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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宏的博客

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日志

 
 
关于我

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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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前的资料  

2017-02-17 10:13:37|  分类: 闲聊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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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自述:1950年上半年,华北大学要改为人民大学,照莫斯科大学的规模办学,急需要俄文人才。我向成校长提出一个散布在全国的俄语人才的名单,我准备到天津、河南、西安、兰州等地去调。开列了名单,经成仿吾报刘少奇,刘少奇亲笔作了批示。我携带着刘少奇的批件,去各地调俄语人才。

当时,华北大学教务长聂真,在与华北大学历史系当秘书的刘少奇的前妻王前要结婚,打了申请报告。聂真竟把他们写给刘少奇的结婚申请错当成我向各地要人的报告(其上有刘少奇批示)给了我。我到了车站才发现,只好赶回校部换信。闹了这么一个大笑话,聂真非常难堪。

从这段话可知,王前是刘少奇的前妻,与聂真结婚是在1950年上半年,且还征得刘少奇同意。

聂元梓口述:

大哥:聂真,原名聂元真,中共党员。五、六届政协常委。
  二哥:聂元赏,中国医学科学院血研所大夫,烈属,聂孟灿之父,1978年病故。
  三哥:聂季超,中共党员,原内燃机总厂党委副书记、监委书记。1934年参加革命。已离休。
  四哥:聂金声,中共党员,1933年参加革命。已离休。
  大姐:聂彬,中共党员,1935年参加革命。已离休。
  二姐:聂元素,中共党员,1935年参加革命。已离休。
  爱人:吴宏毅,中共党员,原哈尔滨市副市长,1968年被迫害致死。〈在此之前,我已同他离婚。〉女儿:聂玲玉,福州军区军医,内科大夫,中共党员。
  儿子:于晓东,天津师大历史系干部。
  大哥在林彪、“四人帮”时期冤狱达9年,二哥、三哥、四哥、二姐都受到批斗,非法关押牛棚。

聂真(1908- 2005 ),河南滑县留固镇西尖庄人,北平中法大学肄业。1929年受中共党组织委派进入滑县国民党县党部,利用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北平东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后经组织安排回滑县建立中共滑县县委,历任中共滑县县委书记,晋冀鲁豫省工委组织部长,晋豫区党委书记兼八路军一二九师太岳支队政委,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民运部长。新中国成立前后任华北局党校教育长,华北大学教育长,华北局组织部长、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后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1982年创办中华社会大学,先后任校长、名誉校长。1983年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7月7日在北京逝世。  

王前,1923年出生于安徽无为县一座古老而繁华的襄安镇。王前的父亲王先之是个开明士绅,在襄安镇乃至无为县都很有名望。王先之有三个子女,王辉、王光和王前,他极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当时,,有钱人家都送孩子进私塾读书,可他打破常规,将三个子女全送进刚创办不久的位于镇北的襄川小学去接受正规教育,王前是家乡进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第一个女孩子。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上海很快沦陷。不久,日寇又攻占南京,威逼芜湖,家乡无为危在旦夕。

其时,随着抗战爆发,王前所在学校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已空前活跃。

1939年5月2日,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师长罗炳辉等前来襄安视察,襄川小学在大礼堂召开了欢迎大会。同年8月底,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由皖南来襄安演讲,这一切都给师生们极大的鼓舞。襄川小学师生爱国热情高涨,纷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王前在“ 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团”来襄安时,毅然决然地跟随并很快加人新四军,被分配在新四军文工团工作。

王前的大哥王辉、二哥王光也在此间加人抗日国民军。

1941年,日寇侵战无为, 由于王先之的子女当兵抗日,王前的父母双双遭日寇残酷杀害……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黄火星、傅秋涛带领约2000 新四军战士突围,北撤到淮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杀害;3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重新组建新四军,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

王前在“皖南事变”中,随黄火星、傅秋涛带领约2000 新四军战士突围后,仍然在重新组建的新四军文工团工作。

一天, 代军长陈毅和参谋长赖传珠找到文工团长,物色一个可靠的文工团员,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护送一位“重要人物”前往晋中抗日根据地。文工团长依然推荐了王前。

当时,几乎所有铁路、公路和水上交通都被鬼子把持,而且鬼子还不时派一些汉奸、特务像鹰犬一样到处搜查、跟踪。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想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确实不易。

陈毅和赖传珠 再三叮嘱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并且将行动计划部署得非常周密可靠。

临行前,王前上穿粗布短衫,下穿咔叽长裤,手上拎着一个小包袱,完全打扮成一副新婚少妇模样。出发前一小时,王前才见到那位“ 重要人物” 。他四十开外,瘦高身材,和蔼可亲,身穿古铜色呢袍,头戴黑色毛皮筒帽,身后跟着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提着一个烧香的香篮,衣襟上还挂着一串佛珠。

她们3人化妆一家人,王前和重要人物是一对“ 夫妻” ,老太太是王前的“ 婆婆” 。同行的还有两位青年交通员,他们专门领路,沿途和新四军的秘密联络点联系,以确保安全,并照料王前“ 一家” 。

这年11月,正是初冬季节。他们悄悄上船又悄悄离岸。一路通过了敌人水上、陆上道道封锁线。有惊无险,终于顺利到达目的地。回到部队,陈毅亲切地握着王前的手说“ 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代表根据地的军民感谢你。同时向你披露一个秘密你护送的那位‘大人物’就是新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 当时,刘少奇的英名早在解放区和敌占区传扬,深受王前的尊敬,从此,刘少奇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机智沉稳的领导风范常在她脑海中浮现……

1942年春的一天,王前正和战友们在新四军驻地写宣传标语,,陈毅又突然派人来找她去见刘少奇。王前一进门,就看见了刘少奇和陈毅。刘少奇急忙站起,热情地说“ 王前同志,上次多亏你护送,辛苦了你,由于事务繁忙,也没很好地感谢你。”

王前很激动,本以为无缘再见到刘少奇,没想到又见面了。

陈毅乘机说“ 现在是非常时期,刘政委常独来独往,确不方便,又很危险。依我看,你们不如假戏真唱,组成个家,比翼双飞。”

刘少奇马上说“ 不妥,不妥,你别开玩笑了。”

刘少奇同前妻谢飞很早就解除了婚约,现在应该考虑重组个家了。但他想王前毕竟还非常年青,王前羞涩的脸脸颊红晕红到了耳边。王前并不在乎同刘少奇同志的年龄差异,而顾虑自己同刘少奇在身份地位上的悬殊。刘少奇在党内党外享有崇高望,而自己才出茅庐,他能接受自己的爱慕吗?

然而,就是这年农历三月初四,刘少奇和王前在苏中抗日根据地一个普通草房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注:《刘少奇年谱》记载:1941年3月30日,与王前结婚。

1943年7月,刘少奇受党中央之召,准备返回延安。尽管党中央已电令有关方面派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沿途护卫,王前还是不放心,要求一道前往。此时,他们的女儿不满两岁,儿子还不满周岁。在延安,他们住进了杨家岭窑洞,同毛主席毗邻。窑洞生活,给王前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刘少奇在延安又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自然“ 小家”顾及得更少,但王前并无怨言。与此同时,她还挤出时间做一些妇女和文艺方面的工作,因而精神非常充实、畅快。这时候,家庭生活无疑是美满幸福的。

王前与刘少奇的婚姻危机是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

刘少奇本来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进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还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涛涛很厉害,少奇看不过打了她一下,王前就大闹。在王家坪的时候,少奇被王前闹得实在没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请主席帮助找个安静的地方。毛主席让少奇搬到枣园他原来住的窑洞。这样少奇才从王家坪搬到了枣园。

那时候,国民党蒋介石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蒋军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已是国民党赫赫战将的王辉、王光,自然卷入这场同胞间的残杀。为此,刘少奇要王前写规劝信,劝王辉、王光弃暗投明,王前有些不大愿意,但还是写了。王辉、王光收信后回信,口口声声要“ 效忠党国” ,“ 杀身成仁” 。刘少奇感叹道“ 这是自绝于人民,结果决没有好下场”。但王前对刘少奇的说法深感失望。后来,王辉在广西被解放军围追击毙,王光随国民党空军逃往台湾。王前更认为这是刘少奇指示对兄长的杀戮,产生了不满情绪。 针对王辉、王光的反动表现,党内外一些人便对刘少奇有些微辞, 刘少奇承受了不小的政治和舆论压力。后来,一些风言风语直接传入王前的耳朵里,有些群众甚至回头对她吐口水,,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刘少奇所为。尽管刘少奇也对王前说“ 你们兄妹是走在两条道上的人,把你跟你两个哥哥同样对待,是荒唐透顶的,也是一种政治幼稚病。我们要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王前还是决意已定,坚决跟刘少奇离婚。

全国解放以后, 王前随第二任丈夫住进北京。刘少奇在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王前心里无限欣慰。

但王前万万想不到, 刘少奇政治生涯鼎盛的时候正是大祸临头的时候。1966年7月18日, 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 次日就宣布在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8月1日,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从8月12日起, 毛泽东先后11次接见红卫兵。“ 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一下子在全国铺天盖地, 刘少奇被冠之为“ 叛徒、内奸、工贼” , “ 中国的赫鲁晓夫” , 成为“ 全国共诛之, 全党共讨之”的头号目标, 从精神到肉体倍受折磨。

与此同时, 跟刘少奇相关的人物一一遭殃, 王前首当其冲。

1966年12月15日深夜, 时值严冬, 北风呼啸。一伙造反派突然闯到王前的家, 把王前从被筒里揪出, 造反派问“ 你是刘少奇的大老婆吗”王前说“ 我是刘少奇的前妻, 和刘少奇生活过一段时间, 不存在什么大老婆小老婆的问题。”几个造反派挥舞着拳头, 指着王前的鼻子说“ 你胡说你哥哥曾是国民党的大官, 你是钻进我们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你必须回答我们一个问题解放前你和刘少奇串通一气, 向国民党出卖了多少情报”王前有口难辩。

1967年4月初, 王前被一伙造反派从家里揪出,并戴上高帽子游街, 然后送到某大学组织的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交代“ 罪行” 。王前没有罪行可以交代,造反派就提示说“ 刘少奇先后娶几个老婆, 你就不能作为受害人揭露他乱搞男女关系吗”王前说“ 这不能

说少奇乱搞男女关系, 那是特殊年代特殊的婚姻现象。毛主席也有类似情况, 你们去问问毛主席? ?”“ 放肆你这是在公然诬蔑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 该当何罪”于是全场一片“ 打倒”声。有几个造反派竟动起拳脚, 把王前打得鼻青脸肿。之后, 王前再也没有回家, 被逮捕投入监狱? ?

1969年1月12日, 受到无情打击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王前得知, 万分悲痛。

1971年, 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 折戟沉沙”之后,王前终因“ 罪证不足”被释放。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 党的十一届五中会全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 恢复了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王前才真正扬眉,吐气。

如今生活在北京的王前与“ 文革” 中同样遭到不尽折磨的王光美同志依然保持着友好密切的关系。她们都能告慰少奇冤魂的是, 少奇留在人世的子女们都已培养成人, 正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为共和国发光发热。

——摘自《三月风》1997年第10期 作者 赵成昌(安徽省无为县襄安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赵成昌)

有人认为赵成昌与王前有亲戚关系。该文确认王前1997年还健在。

王光美访谈录节选: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

黄峥:我们知道就是在这期间,您和少奇同志相识了。您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和少奇同志认识的经过吗?

王光美: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以前我们的孩子也问过我,说爸爸那么严肃的一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怎么谈的?我都没有告诉他们。当然,实际经过也很简单。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回延安(1946年11月1日乘飞机到延安),我就又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他曾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同志的秘书,所以和我认识。有一天龙飞虎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当时我除了原来在军调部认识的同志,谁也不认识,有什么活动都是别人带我去。晚上我就跟着去了。那天周恩来同志在,少奇同志也在。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军调部的,才从瓦窑堡回来。”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因为他在北方局担任党中央代表的时候在北平工作过,所以对北平的事情很关心。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入党的问题我考虑过,也有点想法,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我当时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身份。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曾给我看过党的一些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的七大文件等等。所以刘少奇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知道他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但说不清他的准确身份。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到有别的意思。第二天,在军调部当过联络部长的徐冰同志,把我们这些从北平军调部和南京谈判代表团回来的同志组织在一起,搞了一辆大卡车,从王家坪拉到枣园。说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带我们去见见朱德总司令。到了王家坪朱德同志的家里,朱老总很客气,要请我们吃一顿饭。就在等吃饭的时候,康克清大姐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少奇同志。”那时毛主席已经不住枣园,搬到别处去了,少奇同志就住在原来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这样,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的印象,那个窑洞不太宽敞,好像有里外间。见面时大家都坐着,少奇同志讲了几句鼓励的话。他讲得很简单,完了就送我们出来了。我们感到他工作很忙,因为是康大姐带我们去的,能抽空见面谈谈话,已经是一种礼遇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少奇。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同志和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回到了延安。其中有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回延安后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3月5日,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同志那里谈话。他告诉我:“少奇同志打电话给叶剑英同志,说王光美同志想约我谈一次话,你们给安排一下。”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的时候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记住这件事了。因为我是从军调部回来的,叶剑英同志当时住在王家坪,少奇同志就给他打了电话。叶剑英同志把这件事交给黄华同志办。枣园我去过一次,是和许多人一起坐卡车去的,但要我自己去就不认识路了。黄华同志给我找了一匹老马,说:“你跟着它走,老马识途,它能把你带到枣园。”我在北平做学生的时候骑过骡子郊游,没骑过马,所以对能不能一个人骑马去枣园有点嘀咕,后来还是咬咬牙去了。这匹老马原来是傅钟同志的坐骑,大概常去枣园,果然认识路。我骑上它趟过延河,就直奔了枣园。到了枣园,我找到少奇同志的窑洞,见周恩来同志正在同少奇同志谈话,让我等一等。我就出来,进了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赖奎同志的屋里。一会儿,恩来同志谈完出来,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进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顺便看了看,觉得陈设很简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我说:“那天你问我是不是党员,我想说说我的情况,请教一下该怎么办?在北平的时候,我同地下党联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布置给我的任务我都积极去做。崔月犁同志在北平两次告诉我可以写申请入党的报告。我还读过你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读了之后我觉得我不够党员条件,我做不到绝对服从,因此没敢提出入党要求。到延安后,我提出了入党申请,觉得自己参加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表现还可以,在瓦窑堡联系群众也不错。但报告递上去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我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再提入党要求?今天你让我谈,我想请求帮助的就是这个事。”少奇就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他说:“入党是没有自由的,必须符合条件,经过党组织批准,但是退党是自由的。你如果有入党的迫切要求,应该向组织提出来。提一次不批准,人家给你指出来有哪些不够,你考虑以后可以再提。”他还说:“你现在受的教育,不要以为光是你父母亲供你上大学的结果,而是人民的培养,所以要把你的知识用来为人民服务。你现在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你还缺很多知识,比如你就缺乏农村的知识,今后一定要多向群众学习。”他还讲到,你现在到了革命队伍里,但革命队伍里的人也不是一般齐的,每个人有长处有短处,你要多学别人的长处。这样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两顿饭,我是吃了第一顿饭出来的,第二顿饭要在下午才吃。但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星期日,还是三顿饭。少奇见炊事员给他把饭端来了,就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当时我也是出于好奇心,就坐在沙发上没动。我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他吃饭让我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很难看,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看了觉得很难受,有点动感情。我知道我们在军调部的时候,经常给延安中央同志带北平的好东西,怎么中央领导同志吃的就是这样的梨呢?吃完一个梨我就出来了。少奇送我出门,没再说什么。这次见面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思。当然有一点特殊,就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同志,能有机会单独同少奇同志谈话。我回王家坪还是骑的那匹老马。一开始挺顺,但一过延河,它撒开腿就跑,我拉都拉不住。幸亏当时我年轻,没掉下来。原来它是饿了,要回去吃草了。下午通知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慰问从南京、北平回来的干部,当晚在王家坪礼堂举行宴会。晚上毛主席没来,少奇同志、朱老总出席了。慰问的对象是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和南京、北平两个代表团的同志。当天3月5日,正好是周恩来同志的生日。这天不知怎么就安排我坐在中央领导同志所在的第一桌了。少奇同志讲话,说:“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在复杂的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少奇还站起来正式敬酒。这时我才明白他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知道他曾经是党中央代理主席。宴会上恩来同志很活跃,讲了很多从南京撤退的事。宴会完了还举行舞会,很多人在一起。我和少奇没单独说什么。和少奇同志谈过话以后,我又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是交给徐冰同志的。因为我觉得在北平军调部和来延安,好多事情他了解。没过两天,又得到通知,说国民党胡宗南军要进攻延安,说这回他是真的要来进攻了,延安的机关必须撤退。当时我不愿意走,我说我来延安就是要参加打仗的,现在让我们机关和家属一起撤退,不干!领导当然不同意。因为军委外事组整个单位都撤,我不走不行。

少奇要我跟他走(1)

黄峥:当时延安的形势比较紧张。蒋介石1947年2月28日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国民党军队投入的兵力达25万人,而陕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2万多人,只有敌军的1/10。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

王光美:少奇同志后来告诉我,3月5日那天,他就和毛主席商量了撤退的事。不过当时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大约3月8日至10日之间,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在王家坪,召集南京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调部回来的同志开会,动员撤出延安,宣布外事人员编成一个队,队长薛子正,副队长黄华,党支部书记王炳南。王炳南同志是和董老董必武同志最后从南京撤回延安的。我们先到了瓦窑堡,然后过黄河,4月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在瓦窑堡,还接到叶剑英同志的夫人吴博转来他写给我的一首诗,鼓励我,说我表现比较好。这次离开延安,我没有和少奇联系。5月,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这支外事人员队伍的基础上组成中共中央外事组。由叶剑英同志兼任主任,王炳南同志任副主任,内设三个处,翻译处由徐大年同志任处长、章文晋同志任副处长,研究处由柯柏年同志任处长,新闻处由董越千同志任处长。我记得当时成员有30人左右,包括薛子正、黄华、王凝、凌青、马牧鸣、张林生、张香山、吴青、陈浩、王朴、陈佩明、曾远辉、刘文仲等同志。黄峥:当时的背景是:国民党军飞机3月11日开始轰炸延安。3月12日,中共中央分工由少奇同志和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同志,带领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离开延安枣园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也从延安撤离。3月19日,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党中央开始了转辗陕北的岁月。王光美:转移的时候,一路上我们把能丢的东西都丢了。上级决定我们到晋绥分区参加土地改革。当时中央有个指导思想,就是凡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都要尽量参加根据地的土改运动。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区的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王炳南同志。这时已经是4月份了。我们土改工作队在进村之前,要先到蔡家崖集中学习文件。徐冰、王炳南同志都参加了。没有想到,这时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们就又见了一次面。

原来,中央根据全国内战爆发的形势,决定党中央的5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各战场作战;少奇、朱德同志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少奇、朱总是3月31日晚从陕西绥德和山西临县的交界处渡过黄河,从临县三交镇过来的。兴县蔡家崖是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贺龙、李井泉等同志在这里。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少奇的。那天可能是徐冰、王炳南同志安排,少奇、朱老总和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记得同桌的还有邓颖超同志。少奇在饭桌上问了工作队的一些情况:学了什么文件?什么时候进村?我没怎么说话。吃完饭出来,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说:“我正在学习,等分配参加哪个工作队,能跟你们走吗?”少奇说:“黄华都跟我们一起走。”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这样不明不白走了算怎么回事?而且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在下来之前王炳南同志刚刚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现在的表现很好,这方面没问题,但你的家在北平,要了解一下你家庭的情况。要是我现在突然走了,那多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浅,就打了个官腔,回答少奇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我这话说出口以后,当时觉得没什么,回到住处琢磨琢磨感到不对:他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有弄明白就回绝了呢?于是就想最好再问问清楚。当天晚上,贺龙同志组织小型招待演出。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说句话,问问他是什么意思。走到门口往里一看,见少奇、朱总坐在第一排,少奇抱着涛涛,正等开演。我犹豫了半天,在门口转了转,最后还是没进去。我这个人,学生时代一心学习,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直到这时从没有谈过恋爱,这方面很迟钝,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想带我上晋察冀,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少奇同志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很快开始投入土改集训学习。在村子里,我们住在村长家旁边的一个偏窑里,几个女同志在一起,都睡在一个炕上。一次入睡前,吴青告诉张林生:邓大姐找她谈了一次话,说因为王前对少奇的工作干扰很厉害,大家都建议他们分开,年初他们就离婚了,最近邓大姐想把她介绍给少奇,问她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个,才知道少奇和王前离婚了。后来又知道,少奇本来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进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还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涛涛很厉害,少奇看不过打了她一下,王前就大闹。在王家坪的时候,少奇被王前闹得实在没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请主席帮助找个安静的地方。毛主席让少奇搬到枣园他原来住的窑洞。这样少奇才从王家坪搬到了枣园。晋绥的土改我参加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姚家会村,一个是小镇魏家滩。我们工作队,是把从上海、南京等城市来的干部和地方干部混合编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锻炼。可能因为我是学数理化的,一下村子就分配我搞田亩登记,计算每家每人分几亩几分地。我在晋绥搞土改,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结束时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这段时间里,我和少奇没有联系。

少奇要我跟他走(2)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黄峥:显然少奇同志这段时间里同样不知道您的情况,可能也不方便打听。你们重新见面是在西柏坡了吧?王光美:当时通讯很落后,又是战争年代,同志亲友之间多年不通音讯是很普遍的。这时连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这时,中央外事组已经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我住的那个村子叫柏里。我回到外事组以后,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同少奇见过面。有一次我去西柏坡参加中央机关的晚会,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在,我和他们见面说话了。毛主席还问我:“上辅仁大学学的什么?校长是谁?”我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校长是陈垣。”毛主席说有“南陈”、“北陈”两个陈,还说全国解放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我说“南陈”我不了解,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研究历史的。主席说的“南陈”,可能是指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

刘少奇、王光美在北海公园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交谈(1959年4月)。

还有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少奇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走走看看,还与陪同人员到我住的小屋转了转。和我同屋住的还有吴青同志,不过这时她去欧洲参加国际妇女会议,我临时一个人住。交谈中少奇同志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我不爱打扑克,星期天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者在家看看书。南庄是中央组织部所在的村子,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因为我只有星期天才能外出赶集什么的。但怎么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这里领导请假说要去找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即使去了,他那里有岗哨,我这样的一般干部无缘无故也不让进。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我们的负责人柯柏年同志说,我有事要去东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请你把我送到西柏坡去。少奇同志住在西柏坡,和朱老总同一个院子。赖祖烈同志没说什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同志办公和居住的小院。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你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以便取得对方好感,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的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少奇手上没有戴表。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原来他的这个表早就坏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我想:怎么会是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他连表都不知道修一下,那日常生活怎么办?我当时就有些坐不住,首先是尊敬,同时对他这种生活无人照顾的情况深表同情。今天我们都离不开手表了。即使在那个年代,应该说对少奇这样的中央领导同志来说,手表也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平时生活起居需要掌握时间,开会、行军打仗更是分秒必争。可少奇同志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也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可能是心里自然冒出来的一种义不容辞的感觉,就说:“好,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我认识中央机关管后勤的赖祖烈同志。他那里常有人去石家庄办事。我就和他商量,请他把少奇同志的表带去修一修。时间不长,赖祖烈把表修好了。可他没有把表直接给少奇,而是又带给了我。这我就难办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里跑呀!想来想去,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同志。他是外事组的负责人,经常出席中央工委的会,常见中央领导同志。我向王炳南同志解释修这个表是怎么怎么回事,说现在请你在开会的时候把这个表捎给少奇同志。王炳南同志转天就把表交给了少奇同志,说:“这是光美同志让我带给你的。”少奇当然是一听就明白了。可这么一来,王炳南同志就看出来了。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三位同志,后来我还真的去了。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他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我去的时候他和他夫人刘竞雄同志正在家煮白米稀饭。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待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谈话你不要听等等几条,就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我又先后到邓颖超、李克农同志那儿,跟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没想到,还问了我几句。去李克农同志那儿,我是和孙少礼同志一起去的。正好在那儿还碰见康岱沙同志,抱着她的小女儿。我和岱沙在北平军调部时就熟识。她同陈叔亮同志就是在军调部结婚的。那时岱沙刚从延安抗大调来,陈叔亮同志是军调部派在山东济南的第七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后来知道,陈叔亮同志的出身和我差不多,上辈都是北洋政府的官员。

少奇要我跟他走(3)

过了几天,我四哥王士光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到西柏坡来,找王诤同志谈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他约我到王诤同志家见了一面。我见他需要手表,就把我的送给了他。因为我在大学里是物理学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诤同志想调我去晋冀鲁豫根据地,搞电台天线研究。我说现在不行,我可能要结婚,就把我和少奇来往的情况告诉了四哥。他听了给我泼冷水,表情还特严肃,说你别胡思乱想。我说我没有,我是很慎重的。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的婚姻确实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难忘的结婚“仪式”

黄峥:您和少奇同志结婚是在1948年8月21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王光美: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

其实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就要吸收我入党。那时青年学生靠拢共产党的要成为党员并不难,但当时我对党的认识很少,看了一些有关党的书籍,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觉得我还不符合条件。到了延安,我申请入党,这时反而难了,说要经过北平市委调查我的家庭情况,这就拖下来了。这时到了西柏坡,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又要同少奇同志结婚,如果不是共产党员,那算怎么回事呀?所以我向少奇提出这个要求。但这事我没有同我的党支部说,因为一说反而复杂了,好像我要拿入党作为交换条件似的。过了一段,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我连忙给少奇写了一封便信,告诉他这件事。信是托王炳南同志开会时带去的,我不好意思老往少奇那儿跑。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孙少礼、赖祖烈两位同志,他们都是我在军调部时就认识的,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王光美访谈录  作者:黄峥(一) - 白若宏 - 白若宏的博客 

刘少奇、王光美结婚时合影

外事组的同志们知道我要结婚,热情地为我张罗。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大家一定要我唱歌,我只好站起来唱了个德国歌,唱到半截忘词儿了,章文晋同志接着唱下去了。同志们还给我买了两件衬衫。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待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其实我的行李很简单,主要就是一套白里白面的被子褥子。当时我下乡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是红缎子被面。老乡们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觉得这样可能脱离群众,就托人把红缎子被面拿到瓦窑堡的集市上卖了,用卖得的钱买了红枣、猪肉等东西,回来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红枣炖肉”,同志们一起会了一次餐。这以后,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里白面的了。

刘少奇、王光美在西柏坡的住处。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大家觉得是搞外事的,有点洋知识,就说结婚应该有蛋糕。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鸡蛋、奶粉、糖,调的调,蒸的蒸,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还设计了花,挺好看。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经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后都吃光了。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我学习当少奇的秘书

黄峥:我听到许多老同志说,您和少奇同志结婚以后,对他的帮助很大。因为这以前很长时间少奇同志的身体一直不好,胃病经常复发,生活没人照顾,对工作很有影响。后来有您照顾,就好多了。

王光美:少奇的胃病,是他当年在北京和莫斯科勤工俭学时生活艰苦,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留下的病根。他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到西柏坡后,胃病经常犯,平时老用一个热水袋捂着肚子,有时疼得满头大汗,无法工作。由于吃不下饭,消化吸收不好,身体十分消瘦。毛主席知道后还专门从陕北给他打来电报,要他“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

我和少奇结婚时,他体重只有48公斤。我和少奇刚结婚时,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外事组,同时兼着为少奇管管报纸、资料什么的,做一些服务性的事。一直到进北平以后,我们搬进了中南海,我的工作关系才正式转到中央办公厅,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

那时办公厅正式成立了政治秘书室,成员有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朱老总的秘书潘开文同志,还有我,负责人是师哲同志。

在西柏坡,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很简单,就是一张办公桌,一个很旧的沙发椅,还有一个放文件资料的木箱。他整天埋头写东西,桌子和木箱上堆得乱七八糟。有一天趁他出去开会,我就帮他拾掇,把放得凌乱不堪的报纸改放在木箱上,把文件、材料收拾整齐。没想到少奇回来把我批评了一顿,说你这样一动,反而搞乱了,我要的东西不见了。他摆放东西虽然乱,可他自己有数,别人一动,就找不着了。后来我吸取了教训,不擅自动他的桌子。

少奇的那个木箱,已经跟了他很多年了,看起来不起眼,可他视作宝贝。战争年代行军打仗,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有这个木箱一直带在身边。里面放的什么呢?主要是他历年来写的文章、手稿,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历次提纲和原始手稿,还有一些重要的书籍、版本。我觉得这些东西很珍贵,就把它认真整理了一下,趁夏天太阳好,仔细晾晒了一遍。以后,保管这批手稿资料就是我的事了。前几年编辑出版少奇的选集、专题文集,有些就是从这批手稿中挑选出来的。

我觉得他太忙太累,下决心照顾好他,不要让家里的事和生活琐事影响、干扰他的工作。少奇的作息时间很不规律,没有一天是晚上12点以前休息的。如果是去中央、毛主席那里开会,常常是半夜两三点才回家,有时甚至通宵。散会回来也不能马上休息,一方面精神兴奋睡不着,另一方面还有文件要批。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都是一个习惯,往往要到凌晨才上床休息,第二天上午10点甚至12点才起床。从毛主席开始就是这个工作习惯。形成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战争年代形势千变万化,工作紧张,急迫事务太多。各战场发给中央的电报往往要后半夜才到,等电报来了再研究决策,会就开得晚了。

朱老总年纪大,毛主席要他早退先回去休息。其他领导同志就晚得多了。少奇原来吃饭没个规律,冷热饥饱瞎凑乎,有时饿了就猛吃,吃多了又胃酸。他年轻时得的胃病就这样老好不了,常犯。

结婚以后,这些事我就管起来,让他在饮食方面尽量规律,保持均衡。他每天工作到很晚,而这时炊事员都休息了,我就把白天吃剩下的饭菜,放在一起煮热了给他当夜餐,热乎乎的他还挺爱吃。慢慢地他的胃病好多了。少奇经常半夜开会,我一般都等他回来。有时连续工作时间长了,我就陪他散散步。他休息的方式主要就是散步。西柏坡我们住的地方前面有个打谷场,每天晚上我们就在那里散步。可是我们出去总有哨兵跟着。我是学生出身,一开始散步还想挎着他的胳膊。他不让,说:“别这样。那些哨兵都还没有结婚呢!他们看不惯这个。”所以,散步时我俩也就是慢慢走路,说说话。

我认识少奇以来,他一直是光头。结婚以后,我劝他把头发留起来,逐渐形成了背头的发式。那时涛涛4岁多,丁丁2岁多。虽然有阿姨带,但我仍尽量关心、爱护他们。我们的家庭关系非常融洽。涛涛需要母爱,一开始就叫我妈妈。我外出回来晚了,她就坐在门口一直等我。总之,生活上主要是我照顾少奇。有时他也想照顾我。有一天,他看见我怀孕身体有反应,吃不下饭,忽然说:“今天我给你做个湖南菜。”我说:“你还会做菜?”他说:“年轻时什么都干过。”那天他给我做了个蒸鸡蛋,里面搁了醋。我说:“你这是什么做法?蒸鸡蛋还放醋?”他说:“我们湖南就是这么做的,蒸鸡蛋炒鸡蛋都放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惟一一次他在生活上照顾我。其实他不是不想照顾我,实在是顾不上。他是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

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需要,我问他的生日是哪一天?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说:“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觉得挺奇怪:哪有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的?我就有点不高兴,说:“工作上的事情你跟我保密,难道生日也要保密?”后来我才了解,他是真的不记得。那么多年,不是白色恐怖环境,就是行军打仗,走南闯北,千难万险,他从来也没想过为自己过生日。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我才把少奇的生日搞清楚。有一年他老家的亲戚来信,向他祝寿,从中知道少奇的生日是阴历10月11日。我通过年历对照表,查出来他的生日是公历1898年11月24日。这以后,少奇在填写有关履历的时候,才准确地填上了这个日子。

刚结婚的时候,我对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贡献等等,了解很少。有次我请求他:“你有空的时候,跟我讲讲你过去的经历,就像讲老故事一样。”他不愿意讲,说:“你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而要从我的今后了解我。”这个回答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很深的教育。一直到今天,我经常想起他的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过去的功劳再多再大,都已经过去了,没必要提它了,重要的是今后,要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事实上,他也没有时间回忆和谈论过去的事情。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

徐向前回忆说: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作出放弃延安的决定,并决定将后方机关及非战斗人员,先行疏散,分批向晋绥解放区转移。

疏散前夕,毛主席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见见面,讲了话。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强调解放战争非打不可,打就打到底。他说:这个战争可能打三年、五年、十年。三种打算,即短期、中期、长期。要准备长,争取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会后,我与徐特立一家、王明一家、郑位三一家、刘少奇爱人王前,以及黄杰同志,共二十多人,乘卡车先去绥德。这是一批老弱妇孺病。徐老年逾花甲,王明,郑位三和我有病在身,剩下的就是警卫员和妇女、娃娃。组织上指定我当小队长,;负责途中的指挥和安全工作。夜间行车,凌晨抵绥德河东的一个村子,我担心敌机轰炸,叫大家赶快下车,搬行李,进窑洞。王明说:慢一点嘛,别急!我说:不行,要快,听指挥!果不然,我们刚进屋,敌机就来了。司机满机警的,开车就跑,转移目标。敌机俯冲扫射,子弹打穿了油箱。但大家未受损失,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在绥德住了二十多天,心里急得很。王前不愿住在这里,正巧彭德怀去榆林视察回来,路过绥德,她爬上彭总的车返延安去了。我和爱人黄杰商量,说:“战局这样紧张,老呆在后方转来转去,实在不安,我们还是一起到太行前线去吧!你虽然怀孕在身,但路上有人照顾,我看不会出问题。”她完全理解我的心情,支持去前方。我就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晋东南。我和黄杰同志是一九四六年五月结婚的。她是湖北江陵人,在武汉军校女生队学习过,一九二八年入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领导和参加了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央领导机关工作。周恩来、陈云,邓颖超、刘伯承、聂荣臻等同志都了解她。

这就是说,1946年底,刘少奇和王前还是夫妻关系。

按王光美回忆,刘少奇和王前1947年初离婚。到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与王光美结婚,其间至少有一年半的时间。王前的两个孩子刘涛和刘允真谁来看?刘允真生于1946年7月,到1947年初,刘允真才7个月左右。

互联网有文章披露还有一个叫王健的女人,她的首要任务就是照看两个孩子。这个王健,王光美没有提到,大概就是一个保姆。

刘思齐说:

后来又过了将近两年,1948年我到西柏坡找刘少奇。岸英也刚刚从山东搞完土改,来到西柏坡,因为几天前主席到了西柏坡。我去西柏坡既不知道主席在西柏坡,也不知道岸英在西柏坡。所以我与岸英相爱是一种缘份。我在山西晋城时被李先念同志送到北方大学读书了。北方大学当时在山西路城(注:据有关资料,北方大学建校时在河北邢台,校长范文澜),1948年又迁往正定,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1949年底迁往北京,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刘少奇的前妻王前当时也在北方大学读书,刚刚同刘离婚王前年纪很轻,她与刘少奇的两个孩子都在刘少奇身边,她很想念孩子,经常偷偷地流泪。当时我天不怕地不怕的,为此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对他的离婚有看法。刘少奇竟然还回了我一封信。后来我得了疟疾,吃奎宁吃得眼球都黄了。我妈妈当时在河北平山,她说那里有一个医生可以根治这个病,让我请假到平山治病。我将刘少奇的回信不在意地夹在一本书里,后来被妈妈发现了,她气得要命,跺着脚拍着桌子把我臭骂一顿,说你这个死丫头,不知天高地厚,你怎么干涉起少奇同志的婚姻来了?刘思齐讲到这,自己也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刘思齐说,我从妈妈口中得知刘少奇在西柏坡,平山离西柏坡只有几十公里。我又给刘少奇写了封信,说你在西柏坡,我想去看看你。我主要是想代
王前看看她的两个孩子。刘少奇回信说你来吧来吧,挺乐意的,我就这样去了西柏坡。到西柏坡时天色已晚,我在刘少奇那儿吃了晚饭。饭后刘少奇说,主席来了,要不要去看一下呀。我一听高兴极了,说那当然要去看啰,刘少奇就带我去见主席。主席的住处门框很矮,房子也简陋,刘少奇进去还把头给碰了,碰得挺重的。与主席见面说到很晚,少奇问主席:今晚思齐是住在我那儿还是住你们这儿呀。主席说,当然住我们这儿。当时刘少奇还没有老婆,单身,我怎么去住呀?江青一听挺高兴,就安排我与李讷一块住了。然后毛岸英就来了,他看见我就不走了,一直与我说呀说呀。当时我困得不得了,脑子糊里糊涂的,早晨五点钟起的床嘛。

王前后来的情况,在有关林昭的回忆中有所连带: 

房文斋《我为林昭拍了张照片》一文提到:班上的同学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去了,右派自然不配作教育者,我跟甘粹、伍伯涵、江泽纯、雷凡等被安排到系资料室帮忙,为正在编辑的《新闻大事记》搜集资料。去之前即听说,大名鼎鼎的林昭也在其中。原来认为,她跟本人一样,是个性格粗犷的李逵式人物。一见之下不由大感意外,站在面前的竟是一位身材瘦削,满口吴侬软语的弱女子。头发浓密,两只粗粗的短辫子垂在脑后。脸色苍白,双唇线条明晰,一双大眼睛特别明亮,但目光并不专注,常常是倏忽一瞥,眉头一蹙,然后轻嗽几声,目光移向别处。后来听说,她在北大“落网”前,曾有“林妹妹”的昵称。追求她的不止一人。有人形容她“娴静似娇花流水,行动似弱柳迎风,泪光点点,娇喘嘘嘘……”也有人说她有肺病,因此偷偷称她“病西施”。我十分纳闷,如此瘦弱的身躯,哪来如许凛然无惧的胆量、语惊四座的雄辩言辞?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只为当初一念差

右派学生在资料室帮忙,主要是翻阅1949前的旧报纸合订本。记得有《大公报》、《新闻日报》、《中央日报》等,上面刊登的有关新闻方面的资料,统统摘录下来做成卡片备用。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是资料室副主任王前。此时的右派,人人希望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自然是谨言慎行,积极卖力。王前对我等似乎也很满意,不仅和颜悦色,而且嘘寒问暖。课外活动时间,常常“撵”我们:“同学们,别闷在屋子里,出去活动活动。”自从“堕落”成另类,虽然蒙恩继续留在学校学习,但做人的尊严早已荡然无存,除了蔑视白眼,就是吆喝斥责。现在碰到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大家心里满怀感激。心想能永远留在她的治下作个资料员,不再回去做“大学生”,实在是难得的造化。

王前对惟一的女右派林昭,更是刮目相看,竟将她安排到自己的办公室,两人对桌而坐。我们当时都不解,反右已经快一年了,同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她与那位章总支书记,为何差别就这么大呢?

有一天晚饭前,别的同类都出去“活动”了,我一个人靠在椅子上发呆。“吱呦”一声门响,林昭翩然而至。不等我打招呼,她已经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端详了我一阵子,用低低的探询语气问道,别人都出去玩,你一个人在想什么?是想老爹老妈,还是想念爱人孩子?我颓然答道:“自身尚且难保,哪儿顾得上父母妻孥!”她略显吃惊地问道:“老兄为何如此悲观?”我反问道:“怕是你们太乐观吧?”她许久没言语,然后掉转话题说道,你是个很聪明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话,用不着我提醒。你干嘛犯糊涂呀?

替朋友严守秘密

资料室副主任王前,是一位略显忧郁的女人。身材苗条,线条柔和。虽然人到中年,却风韵不减当年。脸色虽然有些苍白,却细嫩得“吹弹得破”,加之衣衫得体,风度翩翩,谁见了也要多瞟上几眼。她是人大副校长聂真的妻子。聂真身材中等,脸色黝黑,态度和蔼,作起报告来像拉家常。我们都纳闷,年轻漂亮的王前,怎么能看上个年近六旬、有些婆婆妈妈的老头子?后来才得知,她本是刘少奇的前妻。与刘少奇离婚后,才嫁给了内室空缺的聂真。

大概是曾经离异的缘故,王前总给人一种柳眉颦蹙、百无聊赖的感觉。可能认为右派自身难保不会告密,王前经常跟林昭讲一些心里的苦衷。此时,林昭跟单身汉甘粹正谈着恋爱。甘粹多次向她打听“新闻”。林昭严守自己的承诺,除了摇头叹气,只有一句“一言难尽!”至于细节,丝毫不肯透露。甘粹觉得林昭对我印象不错,让我试试“挖点新闻”。我不识时务,竟然遵命不爽,偷偷地询问林昭,结果可想而知。虽然碰了一个软钉子,却从心里敬佩她忠于友谊的诚信精神。

按赵旭整理的甘粹的回忆:

我与林昭从相识到分别只有整整一年时间。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从北京大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到人大新闻系来后是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岗。林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由罗列带过来的,她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

人大新闻系在学生中划了20多个右派分子,在当时学生中占15%。我们这些右派被集中起来在校园里打扫卫生。有一天我看见有个瘦弱的女学生过来与我们一起打扫,一问才知是北大过来的才女林昭。

第二学期开学,别的同学此时都到报社去实习了,将我放到人大资料室去劳动改造。这时资料室里3个人,我和林昭两个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刘少奇的前妻王前是我们的领导,她此时已嫁给了聂真。我和林昭每天上班到新闻系图书馆翻查报纸,主要任务是翻国民党的报纸,写卡片,为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

在人民大学图书馆资料室时林昭身体很不好,而且不断咳嗽。王前说,你是个男同志要多照顾一下林昭。这样林昭有了病,我是第一个知道的,我就去给她打水、烧饭。冬天到了,林昭房里没有暖气,我就帮她在学校总务处领了炉子,每天给她把火生起来。

刘少奇与王前的女儿刘涛的大字报节选: 

刘少奇无耻到极点,竟然贪污!他把白区工作党的事业经费(包括党员的党费和党的外围组织的捐款)打成一个金皮带圈和一个金鞋拔子。同志们,大家可以想想,他仅仅是贪污了经费吗?不,他是吞食了党和人民的血汗!后来离婚时,刘又把这个金皮带圈送给了妈妈,可他又反咬一口,背地里对邓颖超和康克清同志说是我妈妈偷的,来陷害妈妈。这件事妈妈当时还是为了党的利益忍受了二十年,直到这次我们去看她,才和我们说的。这个金皮带圈我们要上交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他贪污的见证。刘少奇,把你贪污的金鞋拔子交出来!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刘少奇确实就象毛主席指的这种人,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刘处处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到极点,但在同志们面前却又装作很廉洁。刘少奇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曾对我母亲谈过:“你看人家刘瑛(洛甫的老婆)多聪明,穿的不好,吃的可好呐!吃在肚里谁也不见,穿在外边大家不都看见了吗。”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刘少奇的小算盘打的有多精。还有一次给战士缝衣服,妈妈让阿姨去了,自己带孩子。刘知道了就指责妈妈说:“你真愚蠢,在家带孩子多累,去缝衣服又轻快,又是群众场合,大家都能看到……。这就是他那个“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商人哲学的典型表现。他现在对我们也是进行的这种修正主义教育,他说:你们不要怕吃小亏。长征时,你只要下个决心和别人同甘共苦,大家也不会亏待你,不但饿不着,还有马骑。他让我们去上半工(农)半读的学校,半工半读(也是他提的那套半工半读)培养出来的是第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将来就大有发展前途……。原来我对他的这套商人哲学并无认识,后来对照了毛主席著作,才看出这是有本质的区别,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刘少奇却要我们多吃小亏,占大便宜,归根到底还是为个人。1941年在前线时,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别人吃的是玉米渣,刘每天可要吃一只老母鸡,让副官到处给他买活鸡、活鱼,还要吃桔子。象他这样的人,不和群众同甘苦,他到底干的是什么革命呀!

刘少奇极端的个人主义严重地体现在他对妻子的态度上。他对妈妈极不人道。他为了娶妈妈,竟然欺骗妈妈,隐瞒自己的年龄,少说十一岁(当时他是四十三岁,说是三十二岁),而我妈妈当时还只有十六岁。妈妈一直到四五年才知道刘少奇比她大二十六、七岁。他就是这样卑鄙,无道德到极点。这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大暴露。他对妻子,不是看成革命同志,根本看不起,骂她是“小党员”。对她政治上毫不关心,他不让妈妈看报、读政治书,说“毛主席著作又不是文化书,是政治书,你看不懂。”却只要她伺侯。还说伺侯好他就是为党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他认为别人伺候他那是理所应当。

更加残忍的是,妈妈与他离婚后,堂堂的国家主席竟然不顾党纪国法,就是不许她和我们见面。1947年底,妈妈写信给刘,说非常想见我们,刘却恶狠狠地回信道:“等孩子死了,你再见吧!”1955年,她写信给我,想通信,刘一句一句地教我给她回信,大骂了一通。妈妈经过组织关系,说想见见我们,他不仅不让见,还亲笔写信给妈妈工作的地方,说她如何如何不好,造成妈妈所在单位的组织给她施加压力。平时他也对我们说妈妈如何如何坏,目的就是让我们对亲生的母亲没好印象,不去见她。要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这一辈子也别想见到妈妈了。他为什么对妈妈这样狠毒,恨不得把她置于死地而后快?就是因为他有把柄在妈妈手中,怕她揭发。

充当刘少奇政治帮凶的王光美是个什么东西呢?据说在辅仁上学时她和那些上层人物、神父等打得火热(她出国访问时,又把她年轻时的一套搬出来了,简直令人作呕,给我们国家,给我们党和人民丢尽了脸!)46年,北京国共谈判执行小组撤退时(王光美是英文翻译),她是去美国留学,还是去延安都没有定,两条道路还没选定,后来叶剑英同志给她作了工作后她才去延安。现在看来,她去延安,也是有她的个人野心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却得到了刘某人的宠爱,这难道是奇遇吗?不,这是臭味相投!

今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揪了出来,挖掉了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真是大快人心!

 

王前《控诉少奇对我的政治迫害》

上海工会系统批修联络站 1967年8月

编者按:王前同志现年四十四岁,原系中共党员。一九三九年与刘少奇结婚,由于刘少奇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把妻子当成玩物,对她进行百般虐待,并且王前同志在政治上也与他存在着严重分歧,致使他们不能共同生活下去,一九四七年于延安与刘离婚去前方。

王前同志到前方后,于××年与聂元真(现名聂真,聂元梓的哥哥)相识结婚,全国解放以后,王前在人民大学党史研究室当研究生。后因胡锡奎(刘的亲信)伙同旧市委黑帮对她进行政治迫害,被开除党籍,改任图书馆长,后又降职为指导员,现在社会主义学院工作。

刘少奇等黑帮在政治上陷害王前同志还不满足,并进一步在感情上和身体上对她进行折磨,必欲置王前于死地而后快,致使王前同志现在还卧床不起,失去工作能力。

此材料是王前同志在病中用了两个多月,由她口述,其小女儿记录成的,我们由于篇幅所限,作了适当删节。

******

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交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我热烈的响应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尽管我现在还因病卧床不起,记忆力尚未完全恢复,不能多用脑子,但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心不变,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意志不减。现在,我以自己亲身所遭受的政治迫害,来控诉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勾结以彭真、刘仁、安子文为首的一小撮黑帮分子,伙同胡锡奎等人,大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刘少奇一伙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把我当成活靶子,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开除了我的党籍,使我丧失了政治生命。

请看他们开除我的党籍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吧!

一、“诬蔑苏联”

 事实是这样的,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转载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等人作为反党集团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消息,我看了后,于太湖疗养院一次党的小组会上说:“赫鲁晓夫上台后,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拔掉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又把列宁的战友、十月革命的功臣莫洛托夫等人搞成反党集团,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我们毛主席处理犯错误的干部就不是这样。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王明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七大时还选他当中央委员,希望他改正错误,贝利亚也不一定是特务,证据不够充分。”

这就是我被开除党籍的主要“罪状”之一,给我扣上一个大帽子“诬蔑苏联”。难道我拥护毛主席的英明的正确的干部路线犯了罪吗?难道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犯了罪吗?这就叫诬蔑苏联吗?我们党公开反修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和苏联斗争得那么尖锐和激烈,你们直到今天仍然给我戴着“诬蔑苏联”这一罪名的帽子,你们这不是保修正主义又是什么?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

二、“造谣、诬蔑、诽谤中央同志”,而到底诬蔑了谁?诬蔑了什么?处分决议中根本不写内容。

在我百般要求下,列席了一次常委会。在这个半小时的会议上说我一九五零年诬蔑刘少奇的一九四七年土改、整党政策。事实是一九五零年夏天,我在党史研究室当研究生,在一次党团员的关于方针政策的讨论会上,讲到土改问题时,我提出刘少奇一九四七年的土改在农村搞……(不清),“一脚踢开旧干部……(不清)”和“土地分配绝对平”,因而打击了中农的政策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的。这一下可激怒了胡锡奎,当时他受刘少奇直接领导,胡为保刘的黑司令部,让李×召集党的会议专门斗争我好几场。说我“诬蔑刘少奇同志”,“破坏党的威信”,是“造谣”等等;一顶顶帽子劈头盖脸地压下来,还要给我处分,并报告中央(当时是他们的主子一一刘少奇)。他们逼得我研究生无法当下去了,不得不离开人民大学。但我仍不认为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刘少奇一九四七年的土改整党政策就是形“左”实右,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就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就是没有诬蔑。在这个路线斗争中,我就是没有做错。而你们把这事作为开除我党籍的根据,这只能暴露你们和刘少奇是同流合污的。

其次是与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毫无关系的问题。而且我事前事后主动给组织上汇报过,根本不能作为开除我党籍的理由之一。

他们为了找到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借口,竟不惜夸大和歪曲事实,其手段是何等卑鄙! 大家看看,这就是我被开除党籍、被剥夺政治生命的三条理由!旧市委和胡锡奎这一小撮黑帮们,为了开除我的党籍,耍了一系列阴谋,首先开除我的党籍时不按党章办事,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先由少数人操纵旧党委常委,决定开除我,然后再让支部奉命执行。在支部大会上讨论开除我的党籍时,我对决议逐句加以驳斥,最后他们理屈词穷,只好说:“有些材料党委掌握,我们也不知道。”更可气的是最后借口要吃饭,就匆匆忙忙结束了会议。他们乘聂真不在北京的期间内,仅用了不到七个小时的时间就草草了结了我的政治生命。我要问问,你们为什么不按党章办事?在你们眼里还有一点党性国法没有?

 因为事实出入太大,我要求核实材料,胡锡奎根本不允许,逼得我无法,我就自己写信核对材料,他们又不让,而且对我自己找来的证明材料宣布无效。在黑帮统治下,哪还有什么理由可讲呢?旧市委黑帮胡锡奎之流,你们为什么怕我核对材料呢?为什么不准我讲话呢?

而且,这开除我的党籍的决议,他们打印了八份,也不给我一份,连我看这个决议的权利都没有,后经多次要求,也只让我看了二分钟,奇怪的是,支部在三月十五日宣布通过的决议内容,与此决议内容不同,这是搞的什么鬼?对于这样一个显然是政治迫害的决议,我当然不会签名,当然也不会服气,所以我写了无数封信给旧市委彭真、刘仁、郑天翔、胡锡奎等人,要求弄清事实,但信如石沉大海,组织上一直不与我见面,没有和我谈过一次话。你们为什么怕和我对证,怕和我辩论?

不仅如此,当我在党委会上提出,我根本不够开除党籍的条件,我不服时,胡锡奎一面强硬地把我开除党籍,另一面又假惺惺地对我说:“你还可以重新入党嘛!你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历史也很清楚嘛!”既然我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

就是这样,我在这些所谓“罪名”下,在黑帮市委胡锡奎之流的阴谋陷害下,在这个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庇护下,我失去了十八年党龄的党籍。更卑鄙的是,当我调入人大新闻系工作时,他们又警告我说:“你的党籍被开除了,以后不准你告诉别人说你是被开除党籍的。”为什么开除我的党籍还怕别人知道呢?你们真是做贼心虚啊!

 因为我“诬蔑”了苏修和刘少奇,胡锡奎伙同旧市委一群黑帮开除了我的党籍,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还想在行政上开除我,想把我赶出革命阵营,不准我革命。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三月初,我只三次有病,医生都说我胃溃疡病已在发作期,需要住院治疗。残无人道的胡锡奎明明看到了医生开的立即住院的证明书,但他不但不让我住院治疗,反而到处说我是“无病装病”。直到我胃大出血,生命快断绝,动手术紧急抢救,把胃割除了90%以上,卧床不起的今天,还有人说我是装病。看,他们毒辣残忍到什么程度!

一九五八年我被开除党籍后,心里想不通,精神受了很大刺激,得了精神病,一阵一阵的神经错乱。北京精神病医院要我注射胰岛素,胰岛素的治疗是很痛苦的,每次都要休克过去。这种治疗方法是要住院的,而我是怎样呢?一面工作,一面到医院去治病,大夫都看不下去了,亲自给胡锡奎写信,替我请假。但是胡锡奎却不让我休息,我不得不被迫中断胰岛素及肠胃病的治疗。不仅如此,正当我病重期间,他还想把我送去劳动“改造”,直到一九六三年六月我精神病大发作,无法再工作下去了才罢休。惨无人道的胡锡奎为了使我失去工作和同他们斗争的能力,就是这样来摧残我的身体的!

在从刘少奇到胡锡奎这一条黑线的压制下,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我是有冤无处诉啊!在我发精神病时我常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理?”我气愤地控诉着:“党内有大党员、小党员,大党员压小党员……”。在我痛苦之极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念道:“毛主席啊!毛主席啊!我多么想见到你,我有多少苦要向你诉说啊!毛主席你快来救救我吧!我是不承认自己被开除党籍的啊!”从开除党籍直到现在,我每月按时交“党费”,我心里时刻想念着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我胃出血,气息奄奄,生命垂危,开刀挽救之前,热泪盈眶地喊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我被开除党籍的日日夜夜中,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毛主席的著作,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九四七年我与刘少奇离婚后,离开延安上前方,向毛主席告别时,主席对我亲切教导:“去吧!不要爱一个人,去爱广大人民吧!”从主席的话中,我吸取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二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相信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相信人民群众。按照毛主席的话去做,就是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我第一是革命,第二还是革命,第三还是革命!

 但是,刘少奇一伙对我的迫害并没有就此为止。他们唯恐自己的阴谋活动被戳穿,一方面对为我被开除党籍不合理而打抱不平的人施加压力,并以纪律处分相威胁,不许他们过问;另一方面在我的甄别问题上,又大耍两面派手法。

一九六一年中央决定全面进行甄别工作,规定一九五八年以来受批评受处分的都要进行甄别。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甄别原则。一九六一年黑帮胡锡奎一方面让张井平(统战部党委委员、社院党组成员兼总支书记)通知我(已调社院工作)让我写一个申诉材料,说要甄别我的问题。我就写了一个申诉书由社院党支部转送人民大学党委,但在胡锡奎之流对我的迫害过程中,我对此是不抱幻想了。果然胡锡奎又耍了一个阴谋,他根本就不打算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他根本不打算给我甄别,这完全是骗人的圈套,是表面上想稳住我。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此事也就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胡锡奎干了这些坏事还不够,在他离开人大时又和黑帮市委勾结起来,对郭影秋说:“别人的问题可以在人大甄别,王前的问题归市委解决。”而黑帮市委和胡锡奎是一家人,是一个黑司令部里的人。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残酷打击,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刘少奇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直接受害者之一。

一九五五年我在人大工作时曾给自己的孩子写了一封信,十分想见到他们。刘少奇非但不让见,反而给人大党委写了一封信,说我思想品质极坏,会给孩子起坏的影响……。胡锡奎之流对这一封打击我的信一直视如至宝,他深知刘少奇的企图,为了讨好刘少奇,就不断打击我,将刘少奇的黑指示交给郭影秋,郭影秋又交给宋硕、刘仁看,这是为什么?这次红卫兵抄郭影秋家,把这封信抄了出来,革命的红卫兵给我送来了,现在公布出来供大家批制。刘少奇、彭真、刘仁、胡锡奎、郭影秋、张井平之流串通一气互相勾结,通过这封信也就昭然若揭了。他们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从这一小事上大做文章来残酷打击我,来掩盖他们政治上的罪恶。他们把刘少奇这封信当作圣旨,刘少奇这封信是正确的吗?不让看孩子完全是违法的。刘少奇违背国家宪法,自知无理,利用旧市委、人大党委作为压迫人的工具,所干的都是些损人利己不可告人的事情,还要倒打一耙,说别人极端个人主义、品质极坏,竟不让我看孩子,难道我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市侩哲学“吃小亏、占大便宜”来教育孩子了吗?是我让他们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吗?是我让他们将来当野心家“刘克思”的吗?是我让他们奴颜媚骨自首投降卖国的吗?老实告诉你!我倒没有什么错误不可告诉别人,倒是你刘少奇,怕我揭露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你想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是梦想!

今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胡锡奎这些安放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这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了。领导着革命的群众把他们打倒,解放了革命的群众,革命的干部,真是大快人心,经过江青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的帮助和教育,把孩子救出来了。使我们十七年来末见过面的母子相逢了!我的心情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呢?我只有含着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而另一方面,我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我恨透了刘少奇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搞资本主义复辟,也毒害了孩子!使孩子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长期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尖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是他们这条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从我所受的这些迫害中,可以看到,如果让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当了政,把持了大权,国家就会变色,人民就会遭殃。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永远跟着你去冲锋陷阵,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宜将剩勇追穷寇”,对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刘少奇,对于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不罢休!让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全球,让她永远的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附:刘少奇给安子文、人大党委的信

安子文同志,人民大学党委:

王前给涛涛、丁丁的来信和涛涛、丁丁给王前的复信将送给你们一阅,存人民大学党委,照普通人的人情,允许王前和她生的孩子涛涛、丁丁经常见面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王前的品质极坏,有很多坏的思想,在小孩子还没有成人但又懂了一些事的时候,如果容忍王前和小孩子经常见面而又无人监督的话,很可能给孩子极坏的影响,并将给我很多麻烦,为了小孩子的利益,所以暂时不允许他们发生关系为好,如允许王前和孩子见一次面也应该有人加以监督,此事如何处理请人民大学党委提出意见告诉我并告诉王前。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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