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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宏的博客

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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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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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国共停战协定  

2017-02-04 14:22:10|  分类: 军事 外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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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停战协定,1946年1月10日 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停战协定,颁发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中文名国共停战协定

签署时间1946年1月10日

签署单位中共代表与国民党

生效时间1946年1月13日午夜

目录

1 始末

2 协定内容

始末

1946年1月10日 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停战协定,颁发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定中将东北除外,以便在东北放手大打,然后再把战火烧向关内;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的前后,还密令国民党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阴谋;人民解放军也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在自卫反击中击退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国民党军。[1] 

协定内容

中华民国国军及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不论正规部队、民团、民兵、非正规部队,或游击队,应实行下列命令:

(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二)除另自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仍属例外。

(三)破坏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线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

(四)为实现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人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双方并声明下开规定,亦经同意,并载入会议纪录内:

(一)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在扬子江以南整军计划之继续实施,并不影响。

(二)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

(三)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三节内所云之交通线,包括邮政在内。

(四)兹同意国民政府军队在上项规定之下调动,应每日通知军事调处执行部。

双方并声明军事调处执行部一切协定建议及指示,只涉及停止冲突所引起之直接问题。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军事调处执行部内设置执行组,包括若干官兵足敷实地监察详细办法之实行。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委员得各别设置巩线,足保迅速而无阻碍之通讯。军事调处执行部先设于北平。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民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叛乱问题案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四次政治委员会第六次联席会议之决议(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

决议:中国共产党武装叛乱,割据地方,破坏统一和平,危害国家民族,政府以政治方式解决之途径,已因共产党之迭次峻拒而告绝望,为保卫国家基础,扫除建国障碍,拯救匪区同胞,亟应明令剿办,戡平内乱。至如何动员一切力量,为迅速有效之实施,一并由主管各同志秉承总裁指示,详拟办法,提候决定。

 

军事调处执行部

为促成三方成立了一个负责进行军事调停的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美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美国代表就是马歇尔、国民党代表起初是张群,后改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为了避免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于是在“三人委员会”的领导下,1945年12月初在北平就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办公地点就设在协和医院。下设38个执行小组,而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分赴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

中文名称军事调处执行部

成立时间1945年12月初

军调作用为了避免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

军调代表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

军调设置下设38个执行小组 (按《叶剑英传》记述,下设29个执行小组、7个交通小组。)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叶剑英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饶漱石、滕代远、陈士渠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张经武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宋时轮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副处长:李聚奎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长:黄逸峰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整军处长:陈士榘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新闻处长:黄华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处长:冯铉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行政处长:伍云甫

军调部沈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饶漱石

军调部四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耿飙

军调部本溪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许光达

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韦国清

军调部张家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赵尔陆

军调宗旨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相处与整编问题

目录

1 执行部简介

2 执行部遭袭

3 军事三人组

执行部简介

1946年1月13日,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是日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美国方面代表罗伯逊由重庆飞抵北平,宣告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美国代表任主席。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委员会领导,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三方代表均有表决权,一切事宜均须三人一致通过,否则,提交三人小组(即由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决定。军调部下设由三方人员组成的执行小组,负责执行调处工作。

执行部遭袭

1946年2月21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冲击捣乱。千余名国民党特务以难民还乡请愿团为名在北平东四牌楼一带举行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等口号。午后2时,这批人包围并闯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走廊内纠缠辱骂中共代表叶剑英。继又强行冲进中共办公室,追打中共方面办事人员。

事发当天,中共方面罗瑞卿发表谈话,谴责北平地方当局对执行总部工作的安全保障未能尽责。

军事三人组

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言人康纳士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代表退出执行停战协定的军事三人小组:并撤出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人员。是日美方司徒、吉仑分由宁、平两处正式通知中共一方,并表示美方将予中共人员以必要时间,以便撤回中共地区,并予以所需之协助。

30日,国民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军事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就执行部撤销一事发出指示,指示说:美方结束执行部,表示美方已公开退出调处,中国人民坚决主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求美国真正不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对蒋一切援助。

1947年2月2日,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及工作人员全部离开北平返回延安。

 

《叶剑英传》:在军调部的四百天(上)

停战令颁发前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政府及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历时8年之久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休养生息,以恢复战争创伤。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国民党正准备抢夺抗日胜利果实,中共应准备对付内战,同时,将依据国内外形势,恢复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以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准备发动内战,一面侈谈国内和平,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采取了革命的两手:一方面积极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决定同蒋谈判,争取国内和平。经过43天的国共重庆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停止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各党派在一起共商国是。1945年11月,美国统治集团企图运用政治的手段,帮助蒋介石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政府,以实现其“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美国派遣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于12月15日启程来华。12月16日,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之一,在周恩来率领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并与国民党代表就停止国共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12月23日,叶剑英与周恩来拜会了马歇尔。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并颁发了停战令。为了贯彻实施停战令,双方决定建立一个军事调处机构,并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设委员三人,其中一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政府。

虽然“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但美方代表仍被邀请充任主席。三委员各有否决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致通过。经三委员一致同意的正式训令,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公布。①为执行建立军调部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及美国方面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叶剑英受中共中央派遣,出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为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为饶伯森(又译“罗伯逊”)。

叶剑英在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同时,积极进行赴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的准备。他认真领会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和平、准备对付内战的决策精神,分析国内外形势,把握谈判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他清醒地看到:美国参加谈判的根本目的,是要摧毁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扶持国民党政府统治全中国,以便在中国推行它的殖民政策,但在当时国际舆论和国内广大人民群众要求中国停止内战、改组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表面上采取调停的姿态来处理中国问题。国民党政府同意停战并参加军事调处,其目的是遏制、削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军队的力量,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准备全面内战。而中国共产党则要利用军调部这一合法机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①(《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3—4页。)战阴谋和军事进攻罪行,保护革命力量,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努力。这样看来,即将开始的军事调处将是一场充满各种矛盾的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

叶剑英又仔细研究了谈判对手的情况。

郑介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898年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文昌县, 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随即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广西省政府委员、国防部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少将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升任现职。

饶伯森, 1894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青年时期曾专攻银行学、经济学及商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入美国航空学校受训,为驱逐机驾驶员。1922年任银行及信托公司经理、交易所长等职。1942年脱离企业界,步入政界,担任美国政府租借法案对奥执行处处长,后入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1945年4月,随美国国务卿参加旧金山会议,与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商讨中国问题。同年5月来华,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事务参赞、代办。

这就是叶剑英即将在谈判桌上面临的对手,一个是国民党的政客兼特务头子,一个是美国政府的所谓“中国通”。

1946年1月10日,叶剑英出席了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13日,他同郑介民、饶伯森及各自的随行人员一行15人,从重庆乘专机飞抵北平。叶剑英等住进了北京饭店。

当天,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会见记者,发表了简短谈话。他说:本人从未来过故都,适才于北平上空俯视一周,深感其名不虚传,堪称我国最伟大的都市。这次我等三委员北来,负责执行部工作,决心本着合作精神,采取一致行动。他着重指出,今日和平建国乃为全国一致要求,我们当立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从事建设。①①《军事调处执行部三方面委员昨飞北平》,载1946年1月14日《新华日报》。

组建军调部中共机构

三委员到达北平以后,立即着手建立组织机构。按照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军事三人小组在重庆最初协商的方案,军调部三方人员的配备名额为:美方125人,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方面各170人。在组织结构上,规定三委员各带助手、随员数人,下面各设一参谋部,配若干参谋人员。执行主任由美国人白罗德担任。这一职务犹如三委员的参谋长,可直接指挥三方参谋人员。预定派出8个执行小组。但是,工作正式开展以后,由于局势的变化和任务的增加,三委员对组织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组织机构随之不断地扩充和加强。首先确定在三委员之下各设一名参谋长:中共方面由耿飚担任(不久由罗瑞卿接任);国民党与美方分别由蔡文治、海斯凯担任。在各自参谋长之下分设4个科:计划执行科、新闻发布科、总务科、通讯科。叶剑英为了加强中共方面的力量,利用军调部更多地开展工作,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机构和人员配制上又有所变化:在委员之下设一秘书长,由李克农担任,管理秘书、通讯、机要、编译、救济等组;参谋长之下设计划执行科、新闻发布科、行政科;另外,还设了几名顾问,由饶漱石、滕代远、徐冰等担任,马海德则以卫生顾问名义参加工作。①在机构组建过程中,中共方面人员由于通讯不畅,交通阻隔,要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到北平,困难很大。为此,叶剑英及时请示中共中央,请中央迅速从各地抽调人员赶赴北平,并解决电台配备问题。同时,他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给军调部的飞机,分别派李克农、罗瑞卿飞往延安、晋察冀等地,专程接到北平的工作人员。他还从各解放区来军调部汇报战地情况的人员中,物色合适对象留下来工作。另外,又从北平地下党选调了一批工作人员。

叶剑英对调到军调部工作的干部十分关心,逐个同他们谈话,要求他们尽快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环境,主动、机智地进行工作。他还教给他们参加谈判斗争的艺术和方法,告诉他们,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要注意:第一,话不要说得太多,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话一说出口就不好改变;第二,三方达成协议并签字时要慎重,写在纸上的东西,用斧头砍都砍不掉;第三,要注意保密工作,防止他人钻空子;第四,要及时请示报告,以便统一步调。②1月22日,叶剑英在给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的信中,曾谈到抽调人员、组建机构的情况:“我们于13日由渝飞平,已十日了。先后到此的有罗瑞卿、李聚奎、耿飚、李克农、伍云甫等五十多名同志。今天可能到的有滕代远等十多位同志(由太行飞此)。山东、华中各地同志,亦派人来此。北平城正放射着国内和平的异彩。虽然各地仍继续有一些大小的冲突,历史的总趋势是和平与民主,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

机构刚刚建立,叶剑英就紧张地投入了新的斗争。从他2月9日写给在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戴镜元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境遇和心绪。信中写道:“我刚到渝不久又飞平,现处在和美国人、国民党人三方合作、三角斗争中,这是新学校、新课程,做错了不少,也学得不少。”“我还好,只是把我忙(①叶剑英办公室张廷栋等提供的档案资料。②《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37页。)瘦了许多。”

5月24日,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小组电令北平军调部三方各增设一副委员,并明确副委员可全权代理委员离职时之职务。据此,美方的吉伦、国方的蔡文治、中共方面的饶漱石分别出任副委员。参加军调部三方的工作人员,亦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规定数额。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军调部人数最多时达9000余人(中共方面仅600余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而又特别的机构。中共方面先后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除委员、参谋长、秘书长、顾问之外,还有:执行处长宋时轮,交通处长耿飚,整军处长陈士榘,新闻处长黄华,秘书处长冯铉,行政处长伍云甫。东北执行分部中共方面负责人为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还有薛子正、张经武、荣高棠、赖祖烈、黄逸峰、柯柏年、黄镇等,也先后担任过一些部门中共方面的领导职务。

停战原则谈判的波折

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定的机构,首要任务是实行军事调处。主要方法,是遵循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令,通过三方会谈,商订出关于停战原则的协议,予以发布,国共双方共同执行、遵守。对于发生冲突的地区,则派遣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或交通小组,到实地调查双方争端的真相,就地解决各种问题,制定地区性的协定,使双方部队共同遵守,保证实现停战。执行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呈报军调部处理。军调部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报军事三人小组议决。

叶剑英与国、美代表就停战原则达成的第一项协议,是1月15日发布的第一号公告并附“和字”第一号命令。第一号公告宣告:军调部将于1月16日派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往绥远、山东、河北各省的14个城市、村庄,散发1月10日的停战令。“和字”一号命令的内容为具体调处河北省永丰县境内国共军队的军事冲突。命令要求双方即刻停止冲突,各留在原地,停止敌对状态,恢复城内外交通,并允许粮食、商品出入。总的看来,三委员对这一协议达成得比较顺利。而争论激烈、斗争复杂的是军调部“和字”第二号命令、关于修订“和字”第二号命令的电报、“和字”第六号命令等协议。

军调部刚开展工作不几天,叶剑英就同国、美代表开始了关于停止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具体原则的谈判。国、美代表的主张是,停战以后双方部队必须实行隔离,才能防止冲突再起,而隔离则以城市为基准,占城者不动,城外者撤退一日行程(60里)。叶剑英则提出,停战以后主要是恢复1月13日24时的位置,谁非法侵占则由谁退出,被侵占者回到原来位置,双方均复位,冲突自无。这个争执由美方折衷后,把两方意见都容纳进去,拟定了“和字”第二号命令,三委员于1月20日签署后予以发布。这一协议从表面上看双方互有让步,双方意见均有采纳,似是公平合理,其实对中共方面不利。

“和字”第二号命令第一条实施停战的原则这样规定:“所有冲突的双方部队,接到本执行部的停战指示以后,必须立即停火,并施行双方冲突部队的隔离,以保证冲突不再发生。”这一条中并具体规定,双方撤离冲突地点一日之路程至少为60华里。这一命令发布不久,各地小组均发生了争论,国、美方代表到处要中共军队撤退。听命于蒋军的伪军从被围的城镇出来扰乱,蒋军并越出点线故意向解放区军队挑衅,其阴谋在于迫使各地解放区军队都向后撤退60里。叶剑英很快发现了这些问题。同时,中央也来电指示,要求纠正这一规定。叶剑英立即动员中共方面人员,围绕执行“和字”第二号命令问题,开展新的斗争。1月24日,他致电陈毅、饶漱石、刘伯承、邓小平,提出:“执行部‘和字’第二号命令关于停战隔离之规定分为原则与办法两项,原则是要停战,要隔离,要恢复联合命令中所规定的时限以前的位置。隔离之办法必须按照当时当地的情况适当规定。各地区在实施停战隔离之时,必须根据情况决定。各停战小组的中共代表,在实际执行隔离时有自己的否定权,可以坚决抵抗并将办法中实际行不通的情形电告我们,以便根据实际材料作新的规定。”1月27日,叶剑英又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对如何执行“和字”第二号命令提出一些具体的变通办法,供各地在同国民党方面交涉时参考。与此同时,在执行部三委员会议上,叶剑英对国、美方面要求解放区军队撤退的无理要求坚决予以驳斥。他指出:(一)对包围中的伪军(如:枣庄、德州、兖州、聊城、永丰、元氏、保定等)应是解放区军队受降问题而非部队隔离问题:(二)同蒲路南段未发生冲突事件,没有实行隔离的必要;(三)大同等地阎锡山军出城挑衅,是破坏停战令行动,应予以处罚,不应令解放区军队撤退。否则赏罚不明,鼓励了挑衅的一方;(四)集宁虽暂有冲突,现已停止并且已经隔离(傅作义军已撤至旗下营)。

集宁原为解放区军队驻地,无再撤出的必要。同时,为证明“和字”第二号命令本身的缺点,并使国、美方面也感到有不利之处,叶剑英具体指出两个地区,国民党方面应当撤退:一是平绥路青龙桥地区的蒋军,应离康庄60里(如此必须撤至南口附近);二是豫北蒋军应撤离孟县60里(如此即退到黄河以南)。国、美代表无法答辩,终于同意修正原令。2月4日,三委员发布“和字”第二号命令的修正指示,其主要内容是:拟定“和字”第二号命令之际,执行部各委员会曾商定停止冲突及撤退一日行程(60里)之办法,但凡有执行小组在场或虽无执行小组在场,而双方部队已建立联络机构之处,前述议定办法可经双方同意就地按照情况加以变更。

在“和字”第二号命令修正案发布前后,叶剑英向各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发电指出,坚持恢复1月13日位置是实施停战的基本原则,必须切实监督执行,反对强调隔离部队而取消原来目的,对各地蒋军拒不执行者必须严肃处理。与此同时,叶剑英同饶伯森单独进行多次谈话,说明中共方面对恢复1月13日位置有最大诚意,只要蒋军肯撤出非法占领地区,解放区军队1月13日以后占领的地方均可全部退出。中共方面并拟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草案事先交美方考虑。美方这时正为战斗序列问题未达成协议而焦虑,便借机提出,在此命令草案中加入战斗序列的内容,要双方指挥官召开会议,在小组监督协助之下,提出双方战斗序列,以便具体商讨1月13日位置问题。这显然是一种交换条件。时剑英权衡利弊,认为利大于弊,于是表示同意。随后经反复讨论,于3月22日签订了“和字”第六号命令。这一命令的主要内容是:为彻底停止冲突起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驻于1946年1月13日下午12时整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任何指挥官如不遵令撤退至1月13日下午12时之位置或双方同意之改正位置,将以违反停战令论罪。

自此以后,在停战问题的谈判上,中共方面便完全转入主动,国民党方面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被动。

后来,叶剑英曾就“和字”第二号命令发布前后的情况回忆说:“军调部刚刚开始工作时,我们没有经验。美国人起草了个协议条文,送给三方委员,说是已经讨论过的东西,各方的意见都吸收了,要求签字。

那时黄华做我的翻译。当时我想,刚一开始就闹僵了不好。于是我采取灵活的办法,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公布以后,很快发现问题比较大。我立即给我方各战略区部队打电报,告诉他们,在执行中要坚持有理有利的原则。我一连发了几个电报给部队。后来中央领导对这个事情也有批评。六号命令发布以后,中央领导又来电报,给予了表扬。那时,我们同美国人和国民党代表一起谈判,一开始确实缺乏经验埃”①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15日。

执行小组的使命

调处各地军事冲突,主要是通过向冲突地区派遣执行小组的方式来进行。执行小组是军调部领导下的基层组织。1946年1月15日军调部三委员经过协商,确定其任务是执行军调部的协议,对国共双方军队执行停战令和军调部协议的情况实行监督。

既然派遣执行小组是履行停战的主要手段,那么,往哪些地区派出执行小组,就成为国共双方争论的突出问题。国民党方面拼命要求向对他们有利的地区派小组,以便谋取军事上的好处。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同中共方面人员一起,商定了对付国民党和美国人的基本办法:在解放区军队力量薄弱的地区,要争取派遣执行小组,防止敌人进攻,在蒋军集结重兵的地区,要配置执行小组,以监视敌军的调动;在敌人可能利用的港口,应争取派小组,以防对方通过港口运兵;在敌人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必须派出小组,以便制止敌人的进攻和揭露他们的阴谋。

同时,叶剑英还提出,要充分利用建立军调部协议中“三委员各有否决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致通过”的规定,来对付国、美方面的勾结,遇到国、美双方联合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即可使用否决权,使他们的阴谋无法得逞。

在半年多的会谈斗争中,军调部先后向各地派出29个执行小组,7个交通小组。这些小组,是由三方协议派遣的。尽管国民党方面有美国代表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叶剑英和中共方面人员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双方提议派遣成功的停战小组的数目大体相等。①军调部的第一个执行小组,是派往绥远(今属内蒙古)集宁地区的。停战令发布时,集宁县城在解放区军队手中。国民党方面为了抢夺战略据点,于停战令生效后的1月14日凌晨2时,向解放区军队驻守的集宁县城发动进攻,并于上午11时占领了该城。解放区军队调整部署,包围了该城,同国民党军展开了争夺战。郑介民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提议军调部派一执行小组去集宁,监督停战。叶剑英根据集宁前线发来的情报,严正指出,集宁在1月13日前,为解放区军队驻守,国民党军队进占,违犯了停战令,必须立即退出。郑介民狡辩说,1月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时,国民党军队就在集宁城内。他反诬共产党军队挑起冲突,向集宁城的国民党军队进攻。美方委员饶伯森见双方争执不休,遂以“中间人”的身份予以调解。他判定,1月13日24时国共双方军队均在集宁城内。

因此,要实现集宁的停战,双方军队均撤出集宁一日行程(60华里),划集宁为中立县城。但是,郑介民仍坚持要解放区军队单方面撤退。叶剑英则严词拒绝。事情就这样僵持着。到了1月17日,叶剑英得到解放区军队在18日前有把握夺回集宁的情报,于是,表示同意国、美方面关于派执行小组去集宁的提议。1月18日上午11时,当由国民党、美国和中共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乘飞机在集宁降落时,集宁已无战事。小组代表们看到的情景是:共产党军队驻防在这座县城,社会平静,秩序良好。小组的美方代表耸了耸肩,摊开双手,无话可说。国民党代表虽然窝着一肚子火,但也无可奈何。

郑介民对这次失败很不甘心,耿耿于怀。3月,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小组视察集宁时,军调部三委员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陪同。郑介民①访问耿飚谈话记录,1991年3月。

和张治中又提出了集宁调处的是非间题。周恩来、叶剑英当然毫不让步。后来,马歇尔只好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更重要的是今后的事情。”

围绕集宁调处问题的斗争,是中共代表团在叶剑英领导下坚持停战原则的一个成功范例,它对于后来中共方面处理其他地区的军事冲突问题,提供了经验。

东江纵队撤退与中原军区突围

广东东江纵队的处境,是叶剑英一开始就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东江纵队在8年抗战中,积极打击日伪军,先后建立了总面积达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以上的解放区。香港沦陷后,他们救护港九同胞脱险,援助香港文化界人士,支援英美军事当局工作,受到中外人士赞扬。然而,国民党当局竟将这样一支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诬蔑为“土匪”,在停战令颁布以后,公然以“剿匪”为名,疯狂地向东江纵队进攻。

为了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叶剑英在军调部三委员会议上,多次提出,应迅速派执行小组到广东调处。国民党代表极力反对,声称广东没有中共部队,没有必要往那里派出执行小组。叶剑英则摆出事实,据理力争。后来,郑介民、饶伯森被迫同意派出广东执行小组。1月25日,该小组代表抵达广州。

执行小组到达广州的次日,广东国民党军方就发表谈话,拒绝承认中共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污蔑游击队为“土匪”。对于国民党当局颠倒黑白的谎言,小组中共代表方方理直气壮地进行了驳斥。在北平军调部,叶剑英一次次地揭露广东军事当局进攻东江解放区的罪行,要求军调部立即发电制止,并令广东执行小组到现场监督停战。

在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压力下,经过军调部的督促,广州行营于2月18日“奉命同意”广东执行小组前往惠州地区“视察”。

2月25日,叶剑英致函郑介民和饶伯森,指出张发奎让广东小组赴惠州,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因为,他们事先已派出军队进攻并占领了惠州我东江纵队驻地。他们让小组到达该地“视察”,无非是为其“东江无共军”的谎言进一步找借口。叶剑英再次呼吁广东军事当局停止对东江纵队的进攻,并允许小组对真实情况进行调查。

然而,广东军事当局一意孤行,继续阻挠调处。在此情况下,叶剑英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三人小组讨论广东调处问题。三人小组研究了叶剑英的电报,经过磋商,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不得不承认以曾生为司令员的东江纵队的存在,并同意将东江纵队撤离广东,由美方协助运送山东烟台。

东江纵队撤退的协议达成以后,广东小组就实现这些协议的具体内容,继续进行商谈。至4月下旬,大多数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但有两个问题在广东小组和军调部本部又进行了反复磋商,才达成协议。

其一,关于东江纵队撤退途中的安全问题。中共代表主张,为保证东江纵队由内地撤到海岸港口的安全,驻淡水的国民党部从应撤到平山,驻龙岗的部队撤至平湖或深圳。国民党代表坚持原来驻军的位置不动。在三委员会议上,郑介民说,如果驻龙岗和淡水的国民党部队撤出,到时地方民团发动进攻,他们不能负责。鉴于这种情况,叶剑英提出三点建议:由军调部三委员致电张发奎,令其保障东江纵队撤退安全及考虑走廊区问题;在东江纵队撤退途中,除派小组随行监视外,并令该地国民党部队派联络参谋随军行动;由叶剑英与郑介民分别致电张发奎,请他重新考虑东江纵队撤出的安全。郑介民对此表示没有意见。饶伯森见此情景,开玩笑说:我非常同意这个办法。

两位委员都是广东人,我想一定能得到一致协议。

其二,关于东江纵队撤退费用借款问题。中共代表计算需要法币①9.8亿元,国民党代表提出为2.73亿元,因数目相差较大,无法取得协议。在三委员会上,美方代表提出一个3.326亿元的折衷方案,征求双方代表意见。双方代表对此仍存在分歧。后经军事三人小组商定,由广东当局垫忖粮款3.7亿余元。与此同时,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在军调部又设法筹集了一部分经费,派人送给东江纵队。此后,东江纵队按指定地点集中,除复员1700名战士外,留下2500人,由曾生司令员率领,于6月29日开赴大鹏湾。傍晚,北撤部队登上军调部派来的美军的五八五号、五八九号、一○二六号三艘军舰, 30日8时启航,7月5日,安全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市。至此,叶剑英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中原地区的军事冲突,是叶剑英通过军调部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突出问题。停战令公布后,中原军区部队为执行停战协议,从桐柏山区转移到了鄂豫交界的罗山、光山等地区。然而,国民党方面一再违反停战协议,先后调集11个军26个师共30余万人的兵力,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包围,妄图予以“围歼”。

军调部建立不几天,叶剑英即将中原地区的严重局势提到了国民党和美国代表面前,要求立即派出执行小组去监督停战。而国民党代表却借故拖延。

经过叶剑英一再争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才同意组成由中共代表薛子正、国民党代表邓为仁和美方代表福特组成的汉口第九执行小组。1946年1月下旬,小组奔赴河南罗山、应山视察,并会同当地国共双方驻军代表——中共代表王震、国民党代表宋瑞珂,签定了《罗山协定》与《应山协议》。两个协议中规定,双方部队在国共问题未解决之前,均停驻于现地,不得向对方进攻。可是,国民党军队不仅不执行协议规定的停战条款,还变本加厉地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进攻,占领解放区村镇1000余处。他们还派遣特务到中原军区部队驻地造谣,放毒,暗杀,并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毙”解放区军民。

对于中原军区部队的困境,叶剑英忧心如焚。2月中旬,他就如何解决中原军区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向军调部提出两项紧急措施:第一,准许中原军区部队主力根据联合命令第二条规定,移驻于平汉路西产粮区,以便就地解决粮食困难;第二,如上述措施难以实现,中原军区部队则转移到皖东、苏北地区,靠近新四军军部,以便于将来进行整编。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对此却不同意。3月初,叶剑英随军事三人小组到武汉视察,又提出中原军区部队易地就食的问题,国民党政府代表仍表示拒绝。

中原军区部队和中原局总共有近8万人,每月需要补助给养经费法币3亿元左右。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叶剑英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利用他在军调部的合法地位和身份,采取许多措施筹集经费,然后设法送到中原军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为了更有效地制止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进攻,叶剑英在军调部经过反复斗争,并经过周恩来在三人小组的努力,迫使国民党、美国方面的代表同意,于5月10日签定了《关于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此后,国① 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同时规定法币汇价为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至1946年,法币已急剧贬值。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已崩溃的法币。

民党军队的进攻行动暂时有所收敛。

恢复交通线之争

在紧张激烈地进行停止军事冲突问题谈判的同时,叶剑英还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进行了关于恢复交通问题的谈判。

早在1945年8月至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恢复交通就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中共代表提出:恢复交通必须以全面停止内战为前提,必须停止国民党部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和侵占。国民党代表不同意中共方面意见,并以“遣返日俘”和“恢复经济建设”为名,要求解放区军队让出铁路线。

由于双方立尝主张尖锐对立,虽经多次会谈,均未达成协议。随着停战令的颁发,恢复交通的问题随即提上了军事调处的重要日程。

在军调部三委员讨论如何恢复交通的会议上,叶剑英提出,恢复交通与停战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双方冲突地区,只有先停战,交通才有恢复的可能。而且,恢复交通还有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和物资准备问题,以及铁路、公路、水路的恢复修整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他建议先作调查,制定一项计划,然后由三委员讨论决定。他还主张把对日军的缴械与遣返,铁路警戒与路线管理等问题,同恢复交通放在一起讨论。

此时,蒋介石正积极调兵遣将,部署全面内战,急需靠铁路运兵。郑介民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极力主张先讨论恢复铁路交通,其他问题暂时放后。

美方代表虽说法不同,但实际上与国民党代表唱的是一个调子。后来,三委员同意授权三方的参谋长拟定一项恢复交通的基本方案。争论了两个星期,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为进一步阐明中共方面的原则立场,叶剑英于1月28日下午,邀请美方委员饶伯森和执行主任白劳德进行私人谈话,就如何改革交通机构,实现民主管理问题,提出三点建议:交通部门在组织上可采用过渡时期的办法,设立交通委员会,在军调部领导之下,处理一切交通问题;各级交通机构,应实行民主管理,应有中共代表参加;鉴于遣送日本俘虏与恢复交通有关联,应把受降与遣俘问题包括在交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之内。

饶伯森对叶剑英的三点建议表面上不置可否,但行动上继续寻找借口支持国民党代表提出的“先恢复铁路交通,其他问题暂时放后”的主张,会谈没有结果。后来,经重庆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达成一项关于恢复交通的协议,作为“和字”第四号命令下达双方部队执行。2月14日,军调部三委员据此就修复铁路的程序问题举行会谈,确定在华北、华中8条铁路线上,设立7个交通小组。在交通小组出发前,叶剑英、罗瑞卿于2月18日对中共方面执行“和字”第四号命令应注意哪些问题,提出八项措施,报告中共中央。中央立即全文批转给各战略区执行。这个电报,对已经达成的协议应当怎样贯彻,对未答成协议部分应当如何对待,以及执行协议后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采取什么对策等问题,都作出明确规定,为交通小组中共代表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经过一系列磋商,7个交通小组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先后签定了一些地区性的临时协定。按照协议规定,解放区军民积极开展铁路修复工作。他们在技术、器材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动员一切人力,不分昼夜,不避风雪,抢修铁路、桥梁,主动平毁在解放区交通线上的堡垒、壕沟和工事。在短短的20多天内,津浦、胶济、陇海、平绥等铁路的干线和支线,就有851公里通车,其余也在修复中。

但是,国民党军队却拒不执行“和字”第四号命令。他们在津浦、平汉、平绥、胶济等沿线不仅不平毁工事,反而大修特修新的堡垒工事。他们还违令调动51个军、129个师,共131万多人,并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对此,叶剑英进行了全面揭露,多次提出抗议。

在执行“和字”第四号命令的过程中,国民党代表还就解放区的铁路和邮政管理问题无理纠缠,妄图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委任人员管理解放区的铁路,并企图以考试为名剥夺解放区邮电人员的资格。叶剑英同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经过时剑英和军调部中共方面人员不屈不挠的斗争,国民党政府和美方代表被迫同意:在2月15日前(军调部第十一号公报发出时间),中共方面在铁路、邮政所委派的人员继续留任,以后委派需经再度讨论。这样,挫败了国民党妄图插手解放区铁路和邮政管理的企图。

安平事件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之间的停战协议,以30万大军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进攻。以此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此危急形势下,中原军区部队顽强反击,分几路主动向预定地区进行战略转移,经过多次激战,于7月底以前分别到达华中解放区和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地区,建立了陕南、鄂西游击根据地。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随着战火的蔓延,军调部的斗争更趋激烈。1946年7月29日,在位于河北省香河县平津公路线上的安平镇,发生了一起美蒋军队联合进攻中共军队的严重事件。

本来,驻天津和塘沽一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以“帮助”中国遣返日俘为名来华的。他们为了顺利在平津之间通行,多次向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请求,准予他们通过解放区军队驻守的香河县路段。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给他们发了护照,并且规定美军通过这段公路时,必须插上美国国旗作为标志,以免发生误会。

然而,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守信义,屡次向解放区军队挑衅。为此,叶剑英曾多次以备忘录形式,向美方委员饶伯森提出抗议。

7月29日这一天,美军联合国民党部队向安平镇发动了进攻,解放军被迫自卫。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后,国、美方面派出增援部队,并以美机多架助战,解放军被迫撤出安平。国、美军队遂占领该镇。

“安平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外舆论和各方人士的关注。

在军调部,国、美代表不顾事实,首先向叶剑英递交了所谓“抗议”备忘录,称美军在安平遭到解放军“预谋”的伏击,伤亡15人。叶剑英则根据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从承德的来电,就美军联合国民党军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一事,分别向饶伯森和郑介民提出抗议。

军调部三委员就三方递交的备忘录举行会谈,最后确定成立第25特别小组进行调查。其任务是调查谁先发动进攻,以及冲突部队的番号及其主使者。

小组代表出发之前,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共代表团党组会议,研究斗争策略。他在会上指出,“安平事件”同以往冲突事件的性质不同。它表明美军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侵犯了中国主权。小组会谈开始,应反对美方继续担任主席;小组的一切活动,应先确定调查程序,谁不按程序办事,谁就要负破坏调查工作的责任。

第25小组的活动一开始,就围绕着调查程序和小组主席问题争论不休。

由于国、美代表对这些问题持不公平态度,致使小组先后举行11次会议,均未得到任何结果。

为了打开小组会谈出现的僵局,三委员多次举行会议。叶剑英在会上一再提出,应按照三方对等的原则,首先解决调查程序和小组主席问题。经过反复协商,三委员终于在8月14日达成八条协议草案。然后,叶剑英与饶伯森又飞赴南京。周恩来、叶剑英与马歇尔、饶伯森在南京再次进行协商。最后,由周恩来和马歇尔批准了第25特别小组调查程序和主席由三方轮流担任的协议。

根据调查程序的规定,特别小组到安平镇察看了事件现场,听取了美方三个“证人”的报告,访问了香河县中共方面的5位证人,最后还访问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经过反复调查,事件经过终于搞清楚。就在小组准备向三委员写出调查报告之际,美方代表忽又节外生枝,提出有两个新“证人”,要求小组询问取证。

叶剑英接到小组中共代表的报告后,同意再作一次让步,并提出除询问他们的新“证人”外,还要询问参加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有关官兵。但是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表示反对。小组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后来,马歇尔竟令小组的美方代表单独询问所谓的新“证人”,并说必要时可单独发表公告。

由于国、美方面代表的破坏、阻挠整个调查工作时断时续,一个多月后,终于无法再继续下去。中共方面不得不于9月9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单独公布事件的真相,叶剑英向记者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中共方面参加小组的代表黄逸峰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书》。叶剑英明确强调,安平镇发生的事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冀东若干地区,不断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必然结果。他向美方提出四点强烈要求:(一)美军应向我方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三)驻华美军应全部撤出中国;(四)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援助,以维护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叶剑英的声明和中共方面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的公布,澄清了事实真相,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借此类事件将美军拉入中国内战漩涡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不得不考虑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后果。9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至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这是解放区军民在中共的“针锋相对”方针指导下进行斗争的结果,也是叶剑英在军调部谈判桌上进行斗争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叶剑英在军调部领导中共方面人员,还就全国其他地区军事冲突的调处问题,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代表进行了反复的谈判和斗争。其中主要有:东北地区,华北的河北、山西、绥远等省的部分地区,中原的新乡、安阳等地、华东的山东、江苏省的部分地区,等等。通过斗争,在一段时间内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赢得了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捍卫了革命利益。

 

《叶剑英传》在军调部的四百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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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阵地,岿然不动

1946年,北平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特务警察横行,流氓地痞肆虐,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群众的安全自由没有任何保障。

叶剑英带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战斗和工作,犹如身在虎穴。国民党当局对军调部的美方和国民党方面人员,严加保护,周到备至,而对中共代表团及其在各地执行小组工作的中共人员,则违反协议,多方刁难、威胁,制造事端,甚至肆意逮捕和暗杀,严重危害中共方面人员的安全与自由。叶剑英在执行调处全国各地军事冲突任务的同时,还要同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危害中共方面人员安全自由的行径进行斗争。

2月20日上午,叶剑英像往常一样,从景山东街住处到达设于协和医院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办公。11时许,他接到中共方面有关人员报告:东四牌楼一带,有所谓“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纠集数千人举行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等反动口号,并散发反共传单。获此情况,叶剑英立即同参谋长罗瑞卿等人冷静地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一事件有可能是国民党当局有预谋的反共活动,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防止那些特务和反动分子到军调部来捣乱。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叶剑英所料。下午2时,自称为“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的一伙暴徒,由少数特务率领,包围了军调部,进行所谓示威“请愿”,矛头直接指向中共代表团。当暴徒夺门而入时,在军调部门前值勤的警察却不加阻拦。暴徒们狂呼反共口号,要求中共代表叶剑英委员出来见面。

这时,叶剑英正在办公室同美方委员饶伯森商谈工作。他得到工作人员的报告后,立即对郑介民、饶伯森说:“这事你们都看到了,我出去见面,看他们能怎么样!”工作人员担心叶剑英的安全,劝阻他不要出去。叶剑英说: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真理,代表正义,不惧怕任何邪恶反动势力。他坚持要出去。同志们无奈,只好向叶剑英建议,让那些“示威”者推举出代表,再予以接见。

叶剑英从容地来到院中。面对那十几个气势汹汹的“代表”,大义凛然,高声说道:“我就是中共代表叶剑英,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由我转给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

“我的房子被共产军分了,地也被占了,要立即追还!”

“我们村子被八路军占领,全家被赶了出来,有家不能归!”

“我们要求取消解放区!”

几个人在起哄。

叶剑英冷静地听完了“代表”们的叫嚷,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土地不能只归少数地主所有,而应当使广大农民都获得土地。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的:耕者有其田。现在,我们解放区有的实行减租减息,有的已经开始土地改革,这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个别地区可能有过火行为,我们一经发现,是会纠正的。”叶剑英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众人,继续说:“你们这样胡闹是非法的!我们军调部三方面都不赞成你们这样干。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干下去,我就上告到你们的蒋委员长那里去!”

然而,少数暴徒在特务唆使下,不仅不听叶剑英的解释,反而强行仲入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办公室,对中共方面人员肆意侮辱和威胁。在这伙暴徒中,除了地主“还乡团”分子,地痞、流氓外,还有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职员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机关报《建国日报》的记者等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这时,执行部美方委员和国民党方面的委员也不得不出面加以劝阻,但暴徒们继续捣乱,直到天黑,才呼啸而去。

这起严重危害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安全的政治事件,是在当时平津国民党特务机关暗中指使和反动报刊进行反共叫嚣的鼓动下发生的。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多次向饶怕森、郑介民交涉,饶、郑二氏才同意以执行部三委员的名义,向北平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电请蒋介石从严惩处为首分子。与此同时,叶剑英决定由参谋长罗瑞卿出面,向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揭露事实真相,谴责国民党当局的特务活动。

郑介民虽然答应了叶剑英的正义要求,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在军调部本部和各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人员安全受到危害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在二、三两个月中,国民党军队、特务危害中共方面人员安全事件共发生13起;4月至6月达到34起。国民党方面企图通过制造这些事端,迫使中共方面从军事调处机构中自动撤退,以配合其加紧内战的准备和发动。但叶剑英遵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领导中共方面人员,坚守阵地,岿然不动。

《解放》报事件

1946年4月3日,在北平又发生了一起警察、特务无理搜查和逮捕新华社北平分社和北平《解放》报社人员的严重事件。

早在军调部成立初期,叶剑英根据三委员达成的有关新闻问题的协议,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北平领导创办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中共中央确定由徐特立任北平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社社长,钱俊瑞任代理社长兼总编辑。报社和新华分社的社址设在北平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两社均于2月下旬正式成立,并向北平市有关当局办理了登记手续。2月22日,《解放》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第一张公开在北平发行的共产党报纸,立刻在各阶层引起了巨大反响,几千份报纸被抢购一空。报社加印3000份,很快又告售罄。这张版面不大的报纸,由于宣传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介绍了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与腐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心声,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喜爱。该报为二日刊,自27期起改为二日刊,其影响日益深远。

军调部的国、美两方代表和国民党北平地方当局感到这张报纸对他们极为不利,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派出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甚至威胁印刷厂,不准佣解放》。在这些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时,便采取了更加恶毒的法西斯手段。

4月3日凌晨3时,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警察总局出动军警宪兵及便衣特务等200余人,突然包围了新华分社及《解放》报社。许多武装军警、宪兵登上屋顶,以两挺机关枪封锁报社大门,然后由便衣特务胁迫当地甲长上前敲门。门刚打开,武装军警多人即冲进院内,闯入各办公室、寝室搜查,声称是检查户口。全副武装的士兵不断挥舞刺刀、盒子枪,高声叫嚷。警察不但对全体人员搜身,而且在寝室和办公室里,肆意翻箱倒柜。最后,由于未找到任何武器或违禁品,只好暂时退去。

事情还未了结。天明后,军警、宪兵、特务100多人又强行闯入社内,来势更凶。他们以所谓新华分社一部分工作人员户口登记未竣为名,捣毁分社,绑架新华分社全部人员,押往北平警察局外二分局。

与此同时,北平市军警宪特又非法逮捕了《解放》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钱俊瑞、发行科主任马建民等10人,还逮捕了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的秘书李新等。中共方面人员被捕总数达44人。当天上午,经过中共方面严正交涉,北平警察当局被迫将滕代远的秘书等5人放回,其余39人仍关押狱中。

这一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立即分别致函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他严厉谴责国民党北平军、警、宪、特当局非法逮捕中共方面人员的罪行,严正提出:“非法逮捕执行部工作人员与家属及其他负有和平使命而来的中共人员的严重事件,已再一次严重地损害了执行部的尊严,危及目前中国初步奠基的和平团结的局面,极端违反国、共、美三方关于成立执行部并由政府方面负责保障安全之协议,也违背蒋介石代表政府在政协会上所作的庄严诺言。”

叶剑英就这次严重事件同时向郑介民、饶伯森提交了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这些事件,以及秘密袭击和搜查我军事顾问滕代远将军的住地,逮捕滕的秘书,是破坏和平与民主的预谋的一部分。袭击和逮捕执行部的人员,则进一步违反了国共双方关于设立执行部的协议。我已向有关方面提出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并向被捕人员、向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社道歉,要求惩处肇事者,赔偿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叶剑英还向在重庆的周恩来致电,详细报告了事件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等联名致信王世杰等人,转述了叶剑英关于北平“四三事件”的电报全文并要其转呈蒋介石,指出:此一连串行为,显然是与全国各地一切反共反政协反民主的破坏罪行相联系的,是有人操纵指使之有计划有布置的阴谋。因此,敝党特再一次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二)严惩北平军警宪负责当局,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等事件发生。(三)停止全国特务活动。(四)向执行部中共代表及《解放》报社、新华分社道歉并赔偿损失。

在北平,叶剑英一面派人向被捕人员传达他关于“坚持斗争”的指示,一面继续同北平地方当局交涉。4月3日,他亲自约见北平市长熊斌,当面提出抗议。熊斌在事实面前,只好承认这一事件不该发生,口头保证以后不再歧视中共人员,并交待北平警察总局负责人向被捕人员道歉。叶剑英遂与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等人驱车至北平警察总局。中共方面被捕人员见到他们,激动不已。在警察总局负责人当面道歉后,由叶剑英率领大家乘车出狱。路经东西长安街时,大家点燃鞭炮,高呼口号:“要求民主!”“取消特务!”“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行动,伸张了真理和正义,在群众中造成了声势和影响。

出狱人员到达军调部中共方面驻地以后,中共代表团召开了欢迎大会。

叶剑英在会上首先致词,高度赞扬了被捕人员的革命精神和气节,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他要求大家继续为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钱俊瑞在会上报告了斗争经过。与会人员受到很大教育。

出狱人员返回报社驻地,立即恢复了新闻出版工作。在新一期报纸上,全文刊登了北平警察当局无理逮捕中共人员的事实和中共人员斗争经过,再次给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有力打击。

1946年5月29日凌晨2时半,国民党北平当局以所谓“未经中央核准”、“于法不合”等为借口,又勒令《解放》停刊。当日晚8时,竟在《解放》报社门口贴上布告和封条,将报社及新华分社查封。同一天,北平市的报纸、杂志、通讯社被查封者竟达77家之多。

叶剑英一面向党中央和已到南京的周恩来报告这一情况,一面向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向军调部国民党方面的代理委员蔡文治、美方委员饶伯森连续发出备忘录,严正指出:《解放》报及新华社北平分社,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华北地区中唯一的言论机关,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及各地小组中共代表遵照执行部三委员新闻协议,均将执行部之各项公报、命令委托该报及通讯社代为发布。现在政府方面已封闭中共方面报纸及通讯社,中共认为,今年1月三委员达成的新闻协议及联合新闻科1月19日协议的条件,均已被国民政府当局破坏,该项协议将自然失去效用,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及各小组中共代表将不再受这些协议的约束。

5月30日,叶剑英带领在北平的中共方面驻石家庄、太原、高密、晏城小组的代表和军调部中共全体人员,至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慰问被国民党当局非法查封的《解放》报及新华分社工作人员。叶剑英在现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北平《解放》报每日销售四万余份,为北平市报纸销数之冠,这是一种最好的民心测验,是人民事业胜利前途的象征。《解放》报和新华分社,因为替老百姓讲话,宣传正义,无情揭露反动派罪行,才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而不惜破坏诺言,强行封闭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猖獗一时,但在人民的力量面前,终会自食其法西斯暴政的恶果。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一定会胜利!”

当日下午4时,叶剑英举行中外记者报告会,严厉揭露和斥责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他对到会的50余名中外记者说:“北平市的反动当局,在5月29日封闭了77家报纸、杂志、通讯社,迫使77家言论机关不能继续与读者见面,这是扼杀民主与自由的反动行为。”他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北平的机关报《解放》及其通讯社新华社,一贯地为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而努力,对好战分子的内战阴谋,经常给以无情的揭露。因此,反动的好战分子视之为眼中钉,不断地给以压制和破坏。今天,当他们坚持在东北继续扩大内战,企图造成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的时候,公然查封我们的《解放》报和新华社,这是对全国和平事业的严重打击。”叶剑英呼吁中外记者:“要以高度的警惕性来重视这一严重的事件,要以十分明确的真实性来报道这一真相,动员起全国和全世界的舆论,来制止国民党这一反动措施,挽救陷入危机中的中国民主。”①①《叶剑英同志慰勉北平(解放)报人员》,载1946年6月14日《解放日报》。

①《叶剑英同志发表谈话,严重抗议当局摧残言论空前暴行》,载1946年6月2日《解放日报》。

黑暗中的灯塔

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的一个公开合法机构。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指示,利用各种机会,在北平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代表团内部,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统战、联络工作的小组。叶剑英对这个小组的工作十分重视。他反复交代说:“我们到北平来,不光要同国民党和美国人作斗争,还要广泛地进行联络、争取工作,要利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宣传解放区的优越性和政策,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他还特别强调:“解放区非常缺乏知识分子,缺乏人才。党中央要求我们多做工作,尽量多争取一些知识分子和各方面人士到解放区去工作。”统战组的干部们想了很多办法,广交朋友,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有一次,统战组的艾大炎等接待了住在中共代表团驻地附近的北京大学著名法学教授陈瑾昆。陈瑾昆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十分不满,主动要求接近共产党。叶剑英亲切会见他,表示欢迎。彼此寒暄以后,叶剑英诚恳地告诉他,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

教授的话匣子打开了。

“我是搞法律的。说句不自谦的话,在当今的中国,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制定宪法,也搞一些法律,但是,许多东西都是骗人的。他们实行的,实际上是国民党一党的党法,姓蒋的一家的家法。这个政权腐败到如此程度,还有什么希望!”教授说着说着,浑身激动得颤抖起来,“我把国民党同共产党作了很长时间的比较。我发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全国老百姓谋利益的。我佩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希望能为共产党做些事情。”

叶剑英听了教授的话,由衷感佩。他对陈瑾昆说:“我很佩服教授的见识。我们中共代表这次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同更多的北平知识界、科学界、教育界的人士交朋友。

如果教授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将非常欢迎。”

陈教授满口应允,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住所,作为中共接触各方面人士的一个联络点。

此后,中共代表团联络组的人员,便经常利用陈教授的住所开展活动。

不久,叶剑英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借陈教授住所举行了一次宴会,宴请在北平的其他民主人士和著名专家、知识分子,其中有张东荪、李锡九等人,气氛相当热烈。1946年12月,陈瑾昆教授抛弃住房和家产,到了延安,成了解放区的一位法学专家,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中共代表团住在北平,就像这黑暗古都中闪闪发光的一座灯塔。广大人民群众,各界进步人士时时都在仰望着这座灯塔,不断有人主动找上门来,靠近共产党。许多人指名要见叶剑英委员。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常常想让别的干部代替叶剑英出面接待,叶剑英知道后,批评说:“人家来找我,并不是找我个人,而是找共产党。如果我不出面接待,岂不使人家感到失望吗?安全工作是要注意,但更要注意共产党的形象,共产党的影响。”

一天,翠明庄中共代表团接待室走进来一男一女。男的自称是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下的一名少将,女的是他的妻子。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打内战,特来向叶剑英委员报告重要情况。

接待人员马上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想了想,说:“立即通过地下党的线索,查明此人的真实身份。”

第二天,地下党组织报告,来人确实是孙连仲部下的一位少将。于是,叶剑英要求尽快安排会见。然而,如何会面,却成了一个难题。中共代表团住地周围布满了国民党的特务,自然不便,只好在外边另找地方。而代表团的人员、车辆,只要一出大门,立即就有特务跟踪。叶剑英委员出门,目标更大,跟踪的特务更多。怎么办呢?叶剑英同统战组的艾大炎、警卫人员李树槐等一起商议。大家提了几种办法,都觉得不理想。最后,还是叶剑英想了一个“甩掉尾巴”的计策,大家听了齐声说“好”!

这天上午,叶剑英同艾大炎一起,带了两名警卫人员,乘车离开了翠明庄。驻地附近的特务一看,叶剑英的座车出门了,立即跳上早已伪装好的小车,远远跟在后面。叶的座车左转右转,兜了好几个圈子。特务们紧紧跟随,咬住不放。过了一会儿,叶剑英座车开到东安市场大门口,突然停祝一行人下车后,装作买东西,走进了市常特务们也赶紧停车,留下二人盯住叶剑英的座车,其余二人一阵小跑,紧跟上来。只见市场里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特务们四处搜寻,却不见叶剑英一行的踪影,只好垂头丧气地转回来,同留下的特务一起看住座车。他们心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的车在这里,看你能飞到哪里去!

他们哪里晓得,叶剑英一行进了东安市场以后,立刻迈开大步,分开众人,很快从另一个门走出去,乘上早已由地下党安排好的另一辆车子,飞快驶去。

在东城青年会旁边一间不起眼的屋子里,叶剑英同那位国民党少将夫妇见了面。少将向叶剑英报告了孙连仲部准备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叶剑英对他们表示感谢,热情地鼓励他们夫妇追求光明,站到人民方面来。时剑英还给他们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如果蒋介石继续进攻解放区,坚持打内战,最后必将走向灭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赢得全国的胜利。少将完全同意叶剑英的看法,并表示以后要跟着共产党走,决不再为蒋介石政府卖命。

叶剑英请他暂时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利用合法身份,帮助共产党工作,并让他以后直接同艾大炎联系。后来,这位少将又几次向中共方面提供了有关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在解放战争后期,他毅然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加入了革命队伍的行列。①叶剑英还经常向军调部翻译人员王光美询问了解大学校园里的情况,了解北平学生和教授们关心的问题,以及社会动向等,并经过王光美等多方联系,接见了许多教授,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后来,王光美去延安前向他辞行,叶剑英亲切地嘱咐说:“青年人要有理想,要把学习的知识用来为人民服务。到解放区去,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知识青年要正确看待工农出身的同志。”

①访问艾大炎谈话记录,1986年3月。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一手策划的全面内战爆发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军调部的工作变得日益困难起来。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十分险恶的条件下,继续领导代表团坚持斗争。但叶剑英对斗争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迎接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的斗争和伟大的胜利。

这从他写给在莫斯科学习的大女儿叶楚梅的一首长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心境: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觉骄傲。

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

这不是日暮途远呀!红日恰在东升。

阳光照着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得万万千千。

急进吧!遣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

急进吧!再追上一程。

那里有广漠无边的地盘,等待着你们去开垦。

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去拿回来散播,赶上春耕。

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

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地起来作绝望的抗衡。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

急进吧!再追上一程。

我们不是速胜论者。

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

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

你们是铁中铮铮。

爸爸1946年12月6日北平①

由于斗争形势急转直下,从1946年9月开始,叶剑英组织中共方面人员开始分批撤往解放区,留下少数人坚持工作。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本人早日撤离军调部,但他向中央说明情况,坚持同少数干部一起冒着危险战斗到最后。1947年2月21日,也就是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打了7个多月之后,叶剑英才带领最后一批中共代表团人员,乘军调部提供的三架飞机离开北平,回到延安。离开北平前夕,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同各界友好人士话别。他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离开北平只是暂时的。我相信,过不了几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叶剑英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率领中共代表团战斗了约400天,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了艰巨复杂的谈判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从全局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①叶剑英:《给叶楚梅的信》,载《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73页。

 

军调部在山东的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3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进行和谈。经过40多天的会谈,于1945年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于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共同颁发了1946年1月13日午夜实施全面停战的命令。为保证停战命令的有效执行,成立了由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及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方代表罗伯逊参加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具体负责监督停战事宜。为了监督调处全国各地停战协定的执行,军调部在全国派出了31个军调执行小组。其中,山东地区设济南、青岛、聊城、高密、德州(德州小组后移驻青岛,改为青岛小组)、泰安、枣庄、泊镇等7个小组。这7个小组之中,济南为中心组,负责与其他几个小组的联系。济南执行小组国民党首席代表为涂叙五,中共首席代表为陈叔亮,美方首席代表为雷克(中共代表先后换为邝任农、黄远、房众夫、于一星等),青岛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姚仲明,聊城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宋仁穷,高密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武可久,德州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宋绍德,泰安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韦国清,枣庄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甘重斗,泊镇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付继泽。

自停战命令颁布后,山东解放区军民严格履行停战协定,主动派遣山东军区参谋长陈士榘到北平、派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到济南、派新四军第四师长师长韦国清到徐州洽谈有关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同时还派出许多参谋人员和技术人员到济南、青岛等7个执行小组协助工作,并恢复了陇海路东段和胶济路中段的部分铁路交通。山东地区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也做了许多努力。但是,国民党方面毫无和平诚意,多次挑起冲突。自1946年2月开始,国民党军先后向驻贾汪杜安桥、兖州、淄博一带的山东野战军和中共鲁中军区部队发起攻击。2月28日,国民党第八军和青岛保安总队出动2000余人,向崂山一带解放区发起进攻,打死打伤解放区军民近300人。

面对国民党军的无理挑衅,山东解放区军民从维护和平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在反复劝说、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进行了必要的自卫反击。同时,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多次照会济南、徐州、泰安等地执行小组,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销徐州、济南绥靖公署,疏散陇海、津浦铁路沿线军队,解除伪军武装,惩罚肇事的国民党军队。并强调指出,山东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伪军、粮食、交通三大问题,核心是伪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主张:第一,立即解除伪军的武装;第二,开放城市,实行城乡贸易自由;第三,铁路及交通的恢复,有待于伪军是否缴械投降而决定。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意见,避而不谈,只强调交通恢复和粮食供应,因此,军事冲突不止,且屡屡发生。

为调处军事冲突,济南执行小组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一)中共代表坚持解散伪军,收缴其武器;国民党一方则将伪军改编为国民党军队,禁止中共解散被其包围的伪军。(二)国民党一方要求迅速修复铁路,其目的是用以运送军队武器,为全面内战做准备;中共方则坚持不解散伪军就不能修复铁路。(三)中共方提出开放城市,实行城乡自由贸易;而国民党一方则害怕开放城市。在争论中,美方貌似中立、公允,实则为国民党辩护。当争执不下时,就宣布休会。经过激烈斗争,成立了由国共双方派人组成的物资委员会。

2月2日,济南执行小组三方代表飞抵临沂山东野战军总部,会晤了陈毅军长和山东省民主政府主席黎玉。当天下午,陈毅和济南执行小组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陈毅向执行小组提出了6点意见,大意是:(1)新四军、山东军区希望能在济南、徐州成立办事机关;(2)希望国民党政府撤销徐州、济南绥靖公署,国民党在陇海铁路沿线的军队要疏散;(3)鲁省的日军要由解放区军队负责解除其武装;(4)被解放区军队包围的伪军(如德州、枣庄、潍县、即墨等地)应由解放区军队缴械;(5)迅速恢复交通,解放区管辖的铁路需取得管理权和警卫权;(6)承认矿山为私人资本。

陈毅军长的6点意见,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符合停战协定精神的。因为,根据波茨坦协定规定的受降办法,凡是被解放区包围的日伪军,均应由解放区受降,伪军应由解放区解散。但对这一办法,国民党只是口头上承认,实际不予执行。

会谈结束后,在总部驻地举行了欢迎晚会。会上气氛热烈,中共代表黎玉、马保三,美方雷克上校,国民党方涂叙五上校分别讲了话。马保三在讲话中说:“和平,先要‘平’方能‘和’,反之,不平则‘鸣’,‘和’也无法保障。”马保三接着说,“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到大后方,而敌人投降后,又回来组建政府,就连过去的汉奸也都封了大官,这不是还政于民,而是夺政于民。”马保三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却陷国民党代表于难堪。

与此同时,德州、聊城、枣庄、泊镇等地的执行小组,也分别进行了三方代表谈判,济南小组到泰安视察,也举行了谈判。谈判的内容,大体都是解散伪军、铁路交通和粮食问题。由于国民党一方毫无谈判诚意,坚持准备打内战,因此,各地的谈判都未取得实际效果。

为调解山东地区的军事冲突,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于3月2日到山东实地考察。三人小组到达济南后,首先听取了山东国共双方领导人关于停战协定执行情况的汇报。针对山东地区军事冲突的原因,中共代表周恩来指出:粮食、交通固然重要,但山东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来自伪军。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交通被分割成几段的问题,非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最好是实地调查,就地解决。城市的粮食困难,是由于过去在抗战中城乡处于对立状态,这种状态不易改变,但是一定要改变。但是,要首先解决伪军问题。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根据波茨坦协定规定的受降办法,我军有权接受被我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这是一切战争的国际通例。在抗战胜利后,人民对汉奸、伪军皆曰:得诛之。但蒋介石不但不让日、伪军向我军缴械投降,反而把大部伪军加委变成国军,并让他们向解放区进攻,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强烈反对。周恩来的讲话,击中了要害,使国民党代表哑口无言。

会谈刚刚结束,会谈大院门口挤满了群众,国民党特务趁机煽动,高呼反对共产党的口号,但响应者了了。有个国民党特务到学生中间煽动,要求周恩来出来讲话。学生不听他的,他就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到东楼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说:“三人小组的马、张两将军若讲话,我一定讲。”那个特务碰了钉子,并不甘心,出来煽动说:“周恩来不愿讲话,叫我们回去,你们同意不同意?”跟随周恩来一起到济南的黄华见状,立即出来,当众说明真相,戳穿了骗局。当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出来当众讲话时,周恩来身着镶红边的黄色将军呢大衣,站在院前的花坛上。他首先向群众点头致意,然后以高亢有力的声音说:“我和马、张两将军到此,受到各位热烈欢迎,甚为感谢。诸位的希望很清楚,就是和平。抗战胜利后,我和马、张两将军不断努力,就是要全国实现和平。山东在八年抗战中,在敌人的残酷统治下,受尽了痛苦,我现在慰问诸位。现在的城市和乡村不应该再隔绝了,应该交流畅通了,城市父老需要粮食,乡村父老需要商品,我看应该保证实现这个要求。刚才我看到王耀武将军和陈毅将军握手言欢,我很高兴。这可以保证山东的和平实现。这次我们三人来济,诸位最希望的和平、民主、统一,一定要实现的。”周恩来的讲话,不时为群众的掌声打断。原来国民党特务部署的那一套阴谋彻底失败了,群众怀着满意的心情自动撤散了。

停战协定生效时,枣庄地区原伪军王继美部尚有一二千人依托矿区中兴公司的城围子负隅顽抗。枣庄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甘重斗,国民党代表段之经,美方代表梅西亚中校,为调处争端,斗争激烈。3月3日,叶剑英在徐州会见马歇尔,就鲁南地区军事冲突交换意见。经多次磋商,国共双方达成国民党军王继美部(此时王继美部已被国民党军收编)从枣庄撤军的协议,4月5日(王部撤军最后期限)以后,枣庄为非军事区。但国民党当局不执行协议,而且进一步挑起事端,军事冲突继续不止。

军调部山东地区各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在赴各地调处军事冲突的过程中,向人民群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方针,把一心要打内战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真实面目暴露在广大人民面前。因此,国民党当局把各地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3月下旬,国民党第八军3000余人,向胶东军区潍北独立营突然发起攻击,制造了270余人伤亡的严重事件。山东国民党不断利用特务,煽动所谓群众围攻、漫骂各地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干扰和破坏军事调处工作,并先后制造了殴打军调部枣庄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甘重斗、杀害高密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辛冠吾、抢走济南执行小组电台等恶性事件。国民党当局这一系列所作所为,引起了山东解放区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全国各界人士及31个军调部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纷纷发表声明,痛斥国民党山东当局的罪恶行径。

5月17日,济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鉴于山东的情况,由邝任农回临沂向陈毅汇报,并派房众夫乘飞机去北平向军调部汇报。18日一早,北平国民党各大报纸刊登头条新闻,称山东谈判破裂,中共代表邝任农一行返回临沂,济南近郊已发生激战。叶剑英闻讯,立即让罗瑞卿找到房众夫,问明真相,罗瑞卿非常气愤,命房众夫马上乘机返回济南,召开记者会,当众戳穿国民党当局的谣言,追查谣言制造者。房众夫回济后,当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紧接着召开了记者会,戳穿了谣言。事后,美联社发表消息称,“中央社造谣又破产”。

国民党当局,一方面玩弄假和谈阴谋,一方面造谣生事,攻击共产党,另一方面却利用美国人提供的飞机、轮船不断从大西南向山东地区运送兵力和作战物资,同时,暗中指示日、伪军拒绝投降,并向解放区发起攻击。

5月3日,国民党当局利用救济总署的名义,开着十几辆汽车向聊城地区运送大宗物资。途经解放区时受到解放区军民检查,发现在这批物资中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给聊城伪军的文件22件,接济伪军的法币2000万元。信中称:山东军事已布置就绪,由高唐进攻临清、聊城,并鼓励城中伪军坚持,国方速以飞机运去子弹等情。

为了反击国民党无理制造事端的恶劣行径和武装挑衅,陈毅向中共中央建议,抓住国民党军向淮南津浦路西进犯的时机,以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为作战目标,在山东发起讨逆作战。5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陈毅的建议,要求山东军区抓住时机,消灭泰安、大汶口、兖州、张店、周村、德州等地不断向解放区挑衅的伪军。遵照命令,山东军区立即下达讨逆作战命令。6月7日,作战开始。10日,战役基本结束。此役,共歼伪军3万余人,解放了枣庄、德州、泰安、胶县、高密、即墨、张店、周村8个市县,以及南定、南泉、蓝村等伪军把守的据点30余处,控制了胶济铁路约200公里,津浦铁路350公里,使山东解放区除济南、青岛、兖州、潍县等少数大中城市外,基本连成一片。这次讨逆作战,由于打击目标是伪军,师出有名,同时,获胜后立即收兵,既教训了国民党军,又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

军事调处到了6月份,蒋介石自认为他在军事上的准备已完毕,便公然撕去了和谈的伪装,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军调部和各地执行小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便自行取消。

 

东北调停中的中共首席代表

李立三辗转回到国内后,暂时就留在东北工作。

此时的东北,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也是各种利益矛盾激烈冲突碰撞之地。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14日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成立了东北局,彭真为书记。9月19日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紧接着,派出了10万大军和两万干部陆续进入了东北,与国民党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林彪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

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则于1946年1月在重庆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

1月1日马歇尔在与周恩来举行会谈时,提出建议: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称三人会议或军事三人小组),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受降事宜,取得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通过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能生效。三人委员会可以在离冲突地区较近的地方设立一个机构处理有关的一切具体问题。

1月3日又提出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停战协议的政策,监督停战,公正地作调查。军调部下设四个中心、八个小组。

1月10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担任。1月13日,军调处三方代表: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特,飞赴北平执行任务。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停战积极准备内战,蒋介石悍然宣布《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几省。他利用美国的军舰飞机不断向华北、东北运兵,企图独吞东北人民和我军长期苦战获得的成果。

经过我党的坚决斗争,特别是经过我东北军对蒋军的奋勇抗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27日在重庆桂园张治中公馆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决定于29日派四个小组去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工作。因此,饶漱石乘美国飞机由北平抵达东北局所在地梅河口附近的东丰机场。东北局的彭真、林枫、李立三、伍修权等到机场迎接。饶漱石向东北局传达了叶剑英和北平军调部的意见:除了在沈阳成立第27执行小组(即东北执行小组)外,还要在抚顺、本溪、四平和辽西等地设立四个小组,东北小组的我方代表由东北局派负责干部担任。彭真等研究后,决定由李立三用李敏然的名字与伍修权参加在沈阳的第27执行小组。其他各分组的我方代表:抚顺小组是莫文骅,本溪小组是萧华,四平小组是耿飙,辽西小组是王首道。4月4日,李立三、伍修权等就从梅河口到东丰机场和饶漱石、美方代表贝鲁特少将一起乘飞机去沈阳赴任。饶漱石担任我方的小组长、李立三担任政治顾问、伍修权任参谋长,住在沈阳中苏联谊社的七层楼上。国民党在第27小组的驻地周围布满了监视中共代表活动的军警特宪。

最初,代表国民党的小组长叫赵毅、中将军衔,原来是东北军的师长,抗日战争中与我军有联系,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因此,他的上级认为他反共不够坚决,甚至同我们有点什么关系,很快就把他撤换了,来接替赵毅的叫蔡中濂,也是一个中将,东北人。美国代表开始是戴梯乐上校,后来换为泰勒上校,他们为着自己及国民党的利益,变着法子同我们斗。

5月中旬,李立三乘军调部的美国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李立三写了给党中央的长篇报告《东北情况》,交给了党中央。这个报告是他回国5个月对东北地区的调查和研究的总结,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报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接见李立三,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李立三见毛泽东时,汇报了他在莫斯科15年的学习和改造以及回国后在东北的工作情况和自己的感受,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又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衷心感激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将功补过,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的力量。毛泽东勉励他努力工作,全党团结一致争取革命胜利。会见后,毛泽东指示中央机关负责同志给李立三发一套干部服装,把他身上穿的外国衣服换下来。刘少奇同李立三几次谈话,并让李立三去南京见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分派他的工作。

在李立三的主动要求下,李立三在延安向延安干部和党校学员作了一次长篇讲话。他一开始就说:“我就是那个搞‘立三路线’的李立三。”然后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回国以来的感受,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接着,他又从延安乘飞机到南京,同周恩来见面,向周恩来汇报了东北战场的情况和回国后的工作,还谈到了对过去犯错误的认识,周恩来向他讲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情况和我党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方针。周恩来决定李立三仍然回东北解放区。

因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中央把饶漱石调回北平。李立三便接替了东北调停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伍修权为副手。小组由沈阳迁往长春,住长春东北旅馆。国民党代表住在中国旅馆,美国人住在大和旅馆。

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六兵团。

李立三担任东北三人小组我方负责人,惊动了美蒋情报部门。他们很快搞清并公布消息说李敏然就是**重要领导人李立三,并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李立三历史的文章,和他在1927年武汉群众大会上演讲的照片。因此,李立三一到沈阳,立即成为中外记者所注目的重要新闻人物,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派特务在李立三的住处长春市东北旅馆安上窃听装置,严密监视李立三的行踪和出入人员,给李立三的工作开展增加了困难。

李立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就拉法、柳河、平泉等地发生冲突的责任问题和交换俘虏问题,进行了拉锯式的谈判,最终达成了用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换回了被国民党逮捕的**员金人。李立三还同廖耀湘、杜聿明直接谈判,迫使国民党从松花江北和江桥以北的据点撤到江南去,并停止修复松花江大桥,以保证江北解放区的安全。这些谈判活动,为我军在东北地区争取一段必要的休整时间作出了贡献。

伍修权在回忆中写道:

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时,李立三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立场坚定,正气凛然的。比如有一次他与我一起会见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时,会谈中双方发生了争执,李立三寸步不让,严正指责对方的无理言行,捍卫了我党的立场和人民的利益。还有一次在拜访国民党军队将领廖耀湘时,虽然李立三与廖耀湘有同乡之谊,但在廖耀湘自吹国民党也是为国为民时,李立三很不客气地马上加以反驳,并说只有中国**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求民族解放的,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我劝说后,这对同学才停止了争论。充分反映了李立三的某些性格特征,也显示出他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片赤子之心。

6月底,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和平调处工作已经没有希望了。随即,李立三被调回东北局(在哈尔滨),他把第27小组的工作交给了伍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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