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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宏的博客

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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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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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案始末  

2016-12-06 09:29:14|  分类: 刑事案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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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男,197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河北省鹿泉市下聂庄村人,原鹿泉市综合职业技校校办工厂(鹿泉市冶金机械厂)工人。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被刑事拘留;1995年,因被怀疑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5年,王书金承认自己为“聂树斌案”的真凶。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开启了我国异地复审的先河。2014年12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聂树斌母亲送达立案复查决定书

人物简介:聂树斌,男,197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河北省鹿泉市下聂庄村人,原鹿泉市综合职业技校校办工厂(鹿泉市冶金机械厂)工人。1994年,聂树斌因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民警怀疑为犯罪嫌疑人而被抓,1995年被判处死刑。已在1995年被枪决。2005年,王书金供述曾强奸杀害聂树斌案的被害人。此后,河北政法部门启动对聂树斌案核查,迄今已数年,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

1994年9月23日下午,在石家庄市电化厂宿舍区,聂树斌因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民警怀疑为犯罪嫌疑人而被抓。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被刑事拘留;10月9日,因涉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逮捕。1995年3月3日,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以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1995年3月15日作出(1995)石刑初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菊花,至石郊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聂故意用自行车将骑车前行的康菊花别倒,拖至路东玉米地内,用拳猛击康的头、面部,致康昏迷后,将康强奸。尔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猛勒康的颈部,致康窒息死亡。”判决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妇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聂树斌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年4月25日作出(1995)冀刑一终字第1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聂树斌拦截强奸妇女、杀人灭口,情节和后果均特别严重。原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对被告人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及民事赔偿数额适当;对强奸妇女罪量刑重”,判决“维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石刑初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聂树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及原判决第(二)项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及其它费用贰千元整;撤销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石刑初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对被告人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量刑部分;上诉人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与故意杀人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件后续:真凶上诉

2005年3月,河南商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早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京华时报等全国数十家媒体披露:

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干警抓获河北省公安厅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王书金供述其曾经多次强奸、杀人,其中一起是1994年8月,在其打工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旁边的一块玉米地里,奸杀了一个30多岁的妇女。2005年1月19日,河南省荥阳市警方将王书金移交给河北省广平县警方。

2005年1月22日,河北省广平县警方押着王书金,来到石家庄市液压有限责任公司(即原石家庄市液压件厂)旁边鹿泉市孔寨村村民马振才承包的玉米地,指认他当时的作案现场。

2005年3月17日,河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向媒体公布:河北省公安厅领导注意到了媒体关于该案的报道,并且给予了关注。公安部、河北省政法委领导对此事也极为关注。河北省公安厅组织专门力量进行调查复核。

时至今日,其父母奔波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河北省公安厅之间已经两年多时间,没有任何结果。自2007年4月一审被判死刑的“真凶”王书金上诉之后,两年时间,聂树斌案再次从峰回路转走向绝对沉寂。种种迹象暗示,聂树斌案或将永无再审与翻案的机会。

2005年4月聂树斌案被曝“一案两凶”后,河北省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组,负责对聂案重新调查。当时,面对全国媒体的紧密关注,河北方面宣称,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然而,四年过去,这个承诺至今没有兑现。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多次前往河北高院寻求调查结果,四年间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正在复查,很快出结果”。

直至2010年3月,河北高院负责审查聂案的一位法官告诉聂母,调查结果已经出来,报到院长那里去了。但到底是什么结果,这位法官说不能向聂母透露。

从2005年3月王书金被捕交待全部罪行直至与律师会面,他并不知道1995年的玉米地案另有“凶手”,也根本不知道一个叫聂树斌的人在1995年作为罪犯已被枪决。在一审法庭庭审中,王书金意欲主动供认玉米地奸杀案,但被法官以“与指控无关”打断,被公诉方以“查无实据”驳回。

2007年4月,一审宣判后,王书金以未起诉他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奸杀案为理由之一,向河北省高院提出上诉。他在上诉状中说:“我在2005年1月18日向河南省荥阳市索河路派出所供述自己在河北省犯罪过程中,包括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强奸杀人的经过……对于这些河北广平县公安机关的警察进行了确认……警察还带领我对作案现场进行了指认,现场是凭着我对当时的记忆找到的。”

王书金的上诉心理中,有一点是微弱地期望通过主动坦白这个案子,获得可能的宽大处理。他说:“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不在乎是否多一起案子或者少一起案子,而是不愿意看到因为我的原因而使他人替我承担严酷的刑罚……我希望上级法院对(我坦白)这个案子能够按照重大立功认定,更希望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2007年7月31日,河北省高院二审不公开开庭审理了王书金案,据参加庭审的人透露,王书金在庭上继续对未被纳入公诉的石家庄玉米地案供认不讳。庭审后,法律人士推测,二审维持死刑判决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时隔两年之久,二审判决至今未出。10月20日,王书金的律师致电主审法官询问何时判决,这位刘姓法官称,因为案情特殊,在没有领导指示的情况下,他说了不算。

南方周末记者还了解到,在对外宣称的复查期间,聂案中的被害人家属和好友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调查,他们是当年随警方第一时间看到案发现场的人。律师李树亭说,他们是案发现场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复查也不应该绕过他们。

法院无视

2007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张焕枝,申诉材料已转至河北高院,聂案的申诉由河北高院负责。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为此愤慨其荒谬:“偏偏承担纠错职能的机构正是当年制造冤案的机构。仿佛当年方成先生一幅漫画里虚构的场景:蒙受屈辱的秦香莲向包拯告状,包拯在状子上大笔一挥——“请陈世美同志查处”!

最高法院像当年提审沈阳刘涌案一样处理“聂树斌案”的希望似乎完全落空了。两年前来自最高法院的消息说,聂案被列为“重案之重”,已调派专人进行全案再审审查。这个让社会高度期待的行动,最终没有释放出任何信息。一直关注此案的法学家贺卫方在博客中将聂树斌案的评论文章置顶。他分析,河北高院很难办,如果承认错误,就要自认倒霉,这就好像自己揪住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纠正呢,良心上过不去,当事人倒霉,而且舆论压力又这么大,最后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无休止地拖延,就是因为这两种心态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贺卫方认为,处理聂树斌案可以有三种思路,一是由比河北省更高的机构来进行调查和审理,即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因为它们不大可能受到地方利益的钳制和约束;二是由最高法院指定另外一个省的司法机构来对案件进行全方位审理,这也可以保持中立。第三是根据宪法第71条,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视情况必要成立特别委员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并做出决议。

“现在这个案件对整个体制是一个考验,让国民对这个国家有信心,不再是草菅人命的做法,不再恐惧蒙受冤屈而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我相信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希望有关部门能抓住这个机遇。”

贺卫方急切呼吁。以“聂树斌案”四年波折来看,没有人愿意抓住这个机遇,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个机遇。“聂树斌案”的真相,极有可能将随着聂树斌,永远死去。

二次开庭

2013年1月28日上午,“聂树斌案”被害人康菊花隐私名誉侵权案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开庭,康菊花的父母将包括聂树斌母亲在内的7名当事人告上法庭。聂树斌的申诉代理律师刘博今律师因私人原因也没有来到出庭现场,但其助理石玉成表示,刘博今等当事人在整个申诉过程中并没有侵权的事实和故意,在涉及原告方亲属的文字中也未涉及侮辱、诽谤,这些文字也都没有超出过一、二审判决书的范畴。审判庭宣布2月1日将宣判。

三次开庭

2013年6月25日上午九点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一案。参加旁听的有人大代表、学者、律师、新闻媒体记者及当地各界群众二百余人。聂树斌(1995年因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的母亲张焕枝和聂树斌的姐夫申请旁听庭审,法庭予以准许。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消息,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答辩认为,王书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而王书金的上诉理由是:原判认定的三起故意杀人、强奸犯罪事实属自首,应从轻处罚;所供述的在石家庄市西郊强奸、杀人,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属重大立功,应从轻处罚。但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答辩认为,王书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并非王书金所为。王书金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的实际情况在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庭审中,出现了中国诉讼史上罕见一幕: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称这桩犯罪行为是本方当事人所做,公诉方称被告人没有实施某桩犯罪行为。辩护人要求查阅检察员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材料,要求休庭做辩护准备。合议庭认为辩护人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同意辩护人的请求,宣布休庭。开庭时间再行确定。

公开审判经历7年4次开庭后,备受关注的河北王书金案2013年7月10日二审落下帷幕。检方认为,18年前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那桩强奸杀人案不是王书金所为,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而王书金仍一口咬定:“那就是我干的。”其辩护人也认为,王书金的口供与这起案件卷宗中记录的很多细节相吻合,王书金就是这起奸杀案的真凶。最终,河北省高院未当庭宣判。正式宣判2013年7月10日上午,河北省高院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第三次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一案。庭审从上午9时开始,前半段就杀人事实部分进行了公开审理,后半段就强奸事实部分进行了不公开审理。河北省高院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王书金被认定非聂树斌案真凶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消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天上午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公开宣判上诉人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一案。河北省高院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认定,检察员所提王书金的供述与石家庄强奸、故意杀人案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石家庄强奸、故意杀人案不是王书金所为,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

法院复审: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决定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 2014年12月12日,山东高院负责聂树斌案复查工作的合议庭法官会见了聂树斌近亲属和其代理人,依法向张焕枝送达了立案复查决定书。

案件牵连:

受害家属情况

“1994年,原告亲人被害,造成家破人亡,老无人照顾,少无人抚养,针尖刀刃过日,以泪洗面,心神滴血……”这份言辞悲怆的诉状中,聂树斌案受害人康某的家人认为,17年间,网络、媒体、律师等曾反复侵权,造成其家人抬不起头,无颜面对社会,不得已提起诉讼。

2011年11月,这份诉状被送往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法院。2个月后,聂树斌案申诉阶段的代理律师刘博今接到了井陉矿区法院的传票。传票显示,该院已受理康某家人提起的名誉侵权诉讼,要求刘博今于2012年3月19日上午到庭应诉。

状告各方 隐私侵权被康家告上法庭的还有其他6名连带侵权人: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聂案“真凶”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以及人民网、中国经济网、华人大搜索网和法制网4家网站。

康某家人发起的诉讼,主要针对两起事实:2011年9月16日,律师刘博今参加了人民网的一档视频访谈节目,在节目中展示、宣读了聂树斌案的一审、二审判决书。康家人认为,刘在宣读时,未能保护康家人的隐私。此外,刘博今在华人大搜索网上发布《一篇还未完成的律师工作日记》,长达11页,多次提到了康家人的真实姓名、职业、工作单位、住址等。该文还被其它网站转载,引起了康家人的不满。诉状中,康某家人写道:上述文章和视频通过网络传播后,多家媒体记者打来电话,甚至有网友打电话来询问判决书的情况,17年前的丧女之痛又一次被勾起。“不管聂、王二犯,谁是真凶,原告及被害亲人都是受害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公示隐私案件的判决书,更无权公开原告及亲人的姓氏、名字、隐私案情、个人信息。”由此,康家人请求法院判令上述网站删除相关视频和博文,并判令刘博今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害费共计12万元。律师刘博今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已收到法院的相关文书,针对康家的诉讼,他解释称:聂案虽然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但是不等于判决书不应公开。刘坦言,判决书上写明了被害人的姓名,公开时最好还是隐去,“所以康家人提起诉讼也不是说一点理由都没有”。但是,刘博今强调,自己引述聂案的判决书,完全是出于公益的目的,而要推动聂案,“判决书是必须要公开的”。丧女之痛 一再勾起最早曝光受害者女儿隐私信息的,不是律师和媒体,而是办案机关。

据康家人在申诉状中的表述:1994年9月,石家庄警方抓获聂树斌并宣布破案后,康家就以警方破案时速过快,怀疑是错案。但在警方的坚持下,康家选择了相信,并给警方送去锦旗。但此后,警方将涉及隐私的该案材料,提供给河北当地的《社会治安报》、《石家庄日报》、《警视窗》等报刊刊登,引发了康家的愤怒。尤其令康家不能忍受的是:警方还将受害者康某遗体的录像,提供给了石家庄电视台播放,引发康家针对上述媒体的系列名誉侵权诉讼。而这次令人意外的是,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也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这位母亲唯一的儿子已在17年前被枪决,但她向记者表示:她对受害人康家一直报以理解和同情,“他们家就一个女儿——不管哪个是凶手。”不过,既然康家提起了诉讼,张焕枝说:自己还是会到庭应诉,但“不会往心里去”——重要的是儿子聂树斌的案子,不能放弃。

申诉不断

答复渺茫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受害人康家对于聂树斌案的判决,早已申诉多年——甚至比聂树斌家属的申诉还早了整整10年。1995年3月,聂树斌案在石家庄中院一审开庭,康家人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出庭。庭上,康家人提出了对该案的五点质疑:

1.现场衣物、场外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以及现场痕迹等,均与罪犯作案时间、过路行人的干扰不能吻合;

2.受害人康某生前曾习防身术,聂树斌正常状态下难以制服康某并予以杀害;

3.康某的门牙脱落;

4.遗体和衣物不在同一地点,怀疑案发现场非第一现场;

5.怀疑是雇凶作案。

庭审中,康家人还曾质问聂树斌,“是否是受人指使作案?”但法官以“这些事不属于你问的事”,制止了康家人的发问,对康家的五点质疑也未予重视。

康家人在申诉材料中回忆:聂树斌案的庭审中,聂树斌的辩护人张景和只是说了类似“孩子年青,从轻处罚”的话,并做了受害人康家的工作,表示聂家可以多赔些钱。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一审判处聂树斌死刑,同时判处赔偿受害人家属丧葬费等计2000元。聂树斌以量刑过重提出上诉,而受害人康家也以一审法院未能查清案件的诸多疑点、民事赔偿过低,上诉至河北省高院。一个月后,河北省高院不开庭审理此案,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1995年4月27日,未满21岁的聂树斌被执行枪决。受害人康家主张的6万元民事赔偿等诉讼请求,亦被一并驳回。此后,康家开始了长达17年的申诉之路,据康家人描绘:仅截至2007年,康家就已“申控三十余次”,其间历尽艰辛。

2005年初,河南警方抓获嫌犯王书金,聂树斌案出现“一案两凶”,舆论哗然。聂树斌父母在得知儿子可能并非真凶后,开始和康家一样,走上了漫漫申诉之路。

弱弱相欺的结局?

一直隐忍的康家突然提起对聂家的诉讼,让长期关注聂案的人士倍感遗憾:曾经目标一致的两个家庭,竟转为弱弱相欺。据河北当地法律界人士透露:受害人康家的申诉案,也一并归由河北省高院负责聂树斌案申诉的法官王琪负责。起初,外界推测,目标一致的聂、康两家,必然也会携手推进聂案的申诉,并很快获得成功,但世事难料。康家人回忆:2006年10月,自聂案出现“一案两凶”后,康家人第六次向河北省高院递交“王书金、聂树斌谁是真凶”的申诉材料,要求给出谁是真凶的结论。3名法官收下了康家的材料,答应转交院长,承诺两个月内答复。在此前后,聂树斌家属亦将该案申诉至最高法院。2007年11月,最高法院函复聂母张焕枝,称该案已函转河北省高院处理,请张与该院联系。此后4年多的时间里,每个月,张焕枝至少都要跑一次河北省高院,但迄今没有结果。2007年7月31日,河北省高院二审不公开审理了王书金案。庭上,王书金对未被纳入公诉的“西郊玉米地案”供认不讳。但时至今日,河北省高院仍然迟迟未能作出二审判决。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向记者证实,王书金仍然被羁押于河北省广平县看守所。“聂家的申诉、康家的申诉、王书金案的二审——三条线索,像三条溪流一样,都汇集到了河北省高院”。在石家庄,被害人康某年过七旬的父亲,仍在为女儿被害一案奋笔书写申诉材料——在其家中,17年间的各种申诉材料已从地面堆到了屋顶,足有2米多高。聂、康两家虽均申诉多年,但康家一直对媒体采访及外界法律帮助极为谨慎,而聂家的申诉却非常倚重媒体和律师,其间,不免有提及康家人隐私的言辞。对于聂家的申诉,康家一度也乐见其成,但随着时间推移,申诉无果的康家人,逐渐无法容忍自己家庭被屡屡提及,终于在2011年底发起对聂家家属、律师和媒体的诉讼。

2012年2月2日,下午,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又一次来到河北省高院。聂案的主办法官,一如4年多前,和气地向67岁的张焕枝表示:“再等一等”,“法院并没有放弃工作,肯定会有一个结果的”。同日,受害人康某的家人也致电河北省高院,询问申诉进展,得到的,是与聂家类似的答复。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公开宣判上诉人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一案,检方认为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并非王书金所为。

死刑核准前将提交意见宣判结束后,王书金代理律师朱爱民表示,这一结果在意料之中,但在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阶段,他仍将继续发表辩护意见。“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我坚持认为,王书金作案的证据链条比聂树斌的证据链条要更完整。”对于二审判决在相关细节采纳检方意见,而不支持辩方意见,此案案发时间较早,“河北高院采用了双重标准,既然公诉人的推测可以认定,那么王书金的记忆误差,为什么不能作一个客观的评估和理解”。朱爱民说,在死刑核准结果出来前,他们将会向最高法提交意见材料。

案件疑点:

公诉方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举出大量新证据,指证“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非王书金所为。

辩方律师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对证据来源和合法性提出质疑。

1、被害人尸体是否有衣服?王书金(当庭陈述):作案离开现场时被害人身体是光着的,顺手拿走了被害人的连衣裙。公诉方:出示的“1994年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现场勘查笔录及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尸体身穿白色背心,足穿尼龙袜,颈部压有玉米秸,拿开玉米秸后,可见一件花衬衣缠绕在颈部。

2、被害人如何死亡?王书金:强奸后,我跳起来跺被害人的胸部,跺了好多次,听见被害人骨头咯嘣地响,我觉得肋骨都骨折了。公诉方:出示的法医鉴定结果显示,该案中被害人尸体除颈部有花衬衣缠绕外,全身未发现骨折;被害人系窒息死亡。

3、被害人遇害是什么时候?王书金:作案时间是在中午一两点钟。公诉方:出示的被害人同事证言显示,被害人下午5点下班以后才遇害。

4、被害人身高多少?王书金:被害人的身高和自己差不多。公诉方:尸检报告称,被害人身高1米52,但王书金身高1米72,双方身高差距很大。

检方回应1994年8月,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案发时,王书金就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工地打工。该工地距离现场直线距离100米左右。据王书金供述,在打工期间,他中午不休息,经常在工地周围闲逛,对现场周围的环境、道路、地形比较熟悉。该案案发后,公安机关曾找过王书金及其工友了解情况。8月5日,被害人下班失踪后,其家属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组织人员进行查找。被害人衣服和尸体被找到后,不少群众围观。所以,王书金供述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现场部分情况,不足为奇。

2013年9月27日,王书金案庭审现场,检方对此进行了反驳,称供诉与情节有差异。对于检方的意见,朱爱民律师表示,他依然认为这起案件就是王书金所为。对于检方再三强调的案件细节问题,朱爱民表示,由于从1994年凶案发生到今天,已近20年,王书金能记起个大概就已经很不错了。检方所出示的都是细节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认定这起案件不是王书金所为。

相关争议:

证据存疑庭审结束后,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在女婿陪同下走出法院。刚一走出法院,面对众多媒体的采访,张焕枝高呼:“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作假,我不服气。”张焕枝说,当年聂树斌被抓后,公安机关曾到家里向她展示了一件衬衣,警方表示聂树斌用这件衬衣勒死了一名女子。直到如今,她依然记得,警方展示的是长袖花衬衣。在本次开庭中,河北省检察院展示的证据中确有衬衣,但是短袖的,这让她不能认同。张焕枝说,本次开庭她和女婿坐在了大约第8排的位置,距离最前方的法官席有一段距离,加之她年纪大了记忆力减退,对于本次开庭审理的内容已经没法完全记住。张焕枝表示,下次开庭她肯定还会来旁听。证据存瑕疵据朱爱民介绍,检方提交的聂案现场勘验笔录当中,有到场民警的签字,但是没有公安机关的印章,从形式要件上来说不合法,存在瑕疵。另外,聂案的法医鉴定,两个法医人员一个签字了没盖章,另一个盖章了没签字(加盖的章不是法医鉴定专用章,因为后者都有编号),同样存在法律瑕疵,对聂案也起不到证明作用。朱爱民表示,在本次开庭之前,检方没有提前向法院提交相关的卷宗材料,因此给他们的质证带来了不便。同时,检方提交的相关材料为复印件,对于证据的合法性,没办法判定。朱爱民提出,案件应延期审理,由河北省高院向河北省检察院协调调去相关卷宗材料。从聂树斌案被曝光之日起,其案卷材料至今没有公开。检方表示:辩护人所提现场勘查笔录和尸体检验报告存在瑕疵的意见,不足以否定现场勘查笔录和尸检报告的客观真实性,同时,也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 是否真凶检方坚称此案件并不是王书金所做,并举出大量新证据。包括聂案的现场勘验笔录、法医鉴定、被害人康某的家人的报案材料、康某丈夫的调查材料,以及王书金案涉及到这个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比如,2006年4月10日,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出具的一份证明材料称,1993年-1995年这一时间段中,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除了这一起强奸杀人案外,没有发生其他强奸杀人案。聂树斌律师杀掉王书金 将永远难知真相王书金被宣判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聂树斌的代理律师刘博今,刘律师表示,判决书说是王书金所为的证据不足,“只能这么写,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否认他,比如,不在现场,在哪哪取得了证据,谁谁说他就是不在现场,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上,他不构成犯罪,但在事实方面,他不见得没有做这件事。”“下一步,我们将呼吁最高法院不能杀掉王书金!”刘博今表示,王书金如果死了,那么就永远没法查出事实。

查阅和复印卷宗

2012年10月21日,4位律师一块来到河北高院,要求查阅和复印聂案当年的卷宗材料。

“河北高院接待了我们,出面的是立案庭的一位女法官。”女法官认为,聂案的申诉律师不能查阅或复印聂树斌案的卷宗。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的一份“关于死刑案卷存档问题的答复”。该答复中称“对死刑案卷中执行死刑笔录、布告签发稿、执行死刑报告、死刑执行照片等不宜对外公开”。

接待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双方就国家对查阅和复印卷宗所引用的司法解释或答复各持意见。最终,河北高院对是否同意聂树斌案申诉的4位代理律师查阅和复印聂案卷宗,未做出书面答复。

阅卷被拒

2014年11月24日上午,河北高院审监庭相关负责人以“还没有最终意见”为由,再一次婉拒聂树斌案代理律师要求查阅卷宗的请求。 从王书金落网后开始,包括中国律师界泰斗张思之在内的先后四名著名律师担任聂树斌家属申诉代理人。四名律师接力,从2007年开始就向河北高院审监庭提出依法查阅聂树斌案一二审死刑判决的卷宗。聂案现任律师刘博今认为,根据我国宪法、刑诉法规定,审判机关应当向聂树斌家属或者代理人提供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查阅服务。 刘博今称:“7年间该院主要领导已经多次调动,但他和聂案前三任律师一样坚持向河北高院提出查阅卷宗要求,至今已经五十四次之多,而每次拒绝的理由都是‘等等领导意见’或‘还没有最终意见’“。

官方回应:

2013年3月4日下午,聂树斌申诉代理律师刘博今来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询问聂树斌案办理情况。河北高院办案法官进行了接待,并就聂树斌案办理情况予以说明:聂树斌案在2013年3月4日仍在依法核查中。由于该案案情复杂,涉案证据材料较多,一些证据材料时间跨度大,对相关证人证言的核查比较复杂,核查工作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案件核查工作整体难度较大,仍需依法继续核查。案件核查工作正在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审慎进行中,办案进展情况及案件处理结果将适时向媒体通报。

检方认为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并非王书金所为,理由主要有四条:

第一,当时被害人尸体身穿白色背心,脚穿尼龙袜,颈部压有玉米秸,拿开玉米秸后,可见一件花衬衣缠绕在颈部。王书金却供述,被害人全身赤裸,也没供述被害人颈部缠绕花衬衣。

第二,被害人全身未发现骨折,被害人系窒息死亡。王书金却供述是先掐被害人脖子后跺胸腹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如果被害人是被人跺死,尸体不可能没有骨折。

第三,该案案发于1994年8月5日下午5点以后。被害人下午上班,5点下班与同事一起洗澡后,骑车沿新华路至孔寨村之间的土路回家,途中经过案发地遇害。王书金却始终供述是在中午2点左右作案。

第四,被害人身高1米52,王书金却供述被害人身高和他差不多。王书金身高1.72米,比被害人高出20厘米。

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答记者问。

1、对聂树斌案为什么要指令异地复查?复查工作是人民法院确定案件是否应该重新审判的必经程序,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聂树斌案是一起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复杂案件。为确保司法公正,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和有关法律规定精神,决定对聂树斌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并要求复查过程依照法律规定公开,充分体现客观公正。

2、山东高院将适用什么程序进行复查?聂树斌案是否可以聘请律师,律师是否可以阅卷?山东高院将按照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程序要求复查聂树斌案。具体复查工作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开展。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71条规定,申诉可以委托律师代为进行。因此,聂树斌的近亲属可以聘请律师代为申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精神,聂树斌近亲属委托代为申诉的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相关的案卷材料。

3、山东高院何时会让律师阅卷?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责成山东高院根据复查工作进展情况通知律师阅卷,依法保障律师阅卷、提出代理申诉意见等诉讼权利。复查过程中,被告人及被害人的近亲属均可以委托律师。山东高院将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合议庭复查此案,为确保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将依照法律规定公开复查此案。

生死疲劳

  王书金、聂树斌案19年全记录

在中国,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导演或者编剧能构思出如此戏剧感的故事,但它的的确确正在上演。

故事从中国北方一块最普通的玉米地开始,所有人的命运注定与它有关。19年前的那个夏天,一场发生在石家庄西郊这块玉米地的命案,彻底改变了几个家庭的命运,被污辱者,被怀疑者,被伤害者,被利用者……在真相的迷雾里,弱者相互攻讦,同情与宽恕陌路。

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无数人加入了追问真相的队伍里。19年之后,当我们重返现场,那曾经郁葱的玉米地早已不复存在。

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强调的,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相信对于聂树斌、王书金这一典型案件,最终会得到法律施以的公平和正义。

玉米地命案 

2015-09-15 13:54:14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

本刊记者/滑璇 韩永(发自石家庄、邯郸、荥阳、北京)

直到许多年以后,段月珍仍然无法弄清自家玉米地里发生的命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1994年盛夏,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新华路西段,路南一片五六十亩的农地里,一人多高的玉米长势正旺。

玉米地西边是方台村,东边是孔寨村。靠近玉米地正中的位置,一条3米宽的土路横贯南北。依据水源灌溉的东西走向,玉米也由东往西种植,每垄宽约半米,垄与垄之间有一条40公分的垄沟。

时近八月,玉米都已绣了穗,秸秆粗壮,连片成长的玉米地很像一片绿色的森林,有风吹过,会发出森林一样的哗哗声。

段月珍家的口粮田就在这片玉米地里,地不大,只有一亩。自从上世纪80年代村里统一分配口粮田,那块地就归她家打理。

那时,段月珍的爱人在石家庄市里开车,下地种田的活计就落在她的肩上。小麦玉米轮番种植。每年初秋收获时,棒子能掰上千八百斤。一家人日子虽然不算富裕,却过得平静踏实。

然而,这份踏实终将被一起凶杀案打破,而案发现场恰是段家的这片玉米地。

“段家地里死了人”

1994年8月11日早上8点多钟,太阳还没升到头顶,石家庄市液压件厂的100多名男职工便被要求出门“寻一个人”。

要找的人是工厂技术科的女描图员康玲玲,几天前,36岁的康突然失踪了。

液压件厂在玉米地西侧,只一墙之隔。出门后,工人们按公安机关指定的区域,在土路两侧的一条条垄沟间仔细搜寻。尽管全厂男职工几乎倾巢而出,但找了近3个小时仍然未果。

电焊工焦瑞生一直在土路西边的田间搜索,3个小时里,他从北头找到南头,仍无所获。正当他沿工厂的边墙向北走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喊:快,找到了。

听到喊声,焦瑞生赶紧爬下边墙,朝着声音方向跑过去。当时正值盛夏,酷暑难耐,前一个周末又接连下了三天大雨。等焦瑞生跑过玉米地和横贯南北的土路时,在路东十几米远的东西向垄沟里,看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眼前的一幕,让焦瑞生终身难忘。

铣车工李国平当时也在玉米地的搜索大军之中,正走在玉米地东侧,比焦瑞生离事发地近得多。一听说人找到了,他快步走向现场。还没到跟前,离着四五米远,一股异味迎面袭来。11年后,李国平还记得,不远处有一只红色的鞋子。此外,遗体东北侧三四米远的地方,有一辆自行车。

焦瑞生说,当时近距离观察现场的一共四五个人。由于场面过于不堪,他们很快走出玉米地,回到南北土路上。

段家地里死了人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不胫而走。胆小的段月珍与邻居结伴,想去现场看看。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敢走近细看,隔老远瞟了几眼就迅速跑开了。

“洗完澡人就不见了”

段月珍远远望见的遗体,正是失踪多日的康玲玲。身边人对她的最后记忆,是1994年8月5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康的丈夫侯军回忆,8月5日当天,二人在家吃过午饭后,差5分1点,康便骑着自行车离开。通常,康下班后,5点半到6点之间便会到家。然而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回来。

康的同事余秀琴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当天下午4点半。余秀琴描述,康当时身穿蓝底带图案的连衣裙、红色塑料凉鞋,推着自行车来到厂门口,二人一起去给车胎打气。然后,康就“骑车出了车间”。

离开车间,康并未直接回家,而是到厂里的澡堂洗澡,洗到一半时,碰到了同事王丽平。由于水温不稳,王丽平洗了10分钟,便在5点20分离开。平日习练武术的康对此却毫不介意,还说“我愿意洗凉水澡”并留在浴室。

此后,似乎再没人见过康玲玲。

当晚,侯军做好晚饭等待妻子回家,直到7点仍不见人。由于单位离家太远,康玲玲夫妇与液压件厂的许多职工一样,在工厂附近的孔寨村租住了一间平房。侯军以为她在单位加班,便去厂里寻找,却得到康已经回家的说法。侯军又想起岳父前两天还专程跑来商量买房事宜,以为妻子大概为此回了井陉矿区的娘家,便作罢。

然而,直到三天之后,8月8日(周一)晚间,康玲玲依然没有回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侯军的心头,这让他半夜难眠。

第二天清早,侯军起来去厂里找人,还没出门,迎面碰到匆匆而来的余秀琴。余秀琴与康不仅是同事,还是井陉老乡,平时常在一起练拳练剑,私交甚密。1994年,各地还在实行大小礼拜休假制度,事发的一周是小礼拜,只休周日一天。发现康玲玲周六、周一两天没来上班,余秀琴便向井陉的工友打听,听说康并没有回矿区的娘家,便到康家里来找。

“玲玲呢?”“不是在你们厂里吗?”“没有啊。”侯军一听,着了急。

侯军带着余秀琴先后来到石家庄市区的各家亲戚处寻找,都未找到。以防万一,他还专门跑回井陉,妻子果然不在。听说女儿没了踪影,康父急忙随女婿从井陉赶到孔寨,并一起到当地的留营派出所报案。据后来的媒体公开报道,派出所对康父的答复是:你们先登报吧,登了段时间没消息再立案。康父不死心,从派出所出来又找到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他焦急地告诉民警,女儿可能丢了。然而,分局的答复也一样:先登报吧,我们不立案。

数年后,康父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自己还去石家庄市委找过领导。因为大门不让进,康父与门卫发生口角并被打。市委保卫部的工作人员一个电话打到康父所在的井陉矿区,要求单位过来领人。矿区却说:人退休了,不归我们管。

8月10日,立案不成的康家在工厂保卫科的帮助下继续撒网式寻找。侯军通过亲友四处打听消息,康父则和厂里的部分职工在女儿上下班那段不足一公里的路上反复找寻。

一团衣物

导致8月11日大规模搜索的是康父发现了一团衣服。

10日,余秀琴与康父在横贯玉米地的南北土路西侧寻找。晚上7点左右,二人在玉米地南段走进一条长满杂草的小道。小道北侧堆放着不少从地里锄下的杂草,细心的康父在其中一堆草里胡乱一翻,发现了一团衣服。

“这是不是玲玲的衣服?”康父问身边的余秀琴,余一看,康父手中的正是一条蓝底蓝绿圈图案的连衣裙,里面还裹着一条粉色内裤。多年后,康父回忆寻找衣物的过程时说:“别的草堆都没有动过的迹象,只有这个草堆像是被人动过。”警方在之后的现场笔录中,这样描述埋藏衣物的具体地点,由尸体发现处向南90米,在南北土路西侧48米。

8月中旬,晚上7点天还未黑。余秀琴小跑回厂里报告,而康父坐在草堆旁守护现场。一小时后警方赶到,天色已晚。他们拿走了埋在草里的衣物,留下了一句话:等明天下力量找。

第二天,100多名液压件厂职工被发动起来,几小时后,工人在段月珍家的那块玉米地找到了康玲玲的遗体。

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的现场笔录显示,公安人员从当日11:50开始勘查现场,并于14:05结束。现场笔录记载,尸体现场北距新华路204米,西距南北土路15米。尸体左脚西侧20厘米处有一鞋尖朝西的红色塑料凉鞋,左脚西侧偏南3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尸体北侧偏西1.5米处有辆头东尾西倒置的女式自行车。以上三件均为死者遗物。尸体脖子上有一玉米秸,且在脖子上绕有一件衬衣,开口在北侧。

整个现场勘查过程中,侯军只被带到衣物埋藏地,并对自行车、鞋和钥匙进行了辨认。他说,“尸体现场,一开始没让我见。后来收尸时让我看了看。”康父一样没能靠近女儿的遗体,他对媒体回忆,公安机关“在那里检测、取证,折腾了一天。到晚上7点,他们通知把尸体带走,才算是立案了”。

地被撂荒了

自从地里死了人,段月珍就对那里尽量回避。每次浇地、锄草必须经过时,她都是一溜小跑,“心里害怕得不行”。

就那么一亩地,玉米也就种上八九垄,人怎么就死在我家地里了?段月珍一直困惑。

“原来我家的西红柿棚就是村里人家的祖坟,人家死了人就往我家地里埋。”段月珍觉得自己既倒霉又憋屈,“谁想没几年口粮田里又死了个人,吓得我都不敢从那块儿走了。”

事发后的一两个月,几乎每天都有人往段家的玉米地里去,测量、绘图,还不时有人来询问情况。段月珍有些烦了,再有人来,她就直接回绝:你们不要问我了,我已经够倒霉了。但没隔太久,侦查人员还是拿着一件浅色带花的衣服跑来要她辨认,“他们让我认,我怎么认得出来。”段月珍摇着头,有些不高兴。

在段月珍的记忆里,从土路边到遗体被发现的地方,那一片玉米被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踩得乱七八糟。事发当年,她的玉米地少收了至少二百来斤,“那一小片也有没被糟蹋的,可是掰棒子的时候我根本不敢去。村里人问起来,我说不要了”。

村里有人给她出主意:你去找死在你家地里的人赔钱呀。段月珍和丈夫对此并不认同:人家亲人去世已经很倒霉了,我们只是跟着倒霉,哪里还能再去找人家要钱。

虽然没有亲见,段月珍听村里人说,死者的男人曾去她家的玉米地边给女人烧纸。此后近十年时间,段都很少再去打理那一小片田地,任其自生自灭。

2000年以后,村里统一回收村民口粮田,段家交地时异常痛快。在他们看来,交了地,简直就是丢掉了一个负担。后来,玉米地被村里租给一些从大名县迁来的菜农。这些人开来一些机器,开始在玉米地上重新耕种。

被怀疑者聂树斌

找到女儿康玲玲的遗体,康父第二天来到石家庄市委,他对此前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十分不满。报案却不立案,这是什么公安!康父愤愤不平地抱怨。这一次,老人得到的答复是:已经立案。

康父曾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的石家庄市委书记赵金铎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

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谁是凶手始终是个疑问。直到1994年9月23日下午6时20分,郊区分局民警张日强、杜同福在附近的电化厂宿舍区发现了一个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

1994年11月30日,石家庄市《社会治安报》上,与张、杜二人同为专案组成员的民警焦辉广发表了通讯稿《青纱帐静悄悄》, 文中这样讲述抓捕过程:只见他从防水堤大路上拐进平房宿舍区,不时地左顾右盼,两位侦查员猛冲过去,拦住去路,张日强突然喝问:“站住!干什么的?”那家伙一惊,掉头想跑,被杜同福一把拽下自行车。

这个被拽下自行车的青年,就是时年19岁的聂树斌。

山地车青年

如果不是焦辉广的这篇通讯稿,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大概永远也搞不清,自家老实巴交的独生子,怎么就成了拦路强奸杀人案的嫌疑犯。

据焦辉广描写,1994年8月11日以来的一个多月中,警方先后查访了8个村庄、12家工厂企业的1000余人次,并摸出13名嫌疑人,后被一一排除。

9月8日,警方在电化厂宿舍区内,从一退休工人处得知,入夏以来总有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骑一辆蓝色山地车在附近闲逛,并几次尾随妇女上厕所。这个人“留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不像市里人”。

令人生疑的是,据说8月初,这个人还在孔寨村方向出现过。

老工人的话立刻成为重要线索,侦查开始向电化厂宿舍及聂树斌所在的鹿泉方向辐射。之后的几天,几名菜农也称见过一个骑着蓝色山地车的青年来回游荡,尾随过路青年妇女。在焦辉广笔下,一位农民大嫂向警方反映,一名骑着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悄悄骑到菜地边土路上,不怀好意地看着她”,等她抄小路回村回头看时,“那家伙的样子活像一只垂涎三尺的恶狼”。

1990年代中期,山地车还是稀罕物,并不普及,在农村更显扎眼。9月23日,当聂树斌骑着蓝色山地车在电化厂宿舍区“出现”时,很快就被警方发现。聂母张焕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平常没事时,确实喜欢骑车闲逛,有时也会走出老远,但他总是玩玩就回,从不夜不归宿。

但那一晚,聂树斌没有回家。

第二天上午,警察找到了聂树斌家,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在外上班,张焕枝也下地干活,家里没人。下午,张焕枝在家见到三名自称郊区分局的便衣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只说“你儿子被逮了”。张焕枝听了吓了一跳,一下靠在墙上。警察也没有交代聂树斌究竟犯了什么事,只说有作案嫌疑。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张焕枝觉得当时被吓蒙了,没顾上多问。“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他说是警察就是警察,根本不会怀疑。”她说,要是换了现在,至少要查查他们的工作证,就像每有记者到来,都要检查记者证一样。

从9月24日起,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警察往聂家跑了三四次。他们搜查聂树斌的房间时,还从抽屉里拿走了一个小本。张焕枝说,儿子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里面写了些什么,家人到现在都不清楚,但警方说“里面写了一些内容,要拿走”。

警方还拿了一件衣服要聂家辨认。张焕枝记得,一个警察坐在北屋的椅子上,抬高的手里拎着一件花衬衣,“这衣服是你们家的不是?”张焕枝看了看,“不是。”警察又扬扬手:你看仔细点。张焕枝再次确认:不是。

“那是一件女人穿的花衣服,长袖,上面有蓝色的花,一朵一朵的,并不大。”张焕枝说,上面也有小碎花,比一块钱的硬币稍大,但是很少。这个细节也成了19年后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张焕枝指出检方在证据上“造假”的理由。此为后话。

康父告诉律师李树亭,破案期间,警方也去过他家几次。一次拿走了女儿的照片,一次拿走了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花衬衣,另一件是连衣裙。康父说,“这些衣服都在公安局放着,我们要,公安局不给。后来(警方)又拿了衣服让我们辨认,一件也是花衣服,一件是连衣裙。”不过康父表示,之后拿来辨认的衣服并不认识。

出事以后,张焕枝去过儿子学校。她说,对于聂树斌犯事,老师、同学的反应都是“抓谁也不能抓聂树斌啊”。杨中山是聂树斌在校办厂工作时的领班,带过他一年多。在杨中山眼里,聂树斌实在、老实、话不多,“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行为,干活还行,不偷奸耍滑”。

“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知道聂树斌被抓后,张焕枝开始往郊区公安分局跑,一是要看看儿子,二是想问问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一周之内,她从鹿泉骑车去了两三次,次次都被堵在门口。“连门都进不去,怎么找人,怎么问?”张焕枝皱着眉头提高了声音。

见不到儿子就赶紧找律师。通过聂父二嫂的关系,张焕枝辗转找到在法律服务社(现石家庄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张景和。“张景和从前好像不是律师。聘请他的时候,我给了2000元。”张焕枝回忆,“那个时候2000就挺多了。”

对于整个聂案经过,张景和理应是最有发言权的非公职人员。然而,据他的家属透露,如今77岁的张景和由于疾病缠身,已在医院住了多年,根本无法回忆近20年前的旧事。

一开始,聂家人都以为,聂树斌最多也就是个小偷小摸。更从未想过,从不惹事、有些口吃的聂树斌犯下的竟是强奸、杀人的大罪。甚至,在找律师的那段时间,聂家还如期操办了聂树斌姐姐的婚事。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聂学生在工作单位石家庄联碱厂见到一张逮捕证,上面清楚地写着聂树斌“强奸杀人”。据媒体报道,老实少言的聂学生当时死活不肯在逮捕证上签字,狂喊着“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警察说,签吧,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儿子强奸杀人?张焕枝怎么也想不通。“树斌从来没跟女的干过那种事,怎么会去强奸?而且那个女的三十好几了,树斌才二十,怎么会去强奸她?”在张焕枝眼中,儿子性格内向,甚至有些懦弱。1993年儿子在家里连只母鸡都不敢杀,第二年怎么就能跑出去杀人?张焕枝说得非常直白:他没那个胆量。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满脸泪水”

一审开庭前,张焕枝在二嫂家第一次见到张景和,时间不长,只有半小时不到。18年后,见面时的大部分细节,已然忘却。她只记得张景和告诉自己,对玉米地中的命案,聂树斌前5天都不认,第6天却突然改了说法。当张景和询问聂树斌,“之前你怎么不认”时,聂树斌没有回答。再问“现在怎么又认了”,聂树斌流着眼泪,略带口吃地说了两个字:打哩。

对于这个说法,张景和曾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间接否认。媒体报道显示,张景和一共与聂树斌会见3次,但聂从未喊冤,每次都承认事情是自己所为。

在聂树斌供认犯案时间的问题上,《青纱帐静悄悄》也有描写:9月29日,在侦查人员强有力的政策攻心和确凿的证据面前,聂树斌自知再无法抵赖,终于缴械投降,供认了拦路强奸杀人的全部犯罪事实。9月29日,正是聂树斌被抓的第6天。

至于口供内容,张景和告诉张焕枝:现场什么样,口供就什么样。依据此前报道,张景和曾经透露,聂的口供里包括尸体摆放方向、自行车样式、内衣颜色等。这一切,均与现场吻合。但张焕枝强调,张景和说现场没有指纹、脚印,也没做过DNA鉴定。

从二嫂家回来,张焕枝左思右想。她认为,儿子天生口吃、不会回嘴,审问时必然吃亏。“过去,我也错怪过他,都是事后才明白,因为他说不出来”,张焕枝说。而且,前5天为什么一直不认,第6天就认了?从此以后,张焕枝每次回忆起来都非常后悔“当时怎么就没问问张景和儿子身上是不是有伤?”

接下来的几个月,聂树斌音信全无。张焕枝再次见到儿子,是在1995年3月3日,案件一审开庭之后。

1995年,石家庄中院还在靶场街,马路不宽。那天,张焕枝赶到法院,却因为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没能入场。除了法官、检察官,走进法庭的只有康父与张景和。张焕枝一直在街上等,直到一个多小时后看见张景和与一名法官一道离开,庭审结束。

张焕枝匆匆走上法庭所在的二楼,刚一推门,就听见聂树斌号啕大哭。她赶快跑进去,看到聂背对自己,还没跑到跟前,就被几名法警拦住。张焕枝大叫一声:树斌!儿子抽泣着回头看了自己一眼,满脸泪水。这是母子二人最后一次相见,相隔七八米远,没有说一句话。

对于庭审情况,张焕枝事后曾找张景和询问,张景和说他抓住证据不足这一点努力辩护,但法庭并未采信。

康父也向李树亭回忆过此次一审场景,“一开始法官先说了一些程序问题,之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依据康父的说法,庭审中没有进行调查、质证和辩论,张景和只说“孩子年轻,从轻处罚”,并让聂家多赔钱。

在李树亭看来,这次庭审过于简短,“从时间上看,留给律师说话的机会不会太多。”李树亭说:“这样的案子如果放在现在,开庭最快也得半天,一般都要一整天。”

1995年3月15日,聂案一审宣判,认定聂树斌强奸、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处聂树斌赔偿康家丧葬费及其他费用2000元。 

聂家与康家:恩怨十九年

得知聂树斌已被执行死刑,张焕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要儿子的骨灰。

1995年五一前后,张焕枝骑上自行车,从鹿泉来到石家庄中院,直接找到主管聂树斌案件的孟姓法官。

“孟法官,前两天枪毙的人里是不是有我儿子?”张焕枝问得很客气。“有。”“你们把人枪毙了,尸体都放在哪?”张焕枝又问。“都一块儿拉到火化厂了。”强压委屈与愤怒的张焕枝突然急了:一块拉到火化厂?我还要我儿子骨灰呢!

孟法官这才从办公桌上侧过身,看了她一眼,“哎,你怎么还要你儿子骨灰呢?”听了这话,张焕枝不知如何是好,她大声和孟法官理论:“我就是要我儿子骨灰。你们说他是强奸犯,我不这么认为。”

张焕枝想不通,纵使儿子犯了天大的罪过,总还是中国公民吧?“我在电视上看过,咱中国公民在外国遇到什么事,大使馆还想办法把人救回来。我儿子怎么连骨灰都不给?”

孟法官一看没法了,说,“那就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第二天,张焕枝在弟弟的陪伴下,拿着孟法官的介绍信来到火化厂。还没走到门口,她就哭得走不动路了。弟弟怕姐姐进去后,自己一个人拽不出来,说什么也不让她再往里走。

张焕枝坚持一定要看上一眼。“他们说我儿子是杀人犯、强奸犯,可我不管他是好是坏。就算真是犯了法,他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张焕枝哭了。

那一天,她最终没能拗过弟弟,没有走进火化厂。

想到儿子离去时还没结婚,张焕枝把领到的骨灰重又留在了火化厂,等了一阵方入土为安。“我们农村时兴阴婚,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儿、一个小女孩儿两个骨灰盒并到一块儿埋在土里就行。”在张焕枝心里,即使聂树斌的罪名是强奸,他也仍然是个没娶过媳妇的小孩。对这个自己生养了20年的儿子,她要有个交代。

张焕枝不服输

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时,张焕枝刚过知天命之年。这个半辈子夹着尾巴做人、不喜与人争执的农村妇女到处哭诉。

张焕枝找到张景和位于石市新华区的家,想问清儿子为何被枪毙得如此之快。张景和的回答是,“枪毙的那两天我没在石家庄,我也不知道。”

这是她与张景和最后一次见面,悲痛中,她根本没想过讨要一审、二审判决,只是一个劲地哭:我儿子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此后,郊区公安分局、河北高院、省检察院,她轮番奔走,得来的都是同一句话:想申诉,你得拿出东西。所谓“东西”,就是聂案的两审判决书。

“可是从来就没人给过我判决,里边的内容我听都没听说过”。张焕枝很激动。

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焕枝到处找人,因为没有判决书,她的申诉根本无人理睬。

与妻子相比,寡言内向的聂学生的选择却是:自杀。1996年下半年,他一个人吞下安眠药,虽然侥幸保住性命,但落下终身残疾,成为偏瘫患者,一遇到激动的事便时哭时笑。

1996年,52岁的聂学生从联碱厂办理了病退手续,在家看病修养,老两口每月只有380块钱病退金。

1990年代中期,对于一些城里人,380块可能只是两三桌饭。但对于聂家,这几乎就是全部。吃喝看病打官司,都得从里头出。联碱厂上上下下都知道聂家的处境,尽管效益不好,但聂学生每次看病买药,厂里都能报销一半甚至更多。

对此,张焕枝说,她至今感恩。

那段日子,聂学生每天念叨的都是“我没法过了,我没法过了”,张焕枝也和他赌气、吵架。她埋怨自己的男人,“遇到坎,你怎么就不想着往前迈?”

外表坚强的张焕枝内心也很惶恐:儿子已经没了,万一老头也没了,我可怎么办!所以,日子过得再紧,她也绝对不在聂学生的医药费上省钱,她说,“我必须带着老头往前走,我能走到哪,他就能走到哪。”

丈夫敏感而脆弱,儿子的事在外面不说,在家里不能不提。老两口没事就苦思冥想,找出无数理由,说服自己命案不是儿子所为。

“就连康家都这么说”,一次,聂学生这样告诉张焕枝。可不是儿子又会是谁?每每想到这里,两人便相对无言,说不下去。

1997年以后,迟迟拿不到判决书的张焕枝很少再去公检法部门告状。在那段渐趋平淡的日子里,逢年过节时,张焕枝总觉得年夜饭里缺点东西,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一天,她恍然大悟,缺的不是什么东西,缺的是个儿子。

敏感的康父

“连康家都这么说”,并非虚言。

事实上,康家的申诉之路,开始得比聂家还早,坚持得比聂家还长。从最初三次到公安机关报案不立案,到在石家庄市委报案时被值勤人员打伤,康玲玲的父亲对公职机关的办事作风十分不满,为此多次抗议。

1994年9月聂树斌被抓时,康父对破案时间过快及一些现场细节提出疑问。然而,警方坚称自己抓对了人,经人指点,他还给直接侦办案件的郊区分局送了一面锦旗。

但很快,锦旗就变成了一纸诉状。

1995年3月,聂案一审的法庭上,康父说出了5个疑点并大声质问被告席上的聂树斌是否有人指使作案,结果被法官强行制止。多年后,康父向李树亭描述庭审情景时表示,法官告诉他:“你是刑事附带民事的当事人,除了赔偿,其他的和你没关系。”

庭审中,康父提出的质疑包括:现场情况与聂的作案时间等不符;女儿生前习练防身术,聂很难将其制服;女儿门牙脱落;遗体和衣物不在一处,怀疑发现遗体处非第一作案现场;怀疑雇凶做案。

张焕枝介绍,康父也坚持怀疑聂案。一次,康父到省公安厅,与看门老汉攀谈起来。康父说,聂树斌就是个小青年,与女儿年龄不符;另外,女儿平时习练武术,真打起来,聂树斌绝非对手。

康父不知道,这名老汉正是聂学生早年当兵时的战友。这番话不久传到聂学生耳中。由此,聂家更加认定儿子是冤屈而死。

在两次庭审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康父均要求聂家赔偿丧葬费、子女抚养费等共6万多元,而法院最终判决只有两千。康父认为,这个结果是因为张景和在司法系统内部找了关系,因此对聂家深怀不满。

玉米地一案也彻底改变了康家的生活,康父一次又一次申诉、上访,柜子里堆满了各种材料,他本人也像无数上访者一样遭遇不公。康父写于2007年的申诉控告状中,“艰难诉控”“坎坷生活”“恐怖暴力报复”“强权政治压迫”等词语赫然在列。

除了针对办案的公检法机关,康父还起诉了多家媒体,理由是他们涉嫌侵犯康家的隐私。李树亭说,过去的19年中,康父一直缠绕在各种后续的侵权诉讼中,不肯放手。在对真凶存疑却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这些侵权诉讼成了康父能够抓住的唯一稻草。

能够获得康父信任的人越来越少,除了每隔半月左右,康父会给李树亭打个电话,问问女儿的案子,全家对于外界的一切已不关心。《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致电康家,接电话的都是康母。一听说是媒体记者,康母总以听不清为由,客气挂断。即使记者找到石家庄市城区内的康家,也从未见人。

2013年6月25日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李树亭拎着两个西瓜爬上康家所在的7层,敲门后等待良久依然没人开门。

恩怨纠缠

玉米地案后,聂家与康家两家人的命运像两条直线,在1994年盛夏交汇过后依循着各自的轨迹,渐行渐远,但谁都逃不出痛苦的阴影。直到2005年王书金的出现,才把两个家庭重新拉回石家庄西郊的玉米地。

2005年,石家庄的冬天格外寒冷。春节后不久,康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中的男子问清康父身份后,却不肯透露自己是谁。康父不愿多提过往,匆匆挂断,但他含混感觉到对方似有隐情。

第二天,邯郸市广平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致电康父,一句话“你孩子那事现在又抓到一个真凶”,就此抓住了康父的心。

几乎与此同时,张焕枝位于下聂庄的家中,开始不断有人造访,光是找上门的记者,一批就来了40多人。刚开始,张焕枝还觉得纳闷,儿子的案子已过去多年,怎么还有人前来询问?

后来,有人向张焕枝透露了实情。“有一个自称玉米地案真凶的王书金不仅落网,并且已经指认案发现场”。

几近绝望的张焕枝,再度踏上申诉之路。

旧伤重起,聂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有名记者找到聂家,刚向聂学生介绍完身份,老人就用拐杖指着记者吼,“你们快走,不要说这个事了!”说完,背过身去,哭得像个小孩。

为了帮助聂家申诉,上海一家媒体向张焕枝推荐了律师李树亭。

尽管王书金主动认罪,但想要申诉成功,拿到聂案的两审判决仍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坎。2006年,张焕枝敲开了康家的门,两位老人第一次正式见面。在张焕枝明确请求复印康家的判决时,康父拒绝了。“你有没有判决跟我没关系,你再说自己冤枉,在情理上咱们两家也是仇人。只要案子不翻,我就不能帮你”,康父的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

李树亭主动揽下了到康家讨要判决的任务。他多次登门陪康父聊天,一边回答老人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一边把话题往聂案上引,只是对判决只字不提。几次下来,李树亭逐步取得康父的信任和好感。2007年4月,康父终于递上两审判决的复印件。别看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上面还有不少印刷失误、错句别字,但在张焕枝手中,它真比千斤还重。2007年8月15日,当张焕枝手持判决出现在河北高院要求申诉时,工作人员惊讶:你是怎么拿到判决的?

李树亭不想让外界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和张焕枝故意将判决书说成是“神秘人向聂家快递判决”。

因为相信李树亭,又有王书金坚决认罪,康父对聂家的态度在内心深处悄悄转变。在2007年的申诉控告状中,康父列出了四个提请事项:撤销聂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重新审理;立案审理王书金自认的西郊玉米地案,查清聂、王谁是真凶;追究真凶的刑事附带民事责任,各项赔偿总和20万元;追究直接办案人员的责任,并赔偿各类损失200万元。虽然表面上看,康父依然将聂家视作不共戴天的仇人,还说“只要法院不翻案,这事就是聂树斌做的”。

李树亭说,康父之所以一直不肯改口,是怕案子翻不过来。他曾向李树亭表示,“如果法院认定不是王书金干的,我又去帮助聂家,那我和孩子岂不成了笑话?”

命运注定两家围绕玉米地一案的恩怨一时难解:2007年,王书金案二审,但久拖不决,疑惑之中,两家人关系再度紧张。2011年11月,因为聂家的第三位申诉代理律师刘博今将两审判决扫描后在网上公开,对受害者信息未做技术处理,康父一怒之下将刘和多家媒体告上法庭,同时被告的还有为刘提供判决的张焕枝。

对于康父的态度,张焕枝也理解。说起对自己仇视了近20年的康父,张焕枝叹了口气:他现在岁数大了,女儿又没了,真是很可怜。

王书金:一个意外出现的“凶手”

王书金的出现,跟他后来的案情一样扑朔迷离。

2005年1月18日凌晨两点,天高风寒。广平县公安局的值班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该局副局长郑成月拿起电话。对方介绍是河南荥阳市索河路派出所,说他们抓到了一个人,叫王书金,自称广平人,曾经在当地杀过人。郑成月脑子一转,问:“这个人是不是在1995年把人杀了投到井里面?”

过了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吐字不清的声音:“那就是我。”

这是个让郑成月念叨了10年的声音。从1995年起,每到除夕,他都要跑到南寺郎固王书金哥哥家,看看这个从1995年出逃的嫌疑人,有没有回来过年。现在,还有20多天又要过年了。

放下电话,郑成月马上叫上两位刑警队长,拿了一张拘留证,一个手铐一个脚镣,连夜开赴河南荥阳。

“大王”落网

王书金落网,充满了“无心插柳”的桥段。荥阳的公安系统,至今还把此事当成个段子来讲。

2005年春节前,为了应对岁末暴力犯罪和侵财犯罪高发的态势,郑州市按照惯例,开展了以“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创建平安郑州”为内容的“两严一创”活动,时间为2004年11月25日至2005年2月底。活动的重点之一,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作为郑州下属的一个县级市,荥阳市也组织警力,投入到这场一年一度的活动中。

2005年1月16日,一位曾做过联防员的市民,给该市索河路派出所指导员石国斌提供了一条线索:在乔楼镇陈西砖厂一位叫“大王”的河北籍男子,来荥阳打工8年,逢年过节从不回家,平日里碰到民警检查,或者看见河北籍的车,常表现仓皇,有一次还钻到了玉米地里,形迹可疑。

1月17日晚上10点左右,石国斌与所长李建明和另一位同事一起,敲开了“大王”家的门,以其没有身份证也没办暂住证的名义,把他带到了派出所。

接下来,“大王”的表现让干警们心生警惕。审讯中,“大王”连续报了多个假姓名和假家庭地址。办案民警一个个输入电脑,又一个个打电话核实,发现全都对不上号。

王书金后来对接触自己的人说,他对自己逃避网上通缉抱有一丝侥幸。他说自己从来没拍过照片,因而可能形不成一个完整的网上通缉令。

被“大王”多轮谎言折磨的索河路派出所,审讯的力度逐渐升级。王书金勉力维持的心理防线,渐渐无力支撑。

在逃亡的10年中,王书金曾多次徘徊在自首边缘。但最终被两个想法抢占了上风:一是两个孩子还小,无所依靠;二是他1998年再结姻缘,妻子马秀兰逐渐让他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有点舍不得。

这场说谎与揭谎之间的攻守游戏,考验着双方的耐心与韧性。就在派出所打算放他一马时,王书金突然说:“我要找你们领导单独谈。”

王书金后来对接触过他的人说,当晚他喝了点酒,心理防线较平常更为脆弱。

在所长李建明的办公室内,王书金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并说曾经杀过人。民警们赶紧上网查询,发现河北省公安厅在网上通缉的一个犯罪嫌疑人,就叫王书金。他们又与王书金老家所在的广平县公安局联系,该局副局长郑成月说确有此人,并且叮嘱“这人很有劲,别让他跑了”。

“诈”审

1月18日凌晨,郑成月4人赶到索河路派出所。

此时,王书金被关在一个类似铁笼子的设施内。一位办案警察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郑成月走到王面前,问“你认识我吗?”王答:“不认识。”郑成月说:“我是十里铺的。”

十里铺在南寺郎固的北面,与王书金的老家相距不超过3公里。

王书金说:“带我回家吧,我想家了。”郑成月说你跟人家说清楚了吗,回答说已经说了。

在荥阳,王书金承认了1995年杀害张某芳并把其扔进井里一案是自己所为。但事实上,南寺郎固村另有一个叫张某芬的妇女失踪十多年,其失踪的地方就在张某芳案发地附近。王书金1995年逃跑后,广平警方曾经怀疑此案是其所为。

一位办案警官回忆,当时,郑成月突然发问:“我说,你把冰申(张某芬丈夫的哥哥)的兄弟媳妇埋到哪个河沟里了?”

王书金一蒙,脱口说了一句:“不是河沟里,在那个小屋前面。”

河北来的警察心中暗喜,他们把王书金带回广平的第二天,就领其回南寺郎固寻找埋尸现场。王书金指了一个地方,警方一撬下去,受害人的衣服就露了出来。当时,王书金的父亲正坐在路边玩,问:“那押的是谁?”

郑成月从王书金身上“诈”出了一个杀人案,让看管王书金的民警吃了一惊。说:这家伙还杀过人咧。郑成月当时说:恐怕他杀了四五个咧。王书金被激了一下,又脱口说了一句:“没,没,就四个。”接着,王书金就把这四起案子作案的时间和地点说了,其中就包括石家庄西郊康玲玲被杀案。

索河路派出所一听杀了4个人,不敢轻易放人,说你们先住在宾馆等一等,我们交到荥阳市刑警队再审审。

再审的结果,是王书金共交代了6起案件。除了上述4起强奸杀人案,还有两起强奸案。

在索河路派出所与荥阳市公安局的审讯笔录中,王书金对4起强奸杀人案的交代顺序是:1995年张某芳案、1993年张某芬案、1994年刘某玲案、1994年康玲玲案。

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公安人员分析,这个顺序背后,蕴含着对王书金希望借石家庄西郊案浑水摸鱼说法较难成立:在郑成月激他之前,王书金已经交代了一起杀人投井案。以其杀人的手段及杀人后逃跑的情节,即便没有其他的案件,仅凭此案即可定其死刑。这显然不是一个“求生”的逻辑。若遵循“求生”的逻辑,王书金应该最先交代石家庄西郊康玲玲案,让司法机关欲判不能。

而“求生”的逻辑若要成立,还需同时具备几个前提,一、1994年或之前已开始蓄谋。若非有意为之,其对现场的记忆不可能完整如初;二、在当年围观现场时记住足够多的细节,以产生以假乱真之效;三、知道凶手已被抓住,并且被执行了死刑;四、知道真凶案件的侦破与司法程序均存在很多瑕疵,以便让人有足够的理由对此案产生怀疑。

事实上,由于时间久远,王书金对有些案件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比如他已记不清杀害张某芬的年份,只是说是在“杀害前一个女孩(张某芳)之前两三年”。月份也记不清楚,说是“10~11月”。

其在荥阳与广平的供述也有一些偏差。比如本村的一位受害者,他在荥阳说成是“泊头村的媳妇”;对同一位受害者,在荥阳是“站着强奸”,到了广平就变成“趴着强奸”;在荥阳说作案时间是下午,到了广平又改为上午。 

上文提到的公安人员说,凭自己几十年的侦查经验,一个人对10年前发生的事情,记忆的准确度能达到80%已属不易,达到100%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照葫芦画瓢。

据了解,郑成月一行1月23日从荥阳返回。在回来的车上,王书金说我都一天没吃东西了,现在事都说清了,想吃东西。郑成月问想吃啥,王书金说想吃肉。郑让司机找了一个高速服务区,在服务区超市买了一只德州扒鸡,撕下来一条腿给王书金,又买了瓶饮料给他。这让王书金很感动,说如果我能活着,一定能和你交朋友。

博弈

把王书金从荥阳带回的第三天,一位办案警察称,警方就带着王去了石家庄。为避免受到其他犯人的影响,警方不敢把王书金放到看守所,而是放到车上,有人24小时看守。

此时,包括郑成月在内,尚不知石家庄西郊杀人案已宣布告破,“凶手”已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

一位知情人介绍,到了石家庄,郑成月试图让案发地派出所提供配合,但派出所不配合。此时,荥阳警方的通报函已经发至石家庄,而在与该案相关知情人士的接触中,郑成月也逐渐了解了该案的来龙去脉。

为了寻找当年的现场记录,郑成月一行4人押着王书金,前往石家庄公安局裕华分局刑警队。当年办理此案的郊区分局已经被撤,其业务被合并到裕华分局。

上述知情者介绍,当时,裕华分局刑警队一间挂着“教导员”的房间开着。郑成月走了进去。屋里没有人。桌子上有一张函,正是荥阳的讯问笔录。

这时候有人进来,进门后第一个动作是把那个函翻了过来。郑成月说,我们是广平县公安局的,从荥阳带过来一个犯人,他交代在石家庄西郊杀过一个人,你们把现场给我们一下,我们好向检察院移交案卷。

知情者称,郑成月说, 你们给我们“现场”就行了。要不然我们把人给你,你们处理?这人说,不是这事。郑成月要找他们管刑侦的副局长,他说出去开会了,也不给电话。

后来,此人给了郑成月一支烟,问:这个犯罪会不会是道听途说?郑成月说:不管是什么咱查清不就行了嘛,你要是有怀疑,犯人就在楼下车上,你来问。他说,我不问。又过了一会,此人说这个事是有,当时我还是法医。郑成月说,那不更好嘛,你以前是法医,现在是教导员,不更了解情况嘛。他说这里面不对。不行你先回去,我给领导汇报汇报,咱们再电话联系。

话毕,郑成月就带着人回了广平。

回来后,郑成月再给此人打电话,就没有人接了。眼看对王书金羁押已经20天,郑成月有点着急。按照规定,如果超过30天没把卷宗提交给检察院,就属于超期羁押,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

这让郑成月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只有交代材料,没有“现场”,就是不完整的卷宗;如果把交代材料抽出来,不提此案,又不符合规定,两者都有可能追究办案人员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在王书金的卷宗中,看到了一份邯郸市检察院给广平县公安局的退查提纲。其中第五项说:被告人王书金交代在石家庄打工期间强奸后将一名妇女杀死,此事是否存在,应查证将材料入卷后才能认定。

广平县公安局补充侦查报告书对此有个回复,说“关于退查提纲第五项,省政法委会议纪要已有意见”。

据知情人介绍,王书金被押回广平20天左右,河北省政法委曾经组织了一次石家庄公安局裕华分局与广平县公安局之间的对质。双方各出示自己收集的证据,石家庄方面此时已经提到了受害者脖子上的花衬衣。但郑成月说,不能给王书金点化此事,以免留下后患,让他自己说。

就在石家庄西郊现场一事僵持不下时,《河南商报》发表了一篇有关此案的文章,叫《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全国多家媒体转载。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河北省公安厅一位刑侦局副局长即赶到广平,说要协助广平警方尽快破案,有关此案的现场记录很快到了广平。

王书金其人

南寺郎固位于广平县城东南7公里左右,人口超过3000人,村内鸡犬交吠,院落整齐。离家出走前,王书金在此出生并生活了28年。

1990年代,该村还是乡级建制,后在撤乡并镇中归于十里铺乡。村内王姓人口占了三分之二。在该村的中间位置,有一处已经荒废多年的宅子,两间东屋,四间朝南的正屋。正屋中东边两间与东屋同为废弃的旧房,房内杂物横陈,尘土充塞,看起来了无生机。

正屋的西边两间为新建,门窗尚未安装,地上堆着木头。看起来做工不够精细,就像临时建筑。村里人称之为“危房”。

宅子没有院墙,里面长满了杂乱生长的小枣树。即便是中午的阳光,也很难刺破其中的阴郁气息。有的村民称之为“鬼屋”。

王书金就出生在这处宅院。在此之前,他已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后来又有了两个妹妹。7个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村里的“异类”

1995年秋天,南寺郎固村附近的一口枯井内,发现一具女尸。现场的迹象表明,这是一起强奸杀人案。

南寺郎固村所有的青壮年男人都被叫去问讯。一场地毯式搜索随之展开。搜索从第一队转入第二队时,有人发现,第二队的王书金不见了。他的妻子郭红梅说,警察在第一队搜索时,王书金磨了把刀别腰里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走路低头、少言寡语、14岁就进过少管所的沉默男人,其实是这个村里最危险的人。

在村民的印象中,王书金虽然可怕,但其父亲老实巴交,话不多。他喜欢打井,有时候还钻研打井的设施,参与了大多数本村及附近村庄的打井工作。但经济上的贫穷并没有因此改变。

姊妹七人,只有大姐、大哥上了几年学,王书金上到小学二年级,其余四个姐妹则没有上过学。

过早地辍学,一方面让王书金远离那些多在校园里的童年玩伴,同时也让他有着大量空荡荡的时间。王书金说,小时候家里人很少管他。而一旦被管,总是出现在犯错的时候,方式就是挨一顿打。

王书金的父亲没有受过教育,在孩子的教育上也缺少方法。小时候,王书金经常挨打,父亲打他,哥哥也打他。哥哥王书银打得很厉害,有时“往死里打”。这导致兄弟二人出现隔阂,很多时候,王书金会远远地躲着哥哥。他说,这个9人的大家庭里,只有母亲爱他,会在王书金被打的时候帮忙拦一下。

王书金没有朋友,平时喜欢低头走路。一方面同龄的孩子大多都在学校里,另一个说法是与家庭影响有关。王书金一家人都有点闷。父亲与哥哥话都不多,与村里人走动也不是很积极。

王书金的个性更加沉闷。村里人反映,王书金大都是低头走路,并且爱走小路,遇见村里人一般不打招呼。别人跟他说话,他也以“嗯”“啊”应付,面无表情,很难形成交流。小孩子在一起玩耍,他很少参与,也几乎从来不到邻居家串门。

大姐夫王文景说,春节到丈母娘家走亲戚,也难得王书金说上几句话。通常是见面的时候叫一声“姐夫”,随后就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久而久之,村里人都不爱搭理王书金。有什么活动也不会通知他。他就像一个远离主流的异类,虽然置身于一个熟悉的环境,但大家都把他当成陌生的存在。

王书金曾说,自己在广平县没有朋友,在生活中常常独来独往。这成为王书金的一个重要的标签。

难以抑制的冲动

后来的经历证实,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上都感受不到温暖,王书金开始走向田野,寻找发泄。在南寺郎固,关于王书金“性需求强烈”的传言有很多。

他还有一个在南寺郎固人尽皆知的癖好:收集女性用品。比如内衣、内裤、乳罩等。他邻居家一个刚过门的媳妇,洗了内衣晾在外面,全部被偷。也有其他家庭丢失内衣的消息不断传出。有一年种地时,一位村民犁出了很多件被埋的女人内衣。

1995年张某芳的尸体从井里被捞出来后,井下也发现了一些女人的衣服,以至于警察认为井下还有尸体。王书金不得不将自己的这一癖好和盘托出。办案民警说,这是一件让王书金非常羞于启齿的事。偷了这些衣服后,王书金会在无人的时候穿上,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有一种满足。

1982年7月13日下午,14岁的王书金在自留地里看瓜,一个到南寺郎固走亲戚的7岁女孩路过此处,王书金遂生歹意,尾随至村东一队牲口棚井坑子垄口沿试图强奸。小女孩边哭边骂,王书金就把其拖到路北的玉米地里,摁倒在地,掐住小女孩的脖子,直到其不能出声后将其强奸。其作案手段,与成人后的几起作案并无二致。

小女孩被奸污后,将此事告诉了姥爷。姥爷遂带人把王书金痛打一顿,然后报警。警方将其抓获后提起公诉,法庭不公开审理,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发配到唐山少管所。

王书金后来交代,他强奸后把人掐死的习惯,与这一次事情败露有很大关系。

1985年从少管所出来时,王书金还不满18岁。在村里本来就形同陌路的人际关系更加紧张。本来村里人对他只是没有好感,现在又多了一层恨。所有人都躲他远远的,外出打工没有人愿意带他,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也没有人帮他介绍。

父母为他的婚事着急,想出了一个办法:转亲。在当地,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家里的男方条件较差,正常娶亲困难,为了成全男方,不得不用家中的姐妹与其他家换。即A家的女子到B家,B家的女子到C家,C家的女子再到A家。这样,让三家的男子都有了对象。

从南小留嫁来的姑娘叫郭红梅。本来她千般不愿,但被父母所逼,时间长了不得不就范。这从一开始就为这段婚姻埋下了隐患。

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郭红梅对王书金非常排斥,老回娘家,不做家务,也不愿意过夫妻生活。后来结婚久了,状况有所改变,但两人关系也一直不好。王书金说,每回过夫妻生活,都是他主动提出来,有时候还被拒绝。他为此非常恼火,两人间的争吵如家常便饭。夫妻间的沟通一直是个问题,王书金的母亲对这个儿媳妇也不太满意。

王书金说,这段婚姻没有给他带来安全感,对他以后走上犯罪道路有一定影响。由于生理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王书金碰到女人——特别是形单影只的女人,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

王书金说,他每次欲望一起来,就憋不住,顾不了场合,也顾不了对方的长相,“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顾不了”。

逃亡之路

1995年强奸杀害张某芳并把其扔到井里后,王书金从老家逃出来,从广平坐车到济南,到聊城,又到石家庄,到原来干过活的鹿泉,没有找到活,又到安阳、郑州,后在荥阳砖厂安顿下来,一住就是十年。

1998年,经内蒙古一位朋友“老王”的介绍,王书金与湖北人马秀兰认识,不久就住到了一起。这一年,马秀兰20岁。她因与家人生气逃出来,先到南阳,后到郑州,认识王书金后,与其一起到荥阳砖厂打工。

马秀兰面色稍黑,体格结实,性格开朗大方。她与王书金第一次见面时,感觉对方很老实,又有力气能干活,很满意。认识了没几天,就随他一起去了荥阳砖厂。

但在一起过日子才发现,王书金这人脾气很暴,“容易恼”,有时候不知道哪句话说不好,就会恼,两人经常吵闹,甚至打架。“他有个暴力的心理,有时候出手很重。”马秀兰说,与王书金在一起七八年,几乎每天都要吵。吵完了很伤心,但第二天还会吵,都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吵久了,马秀兰也觉得烦。曾经有一段时间,她想离开王书金。两人的第一个孩子送人,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1999年初,两人有了第一个男孩。这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想要这个孩子,并在被褥下塞了5000块钱。王书金和马秀兰商量,认为自己经济条件有限,养不起孩子,还不如送人。马秀兰此时正有意离开王书金,也表示同意。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马秀兰没有走成。

两人刚认识时,王书金没有说自己结过婚。后来他承认了这一点,也说有了一个儿子,但夫妻关系不好,婚姻名存实亡。

事实上,在王书金逃亡的第二年,他老家的妻子就已经带着儿子,改嫁到附近的北小留村,儿子也随了继父的姓氏,只是王书金并不知道。

对于离家出走,王书金给马秀兰编了一个谎话:哥哥与人打架,被人狂揍,他出手相助,过失杀人,不得不逃亡在外。

但马秀兰还是发现了一些蹊跷,比如王书金晚上睡觉从来不脱衣服。“睡囫囵觉,心里不踏实,心里有一股怕劲。”王书金说,与马秀兰在一起的那几年,几桩命案时时像块石头压在自己心头。

从1995年到2005年,王书金再没回过老家。有一次,曾有一个朋友建议开车拉他晚上回去,再晚上回来,神不知鬼不觉回家看看。但他犹豫半天,最终作罢。

每到春节,周围人家合家团圆,他都会带着女儿,来到荥阳铁路桥上,北望黄河北面的故乡。他说,自己最大的奢望,就是带着老婆孩子大大方方地回趟家,看看父母。他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在他逃亡期间去世,父亲也在2012年去世。

有时候心烦时,他会找人喝酒。砖厂附近有两个馆子他经常去。酒过三巡后,他经常会发出感慨:今日有酒,还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呢!这样的话说多了,周围的很多人都听出了弦外音,认为他身上有案子。王书金案发,据说源于一个饭馆老板的举报。王书金被抓后不久,这家饭馆就关门大吉。

因为喝酒,马秀兰有时候会跟王书金生气。这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女人,很心疼王书金辛苦挣来的几个钱都拿去喝酒了。她说,王书金喝的醉醺醺后,还喜欢付账,为此,他一年要欠饭店一两千块钱。

但马秀兰从来不会在王书金熟人面前提及此事。王书金对此心怀感激,他觉得这给他留足了面子。

后来,王书金又跟马秀兰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在荥阳砖厂,王书金自认为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有一份工作,有一个能干的老婆,有两个孩子,还有几个朋友,他甚至还为女儿找了一个干亲。

暂时的安定让他有一种幸福感。他说,自己也曾经想过自首。但两个事实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是孩子还小,二是他舍不得马秀兰。“如果自己早点认识马秀兰,可能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但马秀兰不这么认为。她觉得是王书金毁了自己。王书金被抓后16天,她就带孩子改嫁到荥阳附近的一个村里。马秀兰说,一旦家里有了钱,她就想在城里买套房,让孩子远离这个早晚会知道自己亲生父亲的环境。

在被抓的几个月前,王书金有一次突然问马秀兰:如果我有一天被抓,你怎么办?马秀兰被问得有点茫然,说:“我这有两个孩子,你说咋弄?”

两个孩子,大的是闺女,生于2000年,小的是儿子,生于2002年。两个孩子都不爱说话,学习也不是很好。马秀兰说,这些都像王书金。

聂、王案的“推动者”

就在郑成月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杀人案的现场卷宗一筹莫展时,一个媒体人进入了他的视野。

此人叫马云龙,当时的职务是“《河南商报》总顾问”。马云龙这次来冀,正是奔着石家庄西郊杀人案而来。

“重大报道”出炉

索河路派出所抓到王书金后,荥阳市公安局认为此案是“两严一创”的重大成果,就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河南商报》派记者楚阳参加,回来写了个三四百字的小消息,标题叫“河北‘催花狂魔’荥阳落网”,此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后来,楚阳在闲谈中向马云龙提及,说在新闻发布会后喝酒时,荥阳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这个案子还有点麻烦,王书金供认的一起石家庄的案子,早已经宣布破案了,还枪毙了一个人。

马云龙感觉这是一起“重大新闻”。他抽调了一位能干的特稿记者范永峰,与楚阳一起前往河北采访。这一年,马云龙61岁。

马云龙称,此时的郑成月,正因石家庄西郊案陷入两难困境:查办此案,却没有现场卷宗,不办此案,但王书金已经交代人是他杀的。

马云龙称,郑成月告诉他,当时郑一筹莫展,便找广平县检察院一位朋友吃饭,商量这事怎么办。这位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找个记者把这事捅出去,就会有人管。

没过几天,马云龙就带领范永峰、楚阳,来到了郑成月的办公室。之前范永峰与楚阳曾写了一篇有关此案的文章,但马云龙认为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决定亲自跑一趟。

马云龙报道的方略,是拿到王书金和聂树斌交代的材料,两相比较,看能不能发现其中的问题。广平警方向马云龙披露了一些王书金的材料。由于此案尚在侦查中,马云龙担心有关人员因此受到追究,对这些材料的使用非常谨慎。

对聂树斌案的采访则费尽周折。马云龙先是找到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政治处民警张建勋,张说此案多年前已经结案,让他找当时参与办案的一位叫焦辉广的民警。

焦辉广此时已经升任东华路刑警中队中队长。聂树斌案结案后,他曾经在当地媒体上写了一篇通讯,即《青纱帐疑案》一文。该文叙述了该案的办案过程。其中在认定嫌疑犯的部分,他写道:“根据专案组综合查访情况判定,一名骑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很可能就是强奸杀人案的凶犯。”在审讯的部分,他写道:“他(聂树斌)只承认调戏过妇女,拒不交代其他问题。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

马云龙试图弄清楚,干警们运用了什么样的攻心战术,在一个星期的突审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焦辉广拒绝提供其中的细节。让马云龙去法院去查案卷。当年审理此案的法官郭连申,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采访。此时,郭连申已是石家庄中院刑一庭庭长。

马云龙又跑到石家庄中院办公室,要求查该案的档案。院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声称时间太久,人员频繁地换,找不到记录。

最终,马云龙等三人不得不跑到石家庄图书馆,找到了焦辉广当年的那篇《青纱帐疑案》。三个人对着报纸,把王书金的供述与聂树斌案的细节一一比对,完成了后来那篇《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

2005年3月15日,这篇报道在《河南商报》发表。为了增加稿子的影响力,马云龙采取了一个特殊措施:这篇稿子在《河南商报》排版的同时,马云龙让一位编辑传给全国100多家主流报纸,并且注明“欢迎刊载,不要稿费”。

稿子发表的第二天,河北省公安厅就派人赶到广平县,困扰郑成月多日的石家庄西郊杀人案现场问题得以解决。

寻找“代言人”

该案在全国引发了巨大关注后,马云龙发现,要把这个事往前推,还缺少一个角色:律师。

马云龙想从王书金处直接获得材料,但看守所里的王书金不能轻易接受采访。这需要一个桥梁。马云龙就想到为王书金找个律师。这一方面能把王书金的信息带出来,且能名正言顺地出现在报道里;另一方面,律师也是案件向前推动的关键。

彼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律师看到报道后主动找到马云龙,希望免费代理。其中有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叫纪桂林,与马云龙达成了一致意见。

纪桂林曾经在冀东监狱工作。2002年其友李久明被错抓后屈打成招,被判死缓。纪为其四处奔走,最终在找到了真凶后为友洗冤。此后,他离开体制,参与了多起维权案件。2005年,他负责在中国政法大学负责研究生班的培训,同时在一个朋友开办的律师事务所里,帮忙管理行政事务。

由于与律师接触较多,他在很多的时候充当着在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牵线搭桥的角色。王书金的两个律师——朱爱民与彭思源,都来自于他的介绍。朱爱民曾经参加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培训班,管纪桂林叫老师;彭思源、纪桂林、李树亭三人,则是在政法大学读二学位时的同学。

为了让朱爱民为王书金辩护,马云龙派范永峰去找已经改嫁的马秀兰,说服她以孩子委托人的身份,与律师签订一份委托书。马秀兰本人不置可否,但其新婚的丈夫李玉强则极力反对。李玉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亦称,希望王书金早日伏法,以免对日渐懂事的两个孩子造成不良影响。

范永峰反复找李玉强谈,说这样做不是要救王书金,而是要为另外一个人洗冤。多次做工作后,马秀兰最终与律师签定了委托合同。后来彭思源律师介入时,这一个委托程序又重新走了一遍。

马云龙、纪桂林、朱爱民等几方约定,此次代理为免费。

2013年6月23日,马云龙在博客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文章说,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王书金将在6月25日的庭审中按照官方的要求,全面推翻8年来的供述,不再承认自己是石家庄西郊杀人案的凶手。这样,让很多中国人魂牵梦绕的聂树彬案翻案,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理由了。

此文既出,业内震动,悲观的情绪上升。但6月25日的庭审,王书金并没有如其预言翻供,而是坚持了此前的供述。于是,庭审过后有人指责马云龙制造“谣言”。

在王书金案庭审结束的当天晚上,被称为“谣言制造者” 马云龙终于回应。他说,打排球有一个动作叫封网,即看到对方攻击点的时候,先把那个点给他拦住,让他不敢从此过。

二审转机

从2007年上诉,到再次回到公众视野时,王书金已46岁,离一审判决已过去6年。

2013年6月17日下午,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接到一个电话,致电者是王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刘志廷。除了告知朱爱民王案将在6月下旬再次开庭,刘志廷还说,“你可以会见王书金,他在磁县看守所。”

朱爱民有些疑惑,两个半月前,他还去过王书金2007年的羁押地广平县看守所,发现人早被转走。

两三天后,朱爱民得到确切消息:6月25日上午9点,河北高院主持的王案二审将在邯郸中院进行。“之前网上有人说王书金被毙了,现在看来,他还活得好好的。”朱爱民有些欣慰。

6月24日一大早,朱爱民与王的另一辩护律师彭思源从邯郸市区出发,打车直奔数十公里外的磁县看守所。磁县看守所离县城不远,紧邻磁县拘留所。门前冷清,平均个把钟头才会有车辆、人员出入。

律师在大门口将证件登记后,一位工作人员向内通报。出来时,他语气生硬:今天省厅来人检查,不允许律师会见。朱爱民拨通了刘志廷的手机。听说会见遇阻,刘马上协调。最终朱爱民见到了已6年多未见的“当事人”王书金。

“我坚持认罪”

“还认识我吗?”见面后,朱爱民第一句话便问。

“咋不认识呢,认识,认识。”6年不见,王书金白了、胖了,精神不错。虽然王的口音依然很重,但与初识时相比,朱爱民现在不用翻译,也能听懂王书金河南腔的河北方言。针对外面流传关于王书金迫于压力将要翻供的消息,律师迫不及待地向他求证。王书金说:“我坚持原来的上诉意见,坚持认罪。”

随后,王书金讲述了这几年他在看守所的情况:早在2012年1月17日就从广平看守所转移到顺平看守所。一个多月后,河北省某联合调查组又将他押往石家庄远郊并停留半月。王书金虽叫不上来那里的地名,却记得多年前曾在此打工。对于那半个月,他至今说不清羁押地究竟是不是个看守所。此后,他又转入河北省某看守所,停留四五个月。最终在2012年7月16日,来到现在的磁县。听说4月初朱爱民到广平找过自己,王书金反问:你还到那去找我啊?我早就不在那儿了。

朱爱民透露,在流转期间,有人告诉王书金,律师借你出名了,早就不管你了。王书金不仅不当真,还出言反驳:“我是死刑犯,就算律师真不管了,政府也得再给我找个律师。有话,我只跟律师说。”

此后的多次会见,谈话的重点逐渐转向案情。针对6月25日检方在庭上提出的4点质疑,律师与王书金一一核实。然而就像王在庭上多次表示的那样,事隔19年,有些事情实在想不起来,不可能清晰作答。

会见的很多内容,王书金在后来的庭上都没有说。在作案时间上,王书金说自己当时没有手表,不知道确切时刻。只记得那天下午工地上没什么活,做案后回到工棚时,工友们有的在睡觉,有的躺在床上。至于受害者的尸长,王书金表示从不清楚。他告诉彭思源,自己是2005年被抓后才第一次在看守所里量了身高,此前,他对身高并无明确概念。对此,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常林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尸长并不等于死者生前身高,“测量时,稍微摆一下姿势,就可能影响尸体长度。”

事实上,与普通强奸犯在狱中常受歧视、羞辱不同,王书金在那间9人的囚室中待遇不错。不算同室犯人,看守所里能与王书金直接对话的只有三人:除了磁县公安局局长外,就是磁县看守所的所长和医生。在饮食方面,王书金也受到特殊照顾。有人关照,王书金想吃什么就直接向所长反映,基本都给满足。前不久,他还吃过喜欢的方便面。而今年春天,王被发现患有糖尿病后一度到医院治疗,病情稳定后才转回看守所。对于这些特殊待遇,王书金很满足。他自称无论广平还是磁县,只要是在看守所,就过得挺好。

开庭

2013年6月25日,邯郸异常燥热。毒辣的阳光下,不少行人手遮凉棚挡住眼睛。

早上8点出头,邯郸中院附近出现了数十名警察,法院西边200米的路口开始限行。当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出现在法院门口时,守候在一旁的媒体蜂拥而上。

前一天中午,张焕枝带着6名亲友从鹿泉赶到邯郸,为了省钱,没坐高铁。下午,一行人直奔邯郸中院申请旁听。说明来意后没多久,一名工作人员拿着几个旁听证走了出来。“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7个”,张焕枝答。“给你们4张旁听证,你和女婿一人一个,剩下两个给村长和书记。”接过旁听证,张焕枝皱起了眉头:我又没说来的都是哪些人。

从法院西门只能走进西翼的侧楼,楼与院墙间南北各有一扇铁门,全部锁死。侧楼上下六层,外人只能走到第四层。四层楼里,每层都在通往正面主楼的过道上设置了一道必须输入密码或刷卡才能进入的铁门。无法进场的媒体,只能在这个有限的区域内活动,一旦走出西门外的胡同,就别想再进来。王书金案被安排在主楼一层的审判庭,内有旁听席9排,每排24人。

9点整,案件准时开庭,五六架摄像机对准不同方位,几名摄影记者扛着镜头不时穿梭。除普通法警外,现场还有若干手持盾牌警棍、身穿迷彩的武警。据朱爱民回忆,受害人家属没有出现在庭审现场。

王书金身穿有领子的浅色短袖T恤、浅黄色马甲、黑色长裤走了进来。与6年前相比,他的确胖了很多,头发短得几乎贴在头皮上,发际线也有所后移。不熟悉的人,可能已认不出了。

在陈述上诉理由时,王书金表示,一审认定的3起故意杀人、强奸属自首,应从轻处罚;供述未公诉的玉米地案属重大立功,应从轻处罚。律师朱爱民强调,王的供述对聂案起到关键作用,而他多年来实事求是、坚持认罪的态度,也应予以考虑。

与上次开庭相比,6月25日的庭审给了王书金更多的话语权。当年在法庭上,王书金一提出玉米地案是自己干的,检方就以一审未公诉为由,说他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合议庭也认为与案件无关,直接驳回。

“这一次,合议庭的态度和6年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种进步。”律师彭思源说。

然而,在检方向王书金询问作案细节时,彭思源感觉有点不对。检方问“你是怎么跺被害人的?是单脚跺的还是双脚跳起来跺的?”王书金答:双脚。“是双脚跳起来跺的?”“对。”检方继续说,“那么你跺被害人的时候,你听没听到被害人的身体发出什么声音?”王书金答:听到了,好像肋条折了。“好像肋骨骨折的声音?”“对。”作为律师,彭思源认为检方提问具有明显的诱导成分,“包括后来对受害者尸长和王书金身高的对比提问,也存在同样问题。”

在质证阶段,检方拿出现场笔录、法医报告、受害人家属报案笔录、受害人家属证词四份新证,无一例外来自1994年的聂案案卷。此前,两位律师一直暗中合计,如何寻找恰当机会要求检方提供聂案证据。新证一出,朱爱民认为机会来了。

四份新证被一一打到投影屏上。所有笔录均为手写,花衬衣也以黑白照片的形式投射出来。伴随着证据的展示,检方提出四点质疑:尸体脖颈上缠绕的花衬衣,王书金从未提及;尸体全身未现骨折;王所称的做案时间不符;王所称的受害人身高与尸长不符。

朱爱民要求把证据拿到眼前仔细分辨,结果发现没有一张是证据原件。在律师要求查看聂案全部证据原件的请求下,合议庭宣布休庭。

然而,随着审判长法槌“嘭”地一声落下,旁听席上的张焕枝骤然而起,她指着投影屏大喊:“那个证据是假的,那件花上衣是假的!”

本以为看到聂案原始卷宗遥遥无期的两位律师,当天下午便匆匆打道回府。不料,第二天二人便接到通知:明天下午到河北高院阅卷。

6月27日,二人乘高铁赶到石家庄,在河北高院12层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期盼已久的案卷。彭思源记得很清楚,自己以王案二审辩护律师的身份第一次参加庭审时,就明确提出查阅聂卷。6年后,彭思源等来的是一本用鱼尾夹别住大部分页码的卷宗。聂卷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

朱爱民拿过案卷草草一翻,一共130余页。留给律师的26页,除了现场方位图和几张受害人尸体照片,其余均曾在庭上出示。卷宗泛黄的纸张上不乏岁月痕迹,朱爱民从它陈旧脆弱的外表推测,应该已有太多人查阅过聂案。

任律师找出再多借口,河北高院坚持将再次开庭的时间定在两周后的7月10日。律师称要想消化所有信息,时间有些紧张。

 再次开庭

再次开庭,邯郸中院依旧严防死守,如临大敌。只是这一次,邯郸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几位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专程从石家庄赶来,在法院门口撑着伞打出“王书金还是聂树斌”的横幅,一边吸引媒体,一边声援张焕枝。与上次庭审不同,7月10日的法庭里出现了多处空置的旁听席位。尽管法庭辩论依然激烈,但一些听众已经失去了第一次的耐心和兴趣。事后,一位旁听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检辩双方均大段引用王书金供述或证人证言,论点并不突出,“听得人直想睡觉”。

庭审中,朱爱民针对聂案证据提出多处程序瑕疵,并对检方质疑的“跺胸”等问题作出回应。他在辩护词中写道:尸检报告中的“全身未发现明显创口及骨折”,缺乏解剖程序,真实性值得商榷。刑事证据专家常林看过尸检报告后认为,从“胸腹腔各脏器呈糜烂状”这一点看,尸体似乎进行过解剖。“但解剖就应该附上解剖现场的照片。而且报告中确实没有提到胸骨、肋骨是否骨折,尸体解剖究竟做没做、做到什么程度,都不好说。”常林说道。

至于那件引发各方猜测的关键证据——花上衣,朱爱民认为检方从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人的辨认笔录,因此证据来源存疑。另外,作为物证,检方理应当庭出示衣物原件,而不仅仅是一张照片。

庭上,两位律师列举了受害人头发长度、自行车车把样式、衣物埋藏地点和方式等一系列细节,试图建立一套独立完整的证据体系,以证明王书金的供述与现场笔录、法医报告等官方结论一致。还有那串取自现场的钥匙,律师认为,不到现场的人不会看到如此细微的证据。

事实上,这串钥匙正是李树亭坚信王书金才是案件真凶的关键证物。康父曾亲口告诉李树亭,警方抓到聂树斌不久就把钥匙还给了自己。“聂案判决里没提钥匙。如果聂树斌在口供里说过,它就应该被封存,像那辆自行车一样,等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才发还受害人家属。”李树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聂案曾经的申诉代理律师,他找到多名最先发现尸体的液压件厂职工核实情况,“他们连牙齿、蛆虫、绿豆蝇这些细节都说了,但谁都没提钥匙。所以不到现场的人,根本不会知道。”

对此,常林提出自己的看法。“很多细节王书金说得也对,但在花衬衣和跺胸两个关键环节上出了岔子。所以仅从证据角度分析,聂案判决中显示的聂树斌口供,应该比王书金口供更符合现场情况。再有,很重要的一点,王书金信息来源的唯一性确实难以保证。”常林同时指出,目前谁也无法排除聂树斌被刑讯逼供的可能,“如果警方真的对一个人刑讯逼供,那他的口供基本就是对应着证据说出来的。”另外,常林认为聂案卷宗中的法医报告过于简单,“这样的现场一看就是性侵犯罪,但是他们连死者的会阴部、阴道、子宫等部位都没有检查。”

7月10日,庭审持续三个半小时,因为一并审理了强奸部分,旁听人员被要求中途退场。庭审结束后,张焕枝在女婿的陪伴下走出法庭,面对众多媒体和围观人员,张焕枝想了半天说出几个字:鸡蛋里挑骨头。她不能理解,为什么王书金死乞白赖非要认罪,检方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检察院本该追诉犯罪,被告才会逃避追究。但在这个案子里,王书金在法庭上费尽心力要求追究他未被追究的犯罪,检察官却千方百计证明那不是被告人所为,真是黑色幽默。”

庭审后的第二天,彭思源再次驱车来到磁县看守所。那一次,天上飘着雨,几十公里的路,开了近一个半小时。到了看守所,彭思源又苦等一个半钟头,才在非会见时段的午休期间见到王书金。王书金依然认定事情是自己所为,他表示,一旦判决不予认定,还会坚持申诉。“他说,强奸现场肯定会有毛发之类的遗留物,警方如果找不到是要承担后果的”,彭思源转述。

如今的王书金非常平静,随时等待着可能到来的死亡。他问彭思源:为什么我做的事情,他们一定要找别人?对此,彭思源无法回答,只是在临走时留给王书金三个写好自己地址的信封。“如果他有事,只需要在信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和朱律师一定会来。”

不是尾声

对于王书金案的判决,很多人劝张焕枝别抱太多幻想。她自己也总说,“案子是不是王书金干的,跟我儿子没关系。我只管我儿子,不管他。” 刚得知王书金的存在时,张焕枝对这个可能间接害死儿子的“元凶”恨得不行,然而现在,在她内心深处,甚至对王书金怀有一丝感激。“毕竟,如果他不说,没人知晓儿子的清白。”

四五年前,孔寨村西侧被挖出一条尚未通水的大河,南北绵延数里,是南水北调工程中的一段。河里挖出的泥土堆积到当年案发的那片玉米地上,将地表抬高了两三米,几乎与过去的液压件厂东墙齐平。现在,那块隆起的土地像梯田一样,依据地势高低被分割成很多块。地里依然有人耕作,在北侧临街的一面,主人还特意安装了一道带锁的小木门。7月初,地里的白薯、花生长出细小的嫩叶,孤零零的几棵玉米排成歪歪扭扭的一排,长到人的肩膀。

不远处的液压件厂早已改名,成为石家庄市液压有限公司。从前的厂房被贴上了白色的瓷砖,漆成天蓝色的房顶上,立着几个红色的大字:精神康复基地。

张焕枝每每从这里经过,总忍不住多看几眼。但眼前无非是一条宽大的河道、一片片散乱的农田、一座白色的四层小楼。 ★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康玲玲、侯军、马秀兰、李玉强、郭红梅均为化名。)

  (部分内容,来自于河北省两位不愿具名公安人员及王书金本人的陈述)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马皑教授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实习生卢樱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刊登在2013年7月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20期) 

洪晃:母亲肾移植与聂树斌冤案无关

洪晃,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世界都市iLOOK》杂志主编兼出品人。

(2014年)12月16日,我正开车去参加一个活动,接到一记者的电话,跟我讲述了网络上狂传聂树斌被匆忙枪毙是为了取肾给我母亲做肾移植。我浑身顿时木了,勉强把车停在路边,问清楚状况。这种事情是令人发指、毛骨悚然的,更何况当谣言把罪恶栽赃到亲人身上。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真的有点懵了。

镇静下来,我决定还是回答这个记者。因为不仅她需要答案,我也需要答案。这是我回复记者的短信:

“我母亲的确换过两次肾,她是1995年得肾炎,透析一年多以后换肾。第一次换肾是在北京朝阳医院,第二次是7年以后在上海长征医院。两个医院没有透露肾源。我作为个人一直非常关注聂树斌的案件,期待案件有公正的结果,期待一个依法治国的中国。”

因为我妈妈是1996年换肾,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我妈妈换肾所采用的器官与1995年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无关。然而这并不说明我不用反思整个器官移植的过程。妈妈两次换肾,我们都不知道肾源是哪里,更不要说是谁的。作为病人和家属,我们只是庆幸在需要移植的时候,能够及时找到匹配的器官。我们从来没有参与寻找匹配的器官,也没有打听过器官的来源。这一切都是医生安排的。而我们为什么不参与、不打听,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感觉,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不想知道,可能很恐怖。所以虽然我肯定我妈妈的肾移植与聂案无关,但是我不能肯定她的肾移植跟王树斌、张树斌或者其他死囚无关。我们都得了选择性道德麻木症。

如果我们要谈器官移植,那我们必须谈一下中国刑法下死囚的权利。哪怕这个死囚不是错案,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杀人犯,那这个犯人有权利吗?死囚的器官使用有规定吗?需要家属同意吗?还是毙了就可以器官随便用?死囚对自己的器官如果没有任何权益,那又有哪些法律条款能够保证中国的死牢不是器官移植的提取库?

质疑器官移植的病人是愚蠢的,因为我相信中国不可能只有一个章含之作了器官移植。质疑医生也是愚蠢的,中国只有280万名医生,除了已经被病人家属在走廊里杀死杀伤的之外,我们真的还要质疑这些中国健康最稀有的资源吗?那我们质疑谁?

去追寻聂树斌的肾移植到谁的身上没有意义,去追究聂树斌错案的原因来完善中国的司法制度则是有意义的,是唯一能防治更多冤案的措施。如果聂树斌的器官真的被移植采用,那么其他犯人呢 ?固然聂可能是冤案,那如果不是冤案的死囚的器官被任意采用呢?我们要不要保护死囚的人权以及他们的器官?

这是我当年作为病人家属不敢面对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太多道德问题、利益问题、亲人的生死问题,这些问题的沉重有时候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当社会的“恶”给我们带来利益和方便,我们选择合十,说一声阿弥陀佛,感谢老天爷的厚待。而对于“恶”,我们假装看不见。我妈妈换肾的过程中,这的确是我们的行为。

我对散布谣言的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目的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也许跟章含之和我根本没有关系,这些也不值得我浪费时间去揣摩,更不值得去起诉。

但公众和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让我吃惊。没有人去探讨中国司法问题,没有人询问中国医疗制度中器官移植的细节,所有人像当年除四害、打麻雀一样冲到我的微博上,敲锣打鼓地高喊:“肾哪?”

 对我来说,这是中国社会最无知、愚蠢和恐怖的一面,这比暴君、不公正的司法等等都恐怖,这是中国社会永远不能进化到公民社会的原因。

因为有这种群氓,法治的公民社会总是跟中国社会擦肩而过。群氓的社会对公正不敢兴趣,他们对所谓公正的关心是伪的,是一种发泄和自我安慰。群氓的社会是自私的,愚蠢的。在承受了长时间的不公之后,这种群体只需要找几个“罪魁祸首”出来,让大家发泄一下,批斗鞭尸,这种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一群长期受虐者的变态的狂欢。

这种狂欢在中国有随时爆发的可能。狂欢后,这个社会可以立刻回到打酱油的状态,沉默地忍耐着下一轮的暴力和不公,一直到下一个“罪魁祸首”的诞生。中国要依法治国,每个人必须从受虐者变成公民,这不是单靠政府就能完成的,而是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要自我完成的—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都必须开始关注我们的权益,包括死囚的权益。

这个权益,好像叫人权。

本文选自南都周刊第838期,原标题为《受虐者的狂欢》

 

聂树斌案从“铁案”到疑案的始末

 最早报道

“一案双凶”揭开聂案疑云者回忆9年前的“新闻风云”

编者按: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呼格案”再审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然而无罪者已经蒙冤九泉18载。

 之前的12月13日,与内蒙古接壤的河北省,另一起同样备受关注的“聂树斌案”也迎来转机。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异地复查。

 “呼格案”和“聂树斌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个年轻人在同一个年代皆因为奸杀案被判死刑并迅速执行;同在2005年,“真凶”浮现;均有媒体记者的执着追问,前者有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后者有原新华社河南分社《河南商报》总编马云龙和记者范友峰。

本文借“聂树斌案”最早报道者范友峰之笔,还原“铁案”变为疑案的过程。在“呼格案”水落石出之后,公众期盼“聂树斌案”的真相能早日“归来”。

每天开车上班,车轮碾过北京车流喧嚣的街市,摩擦沥青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幻觉中,我总想起一辆山地车单薄静止的车轮。

这位山地车的主人是永远21岁的聂树斌,他在1995年4月27日因强奸杀人的罪名被执行死刑。2005年2月,当自称“真凶”的王书金在河南荥阳落网,这个骑着当时最时髦山地车的农村青年,已经离世10年,青春、生命,一切已随风而去无法挽回。

 聂树斌是否是含冤而死?

2014年12月,最高法指定由山东省高级法院异地复查聂树斌案。此案在河北僵持9年后,逝者聂树斌的家人及关注此案的民众,终于见到了“获得一个说法”的光亮。

 惊现“一案两凶”

2005年3月,当时我在《河南商报》机动部担任调查记者。有天一大早,总编辑马云龙将我叫到办公室,屋子里还有跑公安线的同事楚阳。马老师以从未有过的严肃对我说:友峰,派你去河北调查一起案子。随后,楚阳详细谈了事情的经过。

2005的春节前,楚阳从河南荥阳警方获得消息,一名潜逃多年的嫌疑人王书金在荥阳落网,王书金交代了其在河北强奸5名女性并将其中的4位杀死的过程。楚阳据此写了新闻稿《河北“摧花狂魔”荥阳落网》刊发在《河南商报》。

 王书金随后被移交河北广平县警方。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与石家庄公安局交换案情时才发现,石家庄公安局已侦结其中一位受害者康菊花的案件,凶犯聂树斌已被执行死刑。

 一案两凶!毫无疑问,此事有着极高的新闻价值。我与楚阳随后动身开始河北调查之行。调查充满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困难程度还是让人始料未及。

 聂树斌是河北哪个地方的人?受害人康菊花是何地人?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是谁?聂树斌死刑判决书是否还在?一系列的问题等待调查。到了河北,广平县公安局不配合采访,得不到以上任何问题的信息来源。一周过去了,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事情发生转机是十天后,我们从石家庄液压件厂附近的村庄开始,对每一个村庄开始调查,大海捞针的笨方法终于得到了回报,我们在一个村支部里打听到聂树斌家的详细地址——河北省鹿泉市下聂庄村。

 来到下聂庄村,村中央的一棵老槐树有着两百多年的树龄,槐树巨大的树冠四散开来伸向天空,沧桑可见。下聂庄村的村民有了重要的事情必定在这里处理。在这棵老槐树下我们见到了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一位神情恍惚的农村老妪。

 听到她的儿子的死存在诸多疑点,老人几乎昏厥过去,久久才回过神来的她哽咽着说,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全家人背负着强奸杀人这一恶行十年时间,无法面对世代而居的村里乡亲投来的眼光。她指着那棵槐树发誓:一定要将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发在哪里,不告诉你”

从聂母那里得知,当年聂树斌案由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侦办。

我们从当地警方获悉,当年办案民警纷纷调离升职。当年侦破聂案的石家庄桥西公安分局已经合并。知情者透露,对此案最清楚的要数民警焦惠广。他写过一篇关于此案侦破过程的通讯。此人现为石家庄市桥东分局东华路刑警中队中队长。

 事实上,曾参与聂案侦破的警员都已立功受奖、升职。

东华路刑警中队在一个独立的三层楼办公,焦惠广在二楼,简单问明了来意后,要求查验我与同事楚阳的记者证。

十多分钟后,焦惠广从一个套间里出来,他开门见山说:“我给你们报社电话查实,你们确实是《河南商报》记者,你们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马上以“准备做个‘燕赵刑警如何了得’的专题”作答,半信半疑的焦队长把记者证还给我。他说:“当年聂案发生时我确实在专案组,就是一跑龙套的,专事写通讯报道。当时发表了我的通讯稿《青纱帐迷案》”。

我们接着问发在哪家报纸上。焦一下子警觉起来,他说:“发在哪里,不告诉你。“

又与焦聊了会儿,他要安排中午吃个饭,我说晚上吧,一定还会打扰你。但心里想,这样的阵势,哪里还有再来的可能呢?

为找到那篇通讯稿,我与楚阳在《河北法制报》《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的档案室中找了三天,无果。最终,在《石家庄日报》档案资料室中找到了当年焦惠广写的通讯,这篇唯一的官方通讯显示如下信息:聂树斌于1994年9月23被抓获,9月29日交代了作案事实。1994年10月26日,《石家庄日报》以《青纱帐迷案》为题刊登了这一新闻通讯。文中让人记忆最深的是“经过七天七夜的攻心战,这个狡猾的犯罪分子终于交代了其犯罪事实……”

 那场攻心战又是一个怎样的七天七夜?其间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得知。

“你们怎么能信记者的话”

在王书金没有出现前,张焕枝就不相信儿子做了恶事。那年,聂树斌才20岁。他们听说,被害人已经38岁。张焕枝一直后悔没有亲口问儿子。

 聂树斌被公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由法院指派某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张景和为辩护律师。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张景和没有律师资格,这一点,后来张景和也承认。

 张景和家住在市内一排平房区,聂母张焕枝、姐姐聂树慧一行多人见到了张,表达了对案件的疑问。张景和高高的个子,他对着聂家人愤怒地说:“你们怎么能信记者的话?记者的话能信吗?”聂母回问:“那我们该信谁的?”张景和大声地说:“你们应该信政府。”

 张景和说,当年自己是被指派才任聂树斌律师,做的是有罪辩护。他说聂树斌自己承认杀了人,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冤。

 聂母流着泪说:“我儿子口吃,你问过他此事是不是他做下的?我付你2000多元律师费,你为我儿子做了什么辩护?”张景和没有说话。

 说到判决书,张景和说,现在已退休,挪动办公室时,不知那个判决书丢到了哪里。但他表示是尽了他所能做的。

 时间、地点、作案过程,每次不一样的交代,聂案细节确实让人疑窦丛生。还原聂树斌抓捕前后,梳理聂树斌被认作嫌疑人的经过让人深思。

 康菊花被害后,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在下聂村一带有一个侦察组,每天询问可疑人。

聂树斌骑着他的那辆山地车,不时地从办案组那里经过,并多次打听并问“抓到了吗?”接近此案的警方人士指称,聂树斌的举动引起警方办案人员注意。在办案毫无头绪的情况下,聂树斌此举无疑是送上门来的。于是,对聂进行了调查并将之拘捕。

 胆小且有口吃病的聂树斌在七天七夜的突审中终于招供。有没有逼供嫌疑,不得而知。王书金招认后,会不会是两人共同作案或者先后作案?在我的采访中,警方排除了这种可能。

 之后,《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于《河南商报》刊发。到了第三天,河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史贵中对全国媒体承诺:重新调查,尽快向媒体公布真相……

 “一案两凶”离奇胜过三言二拍让众多媒体跟进报道。就在公众惊叹聂案的离奇情节之时,2005年4月,湖北佘祥林杀妻案真相大白,又一桩司法丑闻将公众视线从聂案上移动。聂案至此被搁置九年。

 新闻《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于《河南商报》见报,值得记一笔的是,马云龙决定将此稿同时转发给全国100多家报纸,并声明:欢迎转载,不要稿酬。

马云龙后来解释说,此文一夜之间全国皆转发,这是此案造成全国热点新闻的主要举措。可以这样说,没有马云龙,就没有这篇稿子的问世。

见报第二天,马云龙带队亲赴河北。马云龙见到张焕枝时向她表示:等到聂案昭雪的那天,他会到聂树斌的坟墓上去看看。

被制止认罪的“凶手”

九年中,尽管有众多的媒体不断报道,诸多律师、学者关注,河北省法院再无任何举动。河北公安厅的承诺也没有兑现,张焕枝未能等来一个最后的说法。

作为首次公开报道聂案的记者,面对老人时有些愧疚。或许没有我们的报道,老人虽然背负这个恶名,但至少不会每隔几天往返于村庄与省高院之间。张焕枝一家活得如此艰辛又如此无助,他们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现实就是这样,真相可能会残酷。作为调查记者,选题范围有近半是问题性报道,过多的负面让人生活在一个灰色的世界里。但聂树斌、佘祥林案让我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否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天色湛蓝迅速地变回了灰色,岂止是灰色的。每天行走在灰色之中,这种灰色感知深入骨髓如影随形。

“真凶”王书金落网后,一度被关押在广平县。

作为“真凶”的王书金,他也应享有辩护权利。马云龙与有关人士商议后,决定为王书金聘请律师。希望能得到王书金的真实口供,争取打开聂案的突破口。

王书金在荥阳落网前,与一湖北女子马金秀同居并育有一儿一女,马金秀代表王书金子女在委托协议书上签字。此举后来被证明是个明智之举。

2005年8月,“真凶”王书金在河北广平受审,朱爱民作为王书金律师到庭为其辩护。这次开庭被称为是聂案的一次突破口,如果公诉机关对王书金自首杀害康菊花一案进行公诉,聂树斌案将会得到重审。

开庭当天,邯郸市检察院公诉书称,王书金于1993至1995两年时间里,对4名妇女进行强奸并将其中3名杀害。公诉书并未提及杀害康菊花这一案情,律师朱爱民向法庭陈述王书金交代的杀害康菊花一案有自首情节,被法庭制止。王书金在法庭也多次提到如何杀害康菊花的过程,但都被法庭制止并当庭宣布:王书金所坦白的在石家庄强奸杀人一案,在本次起诉书中并未提及,所以与本次公诉案件无关。这证实了开庭前“有关方面将避开聂树斌案”的判断。事实也是如此。

我在法庭上看着王书金,不高的个子,消瘦的脸呈黑黄色。我在想,这个心理变态的杀人者此时是何样的心情。当法庭多次拒绝王书金交代其在石家庄液压件厂附近杀人经历后,王书金一脸茫然地回望律师朱爱民。最后陈述时,王终于等来这个机会,他将在液压件厂强奸杀害康菊花的过程一一供述。陈说完毕,王书金坐了下来。他如释重负,或许他认为和盘托出所犯罪行能减轻他并未完全泯灭良知带来的不安。

不能接受这样的死法

至此之后,聂案再无任何进展,张焕枝与村民多次到河北省高院要求重审聂案,但被河北省高院以没有当年的判决书为由拒绝。

众所周知的是,当年聂树斌被判死刑的这份判决书就在河北省高院的档案中存放。张焕枝无数次的要求复印均遭拒,她质问河北高院的一位主要领导时却又被告知:是存在档案里,就是不给你!

这个判决书成了河北省高院乃至最高法不给立案的理由。在此,我不得不提到对被害人康菊花家属的采访,我试图通过做通康的家属的工作获得那份判处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都被康的家属拒绝。我最后一次与康的家人致电时说,“或许,你们认为事情已完结,但若你女儿地下有知,她将死不瞑目。这样你们更对不起长眠于地下的康菊花。”但仍然无果。

为了聂案的重审,律师界与媒体试图努力从各种渠道争取到这份判决书。直到一天,张焕枝终于接到了一份特快专递,里面装的正是当年的那份判决。在众多猜测下,张焕枝对我说,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有良知的人,我首先要感谢康菊花的家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正义与公理存于人心。也正是这份判决书的获得,最高法院于2007年1月5日受理了聂家的申诉,并批转到河北省高院重新审理。但河北省高院迟迟未启动对此案的审理。

这让聂家一直等到如今。承诺如同那薄烟一般随风而散。生者逝者、人世阴间,说法了无,情何以堪!
2011年9月11日,长期关注该案的学者、律师及其他社会人士共60余人,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就该案以及该案反映出的刑事诉讼的问题召开研讨会。研讨会前,在网络上公开了呼吁书。

参加研讨会的李金星律师表示,虽然截至目前还困难重重,但我还是谨慎地乐观,主要是我们将会持续不断地关注。没有什么不能够改变。

尽管没有任何结果,聂树斌还没从法律上得到平反,但由于媒体报道,聂家在村民心目中已不像原来那么不堪。
聂树斌、佘祥林案的出现,引起最高层的注意。没多久,最高法将死刑复核权从各省收回,审慎的司法制度体现了对人生命的尊重。每想及此就会有些许希望……

一直寄希望于最高法的张焕枝如今还在等待一个结果。最高法指定该案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让聂家及长期关注此案的公众、学者、司法界人士感到欣慰并看到了希望,真相昭示于大白或指日可待。

一位长期关注聂案的学者说:民众不愿看到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样逝去,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聂树斌这样的死法。

而聂母张焕枝,时常在那棵老槐树下久坐,她有时也在想儿子那辆山地车。那个骑着他心爱山地车的农村青年,却永远回不到下聂庄村了!(新华每日电讯特约撰稿范友峰)

闻《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于《河南商报》见报,值得记一笔的是,马云龙决定将此稿同时转发给全国100多家报纸,并声明:欢迎转载,不要稿酬。

 马云龙后来解释说,此文一夜之间全国皆转发,这是此案造成全国热点新闻的主要举措。可以这样说,没有马云龙,就没有这篇稿子的问世。

 见报第二天,马云龙带队亲赴河北。马云龙见到张焕枝时向她表示:等到聂案昭雪的那天,他会到聂树斌的坟墓上去看看。

 被制止认罪的“凶手”

九年中,尽管有众多的媒体不断报道,诸多律师、学者关注,河北省法院再无任何举动。河北公安厅的承诺也没有兑现,张焕枝未能等来一个最后的说法。

 作为首次公开报道聂案的记者,面对老人时有些愧疚。或许没有我们的报道,老人虽然背负这个恶名,但至少不会每隔几天往返于村庄与省高院之间。张焕枝一家活得如此艰辛又如此无助,他们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现实就是这样,真相可能会残酷。作为调查记者,选题范围有近半是问题性报道,过多的负面让人生活在一个灰色的世界里。但聂树斌、佘祥林案让我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否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天色湛蓝迅速地变回了灰色,岂止是灰色的。每天行走在灰色之中,这种灰色感知深入骨髓如影随形。

 “真凶”王书金落网后,一度被关押在广平县。

作为“真凶”的王书金,他也应享有辩护权利。马云龙与有关人士商议后,决定为王书金聘请律师。希望能得到王书金的真实口供,争取打开聂案的突破口。

 王书金在荥阳落网前,与一湖北女子马金秀同居并育有一儿一女,马金秀代表王书金子女在委托协议书上签字。此举后来被证明是个明智之举。

 2005年8月,“真凶”王书金在河北广平受审,朱爱民作为王书金律师到庭为其辩护。这次开庭被称为是聂案的一次突破口,如果公诉机关对王书金自首杀害康菊花一案进行公诉,聂树斌案将会得到重审。

 开庭当天,邯郸市检察院公诉书称,王书金于1993至1995两年时间里,对4名妇女进行强奸并将其中3名杀害。公诉书并未提及杀害康菊花这一案情,律师朱爱民向法庭陈述王书金交代的杀害康菊花一案有自首情节,被法庭制止。王书金在法庭也多次提到如何杀害康菊花的过程,但都被法庭制止并当庭宣布:王书金所坦白的在石家庄强奸杀人一案,在本次起诉书中并未提及,所以与本次公诉案件无关。这证实了开庭前“有关方面将避开聂树斌案”的判断。事实也是如此。

 我在法庭上看着王书金,不高的个子,消瘦的脸呈黑黄色。我在想,这个心理变态的杀人者此时是何样的心情。当法庭多次拒绝王书金交代其在石家庄液压件厂附近杀人经历后,王书金一脸茫然地回望律师朱爱民。最后陈述时,王终于等来这个机会,他将在液压件厂强奸杀害康菊花的过程一一供述。陈说完毕,王书金坐了下来。他如释重负,或许他认为和盘托出所犯罪行能减轻他并未完全泯灭良知带来的不安。

 不能接受这样的死法

至此之后,聂案再无任何进展,张焕枝与村民多次到河北省高院要求重审聂案,但被河北省高院以没有当年的判决书为由拒绝。

 众所周知的是,当年聂树斌被判死刑的这份判决书就在河北省高院的档案中存放。张焕枝无数次的要求复印均遭拒,她质问河北高院的一位主要领导时却又被告知:是存在档案里,就是不给你!

 这个判决书成了河北省高院乃至最高法不给立案的理由。在此,我不得不提到对被害人康菊花家属的采访,我试图通过做通康的家属的工作获得那份判处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都被康的家属拒绝。我最后一次与康的家人致电时说,“或许,你们认为事情已完结,但若你女儿地下有知,她将死不瞑目。这样你们更对不起长眠于地下的康菊花。”但仍然无果。

 为了聂案的重审,律师界与媒体试图努力从各种渠道争取到这份判决书。直到一天,张焕枝终于接到了一份特快专递,里面装的正是当年的那份判决。在众多猜测下,张焕枝对我说,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有良知的人,我首先要感谢康菊花的家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正义与公理存于人心。也正是这份判决书的获得,最高法院于2007年1月5日受理了聂家的申诉,并批转到河北省高院重新审理。但河北省高院迟迟未启动对此案的审理。

 这让聂家一直等到如今。承诺如同那薄烟一般随风而散。生者逝者、人世阴间,说法了无,情何以堪!

 2011年9月11日,长期关注该案的学者、律师及其他社会人士共60余人,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就该案以及该案反映出的刑事诉讼的问题召开研讨会。研讨会前,在网络上公开了呼吁书。

参加研讨会的李金星律师表示,虽然截至目前还困难重重,但我还是谨慎地乐观,主要是我们将会持续不断地关注。没有什么不能够改变。

 尽管没有任何结果,聂树斌还没从法律上得到平反,但由于媒体报道,聂家在村民心目中已不像原来那么不堪。

 聂树斌、佘祥林案的出现,引起最高层的注意。没多久,最高法将死刑复核权从各省收回,审慎的司法制度体现了对人生命的尊重。每想及此就会有些许希望……

 一直寄希望于最高法的张焕枝如今还在等待一个结果。最高法指定该案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让聂家及长期关注此案的公众、学者、司法界人士感到欣慰并看到了希望,真相昭示于大白或指日可待。

 一位长期关注聂案的学者说:民众不愿看到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样逝去,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聂树斌这样的死法。

 而聂母张焕枝,时常在那棵老槐树下久坐,她有时也在想儿子那辆山地车。那个骑着他心爱山地车的农村青年,却永远回不到下聂庄村了!(新华每日电讯特约撰稿范友峰)

聂树斌亲笔书写的上诉状曝光(图)

聂树斌案始末 - 白若宏 - 白若宏的博客

 

2015年04月28日 14:29

来源:山东高法

 人民网北京4月28日电(李楠楠)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消息,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将于今日13时30分在山东高院召开听证会,听取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原办案单位代表意见。据悉,因案件涉及隐私,依法不接受旁听。山东高院将通过官方微博“@山东高法”及时播报听证会有关情况。在法学界专家和法律人士看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异地复查聂树斌一案,将成为“异地复查”第一案。

网文:

“当年石家庄法院发现该案有疑点,主张疑罪从轻,判死缓。但是在为当年患尿毒症的外交部高官章含之寻找肾源的过程中发现聂的肾脏与章匹配,为了救章某的命,经高层下令,立即执行。报道称,这也是真凶王书金落网已经十几年,该案仍然不能改正的原因所在。”

上述劲爆内容以《聂树斌案异地复查或藏“按需杀人”惊天黑幕?》这样耸动的标题,最近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病毒式扩散流传。在这篇曝料网帖中,指称该爆料来自2013年9月28日,博主“揉太极”在其博客中转发的一篇署名为”划破夜空砖土”的博文。博文称,章含之两次换肾的时间分别是1995年和2002年。

章含之做过肾移植手术吗?

这是真的吗?政知局小编通过公开报道,做了一个粗浅的调查,同时,也采访到了章含之的女儿洪晃和曾给洪晃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朱有华医生。先来看看,章含之是不是做过肾移植手术。 公开报道显示,章含之在去世前确实曾做过两次肾移植手术。 在朱有华的病人中,知名度最大的要算章含之,“这位著名的前外交官从北京来,指名道姓地请朱有华执刀,结果换肾手术非常成功”。但报道并未透露章含之手术的时间。

12月16日,朱有华也向政知局确认,是他给章含之做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

章含之何时做的肾移植手术?

在洪晃的眼里,母亲章含之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多活了12年的人”。

2008年1月26日因肺部感染引起并发症,73岁的章含之在北京朝阳医院逝世。母亲去世后,女儿洪晃曾在当年1月30日播出的央视《新闻会客厅》接受李小萌的采访,透露母亲与病魔搏斗的过程。“她是12年前得了肾炎之后就需要透析,然后就做了换肾,五年前又做了第二次换肾。” 1995年4月27日,未满21岁的聂树斌被执行枪决。朱有华医生向政知局确认,按照要求,肾脏移植应在取得肾脏后48小时内进行。 如果以此推断,那生于1935年的章含之所说的上一个本命年应是1995年1月31日到1996年2月18日之间。当然,这个大手术是什么,并没有过多交代

【肯定聂树斌否定王书金的两点推测】

法律界维护错误判决的观念十分顽固,让司法承认并改变错误判决势必比登天还难。

河北省高法以“强奸、杀人罪”判处并执行聂树斌死刑——如果承认错判,必然影响办案、判案人员的面子。而面子是铁,面子是钢,面子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为了肯定1994年在石家庄市液压件厂旁边的一块玉米地里的奸杀案真凶是聂树斌,否定是王书金,给出下面证据,理由主要有四条:

第一,当时被害人尸体身穿白色背心,脚穿尼龙袜,颈部压有玉米秸,拿开玉米秸后,可见一件花衬衣缠绕在颈部。王书金却供述,被害人全身赤裸,也没供述被害人颈部缠绕花衬衣。

第二,被害人全身未发现骨折,被害人系窒息死亡。王书金却供述是先掐被害人脖子后跺胸腹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如果被害人是被人跺死,尸体不可能没有骨折。

第三,该案案发于1994年8月5日下午5点以后。被害人下午上班,5点下班与同事一起洗澡后,骑车沿新华路至孔寨村之间的土路回家,途中经过案发地遇害。王书金却始终供述是在中午2点左右作案。

第四,被害人身高1米52,王书金却供述被害人身高和他差不多。王书金身高1.72米,比被害人高出20厘米。

摘引自第12楼

——————————————————————————

【第一点推测】

王书金的供述本来是与案发现场相吻合的,但警方为了证明不是王书金犯下的罪行,维持聂树斌是真凶的侦办结果,强力要求王书金做错误供述。如:

王书金本来供述当时被害人尸体身穿白色背心,脚穿尼龙袜,颈部压有玉米秸,拿开玉米秸后,可见一件花衬衣缠绕在颈部。

办案警察却强令王书金这样供述,被害人全身赤裸,也没供述被害人颈部缠绕花衬衣。如果王书金不按警察的要求供述,则加大审讯力度。

 王书金本来供述是晚6点左右做的案,办案警察却强令他供述是下午2点左右做的案,以便与案发时间不符,从而否定是王书金作案。如果王书金不按警察的要求供述,则加大审讯力度。

 王书金本来供述受害者比他矮一拃左右,办案警察却强令王书金供述受害者的身高与他自己差不多。如果王书金不按警察的要求供述,则加大审讯力度。

 最高法2016·10·30日作出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终审判决书中(见63楼)阐明:多份审讯记录、多名证人证言缺失——有利于本人的第一点推测。

 【第二点推测】

王书金的供述确实有的地方与案发现场不符,然而也应该注意到:王书金多年犯下多起强奸、杀人案。被害人不可能身高、体型、年龄、服饰都差不多,作案手段、细节也不可能相同,供述错误在所难免。

 王书金主动供述他是1994年在石家庄市液压件厂旁边的一块玉米地里的奸杀案的真凶,然而他的主动供述却是在此案发生好几年后供述的,不是案发不久供述的。他对本案的供述多半靠回忆,把另一起案件的细节说成是本案细节就顺理成章了。

 【结论】

案犯作案后都是匆忙逃离案发现场,这是自保的本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受害人的身高、体型、服饰、年龄、随身携带物品、交通工具做仔细观察并牢记在心。审讯结果案犯供述的越细致越准确越说明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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