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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宏的博客

退休后要制定怎样花掉养老金的长期计划,更要考虑怎样花掉更多的养老金,老年戒得。

 
 
 

日志

 
 
关于我

当过兵,搞过“三支两军”,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学建筑、制冷、设计、预算。忧国忧民,人生无所求,毛泽东时代忧毛泽东思想难实现,改革开放忧邓小平理论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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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记忆(一)  

2017-03-25 14:52:18|  分类: 退休生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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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51年辛卯年 【兔年】九月,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高唐县,属于黄河冲积平原,一马平川,是鲁西北的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故地。抗日战争时期,属于晋察冀边区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属于国共拉锯的地区。

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曾介绍高唐:因高唐州知府高廉的妻弟殷天锡仗势要夺柴进的叔父柴皇城的住宅,柴皇城以有朝廷发的“丹书铁券”保护,与其论理,竟被他殴打。柴皇城召其侄柴进回来,继续与之论理时,殷天锡又欲殴打柴进,李逵在旁愤极,将其打死。高廉便将柴进拘捕入狱,将其打入死牢。梁山好汉为救柴进,起兵攻打高唐州,由李逵从高唐州大牢后的枯井中将其救出。

这段历史故事还真有其事。高唐柴府花园 市级重点保护名胜  柴府花园位于高唐县鱼丘湖东岸。据《高唐县志》记载,柴府始建于宋神宗元丰年间,为后周世宗柴荣之5世孙柴荣皇城私宅,后毁于兵燹匪患。明弘治十四年(1501),驿丞张廷威重建,为高唐的驿馆,称“鱼邱驿馆”。时有正厅和后厅各5间,东厢房7间,东西马房各10间,仪厅3间,鼓楼1座,东有马神庙3间。驿馆有递马60匹,马夫30名,抄牌2名,可见当时驿馆之规模。后嘉庆五年(1800)、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清代康熙、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驻跸于此。今之柴府是1999年在原址重建的,四面湖水环抱,花园式建筑,前门、中厅、后寝、回廊均为宋代建筑风格。整个建筑面积为938.48平方米,分为东西两院,西辟花园,东为柴府。柴府为二进院,步入津池即为主厅,主厅面阔5间,歇山式,灰瓦顶,吻兽相配,宋式彩绘相宜,飞檐排角,古色古香。院东西建有回廊、亭、轩、水池。后院为后寝殿,面阔5间,歇山式,东西厢房各3间。西为单体院落,有角门与东院相通。步入朱红大门,迎面为仿古戏楼,面阔3间,宋代歇山式建筑,两侧耳室各1间。此院是戏剧爱好者活动的场所。

  相传赵匡胤为报柴氏让权之恩,敕赐柴氏誓书铁券,使柴氏家族居有特殊地位,享有特别权利,受到特有保护。柴氏家族原籍本不在高唐,而在沧州横海郡。据传,当年柴皇城随帝狩猎,来到高唐,见良田沃野一望无垠,黎民百姓忠厚勤劳,无匪无盗环境安宁,意欲留居,便奏明圣上,获封后柴皇城便留居高唐。在东城墙根探入城圈内的这处高地上开始营造柴府。经细致规划,精心施工,一处华丽的古典宅院便建成了。只见院落主次分布合理,房舍亭台设计有序,式样色调古朴典雅。斗拱重檐,龙头兽仗。朱甍碧瓦,掩映九级高堂;画栋雕粱,分界百间华阁。树木花卉错落有致,小桥流水曲径绕幽、四季常青、三季有花,真乃前代帝王家,当朝勋戚第,俨然是一处标准的宋朝时期的皇式花园官邸。

  随着柴氏家族的没落,其府第也圮坏渐重。天常日久,风蚀雨剥,九百余年后,后周皇帝的血脉嫡传子孙们已混同在县城内东街平房茅舍里的百姓中。威严的柴府成了断垣残壁,瓦砺一堆。其宅基逐渐被附近居民侵占,建为宅舍。容有住户三十余家,曾属原人民公社东街大队第六生产小队,后改称东街村第六生产小组。1958年引黄河水入城圈,此处高地成了半岛。1988年,为复建柴府花园此处居民全部搬迁。挖湖开河,将这一半岛从湖东岸割下,形成四面环水东大西小的椭圆形小岛子,面积为11.8亩,于岛上重建了这柴氏宅第。

我住的村子在城北官道以西约1km,村里韩、白两大姓。村志记载,这两大姓都是明末迁来——或是战争或是瘟疫,人都死绝了。国家采取移民政策,在明朝末年新建的村落。 

有文献记载:明世宗嘉靖末年(1566年)美洲高产作物传入后开始在明代人口最为稠密的江浙和岭南地区普及和推广,尤其是经过万历中兴(1580年前后)过后以较快速度稳定成长,到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根据当代学者研究估计达到175,000,000人。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到清世祖顺治七年(1650年),在这个期间爆发一种迄今为止未明的瘟疫,造成京杭大运河沿线和南直隶(江、徽)这一全国人口最稠密和重心地区的很多地方人口的50%消失,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

村子沿一条东西向乡村大路北侧展开,村里每家一个院,我家的院子紧邻临大路,路南是一个大水湾,夏天大人们在湾里洗澡、游泳,大水湾的南部是一片芦苇。从我家向东约50m路南有一口水井。有时候我在井旁边玩,大概是母亲在井边洗衣服。1954年我三岁时父亲到聊城工作,离家150里路,不能回家来住,挑水都是母亲的事,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抬一桶水,我在前,母亲在后——也可能是幻觉,反正母亲拉扯我们兄妹5人——那时还没有小弟弟——不容易。

关于韩寨的百度介绍,最早是据韩氏族谱,明朝末年由洪洞县大槐树迁来,不知为什么现在改为明朝万历年间,向前提了50年,难道与白氏争先后?

其实,高唐白氏始祖明末迁高唐,最初是在城南张家井置地建房,后又在高唐西关建宅,城后田家寨有祖茔,最后——至少50年,已是清初了——在城北韩寨分居繁衍。现在高唐白氏在张家井、韩寨有两大分支。大约在清中期——家谱续载清初有误——由韩寨分出一部分在韩寨东北方约半里许居住,名白庄。

我家的大门朝西,有门屋,两扇大门有用铆钉包的铁皮,门外是一条两米宽的南北向胡同,院子里只栽了一些枣树,我多次和家人议论有多少枣树,一致认为有十三棵枣树,大的有碗口粗,这些枣树大小不一,好像只有一棵长的粗壮,其他枣树有的矮,有的歪脖子。这处宅子是我出生时刚建成的,到我记事时,建了只有4、5年,这些枣树应该在建屋前就有一些。隔胡同我大爷家里有一颗石榴树,树上结着很多石榴,我羡慕极了,我问奶奶石榴树怎么种,奶奶说,把石榴树枝埋进土里,叫压枝,等生出根就能移栽。我迫不及待,到我大爷家折了一根石榴树枝,在院子东墙跟挖了一个坑,这个坑也就拳头大,把树枝栽进去,那时奶奶已经80多岁了,已经不能走动,起卧在我家的炕头上,她透过窗户看到我在挖坑,就把我叫到屋里,问我在干什么,我说,种了一棵石榴树,接着我还给石榴树浇水,大概是奶奶逗我玩——这石榴树枝不几天就干枯了。

我家进门有迎门墙,北边是四间正屋和一间东耳房,正屋进门是一根大梁分成的两间,迎门是八仙桌,东头是一面通炕,奶奶占炕头。炕和八仙桌子之间,除了一把椅子,还有一张棕床;炕头前面是锅灶,墙上还有灶王爷的神龛。西边是两间里屋,头一间南面是炕,北面是箱子,母亲坐月子时就住在这个屋里。我是家里的大男孩,母亲对我很疼爱,坐月子时吃江米饭,剩下的让人端给我吃,现在想起来,两个姐姐一定也宠着我。再往里是一间储藏室,放粮食和农具、家具。东耳房作为夏天的灶房和冬季的储藏室,南边靠西有三间南屋,三间南屋在临街一侧出厦,准备开杂货铺用。我父亲启蒙较晚,到1929年,国民政府在农村兴办小学,韩寨村也开办了小学,学费适中,勉强可以入学,这时我父亲已经9岁。就这样,到我父亲15岁时,在6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的读了4年书,出于对家庭经济状况和我父亲未来的考虑,奶奶让父亲辍学。家里开了杂货铺,父亲和大爷一块经营,父亲兼记账。几年后,地下共产党建在小学的党组织介绍父亲加入党组织,并以给学生提供学习用品的小卖部作掩护,建房考虑开杂货铺也是一种职业经历的延续。东南角是一个茅房——厕所,土坯围墙连成一个院。

由我家大门向北大约10米,胡同西侧是我大爷家的大门,也有门屋和迎门墙。这处宅子过去是我爷爷的院子,有三间正房和左右两间耳房,两间东房,三间西房,占了前院我二爷爷家的房西边的一块地,建了一处茅房。我爷爷去世的早,那年我父亲7岁,我大爷15岁。我大爷结婚刚好100天我爷爷去世的。

我奶奶身高很小,从那时的全家福来看,80岁时也就一米四多一些,可是我姑身高至少在一米六五,我大爷的身高在一米八以上,可以想象我爷爷的身高。

我父亲出生时,奶奶已经47岁了,家庭生活也算小康。不幸的是,父亲不满周岁时,奶奶遭到本族逆子的绑票,索要400大洋用于归还吸食大烟的债务,结果是我爷爷卖了土地凑赎金。为了生活,爷爷的负担更重了。后来,族里有一个叫白悦臣(我查了家谱,他是绝户)的,在城东尹集给一户地主当管家,在本村还有七、八亩地,托他的两个侄子,白友木、白友训找我爷爷种这个地,收成四、六开,即我爷爷可以得四成。当然,我爷爷是欣然接受的。

我父亲7岁那年的冬初,爷爷套上车到尹集给白悦臣送棉花。走时刮起了东北风,还飘着雪花,从城北8km的韩寨到城东11km的尹集,直线距离12km,绕行还要远一些。那时的大车都是牛拉的木轮铁箍大车,农村的土路不平整,车辙交错,加上下雪路滑,路上不幸翻车。等再装上车,送到尹集,卸了车,已经精疲力尽,一路浑身发烧,冷得受不了,回来躺在炕上就不行了。叫村里的大夫韩明吾开了几副药,吃了也不见好,不久就去世了。我爷爷享年56岁——这一年是1927年。

我的二姑父是一个木匠领班,在临清运河码头造船已经很多年,后来运河出现日本造的小火轮,很有竞争力,他们打听到小火轮的机器在天津可以买到,于是就琢磨着造小火轮。1941年开始建造小火轮的木船壳,木船建成后,筹钱买机器,结果在天津买的小火轮的机器不能用。这时由于造木船、买机器已经出现借贷,为了能造好火轮,二姑父不信自己没有能力搞成功,于是孤独一掷,决定拼死争取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时我爷爷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二姑父找到我奶奶,诉说自己的困难,帮他度过难关。我奶奶疼闺女,怕他因此破产。奶奶家里也没有富裕,只能以土地担保,在村里为二姑父借贷买小火轮的机器,结果,小火轮又没有成功。

奶奶的担保结果是,卖掉了家里一半的土地,用于还债。

我的父亲是1938年10月份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时,参加革命是有生命危险的。

这个时候,虽然国共合作抗日,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华北地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南侵。10月1日,东光、连镇的日军攻占桑园。3日,日军经短暂休整后向德县城发起猛烈进攻。10月4日夜间,驻守在黄河涯一带的国民党74师(李汉章)部分爱国官兵袭击德县城南许庄、纪庄的日军,双方进行了激烈地战斗。5日拂晓前,国民党士兵撤退。10月5日晚奉命炸毁辎重,从南门撤出,涉水向陵县转移。德县县城沦陷。6日(农历九月初三)日军从小西门进城, 12日,日军侵入平原县境,韩复榘命第20师(孙桐萱兼)一个团固守平原县城。13日,沿津浦路南进的日军第10师团步、骑、炮联合部队1,000余人分东、西、北三路进攻平原。激战后,平原县城沦陷。14日上午,日军3架飞机在恩县县城西门里连投10余枚炸弹,炸毁民房40余间,群众死伤50余人。同日,日军第109师团118旅团(木川省三)在协助第10师团占领德县县城、平原县城之后,转至津浦路东,占领陵县县城、凤凰店和平原马腰务、鸣鸡店等地。15日,恩县县城沦陷。同日,占据恩县日军一部沿高恩公路南侵,抢渡马颊河企图袭击高唐县城,大队长金谷兰、副大队长张同海率鲁西北抗日第7大队、协同地方民团在高唐、夏津边界马桥、崔庄一带顽强抵抗。16日,日军在10余辆坦克掩护下,继续向高唐县城进犯。经激战,因寡不敌众,第7大队被冲散。高唐县城失陷。

 

我二姑家在我们村西南方约7、8里路的谷官屯,村里有一位革命先驱金谷兰。

金谷兰(1904~1938)是高唐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武装的创建者、革命烈士。字贮溪。高唐人。1925年,毕业于聊城省立第三师范。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奉中共党的指示,加入以除暴安良为宗旨的农民组织“红门”,拜师学艺,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员30多人,创建了高唐县第一个党支部,并将“红门”改为“红团”,使其成为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而后在高唐、恩县、夏津、武城一带,创建党的基层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斗争。1938年2月5日下午,他代表范筑先将军去金郝庄收编当地武装盛绪亭部时,被匪徒詹化堂等枪杀,年仅34岁。

由我村向北偏西7、8里路有一个村子,是韩宁夫的故乡。

韩宁夫,1915年9月8日生,山东高唐县梁村镇韩庄人。山东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专业毕业。1936年冬参加革命,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山东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专业毕业。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在国民革命军军51军114师679团3营8连当兵,做兵运工作,任连党支部书记和营党总支书记;参加了与日军的徐州会战,1938年5月19日徐州陷落,突围后于1938年6月,奉命返回高唐家乡,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抗日。8月,成立中共高唐县工委,任工委书记。11月,任中共鲁西北特委宣传部部长,1945年任中共鲁西北地委宣传部部长、书记、冀南1地委书记、冀南区委秘书长。建国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1952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副主任。1953年任武汉钢铁公司副总经理、经理、党委书记,武汉钢铁学院院长。1964年9月任湖北省副省长。1969年任中共湖北省武汉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3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73年6月兼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月兼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2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4届政协主席。1980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长。1981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1982年7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2书记、省长。1983年4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6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第4-6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11大代表,12、13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4大代表。1995年1月13日在武汉逝世。

文革时期,为取得父亲的入党时间的证明,党组织曾找到庞钧写证明材料。

庞 钧(1914年—1985年3月) 原名庞正俊,别名赵鸿飞,禹城县(今属禹城市)安仁镇东庞桥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聪敏正直。1930年在安仁第四高小上学时,受到共产党员孟一同老师的良好教育,经常阅读进步书籍,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驱逐了学校反动校长。

1937年8月,国难当头之机,愤然从沾化县弃教回乡,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在禹城一带传播革命火种。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禹城县委政治交通员、禹城六区区委书记、八路军东进纵队先遣支队政治部民运干事、鲁西北特委交通科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武装工作团副团长等职,在禹城、高唐、临清、馆陶、邱县一带开展地下党的工作,进行游击抗日,威震鲁西北。1939年2月,任中共鲁北特委三地委组织干事,机智灵活地在高唐一带,装扮成卖文具的小商人,秘密开展建党工作。1940年5月,任地委委员,与高唐县工委负责人韩宁夫一起,组建了中共高唐县第一届委员会,兼任县委书记。半年后,成立了全县8个区委及多处农村党支部,组建了高唐县六、七区两支游击支队,开辟了高唐、恩城、平原、夏津四县边区抗日根据地。鲁西三地委统战方面出现失误后,地委建立了敌工部,任部长。他认真贯彻冀南区党委指示,在高唐、夏津、禹城等县秘密选派优秀共产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伪政府和日军城防司令部,获取情报,掩护革命活动,建立党的地下交通线,并与渤海、运河西、鲁西等根据地的交通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为重新开辟鲁西北、运东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42年6月,调任禹城铁路工委书记。同年10月,去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1943年10月,任运东地委代理书记兼运河大队政委和中共高(唐)平(原)县委书记、恩县县委书记。1946年5月,调任冀南二地委社会部长,兼专署公安处长和军分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河北省衡水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1952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邯郸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69年10月,调石家庄市工作,历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顾问、中共河北省委委员、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始终如一地忘我工作,直到心肌梗塞发作,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被中共河北省委命名为“革命的老黄牛”。

1982年,因病离休。仍以顽强的毅力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同疾病作斗争,带病撰写了4万多字的地方党史和革命回忆录。1985年3月,病逝于石家庄,享年71岁。 

村里的党组织建在村西的小学里。第一个党员是小学校长韩金臻,第二个是小学教员韩新甫,第三个就是我父亲。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村东1km许是通往县城及德州的官道,与好几个村子相连,逢五排十乡村大集,后来又成了四合村中心,村东成了公社驻地。

学校老师都是文化人,是发展党组织的思想基础。我父亲只有4年的小学文化和开杂货铺的经历,是作为文具采购兼杂工的名义进入学校的工友,这个身份便于开展地下交通活动。

父亲参加共产党不久结婚,为了发生意外不给家庭带来牵连,结婚后就分家了。

建房是父亲结婚后的一个愿望,但是由于战乱和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一直借房居住。

农村建房是一个大工程。这处宅子是1951年建的,父亲当时任县粮食局局长。这年的9月份,父亲到县政府任人事科副科长,主持人事科的工作。这年的年底我们国家有一场运动,叫“三反运动”,我家的建房问题就是运动中需要交代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父亲临终前曾提起家里建房的经过:

在父亲看来,奶奶很勤劳,刚记事的父亲,对已经去世的爷爷的印象是模糊的。那时农村干活的牲畜收工后,路上会留下一些粪便,每天天刚亮奶奶就起床背上粪筐到路上拾粪,捡回一粪筐粪再准备做饭;每天傍晚也要捡回一粪筐粪。一个5、60岁的老太太去路上拾粪,在农村也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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