以启齿的问题吧?不过从此人后来的表现看,说他是特务恐怕不是全无依据,说他“为了共产主义信仰抛弃个人享受”才是纯属胡扯。  

李锐建国后很快由宣传工作转为水利工作,1952起历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职务。由于李锐对水利一窍不通,又不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做出了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决策。其他人都是着眼于长江流域整体规划,而李锐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李锐竟胡说“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因此水利工程可以不注重防洪,只注重发电就可以了,还提出了一个在长江上游修建水电站的“宏伟规划”。尽管当时李锐的错误主张受到了抵制,但是70年代末复出后李锐大力推行自己的错误主张,到今天,李锐的思想得到了部分实施,由于只关注如何最大效能利用水能发电,忽视了水利循环、灌溉、涵养生态等功能,长江上游的水电站严重的无序、过度开发的问题不时被暴光。相关负责人经常抬出李锐辩护,导致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后来王任重批评李锐说:“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事实上,1954年荆江地区都淹了(被迫分洪所致)”。钱正英批评李锐:“仍有些过份的地方:干支流关系,李锐同志提出先支流后干流,我认为干支流应当结合,交叉进行,流域规划要点提出干支流结合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关于防洪问题,堤防固然也有它的作用,但不能过份地夸大。” 

李锐总是自称毛主席的什么“私人秘书”,其实李锐根本不是毛主席的什么“私人秘书”,只是毛主席临时指定的“通讯秘书”。何谓“通讯秘书”?就是通过写信等方式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的人,又叫“通讯员”。即毛主席说的:“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叫做秘书,三部二委,然后再找几个部,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一点通讯员?”当时为了解基层情况,毛主席找了多名“通讯员”,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各自指定了多名“通讯员”。但是“通讯秘书”名声虽好听,其实只是“编外”人员,随时都可打发掉的,也根本不能经常见到中央领导人。拿李锐本人来说,在给毛主席当“通讯员”的一年多时间里,仅仅给毛主席写过三封信汇报工作而已。因此,其他的多名“通讯员”没有一个把这个“通讯秘书”当回事,更没有人四处宣传“我是某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只有李锐,不仅把这个“通讯秘书”很当回事,还把“通讯秘书”篡改为“私人秘书”,一方面借助毛主席抬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让读者误认为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妖魔化毛主席的谣言都是真的。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可谓卑鄙之极、无耻之尤。  

李锐今天拼命攻击大跃进,但是从他公布的1959年上海会议后的第三封信中,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内容,还因此被积极纠正冒进错误的毛主席批评为“胆小”,“怕鬼”,根本不像他自称的那样敢于提尖锐的意见。而且信中一方面宣称“中外古今没有过这种大跃进的经验,一年来计划安排的上下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又宣称“应当很好研究苏联、美、英、德、日等国跃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让人感觉有些自相矛盾不知所云。更重要的是,李锐始终不肯公布大跃进期间写给毛主席的前两封信,其个中含义耐人寻味。  

二、所谓“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

李锐总是拿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来哭诉。然而当时对李锐这一小人物处理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谋,李锐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这到底是为什么?李锐一直对此语焉不详。一直到去年11月,一封署名《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的文章揭露了相关内幕:  

——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  

随后党史专家金春铭对此做了考证:“我同我的一位资深同事(曾一度参与过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谈起过这个看法,他惊讶地反问:‘你居然怀疑这份材料的真实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记忆和经验。”“李锐同志自己的专著《庐山会议实录》的相关记载。李锐在书中承认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就令周小舟‘极其不满’,认为他‘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由此可以推断:周惠在谈话中说周小舟‘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并非空穴来风。此外,李锐同志在书中对自己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记载,但偏偏对8月9日、10日的活动一笔带过,似有难言之处。”  

李锐随后在辩解中尽管大骂张杰“诽谤”,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了部分事实:我在给毛的这封信里,确实隐瞒了我们在黄老处谈话中的某些敏感内容,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实际上,当时我们的一些议论已被主席有所察觉,因此主席几次找我们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如实地谈到一些情况,后来也不能不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作出深刻检讨。我在《实录》中写道:在检讨中,“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劳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轻’‘不彻底’等类指责”。  

李锐一直要求和张杰“对质”,乃至“起诉”张杰,其实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张杰是一个党史研究人员,并不是亲历者,有什么可对质的呢?只要把相关档案材料、采访记录公开不就真相大白了了吗?李锐为什么不敢要求把相关档案材料、采访记录公开,却要“起诉”张杰,并发出威胁“即使是在网络世界,要查你,你也是跑不掉的”呢?  

三、复出后疯狂反毛反共  

李锐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后妻子范元甄受到牵连,并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1979年李锐复出后迅速走红,曾经一度认真地考虑过跟范元甄复婚,后来,因为感觉范元甄拥护毛主席的立场不符合当时反毛的潮流,害怕牵连自己,结果不但没有复婚,连看都没去看她。最终李锐找了一个同样疯狂反毛的张玉珍,和这个以李锐学生自居的人结婚。李锐不止一次由衷地向朋友夸赞:“像她那样的出身经历,能反‘左’,也真不容易!”这实际上也默认了像张玉珍那样出身于工人农民的人疯狂反毛的仅仅是极个别的。更加离谱的是,给李锐“平反”后补发给了他7千元子女的生活费,他却一分钱没有给子女。范元甄要求给子女生活费,而李锐一直坚持不给,最后水利部不得已又补发了一笔同样舒额的生活费,范元甄因不好意思一笔钱补发两次而没有接受。这件事充分显示了李锐的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在当时影响很坏,最后李锐也因为“生活费事件”被迫辞职。  

锐被迫辞职以后,丝毫不反思自己,却更加疯狂造谣的反毛:  

首先,李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污蔑毛主席。例如李锐污蔑毛主席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事实上毛主席散发五斗米道的材料恰恰是为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冒进:“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半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十二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等人——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四十一年,我们才搞九年,就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量度,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更有一个过程,不能随便说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1-112页)  

其次,李锐还抓住每一个细节反对毛主席。例如,李锐说:“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无知闹出的乱子,夏衍谈了‘除四害’的问题。1958年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列为四害,我们奉命大打麻雀,当时上海生物学朱冼就提出,麻雀害少利多。上个世纪欧洲打麻雀,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虫害,不要打。可是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意见当然未被重视。后来,上海的科学家们解剖了几十万只麻雀,证明麻雀一年中有三个季度吃的是害虫,只有秋冬之交吃一点剩余的粮食。1962年,周恩来把这个科学实验的经过告诉毛,结果呢,不声不响地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虫。这件事似乎没有科学家研究过……连这一类小问题,也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事实上,麻雀被当成“四害”之一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麻雀糟蹋粮食是事实。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在粮食成熟时轰麻雀的传统,包括扎稻草人,要妇女儿童帮忙“护秋”等。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地都联成一片成一家了,再象以前那样自顾自轰麻雀就没意义了——不管麻雀吃这块地还是吃那块地,吃的都是一家子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要轰麻雀只有大家一起轰、哪块地的粮食都不让受损失才有意义。所以组织“全民轰麻雀”是很自然、很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当时科学界除了“反对意见”之外,也不乏赞同意见,诸如,1957年1月18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生物学家周建人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雀是害鸟无须怀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不受重视更是不值一驳。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综合生物学界的意见,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随即在1960年3月16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虫,4月19日,这一包含修正后“除四害”的《农业发展纲》四十条,正式提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向全国公布。从“承受不起麻雀造成的粮食损失而轰麻雀”到“全面权衡利弊、宁可遭受粮食损失也要容忍麻雀” ,连多少年延续下来的“护秋”轰麻雀的传统都因此而牺牲了。这些事实恰恰证明毛主席时代尊重科学,重视专家意见。

更有甚者,李锐疯狂的造谣反毛,到了完全不顾常识的地步。例如李锐胡说:“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既没看过,甚至不准别人研究。”说毛主席不让别人搞科研,莫非李锐连“两弹一星”等中国“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代表成就都忘了吗?

除了疯狂反毛,李锐对其他一些拥护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也尽起造谣污蔑之能事。例如关于周总理,李锐说:“我到组织部,邓颖超提出清理文件,烧毁了一批。有一次我经手处理,看到待烧的文件中有‘两案'(指刘少奇和林彪——笔者注)的一个档案,周恩来管‘两案',他的批语可比江青的严厉多了。这个账,怎么算?冤冤相报何时了!”好么,“周恩来管‘两案',他的批语可比江青的严厉多了”,这将致周总理于何地?邓颖超同志已经去世,李锐还特别强调文件已被烧毁,真可谓死无对证。再如关于陈云,李锐一方面在《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等书中猛烈攻击陈云保守僵化、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把自己的“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反毛言论扣到陈云头上,说的陈云里外不是人。要知道,陈云还曾经保护过李锐。据李锐好友胡绩伟说:“(八十年代末90年代初)有四个人,于光远、李锐、杜润生、李昌,胡乔木不让他们保留原来的党籍。最后陈云表示不同意,这才把这四个人保了下来。”李锐对保护过自己的陈云尚且如此,其为人可想而知。 

李锐除了反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李锐在2004年《随笔》第三期发表的文章说:“我们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有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等。……斯大林、毛泽东,以及第三国际的政党执行的都是列宁主义,即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乃不受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成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了无产阶级独裁的手段。” 再如在07年《炎黄春秋》第7期笑蜀对李锐的专访中又公然诬蔑:“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并不科学。”

长期以来,李锐疯狂反毛反共的造谣污蔑一直畅通无阻,得到了一切正直人士的痛恨,也严重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人们不禁会发出疑问:为啥像李锐这样公开反毛反共、恶行累累的政治小丑反而受到追捧呢?我们的党还是原来那个党吗?如何对待李锐,已经成为检验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重要试金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1951年2月9日政务院第七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条的规定,为惩治反革命罪犯,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

第三条  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第四条  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其首要分子或率队叛变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其他参与策动、勾引、收买或叛变者,处十年以下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加重处刑。

第五条  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处死刑;其他积极参加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第六条  进行下列间谍或资敌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一)为国内外敌人窃取、刺探国家机密或供给情报者;

    (二)为敌机、敌舰指示轰击目标者;

    (三)为国内外敌人供给武器军火或其他军用物资者。

第七条  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有下列情节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一)受国内外敌人派遣潜伏活动者;

    (二)解放后组织或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者;

    (三)解放前组织或领导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及其他罪恶重大,解放后无立功赎罪表现者;

    (四)解放前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解放后继续参加反革命活动者;

    (五)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后继续参加反革命活动者;

    (六)经人民政府教育释放仍继续与反革命特务、间谍联系或进行反革命活动者。

第八条  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第九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策谋或执行下列破坏、杀害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一)抢劫、破坏军事设施、工厂、矿场、森林、农场、堤坝、交通、银行、仓库、防险设备或其他重要公私财物者;

    (二)投放毒物、散播病菌或以其他方法,引起人、畜或农作物之重大灾害者;

    (三)受国内外敌人指使扰乱市场或破坏金融者;

    (四)袭击或杀、伤公职人员或人民者;

    (五)假借军政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名义,伪造公文证件,从事反革命活动者。

第十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有下列挑拨、煽惑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一)煽动群众抗拒、破坏人民政府征粮、征税、公役、兵役或其他政令之实施者;

    (二)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间的团结者;

    (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

第十一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处五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第十二条  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他积极参加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第十三条  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处十年以下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十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第十四条  凡犯本条例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

    (一)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过者;

    (二)在揭发、检举前或以后真诚悔过立功赎罪者;

    (三)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确非自愿者;

    (四)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联系者。

第十五条  凡犯多种罪者,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者外,应在总和刑以下,多种刑中的最高刑以上酌情定刑。

第十六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

第十七条  犯本条例之罪者,得剥夺其政治权利,并得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

第十八条  本条例施行以前的反革命罪犯,亦适用本条例之规定。

第十九条  对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发、密告之权,但不得挟嫌诬告。

第二十条  犯本条例之罪者,在军事管制时期内由各地军区司令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剿匪指挥机关所组织之军事法庭依照本条例审判之。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之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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